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評的“一張白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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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前院長胡繩撰文說，在如何認識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系問題上，曾染上民粹主義色彩，其典型說法是“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注：胡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系：世紀之交的回顧與前瞻》，《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6期。）。作為長期在身邊，參加過著作整理的資深社會科學家，胡繩的觀點頗具權威性。然而以往也有學者引證的許多話，不同意說有民粹主義思想。看來在這個問題上，作一點深入的探討是必要的。

一

胡繩說，認為中國可以從農業國跳過資本主義（跳過工業化）直接到達社會主義的看法，一般被稱作“民粹主義”。而那些不同意說有民粹主義思想的論者則引證1944年致秦邦憲的信，信中說：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建立近代工業社會。“新民主主義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簡單言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注：《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頁。）在信中的話，證明他非常重視國家的工業化問題，并不認為“跳過工業化”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他且知道“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的確，重視工業化的言論還有許多。在實踐上，新中國成立后，很快就開始了國家工業化建設，也是人所共知的。

那些不同意說有民粹主義思想的論者繼而又引證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中說的話：“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么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的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注：《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頁。）

的確，在新民主主義理論中，關于中國需要發展資本主義的言論還有許多。這與“跳過資本主義”的民粹主義主張是不同的。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對中國當代史稍有了解的人會發現，在取得全國勝利后不久，便放棄了新民主主義。1951年，即批評劉少奇等人按《共同綱領》保護私有的主張，質問為什么不能動搖私有？為什么不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還要經過什么？（注：參見《中國農業合作化史資料》1990年第6期。）在全國快速完成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后，1958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總結說：我主張不斷革命論，你們不要以為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革命就要趁熱打鐵，一個革命接著一個革命，革命要不斷提出，中間不要冷場。托洛茨基主張民主革命未完成就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不是這樣，如1949年解放，接著搞，剛結束，就搞互助組，接著又搞初級社，然后搞高級社，七年來就合作化了，生產關系改變了。像波蘭、南斯拉夫建立民主主義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農。可以不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事實證明，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并鞏固了政權之后，是主張“不斷革命論”的，主張越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

綜上所述，可以說，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并非要“跳過工業化”，而確是要“跳過資本主義”，主張用“不斷革命”來實現“直接過渡”。這是否有民粹主義色彩，可以討論。它反映了對建設社會主義存在認識上的誤區，那就是以為用革命的方式即可解決建設的問題，解決生產力大發展的問題。正是這個認識上的誤區，導致了實踐中一系列重大偏差的發生。

二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社會主義必須以資本主義的發達生產力為“物質基礎”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平心而論，不是不重視生產力因素，他曾反復強調，革命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問題的關鍵在于：他同時認為，落后的生產力可以通過不斷的革命來獲得解放，并實現大飛躍。他認為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創造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是不在話下的。1940年在講到中國社會中的社會主義因素時，曾明確地說：“這種社會主義因素是什么呢？就是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在全國政治勢力中比重的增長，就是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可能承認無產階級與共產黨的領導權。”（注：《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頁。）值得注意的是，的這番話，是在談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后“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時說的，他沒有把這種資本主義的發展當作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的意思，相反，他是把它看成了與社會主義對立的“一方面”。1943年在《組織起來》一文中，指出，解決中國農村貧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走集體化的道路（注：《選集》第3卷，第931頁。）。建國后，他急于搞農業合作化，以為一旦如此，生產力就會大發展。他的那篇“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的名文，其論據是“共產主義精神在全國蓬勃發展。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迅速提高……由此看來，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注：：《介紹一個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堅信黨領導的人民革命運動不但能夠解放生產力，而且能夠辦到一切想要辦到的事情，如讓高山低頭，讓河水改道；消滅疾病；掃除文盲；除四害等等，使中國迅速繁榮富強。

