緣何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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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六十年前，構建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并經過十多年的豐富發展，初步形成體系。根據這個理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經過一段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為社會主義打下堅實的基礎，等到條件成熟時，再一舉進入社會主義。可是，新中國成立才三年多，便開始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也就是說，新民主主義社會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形態尚未充分展開就倉促收場，是什么原因促使等中共領導人改變了十多年的設想，決定放棄新民主主義建設實踐？目前，學術界各抒己見，見仁見智。筆者認為，作如此巨大的社會變動，一定有深刻的內因外因。不過，無論什么原因，它一定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本身有密切的聯系。

（一）根本原因：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本身的缺陷，尤其是在幾個重大理論問題上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

主要由提煉、歸納和系統闡述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獨創，它開創了落后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獨特道路，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然而，由于種歷史的現實的原因和認識水平的限制，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也存在著一些不嚴密不完善不周到的地方，尤其是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存在著模糊性、籠統性和不確定性，致使其在實踐過程中有些無所適從，這是它被放棄的關鍵因素。

1、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性質問題

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這是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開始形成時就已明確了的。但是，這個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性質是什么，屬何種體系？對于這個問題，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形成發展的十多年間一直沒能很好地明確，也就是說，新民主主義社會一直沒能得到合理定位。大多數時間是把它看作資本主義的，但又有所搖擺。

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認為將來建立的民主共和國的性質是既有資本主義因素，也有社會主義因素。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它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又說：“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注：《選集》，第2卷，709頁。）。這里，將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中華民國等同起來。1944年，在一次講話中很明確地說，現在我們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又是人民大眾的，不是社會主義的，但也不是老資本主義的，是新資本主義。

但是，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批評了新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的說法。他說，外面有人說我們的經濟是新資本主義，我看這個名詞不妥當，因為它沒有說明我們社會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東西，還是叫新民主主義經濟好。

縱觀對新民主主義性質的認識，之所以幾經反復，主要原因是時局的變化。總的來講，對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的認定幾經反復，某種程度上講是策略的需要，但也反映了在的心目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性質其實是不確定的。如此重大問題的不確定本身就為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短暫命運埋下了伏筆。

2、社會主義革命的起點問題

新民主主義論開宗明義：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為社會主義革命。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第二步革命即社會主義革命的起點在哪兒？不甚清楚。強調兩個革命階段必須是銜接的，中間不容許橫插一個資本階級專政的階段，這又使人易于理解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一結束，社會主義革命就開始，否則，何以談得上銜接？既然互相銜接，怎么又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時期？

社會主義革命的起點雖沒明確，但從的一個講話中似又依稀可辨。他在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講：“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注：《選集》，第4卷，1433頁。）。其中的“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的表述是1960年9月《選集》第四卷出版時，親筆加上去的。這就是說，當初他作這個報告時實際暗含了革命在全國勝利后，黨的中心任務是解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因為中心任務應根據主要矛盾而確定，既然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那么，中心任務就應該是解決這個矛盾。這與等幾位領導人關于進行較長時間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的表述又是矛盾的。

（二）直接動因：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在實踐過程中遇到難題

在戰爭年代形成的屬于預見性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在指導實踐過程中不可能沒有矛盾。不過，這里所說的“預見性的”并不是說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構想過程中沒有實踐基礎，事實上，抗戰時期的革命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區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實踐基礎，也就是說，根據地、解放區可以視作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雛形。但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情形畢竟與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情形不一樣。現實社會也不可能完全遵循著人們所設想的模式運行。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理論與實踐的矛盾越來越難以排解。我們知道，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精彩之筆是要保護民族工商業，堅持國營經濟領導下的五種經濟成分并存，允許資本主義有一定的發展。但是，這在農村和城市都遇到難題。

在農村，大海般的個體農業經濟生產規模狹小，生產工具簡陋、落后，生產水平低下，無力抗拒自然災害。個體農業經濟不利于采用農業新技術，嚴重阻礙著農村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新的貧富分化開始出現，少數人上升為新富農，多數貧困農民重新淪為被盤剝的對象，這是等共產黨人不能容忍的現象。這使得他們不得不去考慮個體經濟發展方向問題。加之，小農個體經濟的落后性也直接影響著工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

在城市，不法資本家的“五毒”行為令人擔憂。在1950年調整工商業后，違法犯罪活動日趨猖狂，將其唯利是圖、損人利己、貪得無厭的本性暴露無遺。他們拉攏腐蝕干部，于是，一些意志不堅定者腐化墮落，在資料顯示，當時已發現的貪污腐化者中，有一半以上與不法資本家的腐蝕行為有關。不法資本家在國家機關和要害部門設立坐探，竊取國家經濟情報，擾亂市場。如此等等，如果不對資產階級不法分子予以打擊，不僅會使國家的經濟遭受極大損失，而且會危及到新生的人民政權。因此，打擊“五毒”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時的。“五反”運動之后，資產階級在事實上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生存了，資本主義在當時的生存發展空間已變得十分狹小，資本家自己也感到前途渺茫，請求國家“計劃他”。

1951年7月5日，劉少奇對中央黨校學員作報告時說過，實行工業國有化是一個嚴重的步驟，性質是開始破壞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方式現在不能決定，實行時間和方式要看當時情況和資產階級的態度才能決定，資產階級的惡劣態度可能逼迫我們要早些，并采取激烈的方式來實行這一步。由此可見，資本家的惡劣態度和農村的實際困難使得中國共產黨人不得不考慮加緊采取限制資本措施和擴大農村的合作運動，這就不可避免地把社會主義改造大業提上議事日程。

