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述略

導語：“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述略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正文】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如何認識和對待中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這是新民主主義理論中十分重要的課題。在民主革命時期和建國初期，對新民主主義國家制度下私人資本主義的歷史命運進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對此進行研究和探討，既有助于全面理解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和建國初期對私人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也有利于我們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私營經濟的方針。

對“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歷史命運的論斷

“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是1945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的結論中提出的一個新概念。什么是“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呢？綜觀的一系列論述，所謂新民主義的資本主義，不是泛指中國的一切資本主義經濟，不包括官僚資本主義經濟，而是特指由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也不是泛指任何時期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特指新民主主義國家制度或政權下的資本主義經濟。

首先，認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一個長時期內，應當允許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和發展，不能急于消滅資本主義。

早在1939年12月，就指出，因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后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結果。”（注：《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678,678～679,678頁。）1940年1月，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的演說，指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的緣故。”（注：《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678,678～679,678頁。）在七大《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進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注：《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1060,1060頁。）此外，還解釋了為什么共產黨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他說：“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他認為，現在的中國“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注：《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060～1061,1060,1060頁。）

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批評了“應當對私人資本限制得太大太死”，“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的“左”傾機會主義觀點，再次強調在革命勝利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1950年6月還批評了那些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主張，說“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注：《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198～199頁。）

其次，認為，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資本主義并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資本主義，它的發展必須受到限制，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又不能破壞國計民生。

1940年1月，指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注：《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678,678～679,678頁。）在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認為需要發展的是“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資本主義。“至于操縱國民生計的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22,323,322,322～323頁。）

1948年10月26日，致信劉少奇，指出：“就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說來，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國計民生’，這就是一條極大的限制，即引導私人資本納人‘國計民生’的軌道之上。”（注：《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6頁。）還科學地預見到“對于私人資本主義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別是私人企業中的大企業主，即大資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注：《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432,1431～1432,1431頁。）1950年4月，在全國統戰會議工商組討論會的一份發言稿上批語，強調應當限制和排擠“那些不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即投機商業，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業，而不是正當的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注：《建國以來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頁）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關于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對于中國由一個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不經過資本主義獨立發展階段而過渡到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形成的理論淵源和實踐基礎

關于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是在借鑒俄國十月革命后“新經濟政策”的成功經驗，批判地吸收孫中山新三民主義思想，總結土地革命時期黨對待資本主義問題上的“左”傾錯誤的教訓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

首先，俄國十月革命后的“新經濟政策”為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成功范例。

俄國“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是在無產階級國家掌握經濟命脈的條件下所采取的利用資本主義來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它極大地促進了俄國經濟發展，在實踐上取得顯著成就。

在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說：“我們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俄國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后，還有一個時期讓資本主義作為部分經濟而存在，而且還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個社會經濟的百分之五十。”他還批評黨內有的同志急于消滅資本主義，說“人家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還要經過新經濟政策時期，又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集體農莊發展了，糧食已主要不由富農出了，才提出消滅富農，我們的同志在這方面是太急了。”（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22,323,322,322～323頁。）直到1956年12月初，在同工商界代表談話時仍然認為俄國實行新經濟政策時間太倉促，他說“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足。”（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434頁。）

其次，孫中山新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思想為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料。

新民生主義提出了“節制資本”的思想。所謂“節制資本”，即“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注：《孫中山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27頁。）批判地汲取了孫中山新民生主義的積極因素，使之成為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的合理內核。1940年1月，他說：“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注：《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678,678～679,678頁。）在黨的七大上，充分肯定了新民主主義政權下資本主義的作用，強調這是“符合于孫先生的原則的”，并且說：“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肯定的，就是孫中山所說的‘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資本主義。”“孫中山講過的‘操縱國民之生計’的特殊的資產階級，則不在其內。將來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在大城市里也要沒收操縱國民生計的財產，沒收漢奸的財產。”（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22,323,322,322～323頁。）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他認為一方面要允許一切有利于國民經濟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存在和發展，但同時應對資本主義經濟采取限制政策。“孫中山的節制資本的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如果“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注：《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432,1431～1432,1431頁。）

再次，1931至1934年黨內在對待資本主義問題上，“左”傾錯誤為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歷史經驗教訓。

1931年至1934年，王明在革命根據地推行了一系列打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左”傾經濟政策。如1931年11月“一蘇大”通過的《勞動法》規定了機械的8小時工作制，名目繁多的節假日，過高的福利待遇，強迫介紹失業工人，降低征稅起點，提高稅率。這樣致使蘇區工廠、商店歇業倒閉，工人失業，軍民生活極端困難。

