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文學與文藝思想

導語：蘇聯文學與文藝思想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蘇聯文學理論自上個世紀20年代后期傳入中國以后，成為革命文學的主導思想；以后，蘇聯文學理論又中國化了，形成了文藝思想。蘇聯文學理論與文藝思想之間既有共同點，又有差異，這導致二者之間由合作到對抗，直至發生“反修”、“”。這一段歷史經驗尚沒有加以總結，有必要進行嚴肅的學術考察。

一現代民族國家的想象：蘇聯文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

蘇聯文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扎根，有其社會的和文化心理的土壤，這就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任務以及對國家烏托邦的想象。在蘇聯文學理論引入之前，存在著學習西方文明的五四傳統。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爭取現代性的啟蒙運動，這場運動并沒有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而被爭取現代民族國家的革命運動取代。五四傳統的中止，存在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在中國，爭取現代性與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存在著沖突，由于中國的現代性缺乏本土文化傳統的支援，只能從西方引進，而中國作為半殖民地，為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必須進行反帝斗爭。這樣，就產生了歷史的悖論：要建設現代性，就必須學習、引進西方現代文化，而要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就必須反對、批判西方現代文化。救亡的緊迫性，決定了中國由啟蒙轉入革命。五卅之后，中國的社會走向發生重大轉折，現代性神話讓位于國家烏托邦。歷史在此處迂回。重建民族自信心，尋找一條中國化的革命道路，建立一個東方式的民族國家，成為大多數中國人的夢想。正當此時，蘇俄這個新興無產階級國家正從東方冉冉升起，使他們從中獲得革命的靈感。文學也開始了歷史的迂回。從“革命文學”時期開始，蘇聯文學理論就涌入中國，拉普派的理論成為激進左翼的文學團體“創造社”、“太陽社”的綱領。在蘇聯革命文學理論的指導下，對五四文學及其代表人物魯迅、茅盾、胡適以及葉紹鈞、冰心、郁達夫、周作人等人進行了批判，五四被認定為資產階級的文化運動，其代表人物被指斥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革命文學論爭以雙方和解，共同接受蘇聯文學理論收場。這標志著五四開辟的爭取現代性的啟蒙主義文學運動的中止，由革命文學運動取而代之。左聯成立之后，蘇聯文學理論全面引入，被蘇聯闡釋了的馬克思、恩格斯的文藝理論，普列漢諾夫、列寧、斯大林、盧那察爾斯基、波格丹諾夫等人的文藝思想得到大力譯介和推廣，很快取得在中國文壇的主導地位。蘇聯文藝理論的凸起和獨霸，與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需要密不可分。當時國民黨雖然取得了國家政權，但在文化上依然遵循準儒家式的民族表述方式，既缺乏最廣泛的民眾基礎，又無法提供關于國家未來的烏托邦式的想象空間，注定了其在意識形態爭奪中的劣勢地位。五四文學思想作為啟蒙時代的歷史回聲，與新的歷史要求發生沖突，它必然隨著現代性的落潮而遺落在空漠的歷史時空中。中國傳統文學思想，已經難以承載民族國家的文化想象。唯獨蘇聯革命理論包括文學理論，憑借著本國的成功經驗長驅直入，一路播灑國家理想主義的理想，適時填補了中國人的心理空缺，故而很快取得文化陣地的制高點。

蘇聯文學理論是特殊地緣文化的產物，具有兩重的文化身份。一方面，俄國文化受到歐洲文學傳統的影響，形成了認識論傳統。歐洲文學傳統包含人道主義和認識論兩個方面。蘇聯文學理論繼承了歐洲的認識論傳統的“摹仿自然”說，經“別、車、杜”闡發，形成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形象認識”觀點，后來在列寧的反映論的基礎上，最終確立起“文學是現實的形象反映”的經典論斷。反映論強調主體對現實的摹寫和鏡映，摒除主觀性，突出文學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另一方面，俄國文化屬于東方文化，帶有“東方****主義”的特征。蘇聯文學理論繼承了東方文化傳統，強調文學的意識形態本質和教化作用，具有群體本位主義的性質。它提出文學對現實的反映是受歷史條件、階級條件決定的，文學不可避免地帶有階級性。作家只有擁有正確的世界觀、進步的階級意識，才能如實地反映現實，揭示現實的本質，達到真實性與革命性的統一。這是典型的意識形態論，它與反映論構成了內在的悖理?？梢姡K聯文學理論本質上是一種認識論和意識形態論的二元論。蘇聯文學理論雖然繼承了東方文化傳統，中斷了人道主義的西方文化傳統，但又不可能完全清除西方文化的影響，它潛伏在文學思想的深層，頑強地影響著文學的發展。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在“非斯大林化”以后，“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得到肯定，文學的人道主義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復。

