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發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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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發展論文

一、堅持與完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凝聚全黨全國人民的智慧,不斷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新鮮經驗,堅持與完善思想關于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進而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一)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社會矛盾理論

面對1956年的“多事之秋”,和劉少奇等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理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理論。黨的八大正確地揭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這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所構成的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貢獻。

第一,科學認識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

把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并且貫穿和推動著人類社會發展全過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關系理論,首次運用到社會主義社會,定名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科學論斷:“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1-1]這個新的理論判斷,不僅糾正斯大林的偏頗觀點,而且彌補馬克思、恩格斯的不足論述,準確地揭示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首次揭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特點,指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但不完善的方面與生產力的發展相矛盾;社會主義上層建筑與其經濟基礎的發展相適應,但不完善的方面與其經濟基礎的發展相矛盾[1-2].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自始至終表現為“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特點,從而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強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可動搖,但未能指出社會主義制度還不完善的癥結所在。此后,經歷20多年的曲折,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初明確指出: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還存在不少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發揮優越性。可見,“又相適應”特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可動搖,“又相矛盾”特指社會主義具體制度存在弊端。把握好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特點,才能真正理解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性質同舊社會完全不同,“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1-3],但未能具體地指出如何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采取什么樣的正確辦法,不斷解決矛盾。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使他迷信“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經驗,似乎階級斗爭可以改變一切舊貌、解決一切問題,終于導演出“”悲劇。鄧小平吸取反面教訓,彌補的理論缺陷和實踐缺憾,認為“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2-1]鄧小平特別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因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這些理論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是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切問題的理論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立論基石。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闡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

第二,撥亂反正國內主要矛盾。

黨的八大政治報告決議寫明:“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矛盾”。適時的和正確的八大路線要求黨和國家必須轉移工作重點,引領全國各族人民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事業。

但是,歷史發展并不一帆風順。1957年10月,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否定了八大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錯誤判斷。這不符合倡導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一貫思想原則,也是在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問題上所犯的一個根本性錯誤。

打倒“”,結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十一屆六中全會指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這些科學論斷,徹底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政治路線,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客觀依據。改革開放的長期實踐,一再證明上述論斷的正確性。黨的十七大再次重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的矛盾,是貫穿我國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

第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建國以后思想繼續發展的新篇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通過撥亂反正,為一大批被錯誤處理的同志和朋友作出糾正。在加快建設和深化改革的新形勢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已經成為我國政治生活的一個主題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

社會主義的社會矛盾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武器。

(二)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

中國共產黨思考和探索新中國的發展目標,經歷了漫長過程。1959年底,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1961年,向到訪的英國蒙哥馬利元帥進一步說明,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要10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1964年,在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他以思想為指導,正式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以及分兩步走的戰略設想:第一步要建設起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要用100年左右的時間實現現代化。他指出,我國人民繼續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一定能夠用資本主義不可比擬的發展速度搬掉經濟貧困和文化落后這兩座大山。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從本國基本國情出發,借鑒世界現代化發展的經驗教訓,進一步規劃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黨的十三大提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發展戰略:“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社會生產力所要解決的歷史課題,是實現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我國的經濟建設,肩負著既要著重推進傳統產業革命,又要迎頭趕上世界新技術革命的雙重任務。完成這個任務,必須經過長期的有步驟分階段的努力奮斗”。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發展戰略是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社會化、市場化、現代化,并且根據我國經濟建設到20世紀末一定能夠達到第二步戰略目標的預測,重新調整戰略部署的第三步,將21世紀的前50年又劃分為三小步。十五大報告指出:展望下個世紀,我們的目標是,第一個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建黨100年的時候,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建國100年的時候,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進一步具體化,體現了鄧小平視察南方談話提出的設想:現在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3-1]

