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貢獻及走向偏狹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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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是鄧小平理論的根本問題。“我國社會主義在改革開放前所經歷的曲折和失誤，改革開放以來在前進中遇到的一些困惑，歸根到底都在于對這個問題沒有完全搞清楚”（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政治報告。）。在這個問題上也進行一些探索。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關于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的認識。在建國初期及五、六十年代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就有過不少論述。主要體現在1958年號召廣大干部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教科書時，由他口述，經其他同志整理的《讀書筆記》及一些其它個別論述之中。這些論述，已經構成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雛形，這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重要貢獻。60年代后期，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思想逐漸淡化。到70年代，他把按勞分配、貨幣交換等看成是與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研究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認識的貢獻及走向偏狹之原因，對于今天我們堅定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信念，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社會主義存在不存在商品經濟，是探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的前提和出發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認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后是不存在商品經濟的。突破了革命導師的論述，認為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是因為有其存在的客觀條件。

早在建國之前就主張利用商品貨幣關系，恢復國民經濟，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由于中國經濟現在還處在落后狀態，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于國民經濟有害而是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份，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注：《選集》，第4卷，第1413頁。）。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在《讀書筆記》中指出：中國原來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后。因此中國“很需再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從這兩段論述中可以看出，建國后，我國存在商品經濟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太落后了，要利用商品經濟進行發展，這種發展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很顯然，中國太落后是我國存在商品經濟的一個重要條件。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雖然沒有直接說明，但也有要在“很長一段時間”，一個發展“階段”利用商品經濟使中國改變落后面貌的想法。這方面的認識，后來越來越明確。隨著認識的提高，在對商品經濟存在的原因問題上，超過斯大林的認識。斯大林認為兩種所有制是商品生產存在的前提條件。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給干部講解《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認為這個觀點很不全面，兩種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產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主義生產力水平有密切關系。因此，即使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豐富，某些范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自然有可能存在。這樣，他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存在的一般原因的認識就突破了斯大林的見解，也突破了他以前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認識，提出了社會生產力水平決定商品經濟的命題。更重要的是，指出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生產不豐富，也就是生產力水平還不夠高，商品經濟還應該存在并要繼續發展。這一點，對于我們今天進行改革開放，大力發展商品經濟，有著重要的意義。

由于中國太落后，生產力水平低，需要發展商品經濟，而且還要大力發展，這種發展并不是盲目發展，而是有計劃的，這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認識又一個重要貢獻。

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講話時，從多方位多角度闡述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由產品生產到商品生產，再由商品生產到產品生產。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要使我們的路線、方針、計劃符合客觀存在的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商品交換。他認為，通過商品交換既可以滿足我國人民物質文化日益增長的需要，又可以換回等價物質，盡可能多生產商品，去交換東西，向全省交換，向全國交換，向全世界去交換，發展世界貿易。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這種大發展是有計劃進行的。1959年12月，主持制定的《關于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有計劃地進行的，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則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無政府狀態地進行的。在這里雖然沒有明確提出象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認為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命題，但是，它的基本含義已表達出來。能在五十年代末期就提出這種看法是很不容易的。而且還把公有制、商品經濟有計劃結合起來，這是在闡述商品經濟理論問題上的又一真知灼見。是我黨領導人中最早提出這種看法的。他的這種認識，為我黨后來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進行宏觀調控提供了理論依據。

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特別是我國還要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必然在當時給人們提出一個問題，就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有沒有區別？給這個問題明確回答，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有本質區別，并且認為商品經濟是相對獨立的經濟形態。同時，也批駁一些人害怕商品經濟，主張取消商品經濟的觀點。