蘇聯文學理論的引進，顛覆了五四文學思想，使中國文學思想史發生重大轉折。

首先，對文學本質的認識發生改變，由文學獨立轉向文學依附意識形態。五四文學雖然主張發揮文學的啟蒙功用，但仍然反對“文以載道”，主張文學獨立，“文學本非為載道而設”。而蘇聯文學理論則強調文學屬于意識形態，具有階級性，是革命的武器。

其次，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即新古典主義取代五四啟蒙主義文學，并成為唯一正確的“創作方法”。歐洲新古典主義發生于17世紀，其歷史任務是為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提供想象，因此理性和規范成為其基本主張?！吧鐣髁x的現實主義”于1934年全蘇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上確立，它除了強調文學要真實地、歷史地反映現實外，還突出了兩個要點：其一，革命理想性，即用本質的、發展的眼光看待現實、描寫現實，表現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歷史規律，體現更高的能動性和革命性。其二，意識形態教化性，即以社會主義精神改造和教育人民，增強人民對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必勝信心，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蓬勃發展?？梢姡吧鐣髁x現實主義”把文學的傾向性、革命性、典型性置于真實性、批判性、創作個性之上，脫離了現實主義的傳統，體現了新古典主義的創作理念，屬于特殊的新古典主義——革命古典主義

最后，形成了文學大眾化傾向。蘇聯文學理論為了革命的需要，提出文藝大眾化策略。30年代左翼文學也開始深入探討大眾化問題。從形式上看，大眾化問題討論似乎延續了五四平民文學的思想，事實并非如此。五四平民文學反對貴族文學、士文學，其主體是城市平民知識分子。平民文學以城市平民為接受群體，開創了新的審美范式和新的雅文學傳統。胡適提倡“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意在建立雅文學規范和雅語言規范。而左翼文學提倡的“大眾化”實質上是一種“化大眾”，借助俗文學的形式傳達政治理念，達到教化大眾的目的。

蘇聯文學理論在左聯時期的崛起，與民族國家想象密不可分。但那時并沒有形成普遍的革命形勢，因此蘇聯文學理論也沒有成為全民族的文學思想。但隨著抗戰的爆發，內憂外患加劇了中國人對現代民族國家的迫切愿望和歸屬需求，民族主義情緒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大多數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愿意服膺于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偉大使命，投身于“民族革命戰爭”的斗爭中去。于是，愛國主義的歷史主題主導了文學思想的時代風潮，文學被加上了國家主義的重軛。在這種形勢下，蘇聯文學理論獲得了空前的強化和普遍化。在抗日戰爭中，蘇聯文學理論實際上獲得了合法性，取得了統治地位。蘇聯文學理論的一些基本觀點，諸如意識形態的文學觀（演變為文學為抗戰服務）、革命現實主義（演變為抗日

的現實主義）、革命的大眾文學（演變為工農兵文學）等，都成為文藝界和全民族的共識。

二蘇聯文學思想的中國化：文藝思想

前面已經說明，蘇聯文學理論具有認識論（反映論）和意識形態論的二元化性質。而幾千年來中國盛行的“文以載道”的文學思想，具有意識形態論的一元化性質。同時，中國革命更需要文學的鼓動、宣傳，要求文學成為革命意識形態的載體?？梢?，蘇聯文學理論與中國文學傳統之間存在差別，蘇聯文學理論的二元論體系不能完全適應中國國情。于是，歷史選擇了蘇聯文學理論的中國化，即在革命形勢下，對蘇聯文學理論進行改造，建立一個更強有力的、更適合中國國情的文學思想體系。文藝思想由此誕生。

