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經驗總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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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回顧了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18年的斗爭歷史，并將其中的經驗概括為三個法寶。他說：“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

一

關于統一戰線的思想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內容，其含義是相當廣泛的。其中最復雜、最困難，而又對中國革命起決定作用的是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在中國現代史上，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兩個最有實力的政黨，二者之間的關系牽動著革命的全局。1924年至1927年期間，由于兩黨在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基礎上實行了合作，第一次結成統一戰線，因而創立了廣東革命根據地，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正當革命即將完成之時，由于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破壞了兩黨的統一戰線，因而招致革命失敗。1927年以后十年內戰的結果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在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急時刻兩黨再度合作，第二次結成統一戰線，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廣泛的，包括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包括工農兵學商一切愛國同胞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回顧這段歷史，高度評價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重新結成的統一戰線。他說：“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中國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解放出來，將決定于這個統一戰線的發展狀況。”在抗日戰爭中，如何鞏固和發展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成為統一戰線思想中最重要的內容。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系，從根本上說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關系。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建立——破裂——再建立，這樣一種復雜的關系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過的，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的一個特點。為了正確處理與資產階級的關系，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經驗只能來自中國革命的實踐。

對中國資產階級的認識是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逐步加深的，其發展經歷了一個由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不斷完善的過程。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就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重性有了初步認識。他指出，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這個階級既有需要革命、贊成革命的一面，又有懷疑革命的一面。對此我們要時常加以提防。這一認識的正確性很快在革命實踐中得到證實。

在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的嚴峻形勢下，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任務。1935年底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所說的統一戰線，其內容主要是指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他之所以要在統一戰線中增加民族資產階級，仍然是基于對其兩重性的深刻認識。由于民族資產階級有反對帝國主義的一面，因而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它有可能參加革命。

西安事變后，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國民黨內部的壓力，不得不開始轉變他過去十年的錯誤政策，開始接受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在這種情勢下，統一戰線中僅僅增加民族資產階級顯然就不夠了，有必要起用一個更概括、更一般、含義更廣泛的概念——資產階級來反映新情況。與此同時，還在一般意義上指出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重性，并把它上升到規律的高度來認識。他說：“在某種歷史環境能夠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制度的中國資產階級，由于它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就要動搖變節，這一規律，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證明了。”

1937年5月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正式起用了“資產階級”這一概念。這時他所說的統一戰線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一切贊成革命的分子。與以往不同的是，在這里明確地把資產階級包括在統一戰線之中。用“資產階級”取代以往所說的“民族資產階級”，這一概念的變化反映著客觀事物的變化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思想的發展。

由“民族資產階級”到“資產階級”在認識論上是一次由具體到抽象的飛躍。對資產階級的認識由抽象再到具體的又一次飛躍是在1940年3月完成的。1939年冬到1940年春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打退這次反共高潮的斗爭中，對資產階級有了更具體的認識。這種認識首先反映在他1940年3月11日寫的《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一文中。在這里他把資產階級區分為大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又分為親日派大資產階級和歐美派大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就是除了買辦階級即大資產階級以外的民族資產階級。”

根據新的認識，將《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二章的有關部分作了相應修改。1940年他在致肖向榮的信中說明了這一修改，“在去年十二月寫《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二章時，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頭幾個月，民族資產階級與開明紳士的態度是否與大資產階級大地主有區別，還不能明顯地看出來，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來了，請參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個《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建國初在編輯《選集》的時候還對1939年10月發表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作過修改。有研究者指出，其中最大的修改就是對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作了明確區分，并且在對中國資產階級的規律性認識中增添了對大資產階級的具體分析，說明了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參加統一戰線的原因及其固有的反動性。

正是上述對中國資產階級逐步深入不斷完善的認識，為中國共產黨正確處理與資產階級的關系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制定了關于統一戰線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和一整套策略原則。也正是由于對中國資產階級兩重性的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為中國共產黨應對國民黨后來發動的反革命內戰筑就了牢固的精神防線。

二

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這是中國革命的又一特點，也是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史中不曾有過的。中國共產黨在建黨初期不懂得武裝斗爭的重要性，那時黨把主要精力放在開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農民運動等民眾運動上，并沒有認真去準備武裝斗爭和組織軍隊。其結果，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共產黨不能組織有效的反抗。大革命的失敗使全黨懂得了一個道理，這就是，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務。從此，以為代表的一批共產黨人堅定地走上武裝斗爭的道路。