1958年在農村刮起“共產風”，搞“一平二調”，鼓吹要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給黨和人民的事業帶來嚴重危害。批駁了陳伯達等要求在現階段就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的錯誤主張。指出這種主張實質上是要剝奪農民。在社會主義時期，廢除商品是違背經濟規律的，我們不能避開一切有積極意義的諸如商品、價值法則等經濟范疇，而必須使用他們來為社會主義服務（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1987年，第296頁。）。還指出，商品生產不但資本主義社會有，封建社會、奴隸社會也有，為什么社會主義社會有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他們沒有弄清楚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他從商品經濟的特殊性分析，認為：我國現階段的情況是，已經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全民所有制，已經把資本家從商品流通中排擠出去，現在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領域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國家和，這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質差別的。他還指出，商品生產看它和哪個經濟相聯系就為哪個階級服務。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相聯系。因此，它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服務，這正是它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區別之所在。的這些論述，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商品經濟是經濟發展的手段，間接的已把這個意思表達出來。在表達這個意思過程中，揭示出更深層次的問題，也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是所有制問題。社會主義是公有制，資本主義是私有制，經濟發展手段和哪個所有制相聯系，就為哪個所有制經濟發展服務。的這一觀點，對于我們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對經濟發展手段問題，都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如此重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目的就象他自己所認為那樣，社會主義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要利用商品生產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一，他認為，社會主義發展商品生產是促進社會主義發展的工具。利用這個工具，可以乖乖地為社會主義服務。認為只有資本家會搞商品生產，只有資本家才能發展商品生產，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第二，他認為，要發展商品生產，要利用等價交換原則同農民打交道，這是農民唯一可以接受的手段。利用等價交換的商品交換原則，這是鞏固工農聯盟，團結五億農民的重要手段。他說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我們還要利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來團結五億農民。商品生產大發展，全國五億農民就可以逐步富裕起來。鑒于在集體所有制經濟究竟是擴大自然經濟還是擴大商品經濟問題上，有人主張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他明確指出這種主張是不對的，認為應當大力發展商品生產來團結五億農民，要從城市里邊拿工業品等價地和農民的糧食產品相交換。第三，他批評了斯大林關于只有生產資料是商品，消費資料不是商品的觀點。認為在我國有些生產資料如拖拉機等都屬于商品，從而發展了斯大林的思想。第四，提出了遵循價值規律，按價值規律發展辦事的觀點。指出，價值法則要求我們對社會產品只能實行等價交換，不能實行無償占有，違反了這一點，終究是不行的。1959年3月30日，他在批轉山西省委的一個文件時說，平調的舊帳一般要算。算帳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他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這里肯定了價值規律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規律，人們必須在這個大學校中學習它，掌握它，才能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任務。這四個方面，是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所提出的，需要注意、研究的主要問題。

上述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認識，看起來是零散的、初淺的，但要把這些論述前后聯系起來看，已經形成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雛形。他的某些觀點，如社會生產力水平決定商品經濟發展，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等觀點，到改革二十年后、人們思想大解放的今天，也沒有過時，對于發展市場經濟有著重要的作用。

對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認識雖然提出一些真知灼見，但是，后來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對于這些真知灼見沒有堅持下去。究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認識走向偏狹之因素，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走向偏狹之本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原因。

其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批判機會主義思想的過程中，對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的未來社會作過預測，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認識走向偏狹的理論原因。

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認為；“在一個集體的、以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社會里，生產者并不交換自己的產品；耗費在產品生產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0頁。）。恩格斯明確論述說：“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2頁。）。列寧在十月革命前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要立即“消滅貨幣權力、資本的權力，消滅一切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商品經濟”（注：《列寧全集》，第9卷，第443頁。）。當蘇維埃政權實行新經濟政策，恢復商品交換和貨幣流通時期，列寧認為新經濟政策是一種“讓步”和“退卻”，在理論上也沒有把商品關系看成是社會主義應有之物。在商品經濟的認識方面，深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影響。一些看法和他們的看法基本一致，在建國前期，認為商品經濟是有一定計劃的，是消除無政府狀況的，既國家有計劃控制的商品經濟。控制的主要內容是“在活動范圍方面，在稅收政策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在勞動條件方面”（注：《著作選集》，第659頁。）。此時和列寧看法一樣，把商品經濟看作資本主義經濟，強調國家的控制，并且作為他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一個內容在實踐中加以貫徹。1956年12月7日，約民建、工商聯負責人黃炎培、陳叔通等談話時指出：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其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當然要看條件，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就可以搞。如果沒有原料，國家投資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工廠……。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在這時，仍然把商品經濟看成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以為發展商品經濟就是發展資本主義。對商品經濟的看法同馬、恩、列對商品經濟的看法如出一轍，可見，馬、恩、列的商品經濟思想對有直接影響。