文藝思想是蘇聯文學理論的中國化產物。1942年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出發，修正了30年代前期引進的蘇聯文學理論，加入中國傳統文化的因子，重組成帶有中國特色的革命文學理論，并借助整風之機在解放區加以普及，確立了文藝思想的權威性。與蘇聯文學理論相比，文藝思想加強了意識形態性、理想主義和民間化傾向。

首先，在文學的本質問題上，蘇聯文學理論循著歐洲認識論傳統建構體系，建立了反映論的文學觀，同時又強調文學的意識形態性，存在認識論和意識形態論的二元論的內在矛盾。而文藝思想繼承中國傳統文學思想的意識形態論傳統，弱化文學的認識功能，強化文學的載道功能，是一元化的文學思想體系。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是從認識論、反映論出發來論述文學的本質，而是從社會功利目的即“文學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命題出發展開論述。這預設了一種意識形態論的文學本質觀，即文學代表著主觀價值，與客觀認識和反映無涉；這與蘇聯文學理論有所不同，而這種不同后來愈演愈烈，導致了二者的分道揚鑣。雖然也曾說：“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盵1]但是，他僅僅在談到文學創作的源泉時才使用了反映概念，而且從全文看，也僅是個別論述，并沒有成為基本的觀念。自始至終都在強調文學的意識形態性、社會功利作用，而不是文學的客觀性、認識作用。他說：“文藝是從屬于政治的。”他還說：“那末，什么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認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盵2]這種功利主義的出發點以及意識形態論前提，與“文以載道”的傳統論調不謀而合。這篇講話，在邏輯起點上，向傳統文論回歸。

同時，對文學本質問題采取了實用理性的態度，而不是科學主義態度。他在講話《結論》部分的開篇處著力批駁了從本本出發的文學觀，主張從實際出發，文學為現實服務?！拔覀冇懻搯栴}，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覀兪邱R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我們討論文藝工作，也應該這樣做。”[3]這種闡釋策略，回避了蘇聯文學理論對文學本質的認識論界定，暗中肯定了文學的意識形態本質。他找到了中國傳統實用理性和馬克思實踐論的平衡點，增強文藝思想的合法性依據。而中國當時面臨的最大實際問題，便是如何爭取抗戰勝利以及實現現代民族國家的世紀夢想。

其次，文藝思想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了修正，突出強調文學的革命理想性。《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盵4]“六個更”實際上突出了文學的理想性，用革命理想主義的神圣光環來矯飾和美化現實，以激發起人民群眾高漲的革命情懷，從而推動革命進程，使文學真正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文藝思想避免了蘇聯文學理論二元體系的內在矛盾，讓文學真實性服務于意識形態性。明確提出“以寫光明為主”的創作指導思想。文藝思想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改造，受到中國古典文學的“樂感文化”精神、大團圓模式的影響，最終形成了中國式的革命古典主義。

最后，文藝思想進一步發展了“大眾化”文藝思想，并且主張民間化的文學路線。中國革命是農民革命，形成了革命民粹主義。民粹主義具有反資本主義、大眾化、集權化、道德化以及大眾崇拜等特征。厭棄西化路線，終其一生苦苦追尋中國式的革命道路和現代化進程。同時，他帶有濃厚的大眾意識，不僅認為中國革命應該依靠農民，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而且認為共產主義社會的最終實現依賴于人民大眾的價值觀。莫里斯·邁斯納指出：“毛主義對于那些與現代經濟發展有關的組織和制度都很厭惡，這一點與19世紀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也有相似之處。對專業化分工的偏見，對于政治和經濟的大規模集中化組織形式的反感，對所有官僚主義現象的堅決反對態度，以及對于正規高等教育的不信任”[5]革命民粹主義傾向，注定了中國革命文藝政策的大眾化、民間化路線。