（三）內在動因：對資本主義高度警惕的主體態度

對中國資產階級早有深刻的認識和辯證的分析。1925年，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就充分、透徹地解剖了中國資產階級，他說：“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注：《選集》，第1卷，9頁。）。其后的三十多年間，看待民族資產階級始終遵循著這樣的思路，因而，構成了對資產階級的主體態度，這充分體現在他創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當中。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中，多次表述對待民族資產階級既要團結也要警惕，因此對待資本主義的策略是利用、限制、改造。不過，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表現，的態度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側重。

在戰爭年代，特別是40年代初期和中期，認為要對民族資產階級進行團結和聯合，以便結成鞏固的統一戰線。因此，他在構想新民主主義社會時對資本主義的態度是利用、限制，特別強調利用。他認為，在革命勝利后，因為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后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后不可避免的結果。同時認為，提倡資本主義的發展，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可見4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戰爭的狀態下，必須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結成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以對付共同的敵人，挽救國家的危亡。因此，在這一時期，與民族資產階級加強團結和聯合應是主旋律。

在解放戰爭后期和新中國建立初期，仍注意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對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資本主義仍堅持利用、限制，但是，這時期已將重心后移，更強調限制了。1949年6月，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又說：“剩下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進行許多適當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營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注：《選集》，第4卷，1477頁。），“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注：《選集》，第4卷，1479頁。）。他又說，“就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說來，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注：《書信選集》，3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可見，新中國建立前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在講團結的同時，開始考慮對其進行教育的問題，因而，在考慮新中國建立后的資本主義問題時，在利用的同時已開始強調節制、限制了。新中國建立初期，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在懲處“五毒”分子之時雖仍注意采取“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在斗爭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統一戰線”（注：《選集》，第5卷，54頁。），但是，消滅資本主義的決心逐漸堅定。

1952年6月，在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起草的一個文件批評中說：“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注：《選集》，第5卷，65頁。），這已經暗示，民族資產階級將要被作為主要斗爭的對象。此后，便提出了消滅資本主義的問題。1953年春，將李維漢《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問題》報告中的“利用、限制、改組”的提法改為“利用、限制、改造”，其重心當然是在改造上，這點充分體現在其后確定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中。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基于上述分析，在40年代和50年代初，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評價，對其采取的策略，總體上講應該說是符合中國當時的實際和歷史發展的，尤其是對民族資產階級兩重性的認識更是入木三分。不過我們也應看到對資本主義的消極面估計也有過大的一面。盡管對新民主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人民手里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注：《選集》，第4卷，1477頁。），但是，他對資本主義的警惕性始終很高，特別是不法資本家的“五毒”行為暴露之后，的警惕之弦崩得更緊。一方面，不能容忍資產階級的胡作非為，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貪婪本性、私人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使感到矛盾不可克服，他說：“資本主義所有制和社會主義所有制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所有制和資本主義的生產社會性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之間之矛盾，資本主義企業內的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注：《建國以來文稿》，第4冊，406～407頁。）既然矛盾不可克服，就必須進行斗爭。根據薄一波的會議記錄，在對“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進行批評時說過：“過去槍炮激烈，不決定資本主義絕種”（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65頁。），言下之意就是，現在沒有了槍炮聲，資本主義該絕種了。由此可見，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決定向社會主義過渡至此已在所難免。

（四）外部壓力：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未能被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蘇聯所認同

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蘇聯，特別是斯大林，早先對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心存疑惑、持有偏見的，對中國共產黨人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革命新道路一直不以為然，不僅當時提出批評，而且在中國革命勝利后，仍有懷疑。斯大林認為是“麥淇淋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新中國建立后訪蘇，斯大林稱呼其為“毛先生”，而不是稱“同志”，當時的共識是，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稱同志，志同道合，而對非馬克思主義者朋友才稱“先生”。試想，依據新民主主義革命論走出的革命新道路，已取得全國勝利、被證明為正確的情況下，“老大哥”的態度尚且如此，那么，新民主主義革命論的姐妹篇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不被承認還難理解嗎？更何況，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中允許五種經濟成分并存，允許私人資本主義有生存發展的余地，這跟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不是明顯相抵觸嗎？難怪斯大林稱是“第二個鐵托”。蘇聯來華專家對中國允許資本主義發展進行指責，說是對資本主義“采取的調情政策”，告誡中國領導人說城市、鄉村隨時都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劉少奇、于1952年訪蘇時，蘇共領導人敦促中國應盡早向社會主義過渡。當時的新中國，面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極端仇視，美國等對中國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包圍，企圖扼殺新中國于搖籃。在如此情況下，新中國不能失去蘇聯朋友。“一邊倒”，應該是多方位的，尤其是像搞社會主義這樣的根本問題。

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被放棄，除了上述四大原因之外，還有一點也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熱烈向往。中國共產黨人浴血奮戰了28年，為的就是消滅剝削和壓迫，實現社會公平、人人平等，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因此，當美好的社會主義前景就在眼前的時候，順勢而為、因勢利導、及時把握，走向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眾望所歸。

歷史經過了半個世紀的沉淀，今天，當我們理性地分析，辯證地思考的時候，我們不難看出，上述幾種原因，無論哪一種起作用，都可能導致新民主主義社會論遭放棄，更何況各種因素、相互交織、內外合力、共同作用。因此，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被放棄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