雖然在革命和建設中多方面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理論，可是恰恰在商品經濟問題上囿于馬列主義理論。要從中國革命和實踐的具體環境來看，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可以理解的。馬列主義理論是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不斷走向勝利的理論，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目中很長一段時間里認為是神圣的理論。在把這個理論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時，每當對這個理論有一點突破都要付出艱苦的努力。特別是一些認為是基本理論，要想突破就更困難。社會主義不存在商品經濟，也曾被人們認為是基本理論，受到他的束縛也是自然的。

其二，平等是所要實現的社會價值，在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過程中，凡是與之相矛盾的就要排斥。商品經濟與的平等價值發生矛盾，必然要排斥商品經濟。這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認識走向偏狹的思想原因。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早年的曾視康有為的“大同世界”為“圣域”，因而對康有為的大同世界表現出衷心的向往。他曾說：“大同者，吾人之鵠也”。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康有為的“大同世界”是一個破除了國、種、家、業、苦等諸界的“至平”、“至公”的理想世界。青年時代的曾有過一個“新村”計劃。他在主觀上所設想的“新村”，實際上是一個保證人人有書可讀、有工可作，人人地位平等的基層社會組織。的“平等”價值觀決定他決心消除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差別。建國后，以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到“一大二公”的，正是他試圖消滅這種差別的實際步驟。在合作化時期，主張大搞合作社。他說合作社“能大的就應該搞大的，不要看見大的就不高興”（注：《選集》，第5集，第117頁。）。越大越公就越平等，可謂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個主觀設計。他認為，有了這種公社，就可以使農村的生產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還可以培養自己的高級知識分子。被認為可以消除由于社會分工造成的工農之間、城鄉之間和腦體勞動之間的差別，從而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晚年的“五·七”指示展現在人們面前的一個半封閉、小而全的社會模式，在這個模式中，各行、各業、各單位、各企業都要兼及他業，亦工亦農亦文亦武，全面發展，其主要目的也是消滅由社會分工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商品經濟和的平等價值是不相容的。“商品經濟必然引起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競爭，造成不平等，使一部分人破產，使另一部分人發財”（注：《列寧全集》，第1卷，第109頁。）。允許商品經濟存在，就意味著允許不平等存在，由于“平等”的社會價值觀決定，必然排斥商品經濟。他對一切不平等的現實表現也難以容忍和采取必欲取締的態度，50年代末和70年代中期發動的對“資產階級權利”的批判就是突出的例子。他把分配領域中的工資等級制、計件工資、人與人關系領域中的等級森嚴，居高臨下，官僚主義以及軍銜制等平等的現象幾乎都看作是“資產階級權利”。他對“資產階級權利”的批判，實際上就是試圖取締社會生活中的不平等現象。在看來，不斷消滅差別，一步步向平等目標靠近，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可見，從他的平等價值觀出發，認為所有制規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人們在生產資料中占有上的差距就越小，因而可以在更大的范圍和更高程度上實現人與人的平等。商品經濟中出現不平等問題，在思想上接受不了，在行動上對商品經濟批判，使對商品經濟的認識停步不前。