的“大眾化”思想有兩大要點。其一，創造性地把“大眾化”口號具體化為普及與提高的關系問題。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這樣闡述普及和提高的關系：第一，普及是基礎，提高是指導，“……而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這種提高，為普及所決定，同時又給普及以指導?！边@實際上是要消除通俗文學與高雅文學的區別，使二者統一于工農兵文學。第二，先普及后提高，“對于他們，第一部需要還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這實際上是要高雅文學為工農兵文學作出犧牲。第三，屏棄知識分子書寫傳統，主張在工農群眾的俗文學（普及）基礎上創造新的雅文學（提高）。“那末所謂文藝的提高，是從什么基礎上去提高呢？從封建階級的基礎嗎？從資產階級的基礎嗎？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基礎嗎？都不是，只能是從工農兵群眾的基礎上去提高?！边@實際上要避開古今中外已經有的高雅文學遺產，另起爐灶，從工農兵文學中產生新的高雅文學。其二，大力提倡“民族形式”，走上了一條民間化路線。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指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雖然這段話并不直接針對文藝界，但對文藝界產生重大影響，引發了關于“民族形式問題”的大討論。在《講話》中對此次大討論作了總結，批評部分作家“不愛他們的萌芽狀態的文藝（墻報、壁畫、民歌、民間故事等）”，確定民間形式為大眾化方向。在建國以后，又提出“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歌，內容應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統一”。1而大眾化、民間化的提出，并不代表民間立場的崛起，。只是希望通過民間舞臺來演出革命意識形態的大戲，實質上是國家主義對民間立場的借用和轉喻。必須指出，蘇聯文學理論、文藝思想適應了中國革命的需要，推動了現代民族國家歷史任務的完成，這是不能否認的。同時，由于理論本身的偏頗以及歷史條件的變化，不能適應文學的現展，產生了“左”的傾向，這也是不能否認的。

三文藝思想與蘇聯文學理論由合作到分裂、對抗

建國以后，蘇聯文學理論與文藝思想有了一段合作時期。蘇聯文學理論繼承了歐洲的形而上學傳統，建立了嚴整的邏輯體系，理論性較強。因此，在大學教學和學術研究領域占據主導地位。文藝思想繼承了中國實用理性的文化傳統，思辨性較弱，但更適合中國國情，更具有政策實用性。二者互補，共同主導著中國文壇。它們共同的對手是五四時期引進的現代西方文學思想。因此，自建國以來，連續發生了文藝領域的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主流的蘇聯文學理論和文藝思想聯手對殘存的西方文學思想進行了清除。這個時期，蘇聯文學理論與文藝思想之間的共同點大于不同點，它們之間的分歧被掩蓋了。

但是，蘇聯文學理論與文藝思想之間的分歧畢竟是一種客觀存在，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二者的分歧就有可能突顯并且擴大，發生沖突和對抗。這種情況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發生了。自蘇聯開展非斯大林化運動以來，中蘇的政治分歧擴大為兩黨、兩國之間的分裂，終于演變為中國開展的“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和“”。文學思想領域的分歧也逐日公開化，成為政治斗爭的縮影。1958年，提出了“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取代了從蘇聯引進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這標志著中國式的新古典主義取代了蘇聯式的新古典主義?！皟山Y合”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區別在于，后者以“現實主義”為主，“浪漫主義”為副；而前者提高了“浪漫主義”的地位，與現實主義平起平坐。實際上，在蘇聯文學思想的語境中，所謂“現實主義”被闡釋為現實性、客觀性，而“浪漫主義”被闡釋為理想性、主觀性，是理想主義的代名詞。這當然是一種曲解。實際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都是一種歷史性的文學思潮，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創作方法”。浪漫主義是對現代性的第一次反叛，它反抗工具理性和現代工業文明對激情、自然的扼殺。現實主義是對現代性的第二次反叛，它揭露、批判現代化帶來的社會災難以及人性的墮落。因此，“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者“兩結合”都與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無關，它們只是新古典主義的不同形式。蘇聯式的新古典主義保留了歐洲的認識論傳統，強調客觀性、真實性的基礎，而中國式的新古典主義即“兩結合”更突出地強調了文學的理想化，進一步沖淡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微弱的客觀性。“兩結合”的理論和實踐，必然把文學導向粉飾現實的歧途。