憑借以往革命斗爭的勝利經驗和對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及其性質的不夠了解，是造成對社會主義建設認識簡單化的一個原因。在中共領導人中間，于此表現得較突出。革命勝利后，他便自信地拿經濟建設與戰爭作比較，“難道比打仗還難？”這是他常說的話。與他重視生產力因素，同時又認為革命必能夠解放生產力的思維定式一樣，他并非不重視大工業，卻又認為對于掌握了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法寶”的革命戰爭勝利者來說，搞工業不會比打仗難。他認為大工業完全可以用“人民戰爭”的方法，通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轟轟烈烈”超越常規地建成。這即是所謂“”。過去打仗用大兵團作戰，兵力越多越好，他以為搞建設也一樣，因此說：“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注：：《介紹一個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這導致國家人口政策的轉向，控制人口增長的理論受到批判。1958年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大講破除迷信，他承認自己對工業“一竅不通”，但又說“工業沒有什么了不得”，十五年完全可以趕上美國（注：：《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58年5月。）。于是乎，土高爐村村點火，煉鋼鐵處處冒煙。當他老人家“高高興興”的時候，以為搞幾億噸鋼似乎并不困難：“我們搞三億噸鋼，最好搞七億噸鋼……這要多少年，我看十五年就差不多。說工業了不起，可難啦，什么科學可難啦，這也是個迷信，就不要信那些。十五年趕上英國，我們是兩年基本上趕上……世界上的事情有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沒有，要么就很多。你們不信這一條？”（注：：《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9月5日。）創造如此這般的奇跡，他說其關鍵在于制度的變革，在于整風反右，亦即革命和政治運動。相比之下，中央高層中那些出國親見過現代大工業或居一線負責經濟工作的領導人，頭腦要清醒得多。

對待建設現代大工業，用革命的一套辦法；對待現代科學技術也是如此。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第二十一條“不斷革命”中，向全黨提出，在反右派斗爭這個政治思想革命完成后，下一個革命是技術革命。他說：“我們的革命和打仗一樣，在打了一個勝仗之后，馬上就要提出新任務……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右派說我們是小知識分子，不能領導大知識分子。還有人說要對老干部實行‘贖買’，給點錢，叫他們退休，因為老干部不懂科學，不懂技術，只會打仗、搞。我們一定要鼓一把勁，一定要學習并且完成這個歷史賦予我們的偉大的技術革命。”（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958年1月。）

承認科學技術是革命者所不熟悉的領域，號召大家學技術，學科學，這完全正確。但是把掌握科學技術也等同于政治革命，用革命的方式來解決，這里仍存在著認識的誤區，其與簡單化地理解和對待現代大工業是一樣的。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著名命題，認為科學、技術發明大都出于被壓迫階級，出于那些文化少，學問不行、社會地位低的人，鼓勵大家“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對于我國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必然會有重大的幫助”（注：：《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日。）。其認識的片面性顯而易見。在同年召開的成都會議上，則公開說：“對于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于烏有，鄙視，藐視，蔑視，等于對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學問應當鄙視藐視蔑視一樣。”（注：：《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58年3月。）這種對“學問”的強烈政治化、階級斗爭化的觀點，一直發展到“”中社會上流行的所謂“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口號，對中國社會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

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路，得出“一窮二白”是好事不是壞事的結論。“‘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從發展的觀點看，這并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注：：《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在他看來，只要革命就能夠解決“一窮二白”的問題。窮則革命的說法，是被事實證明了的。但“富了，事情就不妙了”（注：轉引自《的讀書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173頁。）的觀點，卻不符合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是發達生產力的理論。的這個思想終于演變成“經濟愈落后，愈容易轉化為”社會主義的所謂“窮過渡”。直到改革開放，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才徹底地澄清了這一錯誤認識。

三

對建設社會主義的“不斷革命論”思想，有其形成的客觀歷史背景，讓我們來略作一番考察。

恩格斯在其1882年寫的名著《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曾清楚地告訴當時的人們，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是科學的而不是空想的，就是因為有了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前一個發現證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正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高度社會化為社會主義制造了物質條件；后一個發現則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根據。馬克思始終強調，社會主義“問題的本質”是：“無產階級解放所必需的物質條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發展過程中自發地產生的”，把科學社會主義同空想社會主義區別開來的東西“正是這個物質基礎”（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8頁。）。在《資本論》篇首，他明言：“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頁。）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創立后，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出現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勢，“造反”的地火卻在那些經濟狀況落后，社會矛盾尖銳的地方運行。俄國革命家列寧把馬克思的理論做了一番變通，他提出，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整個世界連為了一體，因此無論哪里爆發革命，都可以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都是對帝國主義這個世界鏈條的打擊，而鏈條往往容易在最薄弱的環節被打斷。

