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在學風問題上的貢獻與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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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同志歷來重視學風問題。早在1942年時期，就做出過學風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第一個重要問題”的論斷。我們黨的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就是領導我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逐漸形成的。建國后，作為我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基本上繼續實踐了這一優良學風。但是在5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60年代中期以后，在學風問題上也出現了重大的失誤。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背離了由他親自倡導和培育的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之際，認真回顧和總結建國后在學風問題上的貢獻與失誤，對于更好地繼承和發揚馬克思主義學風，在以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帶領下，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建國初期至一五計劃完成期間在發揚馬克思主義學風方面的偉大貢獻

（一）制定和實行了恢復國民經濟的綱領和“不要四面出擊”的戰略方針，把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和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

1950年6月，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做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報告和《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1951年2月，在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提出了“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在的正確領導下，我們黨從實際出發，制定了符合中國國情的政策。實行，徹底消滅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依靠同農民的聯盟，從農民手里取得了糧食和工業原料；實行利用和限制的方法，使民族資產階級接受加工訂貨，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使他們積極參加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還參加或支持了、鎮反和抗美援朝的斗爭。對農民和民族資產階級這兩項政策的成功，是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的發展和運用。

（二）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領導我們黨創造性地運用列寧關于過渡時期的學說，結合我國實際，適時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首先，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家的獨立和富強的必需條件，也是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建國后，經過三年恢復，我國的國民經濟已超過歷史最高水平，但仍然是一個比較落后的農業大國，現代工業1952年只占工農業總產值的26.7％，要想改變這種落后的面貌，就必須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

其次，后的廣大農民為了避免兩極分化，發展生產，興修水利，抵御自然災害，改善生產條件，確實有互助合作的要求。正是根據我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和廣大農民的要求，把五億農民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從而在1956年基本上實現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對列寧關于合作化理論的運用和發展。

第三，對于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們黨也采取了類似的方法，主要是運用供銷社和生產合作社的形式逐步完成的。

第四，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是通過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公私合營等一系列由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來和平贖買資本家的生產資料，在一定時期內給資本家以定息等辦法，順利地把資本主義企業改造成為社會主義企業。

（三）提出了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新任務

從1953年開始，我國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一五期間，由于注重理論聯系實際，領導我們黨制定了一系列適合我國國情的方針政策，所以提前于1956年即超額完成了一五計劃。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9.6％，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4.8％，重要經濟部類之間比例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明顯改善。

1956年4月，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他強調要正確處理好重工業同農業、輕工業的關系。在經濟工作中要統籌安排，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利益，要以農業為基礎，充分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國工業化道路。

（四）提出了在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全黨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

1956年9月，主持的黨的八大科學地總結了我國的歷史經驗，正式宣布我國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雖然還有階級斗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黨的八大明確提出了黨和全國人民在新時期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的現代化，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大會還正確地提出了加強執政黨建設的任務，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等。

總之，黨的八大所確定的方針，是率領我們黨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運用于我國實際的產物，是堅持和發揚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學風的產物。

二、從1957年到“”前在堅持和發揚馬克思主義學風過程中的成就與曲折

（一）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提出和反右派斗爭擴大化

1957年2月，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他還指出，社會主義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要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為了發展和繁榮我國的科學、文化和藝術事業，他還提出了在意識形態領域內貫徹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正確方針。

但是，在隨后不久，我國就發生了反右派斗爭及擴大化的問題。1956年10月，東歐發生了波匈事件，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在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中，由于要求過急和盲目冒進，出現了一些問題和困難，由于官僚主義等問題而引發的某些人民內部矛盾亦有激化的趨勢。隨后，黨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并發動群眾給黨提出批評建議，幫助黨整風。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攻擊。對于極少數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予以必要的反擊是正確的。但是，由于錯誤地估計了階級斗爭的形勢，把反右派斗爭嚴重地擴大化了。因而把許多知識分子和干部錯劃成右派分子，對他們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斗爭和組織處理，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由于反右派斗爭，開始改變了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問題的看法。1957年9月，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他提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階級斗爭。后來在成都會議上，他又提出我國還存在著兩個剝削階級和兩個勞動階級，把所謂右派分子和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劃入剝削階級的行列。