在武裝斗爭的實踐中，不僅學會了開展武裝斗爭的藝術，而且加深了對武裝斗爭的認識。他總結十年土地革命斗爭的經驗，揭示了武裝斗爭的實質。“在中國，只要一提到武裝斗爭，實質上即是農民戰爭”，因此，在武裝斗爭中必須正確處理黨同農民的關系，必須把武裝斗爭這個主要的斗爭形式與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政治斗爭，與代表農民經濟利益的土地革命斗爭，以及與其他許多必要的斗爭形式直接或間接地配合起來。這種武裝斗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土地革命斗爭。

抗日戰爭初期，將中國革命的武裝斗爭在長時期內采取游擊戰爭的形式這一經驗在理論上加以概括，提出了關于武裝斗爭的總概念。他說：“這種武裝斗爭的總概念，在目前就是游擊戰爭。游擊戰爭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創造自己的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爭形式。”

正是基于對中國武裝斗爭實質的深刻認識，開辟了一條緊緊依靠農民，組織和武裝農民，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獨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對中國武裝斗爭形式的深刻認識，制定了一條正確的軍事路線和一整套克敵制勝的戰略戰術。

三

中國共產黨的建設與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密切相聯的。指出：“十八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這就是三者的相互關系。”

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這是大革命失敗后全黨形成的又一共識。對此，1936年底根據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作了進一步論證。他指出，中國資產階級雖然在某種歷史時機可以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革命，然而由于其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不愿意也不可能將中國革命引向徹底勝利。這一點已經得到歷史的證明。中國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主力軍，他們愿意積極參加革命，也愿意取得革命的徹底勝利，然而由于其小生產的特點，使他們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不能正確地領導革命。在中國只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最沒有狹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遠大的政治眼光和組織性，也最能虛心接受世界無產階級的先進思想和成功經驗，因此，中國革命的領導責任不能不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肩上。“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能夠領導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克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克服失業者群的破壞性，并且還能夠克服資產階級的動搖和不徹底性（如果共產黨的政策不犯錯誤的話），而使革命和戰爭走上勝利的道路。”[9]

如何實現共產黨對民主革命的領導？這個問題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并不突出。然而在抗日戰爭中實行國共合作，由于國民黨實際上執掌著全國政權，調動著正規軍隊，擔負著正面抗戰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如何實現自己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至對于整個抗日戰爭的領導，就成為需要說明的問題。

1937年5月，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具體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指出，無產階級怎樣經過它的政黨實現對于全國各革命階級的政治領導呢？首先，根據歷史發展進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以及關于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的動員口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沒有實現基本口號的具體目標就無所謂政治領導。第二，無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應該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范。在為基本的政治任務而奮斗的過程中，共產黨員應該做到最有遠見，最富于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會情況，依靠群眾多數，得到群眾擁護。第三，在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系，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共產黨對于全國人民的政治領導，就是由執行上述這些條件去實現的。”[10]其實，中國共產黨在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實踐中已經積累了領導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開展革命斗爭，特別是土地革命斗爭的豐富經驗，同時也飽嘗了放棄領導權招致革命失敗的沉痛教訓。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共產黨在發起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時候就清醒地認識到，爭蛔躍醯取領導權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斗爭過程，而實現對廣大抗日民眾的領導也是有條件的不是無條件的。1935年底，中共中央在《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其中明確指出：“共產黨應該以自己徹底的正確的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言論與行動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戰線中的領導權。……對反日戰爭中的廣大民眾，應該滿足他們基本利益的要求（農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貧民、知識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滿足了他們的要求，才能動員更廣大的群眾走進反日的陣地上去，才能使反日運動得到持久性，才能使運動走到徹底的勝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黨在反日戰爭中的領導權。”[11]后來，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將共產黨要實現領導所需要的條件概括為兩條：“第一要率領被領導者堅決同敵人作斗爭，第二要給被領導者以物質福利和政治教育。”[12]接著他又將這兩個條件寫進《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一文，并且指出：“沒有這兩個條件或兩個條件缺一，就不能實現領導。”[13]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眾的基本要求，率領人民群眾為實現這些利益和要求而堅決斗爭，這是共產黨實現自己領導的寶貴經驗，也是的一貫思想。反復告誡全黨：“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14]“領導權不是向人能要來的，更不是強迫就能實現的，而是要在實際利益上、在群眾的政治經驗上，使群眾懂得哪一個黨好，跟哪一個黨走他們才有出路，這樣來實現的。”[15]中國共產黨正是由于制定和堅決執行了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幫助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認真地為農民的利益去奮斗，因而才獲得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最廣大農民群眾的真心擁護。實現了黨對農民以至整個民主革命的領導。