既然整個帝國主義體系對社會主義革命來說已經成熟，那么在這個體系中存在著的不發達國家也就不會成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障礙。列寧的所謂社會主義“一國首先勝利”理論，從革命的角度來說是正確的，只是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論”被變成了一種從總體上說的比較抽象的東西。列寧不是沒有注意到，在資本主義欠發達國家，甚至殖民地國家，必須先進行民主革命，然后才能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但他對待這個問題的側重點是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十月革命的勝利，使資本主義經濟相對落后的俄國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為了度過饑荒、戰勝敵人，革命政權只得實行軍事共產主義，實行余糧收集制。列寧意識到這不是長久之計，形勢稍有緩和，他退向市場，推行“新經濟政策”。這一政策，很快改善了國家的經濟狀況，受到民眾的歡迎。正當列寧開始思考在無產階級執政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的時候，他不幸早逝。r>斯大林通過工業化建立社會主義“物質基礎”：徹底消滅富農，實現全盤集體化；沒收一切資本，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如此誕生。這種社會主義的最大長處，是能夠一聲令下，集中資源財富辦大事。蘇聯用強制手段，從農民身上獲取積累，短期內建立起自己的重工業。這種體制也適于戰時動員，蘇聯在“二戰”中打敗了法西斯德國。然而，路遙知馬力，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漸漸顯露：官僚主義盛行，資源浪費驚人，生產效率低下……斯大林逝世后，繼任者赫魯曉夫嘗試改革，搞一點利益原則，搞一點物質刺激，為的是想調動生產者的勞動熱情，卻不敢觸動已經建成的計劃經濟龐然大廈的根基。蘇聯的社會主義最終由于內外各種原因被拖垮。塵埃落定，再思考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與馬克思唯物史觀中的科學社會主義之差別，再回味鄧小平的話：“什么叫社會主義，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頁。）其感悟的確很多。

中國共產黨人探索救國之路，從一開始便與蘇聯模式發生不解之緣。是十月革命的成功，吸引了在黑暗中求索的中國志士；是列寧主義，讓他們加入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行列中。與俄國相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生產力更加落后，有的只是革命的干柴烈火，卻太少所謂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這樣理解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造反——革命——階級斗爭，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初契合點，它成為一生不能釋懷的情結。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人效法俄國革命的榜樣前進。在武裝奪取政權的生死道路上，的“新民主主義”曾提出“中國需要資本主義的大發展”，表示要與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等共同建國。這里有列寧主義的策略，也有“遠方”的指示。為的是在階級斗爭中，爭取多數，反對少數，戰而勝之，并與以蘇聯為首的國際戰略集團保持一致。實在說，當時中國共產黨對搞社會主義需要資本主義發達的生產力作“物質基礎”問題，并無深刻的認識。奪取政權以后，從五十年代前期開始，中共黨內高層對如何建設國家，存在著不同意見；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之爭，合作化、機械化先后之爭，冒進反冒進之爭，“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之爭，直至“”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唯生產力論”……要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另一些領導人則覺得一時難以辦到。黨的八大決議中“先進的生產關系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提法，反映了黨的領導人的困惑。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生產關系本來是一定要適合生力發展的性質的。而卻看到在億萬農民身上有著沖天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實際上，這種“積極性”很大程度上是中國貧苦農民跟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熱情的延續，把它拔到社會主義的高度是不科學的。

盡管在許多問題上，與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存在意見分歧，然而蘇聯用革命方式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功榜樣，他是堅信不移地認為應該學習的。1958年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在文中說，由于國內缺乏任何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蘇維埃政權當時必得在所謂“空地上”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這個任務是沒有先例的。毛批注道：我們有先例（注：：《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批注》，1958年。）。既然蘇聯能做到，中國當然也能做到，而且比蘇聯做得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時間更快，方式是和平的），這使頗為自豪。對于斯大林所述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三個基本條件，即增加社會產品，首先是生產資料；將集體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將商品交換提高到產品交換，使中央能掌握全部社會產品；高度文化水平，全面發展體、智。沒有異議，并提出了自己獨到的意見：基本點是極大地增加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品，問題是怎樣多快好省地增加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產品，沒有政治掛帥，沒有群眾運動，沒有全黨全民辦工業、辦農業、辦文化教育，沒有幾個同時并舉，沒有整風運動和逐步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斗爭，斯大林的三個條件是不易達到的。有了這些，加上的組織形式，過渡條件的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了。（注：：《在一份摘錄斯大林論述過渡到共產主義三個基本條件的材料上的批語》，1958年11月。）這基本概括了對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認識。

平心而論，劉少奇、、陳云、鄧小平等黨的領導人所主張的根據國情穩步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建國路線，與其說是依據經典作家的高深學理，不如說是按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辦事。中國共產黨人把民族傳統文化的這一精華與馬克思主義相融會，這是中國最終能夠擺脫蘇聯模式陰影，走出自己成功之路的生命力源泉。陳云的名言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鄧小平則曰：馬克思主義是很樸實的東西，很樸實的道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自新中國成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人按照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實事求是地建設國家的努力如長河不斷，直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確認，中國尚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奠定了令人信服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