（二）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技術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思想的提出和“”、化運動的失誤

1957年，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曾指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條件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向自然界開戰。1958年，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些思想都是對黨的八大路線的繼續和發展。但是，由于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觀意志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輕率地發動了“”運動和農村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表現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這也是對理論聯系實際學風的背離。

1957年9月至10月，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就開始批判反冒進。他認為，1956年的經濟建設沒有冒進，而是有了一個很大的“躍進”；反冒進是泄了六億人民的氣，打擊了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了右派對中共的進攻。在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繼續嚴厲聲討“反冒進”。這次會議后，在經濟建設上“左”的錯誤日益發展，各地紛紛提出了一些過高的生產計劃指標。在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上，進而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并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基本點。在這次會議上還提出了農村小社并大社的主張，掀起了化的運動。

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制定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反映了我國廣大人民群眾要求改變我國落后面貌的愿望，適應了黨的工作重點由革命向建設的轉移，但是，它夸大了人的主觀意志和主觀能動作用，忽視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在工業生產方面，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內提前實現原定15年鋼產量趕上或超過英國的目標。原定1958年鋼產量624萬噸，3月成都會議即增至700萬噸，到5月八大三次會議又提到850萬噸，后來，最終增加到1070萬噸。在農業生產方面，提出了“以糧為綱”的口號，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達到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12年的糧食產量指標。原定1958年糧食總產量為3920億斤，3月成都會議增至4316億斤，到5月八大二次會議又增至4700億斤。1958年夏秋期間，各地掀起了一陣虛報高產、競放高產“衛星”的浪潮。有的地方竟出現畝產20萬斤的“衛星”。《人民日報》竟然宣傳“人有多人膽，地有多大產”的唯心論觀點。報刊、電臺等媒體大造輿論，鼓吹唯心主義、唯意志論，無限夸大了主觀能動性，實際上起到了提倡人們可以違反科學的胡思亂想和助長浮夸的消極作用。

工農業生產上的高指標和浮夸風，推動了生產關系的“窮過渡”。1958年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宣傳由合作社發展到的觀點，后來還傳達了關于辦公社的思想。于是，在全國范圍內迅速掀起了公社化的熱潮。到9月底，全國74萬多個合作社合并為2.6萬多個，99％以上的農戶都加入了。

按照的設想，“一大二公”、“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使“一平二調”的“共產風”急劇發展起來。原來貧富不等、條件各異的十幾個至幾十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并為一個公社。合作社的一切財產全部上交公社統管，公社統一核算，統一分配，貧富拉平；對社員則實行部分供給制，大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這就造成了嚴重的平均主義，極大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同時，為了割“資本主義尾巴”，社員的自留地、家畜和宅旁樹木都收為公社所有，不許社員搞家庭副業，取消個體商販和自由市場。各級政府還經常無償調用公社、生產隊的物資、勞力、畜力，生產隊則隨意無償調用社員個人的財物，結果引起農民不滿和恐慌。農民紛紛殺豬宰羊，砍伐樹木，甚至消極怠工，瞞產私分，造成了農村生產力的極大破壞。

（三）初步覺察、糾正“”、化的錯誤，深入調研，調整國民經濟，進一步糾正“左”傾錯誤和廬山會議的“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

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先后主持召開了六次重要會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糾正實際工作中“左”的錯誤。會議期間，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信，建議他們認真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克思恩格斯論共產主義社會》。還批判了陳伯達等人提出的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的錯誤主張。在此期間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若干問題的決議》。《決議》批評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產主義過渡的做法，強調“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在今后一個必要的歷史時期內，仍應保留按勞分配制度，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有一個很大的發展”。

