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兩大理論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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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產階級的大政治家、軍事家和戰略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才華橫溢的學者和詩人，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在民主革命時期，在反對我們黨內的教條主義的斗爭中，創造性地提出了“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思想原則，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注：《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11、534頁。）即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這是他對我們黨、中國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獨創性貢獻。1941年5月19日，在運動中所做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中指出：“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斗犧牲，前赴后繼，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注：《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96頁。）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這樣寫到：“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注：《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952頁。）

我們黨在80多年的奮斗歷程中，不斷地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許多理論成果。理論成果有兩種模式。一種以主要領導人的名字命名，有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論成果。另一種以理論內容命名（孫中山先生將他的理論定名為三民主義），有新民主主義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兩大理論成果。對以理論內容命名的兩大理論，都做出了重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創立者

在民主革命時期，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長達20多年的探索中，寫出了許多不朽著作，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即有中國特色的民主主義理論。1940年《新民主主義論》的發表，標志著這個理論的正式誕生和形成。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基本內容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1.新民主主義革命。

認為，中國的民主革命，在“五四”運動以前，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在“五四”以后，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關于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是一個古老的東方大國，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了幾千年。從19世紀中葉以后，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社會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成為一個極為特殊的社會。這里，既不是原來單一的封建主義統治，也沒有步入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勾結下，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關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形態的表述中找不到現成的提法。

——關于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和動力。認為，百年來中國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就其性質來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對象，除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外，還有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主義。革命的動力，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農民是主力軍，還有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個創造性貢獻是，把資產階級區分為兩部分：官僚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對象，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動力。

——關于中國革命的步驟和前途。陳獨秀受第二國際和俄國孟什維克的影響，認為現實的革命既然是資產階級革命，就應由資產階級領導，因而需要進行“兩次革命”。堅決反對這種錯誤觀點，提出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不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它已不是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在民主革命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等待條件成熟后，就應轉變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只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完成后一個革命過程。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后目的，則是在于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后的完成。”（注：《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51-652頁。）

——關于中國革命的方式。認為，在舊中國，無議會可以利用，更沒有組織工人罷工的合法權力，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要獲得解放，不可能搞什么和平過渡，只能通過暴力革命武裝奪取政權。但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應當怎佯走，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一個難題。大革命失敗后，當時黨的領導人先后組織和發動的八一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這實際上是照搬俄國條件下舉行中心城市起義這條路，但都失敗了。及時進行了秋收起義，既反對大城市舉行武裝起義，又反對“流動游擊”的方式，堅持在農村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經過長期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取得全國政權。實踐證明，這條道路是中國革命惟一正確的方式和道路。

——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是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唯物辯證法的大師。他把《矛盾論》的觀點，徹底運用于每個歷史發展階段，并依據對主要矛盾的分析，確定每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總路線即基本路線。雖然主要矛盾這個哲學概念，最早是在20世紀三十年代蘇聯哲學教科書中提出的，但是，突出地強調把握主要矛盾的意義，并確定每個發展階段黨的總路線，這是的首創和功績。總路線和后來稱之的基本路線是同一含義，它是指黨在一個大的歷史發展階段總的全局性的根本指導方針。在1947年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關鍵時期，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正是在這條總路線的指引下，我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

2.新民主主義制度。

曾設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將建立起新民主主義制度。他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概念，并在此基礎上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綱領。

——政治綱領。指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政權，既不是資產階級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政權。民族資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不占主要地位，但它不是專政對象，而是聯合對象。

——經濟綱領，新民主主義經濟，既不是完全的資本主義經濟，也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經濟，而是以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為領導。要沒收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由國家經營管理。要沒收地主土地，消滅封建主義所有制，實行“耕者有其田”，但是允許富農經濟存在。后來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將其概括為：以社會主義經濟為領導的，包括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與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等五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綜合經濟結構。

——文化綱領。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新民主主義文化，既不是資產階級文化，也不是完全的無產階級文化，而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適應新民主主義經濟政治發展需要并為之服務的反帝反封建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3.新民主主義過渡。

馬克思經過長期的理論探索，在1875年所寫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的理論。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14頁。）我國建國前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沒有經歷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建國后通過短暫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早在建國初期就曾指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1953年12月，經審閱和修改的編寫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斗爭》指出：“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任務勝利完成后建立起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過渡性質的社會。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是我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時期。”所創立的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理論在中國的具體化，它比較充分地體現了我國歷史發展的特點。

1953年12月，依據對這個時期主要矛盾的分析，提出了我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就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簡稱為“一化三改”、“一體兩翼”的總路線。這是一條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并舉的路線，使建設和改造互為條件，相互促進。

在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指引下，我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奠基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特別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建國初期，在我們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條件下，提出要向老大哥蘇聯學習。到五十年代中期，發現了蘇聯模式的弊端，看到他們的許多經驗不適合中國國情，于是在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所作的《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提出了要“以蘇為戒”，獨立地探索一條有別于蘇聯模式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還提出了在探索中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從1956年至1976年長達20年的艱辛探索中，盡管發生許多失誤包括全局性的重大失誤，但實踐上仍取得很大成績，理論上也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觀點。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理論貢獻是：

1.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理論。

在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史里，強調社會主義社會各方面都存在著矛盾，并對這種矛盾做過透徹分析的第一人是。把他名著《矛盾論》的觀點全面運用于社會主義社會。他針對蘇聯學術界長期居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社會“無沖突論”的形而上學觀點，強調社會主義社會各方面都存在著矛盾。矛盾才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務的運動和變化”。這個規律，同樣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指出：“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因而使得它們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于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注：《著作選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66頁。）

