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概論:論的工業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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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業化的歷史依據

實現工業化是中國人民的百年夙愿。還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提出了中國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其歷史依據就是近代中國經濟的落后。對舊中國的社會生產力，曾有一個基本估計，即：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范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占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認為，近代中國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為缺乏新式工業。中國要擺脫落后，實現富強，必須實現工業化。從抗日戰爭時期開始，多次闡述了這方面的思想。1944年5月22日，在中央辦公廳招待會上講演時，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敢于這樣的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負我們的落后，因此消滅這種落后，是我們全民族的任務。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1]因此要求：共產黨員必須關心工業，學習工業的各種知識，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

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革命的直接目標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應該是工業社會。1944年8月31日,在寫給博古的信中明確指出了這一點：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2]1945年4月，在《論聯合政府》報告中，總結了鴉片戰爭以來100多年許多仁人志士實業救國的經驗教訓后再次強調：中國要富強,必須走工業化道路。沒有工業化，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3]民主革命勝利前夕，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進一步明確在革命勝利以后要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1949年6月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再次指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地解決國家工業化的問題。"[4]9月制定的作為新中國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對的這一思想做了政策性規定：應以有計劃有步驟地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為重點，例如礦山、鋼鐵業、動力工業、機器制造業、電器工業和主要化學工業等，以創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對此，用的話說，他是很高興的，但是覺得中國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因為中國還很落后，很窮，一窮二白。深知窮國落后的面貌不改變，近代屈辱歷史還會重演。因此，建國以后更加強調工業化的迫切性。他說，我們國家在政治上已經獨立，但要做到完全的獨立，還必須實現工業化，如果工業不發展，已經獨立的國家還有可能變成人家的附庸國。

二、工業化的制度選擇

社會主義工業化中國實現工業化應與何種制度相結合，這是高度關注的一個問題。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和比較鑒別，否定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工業化兩種模式，而選擇了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認為，工業化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不僅無法結合，而且是相互對立。中國必須首先進行民主革命，結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才能為工業化掃清道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工業化道路在中國既然行不通，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是否就行得通呢?的答案也是否定的。民主革命時期，是主張利用、保護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但在外有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內有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客觀歷史環境中，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沒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發展，資本主義道路在在中國行不通。民主革命勝利以后，因為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但認為這只是中國革命的一方面的結果，不是它的全部結果。中國革命的全部結果是，一方面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又一方面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究竟走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呢?的回答是鮮明的，中國不能通過資本主義實現工業化，必須通過社會主義實現工業化。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在提出民主革命勝利后中國要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任務的同時，也提出了向社會主義轉變的任務。這是首次明確地把工業化和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建國后的1953年，在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過程中，關于工業化問題，先是提出實現國家工業化"，后將其明確改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5]最后形成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內容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的制定和實施確保了中國工業化的社會主義方向。

舍棄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而選擇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客觀上反映了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也和建國初期的國內國際形勢有密切關系，主觀上則反映了對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否定態度。認為這是一條使少數人富裕大部分人貧窮的兩極分化日益加劇的道路。因此，為使人民免遭痛苦，更多更快地實現中國的工業化，認為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是實現中國工業化的社會制度方面的最佳選擇。中國的工業化只能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

三、工業化的發展戰略

以重工業為主，重工業與輕工業、農業同時并舉，建國初期，在我國缺乏經濟建設經驗的情況下，一度主張因循蘇聯的工業化道路。在蘇聯偏重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的影響下，我國從1953年到1957年制定實施了以發展重工業為中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奠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但在一五計劃執行過程中，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也出現了諸如資金材料供應緊張、農業輕工業生產不穩定、糧食及日常生活用品短缺等嚴重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在蘇聯東歐一些國家早有發生。這些問題引起的高度關注和深刻思考。認識到，蘇聯的經驗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蘇聯成功的經驗也并不一定都適合中國，學習別人終究不能代替對自己道路的尋找。