其三，是舉世公認的政治家，在他的一生中，政治斗爭比軍事斗爭時間要長，長時期的政治斗爭養成了政治斗爭的習慣，對某些問題自覺不自覺的從政治眼光來看，對商品經濟的認識也是如此。隨著政治需要的變化而改變著他對商品經濟的認識態度是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認識走向偏狹的政治原因。

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肯定與否定，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政治的需要而定。當商品經濟有利于實現政治目的時，放寬限制；當經濟緊張，人心不穩時，就放開自由市場，允許個體經濟發展；當經濟形勢好轉，政治穩定時，就加強對商品生產的限制直到加以取消。在“”過程中的情況就是如此。另外，還用政治標準衡量商品經濟，主要是把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聯系起來。1974年10月，在談到社會主義制度時說：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了。他這里所說的“沒有多少差別”，顯然是指商品經濟的消極作用。這樣，就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貨幣交換、按勞分配當成了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條件，把社會上小商品生產自由市場的活躍現象，看成資本主義的苗子。認為不消滅商品生產就存在產生修正主義的土壤，社會主義國家就有可能蛻變為資本主義。對商品經濟的這種認識在60年代就存在，在這種思想存在的基礎上，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基于對國內形勢和黨內分歧的錯誤判斷，提出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以后形成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在經濟認識上存在分歧，就認為是在政治上存在分歧，就是搞資本主義，就是革命的對象。十年動亂，也就是用政治手段革了一些經濟上要實行商品經濟人的命。

用政治眼光審視商品經濟，把經濟和政治的關系本末倒置，是為了讓商品經濟適應政治的需要，這樣對商品經濟的認識走向偏狹是不可避免的。

其四，中國革命的成功經驗的影響是對商品經濟認識走向偏狹的實踐根源。

領導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是成功的；領導的維護國家政權，恢復經濟建設也是成功的。但這兩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國情適應的成功。由于和平建設的成就相對于長期戰亂破壞有隔世之感，特別是在缺乏國際經濟發展橫向比較的情況下，很容易使人產生錯覺，以為這就是社會主義，對于封建主義的整個社會形態的進步，從而把適應的經驗全看成建設的經驗。還是在陜甘寧邊區，經濟問題延傳統作法。都是“為了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注：《選集》，第2卷，第768頁。）。這些作法成為成功的經驗。又把這些經驗引入社會主義建設之中，把革命戰爭年代的經驗神圣化了。在1958年北戴河會議上說過，過去我們幾百萬人，在階級斗爭中鍛煉成群眾擁護的共產主義戰士。搞供給制、過軍事共產主義生活，這是馬克思主義，是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后來，“”中的“五·七”現象也如此。這樣就會消滅商品生產、按勞分配、實行產品分配、按需分配。排斥了商品經濟。

由于上述幾個原因，導致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認識逐步走向偏狹，這幾方面在不同時期對的影響起著不同作用，有時某個方面起主要作用，有時幾個方面都起作用。這幾個方面也有內在的不可分割的聯系。

總而言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有著獨特的作用，但是，人們對于這種獨特作用在過去的很長時間里，認識上是不穩定的，此時肯定，彼時否定。許多人在這肯定、否定的漩渦中迷惑著。也是其中一個。由于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認識的不確定性，既有對革命導師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認識突破的方面，又有受革命導師的某些論述困擾的一面，在這種認識的矛盾中，加上一些其它原因，導致沒有堅持自己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某些正確認識，逐漸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走向偏狹，甚至否定自己的原有的一些正確認識。對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認識問題上的評價，要從客觀上、總體上全面的辯證的來進行評價，應該象中央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評價思想一樣來評價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認識問題。要把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正確認識和不正確的認識區別開來。在五、六十年代承認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要發展商品經濟，有許多正確的科學的認識。這些認識在某種程度上超過其他革命導師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應該是思想的重要內容。就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而言，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研究的開拓者，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探索過程中，形成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雛形。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黨提出的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是對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正確認識的繼承和發展。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認識最終走向偏狹，從另一個方面為我們從傳統理論束縛中解放出來，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