科學地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認為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它與舊社會所不同的是，兩者之間又相適應又相矛盾。他說：“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注：《著作選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68頁。）這比斯大林的觀點：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關系完全適應生產力的性質，前進了一大步。這個論斷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為后來的改革打開了閘門，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論論證。

還首次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問題。針對蘇聯的肅反擴大化，混淆兩類矛盾，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他強調要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這兩類矛盾，用不同方法處理不同性質的矛盾；在革命時期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基本結束后，大量的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要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這就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提出了重要理論論證。

總括起來說，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論述，是他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最重要的理論和根本指導思想。它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

2.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中國是一個大國，但是經濟文化很落后。50年代，提出要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使中國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60年代，適應世界現代化的潮流，和達成共識并由總理在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進一步提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即“四個現代化”。目的是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我們獨立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寫出了《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著作，及時總結了經驗，指明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堅持以農業為基礎和以工業為主導。蘇聯在二三十年代實行工業化過程中，提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并把它確定為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這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無可非議的。但是，戰后蘇聯領導人死抱著這個教條不放，這就造成蘇聯的產業結構很不合理，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很先進，輕工業和農業極其落后，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東歐一些國家也存在類似問題。從戰后的國際形勢和我國的國情出發提出調整產業結構，調整投資比例，強調對輕工業和農業多投資。以后進一步提出以農業為基礎和以工業為主導，并把它作為經濟建設的總方針。這對我國經濟的協調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堅持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共同發展。經濟發展有個合理布局的問題。我國的工業過去集中在沿海一帶，大約占總量的70%左右，只有20%-30%在內地，這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狀況。針對這種情況，提出：“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23頁。）

——堅持國防建設必須以經濟建設為基礎。針對蘇聯軍事開支過大，影響經濟的發展，提出要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他指出，國防不可沒有，國防建設必須加強，國防力量必須提高，我們不但要有飛機、大炮，還要有原子彈。但是，國防建設必須以經濟建設為基礎。“只有經濟建設發展得更快，國防建設才能夠有更大的進步。”

——堅持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針對蘇聯和我國某些經濟學家害怕和反對商品生產的錯誤傾向，嚴厲地批評了這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贊同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所闡述的觀點，主張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他還指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堅持在文化領域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社會主義建設不僅包括經濟建設，也包括文化建設。蘇聯在文化方面管得過死，常常用行政方法管理學術，給不同學派貼政治標簽。鑒于這種情況，提出在文化上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他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83-784頁。）實行“雙百”方針，必須處理好兩個關系。一是百家和一家的關系。無疑，馬克思主義是百家中的一家，但它不是普通的一家，而是具有指導地位的一家。實行“雙百方針”，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否則就會變成自由化。二是“雙百”和“二為”的關系。“雙百”是方針，“二為”即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是方向。方針服務于方向，“雙百”必須為“二為”服務。

——堅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認為，中國是一個大國，又是一個窮國，在這樣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自力更生是堅持把立足點放在以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礎上，強調中國的建設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決；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外援，要盡可能多地爭取一些外援，但爭取外援也是為了增強自力更生的能力。

上述六條，就是在探索中所概括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點。

3.關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

是一位偉大的戰略家，他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是這個戰略思想的理論基礎。這就涉及到必須處理好如下一些關系：

——中央和地方。這是一對矛盾。在管理體制上，蘇聯模式的特點是中央權力過大，地方權力很小，影響地方積極性的發揮。針對這種情況，主張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中央的權力要下放，讓地方有更多的權力，以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黨和非黨。這也是一對矛盾。這里說的“黨”是共產黨，“非黨”是派。蘇聯在十月革命以后，由于特殊的歷史情況，只有一個黨，即執政的蘇聯共產黨。中國則不同，在民主革命時期，在反對國民黨的斗爭中，除共產黨外，還有一些派，建國后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派。這樣，就形成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黨體制。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33頁。）

——國家、集體和個人。蘇聯模式重視國家、集體，對個人利益重視不夠，不利于調動個人的積極性。針對這種情況，指出：“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系，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這兩種關系都要處理好。為此，就不能只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鑒于蘇聯和我們自己的經驗，今后務必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26頁。）

——漢族和少數民族。這又是一對矛盾。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十六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過去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建國后，我們的民族政策是正確的，強調漢族要幫助少數民族，加強民族團結，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也反對地方民族主義，但不是重點。說：“我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系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33頁。）

——中國和外國。這還是一對矛盾。蘇聯長期搞大黨大國主義，從不提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放不下戲臺上的那個架子。認為，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什么能存在和發展？同時，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他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40頁。）

正確處理上述關系的意義，正如所指出的，“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44頁。）

總括上述，在探索中所提出的有價值的思想和觀點，雖然沒有突破蘇聯模式（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也沒有形成新的理論，但是，他為后人突破蘇聯模式和形成新的理論架起了一座橋梁，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正式提出和形成、豐富和發展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鄧小平曾經說過：“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就是恢復同志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00頁。）

勿須回避晚年在探索中所發生的重大失誤，如“”和“”。發生這樣大的失誤的原因，關鍵是指導思想過“左”。但也不能只用一個“左”字說明所有問題。除“左”以外，還有在成績面前驕傲自滿，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對國情和世情判斷有誤，以及對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問題沒有完全搞清楚。我們也不能把失誤和錯誤完全歸之于一個人，其他領導人也有責任。更為重要的，我們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歷史地看待這個問題。畢竟我們搞社會主義的時間還比較短，經驗還不多，對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了解得很不夠，我們黨在社會主義時期也有一個從不成熟到成熟的過程。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指出，一生偉大，晚年有重大失誤。盡管晚年在探索中發生重大失誤，但他仍不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開拓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奠基人。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是他開創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基礎是他打下的。中國世世代代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永遠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