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廬山召開擴大會議。開始時會議主題仍是總結經驗，繼續糾“左”，但在怎樣認識錯誤的性質和當時的形勢等問題上，黨內存在著嚴重分歧。7月2日和10日，兩次講話，認為總的形勢是“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擔心會議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出于對黨的事業的責任感，在7月14日給寫了一封信，對如何總結“”以來的經驗教訓和怎樣看待當時形勢問題，提出了中肯的意見。這封信反映了黨內外廣大干部和群眾的呼聲，得到了黃克誠、、周小舟等不少與會者的支持。但把國際國內對“”、的反對批評意見，不加分析地一概認為是對我黨的攻擊，他把的信同這些議論聯系在一起，從而得出錯誤的結論，認為是配合國際國內的反動勢力向黨進攻，右傾已成為黨內的主要危險，必須予以反擊。隨即，廬山會議的主題急轉直下，展開了反對、黃克誠、、周小舟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甚至把定為集團的首領。

認為，廬山出現的這場斗爭，是過去十年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斗爭的繼續”。由此，他把階級斗爭引入黨內，這是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一次大的升級。在隨后興起的全國性的“反右傾機會主義斗爭”中，又有一大批黨員和干部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了不應有的批判斗爭和組織處分。

反右傾斗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進一步受到破壞，助長了黨內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的發展；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急于過渡和急躁冒進思想重新發展膨脹，浮夸風、共產風、高指標、瞎指揮等“左”的錯誤再度泛濫起來。從1959年起，全國工農業生產連年大幅度下降。特別是1960年后的一段時間，全國不少工礦企業陷入停產半停產狀態，農副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市場供應全面緊張，人民生活極度貧困，許多地區發生大量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現象。

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使“”再也無法繼續下去。1960年8月，、李富春等首先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961年1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八字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會上，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求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領導人都要下基層去作調查研究，還提出1961年要成為“實事求是”年，要搞幾年“慢騰騰”。

親自組織幾個調查組，先后到浙江、湖南、廣東等地農村進行調查。劉少奇到湖南農村調查就達44天。、、陳云等分別赴河北、四川、河南、陜西、上海等地進行調查。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中央先后制訂和頒布了許多政策法規和文件，如農業“六十條”，商業“四十條”，手工業“三十五條”，小學教育“五十條”、“四十條”，高等教育“八條”以及工業“七十條”等等。這些條例和規定對于糾正“五風”等“左”傾錯誤，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及各項事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在實踐中進一步認識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思想的提出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開展

1962年春節前后，中央召開了有中央各部門和省、地、市、縣以及一些重要基層單位主要負責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在大會上指出，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有個過程，要從實際出發，克服盲目性，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他還指出，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我們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大會對“”以來的經驗教訓做了比較系統的總結，分析了黨的工作的主要缺點錯誤及產生的原因。這次會議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黨內民主，發揚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但也有明顯的局限性：一是對“三面紅旗”仍然基本肯定，對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沒有認真清理；二是對經濟形勢的嚴重性仍然估計不足，認為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三是個人崇拜的風氣又有所發展。在大會發言中，對進行肉麻的吹捧，說“的思想總是正確的”，這幾年的錯誤“正是由于的思想得不到尊重，受到干擾的緣故”。

“七千人大會”后不久，在劉少奇主持下，召開了兩次會議，對經濟形勢的嚴重困難做了新的估計，決定進一步大刀闊斧地調整國民經濟。會后，調整工作在全國大規模展開。經過五年調整，國民經濟得到全面的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總產值增加近60％，其中農業總產值增加10％，工業總產值增加近1倍。國民經濟各部門，主要是工業與農業、重工業與輕工業、積累與消費之間的比例趨于正常，企業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也得到提高。