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提出現階段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的戰略目標。具體來說,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時,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和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將成為工業化基本實現、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成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質量明顯改善、生態環境良好的國家,成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權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質和精神追求的國家,成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會更加充滿活力而又安定團結的國家,成為對外更加開放、更加具有親和力、為人類文明作出更大貢獻的國家。而早在1957年3月,就預言:“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1-4]現在,全國各族人民走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預言必將變成現實。

(三)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改革發展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在思想的旗幟下,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再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由此奠定了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繼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旗幟鮮明地堅持和完善我國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落實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健全生產要素,按照貢獻大小參與分配。

——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指導地位,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堅持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包括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的基本方式。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祖國統一,在實踐中不斷完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科學構想。

——堅持和發展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始終不渝地走和平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

以上就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總方針,絕不能離開它們。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把經濟建設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

(四)堅持和發展我們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和社會主義時期,先后提出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是我們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路線,以此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指導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從勝利走向勝利。然而,導致“”的“左”傾錯誤,恰恰是拋開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鄧小平把恢復黨的思想路線作為全方位撥亂反正的切入點,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倡導的思想路線,既糾正晚年錯誤,又引導全黨在思想路線這個根本問題上取得共識,為我們黨的思想建設積累了極其重要的經驗:堅持實事求是同解放思想的統一,強調解放思想、破除僵化是全黨當務之急,指出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深遠意義。鄧小平認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2-2]從這個意義上說,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的確是思想路線問題,是政治問題,是關系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后來,鄧小平對十一屆三中全會重申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作出新的概括:“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就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2-3]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一切工作要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就必須繼續解放思想[2-4].根據這些新的論斷,從黨的十二大開始,《中國共產黨章程》就規定,“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十二大以來的歷屆黨的代表大會,都要求全黨必須堅持這條思想路線,在實踐中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黨的十七大特別強調:“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

二、糾錯與創新

理論創新,需要借鑒正反兩個方面的實踐經驗。而提出新的科學理論,是總結、概括實踐經驗的結果。沒有前人或今人、中國人或外國人的實踐經驗,就不可能提出新的理論[2-5].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引領全國各族人民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根據歷史現實、國內國外、黨內黨外的實踐經驗,在糾正失誤、彌補不足的過程中,創立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一)總結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觀點

——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劃清真假社會主義的界線。鄧小平多重界定社會主義:“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發揚民主、健全法制的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統一的社會主義”,“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社會主義”,“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為指導的、由共產黨領導的、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同時,針對黨內的錯誤思想、特別是“左”的錯誤,鄧小平指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愚昧落后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

——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糾正對社會主義的誤解。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指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我們的任務是要在每個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和便于繼續前進的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這樣一來,就真正把握了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4]的思想。

——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升華對社會主義的認識。1992年春,鄧小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首次指明,“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多次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3-2]這是我們把握科學社會主義的一個要領。

(二)糾正中國社會主義的路線錯誤,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思想

——正確認識我國所處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在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用“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取代八大的正確路線,急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盡管在1958年底,他已經覺察到犯了“左”的錯誤并予以糾錯,提出過我國社會主義“初期階段”這個正確的思想,但沒有形成科學的理論和實踐。到1962年,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把社會主義社會等同于過渡時期,把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改變為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進而把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等同于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由于堅持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是國內的主要矛盾并貫穿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致使九大形成主導全局的、嚴重“左”傾的錯誤政治路線,要求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左”的指導思想引發“”內亂,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教訓極其深刻。鄧小平領導全黨以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為基礎,圍繞著政治路線進行撥亂反正:一是系統地形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二是正確地制定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的基本路線。十七大認為,黨的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它體現了3個根本轉變,即“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從封閉轉到開放,從固守成規轉到各方面的改革”[3-3].