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明確闡述了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和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同時提出了著名的兩個標準，即判定政黨作用的根本標準和判定共產黨人言行的最高標準。他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16]“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17]他堅信，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等政策，一定能夠在實踐中使中國社會的生產力獲得解放，也一定能夠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為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長期艱苦奮斗的經歷，以成千成萬優秀黨員和干部的流血犧牲贏得了人民的信任，成為中國人民最忠實的代言人和最堅強的領導者。他說：“三次革命的經驗，尤其是抗日戰爭的經驗，給了我們和中國人民這樣一種信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8]

四

加強共產黨的自身建設是堅持共產黨領導的應有之義。之所以特別重視這一點，把黨的建設作為三個法寶之一，是基于他對共產黨自身特點和所處環境的深刻認識。

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在十月革命影響下，由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發起成立的。在中國的特定條件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一開始就代表著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聯合他們共同奮斗。大革命失敗后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這時農民成為共產黨組織的主要來源。一批批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加入共產黨，他們在壯大黨的力量的同時也把源于本階級的種種錯誤思想和行為帶進黨內，渙散著黨的組織，危害著黨的事業。這種苗頭一出現就引起的高度警惕。1928年11月他在寫給黨中央的報告中說：“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19]從那時起，就十分關注黨的建設，特別是思想理論建設問題。共產黨的建設是在復雜的環境和艱苦的斗爭中進行的。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總結了黨的建設18年的歷史經驗。他指出，黨的建設與黨的斗爭是不能分離的。共產黨是在偉大的革命斗爭中鍛煉著自己，積累著斗爭的經驗，加深著對于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對于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以及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認識。18年的歷史證明，當黨的政治路線正確地處理同資產階級的關系，正確地解決武裝斗爭問題時，黨的建設、發展和鞏固就前進一步；反之則后退一步。18年的歷史還證明，黨對中國革命的認識越深刻，黨的組織越鞏固，就越能制定和執行正確的政治路線。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中國共產黨的建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這時，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實際之間的矛盾；中國共產黨內先進思想和不良作風之間的矛盾；以及一些黨員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卻沒有入黨的矛盾，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共同考驗著中國共產黨。然而，正是在應對這種復雜局面，處理各種不同矛盾的過程中，黨的建設得到了多方面發展，并逐步走向成熟。在政治上，豐富和發展了同資產階級又聯合又斗爭的政治路線。在理論上，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在作風上，創造了解決黨內矛盾，實現自我教育的好形式。

1945年在“七大”政治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24年的斗爭史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三大作風，這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三大作風是中國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也是中國共產黨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主要經驗。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歷史。實踐證明，這種結合進行得好，黨就前進就勝利；這種結合進行得不好，黨就后退就失敗。在黨的歷史上產生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傾向，其思想根源就在于理論與實踐相分離。教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的本本當作教條，完全不顧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主義者又把局部經驗當作普遍真理，根本無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兩種錯誤傾向都留下深刻教訓。因此，掌握思想教育，克服錯誤傾向，樹立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這是加強黨的建設的思想基礎。

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如何是共產黨進行自我評判的重要尺度。黨的歷史經驗證明，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系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命令主義所以錯誤，是因為它超過群眾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自愿的原則；尾巴主義所以錯誤，是因為它落后于群眾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群眾前進的原則。因此，樹立群眾觀點，堅持群眾路線，教育每一個環節上的每一個黨員每時每刻都不要脫離群眾，這是共產黨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保障。

開展認真的自我批評是共產黨清除黨內的錯誤思想和解決黨內的各種矛盾的有效方法。在共產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共產黨不僅在黨外是處在小資產階級包圍之中，而且在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數，即使工人群眾和工人黨員在中國的經濟條件下也容易染上小資產階級色彩。所以小資產階級思想在共產黨內常常有各種各樣的表現。此外，客觀存在的新舊事物之間的矛盾也會在人們的認識中反映出來，表現為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在這種情況下，開展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共產黨清除各種錯誤思想，維護自身肌體健康的有力武器。

在紀念中國共產黨28歲生日的時候，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已指日可待了。這時，黨的紀律問題再次突現出來。因為，黨所領導的戰爭已經由長期的分散的游擊戰爭轉變為大規模的正規戰爭，黨的工作重心開始由農村轉向城市，新的形勢和任務要求重申黨的紀律。所以在總結中國共產黨28年的歷史經驗的時候首先指出了黨的紀律。他說：“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20]這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經驗的全面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