在調整國民經濟的同時，對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進行了調整。首先是為“”以來受到錯誤批判和處分的干部、群眾進行了甄別平反工作。其次是對科學、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以及知識分子政策也做了調整。再次是采取各種措施，加強了統一戰線的工作，檢查糾正了在處理階級關系、民族關系和宗教、歸僑等工作中的“左”傾錯誤，改善了黨群關系。

但是，“左”的指導思想和指導方針并未從根本上得到糾正；加上1962年以來，臺灣國民黨利用我們的困難叫囂要，大陸上少數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分子也乘機蠢蠢欲動，幻想變天；國際上，中蘇關系惡化，蘇共領導加緊了反華活動，我們也加強了反修斗爭；這些，都促使再次對形勢做出了錯誤的判斷。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繼續發揮了他的關于階級斗爭的錯誤觀點，提出了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并被會議接受。由于會議結束時表示今后仍應把經濟工作放在第一位，因而使經濟調整工作基本仍按原計劃進行，但“左”傾錯誤卻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繼續發展起來，其主要表現即在全國城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3年2月，提出了“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著名觀點。按照的意圖，中央決定在農村開展以“四清”（清理賬目、工分、財物、倉庫）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城市則進行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分散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五反”運動。5月，主持制訂了《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9月，又制定了《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簡稱后十條）。這兩個文件對我國當時的政治形勢做了過于嚴重的估計，認為社會上出現了嚴重尖銳的階級斗爭，強調要“以階級斗爭為綱”，“重新組織階級隊伍”，“打退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的猖狂進攻”。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主持制訂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部分地修正了一些“左”的做法。強調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使“左”的思想在理論上又有了新的發展。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歷時三年多的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于解決干部作風和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運動中嚴重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使不少基層干部受到打擊，尤其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中，進行了過火的批判與斗爭，對文化部門不少負責人和文藝界的許多代表人物進行了嚴厲批判。經同意，徹底改組了文化部黨組，大批更換了文藝團體的負責人，還開展了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和翦伯贊的“階級調和”論，以及孫冶方的“修正主義經濟思想”。這些錯誤的批判，破壞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挫傷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在科學、教育、文化等部門造成了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緊張氣氛，不僅嚴重地損害了文化事業，而且被、、康生等野心家所利用，成為后來發動“”的導火索。

三、1966到1976年“”期間在指導方針上理論與實際的嚴重脫離

從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持續十年多的“”是一場由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從學風角度來看，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聯系實際學風的一次嚴重的錯誤實踐。

（一）對于國內政治形勢的估計嚴重地脫離了中國實際

到1966年以前，我國在國民經濟調整中取得了很大成績，整個國家正在向著好的方面發展。但是，卻認為農村有1／3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工廠企業里有相當大的多數領導權不在工人階級和馬克思主義者手里，工廠里有“吸工人血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學校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統天下；文藝界的大多數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和軍隊里；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他們的人。這種估計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一種唯心主義的估量。事實上，十年內亂中被當做“走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打倒的大多數人，正是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干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力量和中堅，有的甚至是開國元勛。

、、康生一伙陰謀家正是利用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利用憂慮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心理，制造謊言，誣陷彭、羅、陸、楊結成“集團”，要搞反革命政變。這正符合的錯誤估計，對他們自然就聽之信之。“”也正是這樣搞起來的。

（二）用以指導“”的理論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嚴重脫離中國的實際情況

用以指導“”的理論，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即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還存在著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存在著整個社會范圍的階級對抗，因而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其實質，即“以階級斗爭為綱”。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其本身即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物質決定精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原理。我國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資產階級作為一個完整的階級形態已經消失。由于種種原因，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情況下還可能激化，但它已經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大力發展生產力。這是1956年黨的八大提出來的基本思想，是完全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的，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發動“”，實際上是“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既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

（三）在處理黨內分歧與矛盾時，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既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認識路線，又脫離了中國的實際