“兩結合”的提出僅僅意味著中蘇文學思想的分歧初露端倪，而后的“反修”運動才正式揭開了雙方斗爭的序幕。文藝思想與蘇聯文學理論之間的矛盾最終演化為對抗。文藝思想進一步意識形態化，與“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結合，而把尚保留有認識論和人道主義傾向的蘇聯文學理論當作“修正主義”批判。1960年初，《文藝報》發表一系列文章，動員在文藝界開展反修斗爭?！段乃噲蟆飞缯摲Q：“文藝上的修正主義，是政治上哲學上的修正主義在文學藝術上的反映，它的主要表現是：宣揚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人性論、人類愛等腐朽觀點來模糊階級界限，反對階級斗爭；宣揚唯心主義來反對唯物主義；宣揚個人主義來反對集體主義；以‘寫真實’的幌子來否定文學藝術的教育作用；以‘藝術即政治’的詭辯來反對文藝為政治服務；以‘創作自由’的濫調來反對黨和國家對文藝事業的領導?！?以后，中國文藝界開展了一系列針對“蘇聯修正主義”文藝思想的斗爭。這場斗爭一直延續到“”時期，并發展為對“文藝黑線”的斗爭，也就是把“三十年代文藝”、“十七年來的文藝”與“現代修正主義文藝”聯系起來，編織成一條“文藝黑線”。在《部隊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還提出批判“黑八論”，所謂“黑八論”是“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道路論”、“現實主義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以及“離經叛道論”等。可以看出，這些受到批判的文藝主張基本上是屬于蘇聯文學理論，特別是“非斯大林化”以來的蘇聯文學理論。緊跟文藝路線，而又有蘇聯文學理論背景的周揚等正統理論家受到批判，只有從中蘇文學思想之爭的角度才能理解。與蘇聯文學理論分家，在“”中偏執化的主流文藝思想走向極端，它把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學遺產打成“封、資、修黑貨”，使中國文學完全封閉；把文學當作政治工具，大批文學作品被打成“小說”，提出了包括文學領域在內的“全面專政”理論；新古典主義演變為偽古典主義，所謂“樣板戲經驗”（根本任務論、三突出等）成為文藝的唯一指導原則；“工農兵文藝”的極端化導致文學創作的毀滅?？傊?，在革命戰爭中誕生的革命文藝思想，在和平時期沒有及時加以調整，走向偏執化，并且與蘇聯文學理論發生對抗，給文藝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

值得思考的是：同樣是國家意識形態主導的蘇聯文學，依然有像肖洛霍夫那樣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并且出現了像曼德爾施塔姆，左琴科，阿赫瑪托娃，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布羅茨基等異端作家，他們拒絕加入國家大合唱，拒絕廉價的頌歌，保持著心中的那份真實和真誠，即便遭受鎮壓、監禁、流亡亦無悔。他們給蘇聯文學留下了輝煌的遺產。而中國革命文學特別是建國以后的文學卻幾乎沒有什么值得驕傲的成果。其內在原因是，蘇聯文學理論是二元結構的理論體系，不僅有意識形態論，還繼承了西方認識論的思想傳統，還有人道主義的影響。這樣，文學的意識形態性功能和真實性追求相互制衡，為文學創作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間。而蘇聯文學理論的中國化形式則是意識形態一元論，取消了文學的真實性、客觀性，也抹殺了文學的人道主義因素，因此沒有給文學留下最足夠的生存空間。一元論的文藝思想雖然有助于加強革命宣傳，發揮文學的政治功利作用，但由于產生了“左‘的傾向，不允許任何形式的異端思想存在，最終把文學桎梏在偏執化的意識形態的牢籠之中。

參考文獻：

[1]《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美］莫里斯·邁斯納《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P60

1參見周揚《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載《紅旗》1958年創刊號。

1《文藝報》1969年第一期社論《用思想武裝起來，為爭取文藝的更大豐收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