1956年初，先后聽取了中央工業、農業、運輸業等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在此大規模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作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報告在"以蘇為鑒"這一基本思想的指導下，提出中國不能因循蘇聯工業化的道路，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而應走在大力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基礎上去發展重工業的道路。這里實際上已經涉及到開辟一條不同于蘇聯的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在1957年所作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則明確提出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這一科學的概念。他指出，中國工業化的道路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問題。他說,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至此，基本形成了以重工業為主，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同時并舉為主要內容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思想。1958年以大煉鋼鐵為中心的""，使農業和生產受到了嚴重影響，在糾正這個錯誤的過程中，提出，安排國民經濟要以農、輕、重為序，重工業要為農業、輕工業服務。六十年代初期又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思想，并把它確定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這些使關于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想進一步得到豐富和發展。

自己還曾經把中國工業化道路和資本主義國家以及蘇聯的工業化道路進行直接的比較，他說："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資本主義長期著重發展輕工業。斯大林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斯大林的缺點是過分強調了重工業的優先增長，結果在計劃中把農業忽略了。前幾年東歐國家也有這個問題。我們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業、農業同時并舉。我們實行的幾個并舉，以工農業同時并舉最為重要。"[6]這比較具體說明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優點和特點。概括地說，探索的中國工業化道路，既根本不同于近代史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羊吃人"的方式把農民逼為雇傭勞動者以及長期著重發展輕工業的工業化道路，也不同于蘇聯通過農副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實現高積累并過分偏重發展重工業的"也把農民搞得相當苦"的工業化道路。它是一條切合中國國情的既能實現工業化，又能發展農業生產，既能實現國家富強，又能使包括農民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新型的工業化道路。

四、工業化的方針政策

圍繞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提出了一系列方針政策，主要有：

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這是制定的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指出："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

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7]對于什么是積極因素，認為，在國內，工人和農民是基本力量，中間勢力是可以爭取的力量，反動勢力雖是一種消極因素，但是我們仍然要作好工作，盡量爭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可以爭取為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

正確處理若干關系。實現工業化，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正確處理好若干重大關系，包括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等等。在《論十大關系》等著作中對此進行了系統闡述。農、輕、重是國民經濟三大基礎性產業，它們之間的關系問題，不僅涉及到工業化道路，而且也涉及到整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國民經濟的總體結構。因此，在眾多關系中，認為最重要的是要處理好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這三者的關系問題就是中國工業化道路的主要問題。

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無論革命和建設,主要都應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但是也要爭取外援，這是的一貫主張。搞工業化也必須堅持這一方針。1958年6月,在為國家計委起草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指示》中明確指出了這一點，他說："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人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人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8]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是積極主張爭取外援和對外開放的。還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曾明確表示，"蘇維埃政府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9]"在中國，工業化只能通過自由企業和在外國資本的幫助之下，才能做到"[10]。建國后，在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進程中，的對外開放思想仍然非常明確而又堅定，他宣布"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11]

實行技術革命。世界工業化是伴隨著技術革命不斷向深入發展的，吸收了世界工業化在這方面的歷史經驗，指出："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靠采用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12]50年代中期，當世界新技術革命浪潮涌動，也是新中國初創工業化的時候，就強調："中國只有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13]當時的設想是：在第一、二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內，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社會改革與技術改革同時并進。在1956年1月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正式提出了"技術革命"的任務。他說,過去我們進行的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已經結束，但我們面前還有革命的任務，就是"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1958年，則明確提出，全黨工作重點自1958年7月1日以后轉到技術革命上去。他說："我們一定要鼓一把勁，一定要學習并且完成這個歷史所賦予我們的偉大的技術革命。"[14]到60年代，還提出了兩個著名的論斷：科學實驗是人類社會三大革命實踐之一；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反映了對科學技術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認識。

參考文獻

[1].在中央辦公廳招待會上的講演(1944年5月22日).解放日報,1944年5月26日

[2]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237-239頁

[3]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81、1080頁

[4]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7頁

[5]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218頁.

[7][8][11]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3-24、380、41頁

[13][6][12]文集.

(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21、124、126頁

[9]1936年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1979,第129頁.

[10]中共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第11頁

[14]與當代中國.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第1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