長期以來，我們黨內、尤其是在中央領導層內，對階級斗爭問題、經濟建設問題和“三面紅旗”問題存在著不同意見，這本來是很正常的，應該通過黨內斗爭、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通過民主討論和辯論的方式加以解決。但卻把這些看做是階級斗爭。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的“意見書”，1962年七千人大會的分歧和1964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分歧，都被視為是非之爭。中央一些領導同志對“左”的錯誤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和斗爭，使十分惱火，認為全黨上下都不聽他的話，是要搞修正主義。這就是他后來所講的“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他認為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省各地方的權，他都管不了，所以下決心搞一場奪權的政治大革命。這實際上就把黨內持不同意見的人視為敵對分子，混淆了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與黨內矛盾的界限。

這種認識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認識路線的，也違背了本人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并與事實大相徑庭。后來的實踐證明，他所反對的并作為修正主義加以批判的黨內領導同志是完全正確的，恰恰是他自己犯了嚴重的理論脫離實際的錯誤，一手制造了許多歷史悲劇。

（四）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思想的惡性發展，既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也直接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關于領袖、政黨與個人關系的思想

的個人專斷作風是從批判反冒進開始產生的。批判反冒進，批、陳云實際上是個人否定中央領導集體，因為、陳云的意見是黨的八大通過了的。后來，就越來越習慣于把他個人的意志凌駕于集體之上，直至發展到“”踢開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重用和，“中央小組”幾乎取代了中央最高領導機構。這就嚴重地踐踏了黨的根本組織制度——民主集中制。

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之一，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則。這個原則能夠集中集體的智慧，體現集體的意志，避免出現嚴重決策失誤。“”是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爆發時，廣大干部、群眾并不知道將要發生什么事。在中央領導人中，對于這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的目的、方法也有著不同的理解。在群眾無所知、領導看法并不一致的情況下，“”竟能排山倒海地發動起來，這足以說明，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黨失去了約束自己的領袖的能力。

個人崇拜是漫長歷史留下來的一種腐朽的遺產，是小生產眾多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一種習慣勢力，是經濟文化不發達的產物。個人崇拜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的，因為它是歷史唯心主義的一種體現。在建國前，比較謹慎，注意防止產生個人崇拜現象。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親自提議并通過決議，禁止給黨的領導人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人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但是后來，隨著在黨內威望的日重，他漸漸地變得不謹慎了，驕傲了，個人崇拜就愈演愈烈。到了“”時期，對的個人崇拜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他具有凌駕于全黨之上的絕對權威。他的每一句話，都成了人人必須遵循的“最高指示”，連中央委員會及其政治局都必須“照辦”。同時，的話，一度被吹捧為“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各地大搞“忠”字化運動，每日“三敬三祝”，由“紅太陽”發展到“萬壽無疆”。這就完全顛倒了階級、政黨和領袖之間的關系，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由于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熱的程度，這就使“”不能被及時制止和持續了十年多之久。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也是馬克思主義學風的倡導者和實踐家。他在領導我黨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績；在倡導和發揚馬克思主義學風方面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但在他的晚年，也犯了錯誤，主要是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經濟建設急躁冒進的錯誤，還有“”那樣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錯誤，給黨和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出現這樣的錯誤，自然有許多客觀原因，在主觀上有他驕傲自滿、聽不得不同意見、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等原因，也與他違背了他自己曾經大力倡導的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有著密切的關聯。正如所說：“歷史證明，學風端正，事業興旺；學風不正，事業受損。”“學風問題也是黨風問題，是關系黨的興衰和事業成敗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我們一定要深刻地吸取在學風問題上的經驗和教訓，進一步提高對于學風問題的認識，努力發揚黨的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把我們的黨建設得更好，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更好，把我們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責任編輯】喬興華

【參考文獻】

1.《選集》，第3卷。

2.王淇主編：《中國共產黨七十年講座》，北京出版社，1991。

3.陳國權、王榮利主編：《中共黨史專題研究新編》，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1993。

4.《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

5.伊勝利等主編：《中共黨史重要專題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

6.《同志重要講話匯編》，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圖書館編，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