等中央領導人努力糾正這些錯誤政策。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提出了保護私人經濟使之與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同時并進的政策。他說：“我們對于私人經濟，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因為目前私人經濟的發展，是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注：《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頁。）遵義會議后，重新恢復并發展了黨的保護私營工商業的政策。瓦窯堡會議的決議和《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都公開宣布：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一度推行的在經濟上消滅資產階級的過左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時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過去也是錯誤的。提出要“用比較過去更寬大的政策來對待民族工商業資本家”，從而有力地糾正了王明的“左”傾錯誤。在1947年黨的十二月會議上，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經濟綱領。在闡述“保護民族工商業”這一政策時，他指出，對于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經濟成分采取過左的錯誤的政策，如像我們黨在1931年至1934年期間所犯的那樣，是絕對不許重復的。針對某些地方侵犯私營工商業的現象，發表了《關于工商業政策》、《關于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等文章，重申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正確政策是政治上爭取、經濟上保護，強調中國現階段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某些地方黨的組織違中央的工商業政策，造成嚴重破壞工商業的現象，“對于這種錯誤，必須迅速加以糾正”。

對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的幾點思考

思考之一：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作為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符合歷史唯物主義，是對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之一是“保護民族工商業”，即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和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也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五種經濟成分之一，它的存在和發展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客觀要求。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是符合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的。

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之所以要允許有利于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歸根到底是由當時中國落后的生產力狀況決定的。中國社會的經濟狀況，從抗戰前直到1949年，現代工業占國民經濟的10％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90％左右。而“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占了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注：《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432,1431～1432,1431頁。）在這種情況下，發展有利于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對于發展國民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增強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實力，都是有利的。

正是從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角度來認識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問題的。1947年在黨的十二月會議上，指出，“由于中國經濟的落后性”，所以必須允許資本主義經濟在革命勝利后存在和發展。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再次強調，“由于中國經濟現在還處于落后狀況”，因此，革命勝利后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資本主義的積極性。在看來，中國經濟發展落后，生產力水平低，這是新民主主義政權下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因。這無疑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

關于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思想。

馬克思晚年在對俄國社會的研究中，提出了在特定條件下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思想。馬克思認為，由于俄國農村公社所處的特定歷史條件，即俄國處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歷史環境中，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而是和資本主義生產所統治的世界市場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可以通過吸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積極成果，從而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恩格斯發展了馬克思的思想，提出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峪”不僅限于俄國，也同樣可以適用東方其他的落后國家；同時恩格斯也認為，東方落后國家的農村公社如何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生產力作為社會財富和社會工具掌握起來，是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一個必要條件。

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提出中國革命勝利后，不允許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但同時認為，盡管中國跨越了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但革命勝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不能排斥資本主義一定程度的發展，不能急于消滅資本主義。是從反對黨內民粹主義思想的高度來認識這個問題的。他在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說，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對于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他們“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會主義，不發展資本主義。（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3,322,322～323頁。）在看來，新民主主義國家制度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經濟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注：《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1060,1060頁。）思考之二：現階段允許私營經濟存在和發展是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

在民主革命時期和建國初期，關于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曾經指導我們黨制定了對待民族資本主義正確的經濟政策。例如，1947年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就規定“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1949年通過的《共同綱領》中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方針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建國初期又對工商業進行合理調整，對有利于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業，實行加工訂貨和收購產品，促進了它的發展。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以后，這一思想很快發生了變化。首先他批判了劉少奇等人提出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等觀點是右傾機會主義。同時，在他親自修改的《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宣傳提綱》中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注：《建國以來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頁。）1955年10月11日，又指出：“使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這是一個很好的事，很有意義的好事。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要使它在地球上絕種，變成歷史的東西。”（注：《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198～199頁。）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到1956年底我國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大陸上急促地消滅了資本主義。盡管在1956年12月曾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可以開私營大廠，訂條約，十年、二十年不沒收”（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434頁。），但這些思想并未能堅持下去。此后：不僅資本主義私營經濟被滅絕，連個體經濟和農村自留地也被取消。

導致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急劇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觀上是建國初期資本主義經濟同社會主義政權和社會主義經濟的矛盾比較明顯地暴露出來，以及資本主義經濟自身固有的各種矛盾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迫切需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主觀上是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變化，以及對資本主義經濟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估計不足而對其消極作用估計過重，因而提出了急于改造、消滅資本主義的政策。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當允許私營經濟存在和發展，實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黨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提出：“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關于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