——科學揭示當代世界面臨的兩個主題。照搬“戰爭與革命”的理論,錯誤判斷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世界主要問題,斷言“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主張中國準備早打、大打,支持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共同“打倒帝修反”;支持“大三線”建設,搞“山散洞”。結果是勞民傷財,直接影響到國內工作的正確指導。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鄧小平以科學態度觀察國際問題,實事求是地對待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認真思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二大正確規定中國共產黨同外國共產黨和其他政黨的四項關系原則(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務事務),產生了積極的國際影響。1985年,鄧小平經過深思熟慮以后明確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3-4]據此,我國對外政策作出重要轉變:一是改變戰爭危險迫在眉睫的認識;二是改變針對蘇聯霸權主義的“一條線”戰略。實現我國外交戰略的兩個轉變,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和平國際環境。

——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位一體”布局。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總體布局,是我們黨執政以來全面領導社會主義建設、自覺認識和深刻把握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的重大成果。早在“一五”計劃時期,我們黨就提出“國家不僅要有經濟建設,還要有政治建設和精神建設。”然而,“”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總體布局,打亂國家生活的正常秩序,推遲社會發展的文明進程,各方面事業出現大倒退。1986年,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并且在幾個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進。十五大、十六大進一步明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全面發展的目標和政策,深化了總體布局。十六屆六中全會作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定,正式地表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十七大又對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戰略任務作出新的全面部署。

(三)完善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基礎,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理念

認識資本主義的思路十分曲折。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他提出中國“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但到1955年七屆六中全會,卻提出“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1956年12月,他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談話,又提出“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但到1958年4月,《關于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中共中央文件,規定我國尚存的1%的個體農戶,140多萬個體手工業、私人工商業戶,全部都要接受改造。至此,中國的所有制結構實現了所要求的“一大二公三純”,并且持續了整整20年,極大地妨礙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黨注重從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正確估量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因而能夠采取科學的態度,實行務實的政策,領導我國從關門建設歷史性地轉變到開門建設。

——把馬克思主義關于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革命歷史作用的觀點堅持下去。《共產黨宣言》闡明“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5-1],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5-2]針對黨內淡忘這些重要觀點的情況,1980年8月,鄧小平指出:“資本主義要比封建主義優越。”[2-6]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結論。

——把馬克思主義關于“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的觀點統一起來,全面認識當今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現象。列寧曾經認為,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是壟斷的、腐朽的、垂死的。然而,時至今日,資本主義沒有消失,相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有很大的發展。對此,作出精辟分析:目前,從經濟、科技發展和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來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比我們這樣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要高得多。這是客觀存在。但不是說馬克思主義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就不成立了。馬克思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當今世界,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沒有因為西方經濟、科技的發展而有本質的改變[6-1].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形式的基本矛盾運動,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是無疑的。然而,為了維護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對其生產關系的某些環節和經濟社會的運行機制、管理機制進行自我調節、改良和改善,甚至借鑒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做法,使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僅能夠容納現實生產力,而且還促進生產力發展,資產階級統治之下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也得到緩和。我們不能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在具體演進的過程中產生一些繁榮現象而否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科學論斷。同時,我們需要加強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和有限發展,作出有說服力的理論分析,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6-2].

——從中國實際出發,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包括當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實現我國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馬克思曾經設想東方社會,主要是俄國這樣的落后國家,可以在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支持下,通過吸收資本主義創造的一切成果,實現社會的跨越式發展,走向社會主義。列寧接受這個設想,并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后提出這樣的公式:“樂于吸收外國的好東西: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管理制度+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7]這個思想,也十分重視。他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提出“向外國學習”的方針,只是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沒有能夠很好兌現。鄧小平則明確提出:“我們要把世界一切先進技術、先進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2-7]“各國人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發展的科學和技術,所積累的各種有益的知識和經驗,都是我們必須繼承和學習的。”“但是我們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決不學習和引進各種丑惡頹廢的東西。”[2-8]正是根據這樣的思想,我們黨把對外開放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三、開拓與發展

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堅持向“老祖宗”請教,從馬列主義、思想尋找理論創新的智慧;堅持向老百姓請教,從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實踐找尋創新理論的源泉,不斷取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新進展,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列主義、思想。

黨的十七大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的各項成果,統一稱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它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體系,是不斷發展著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其中,關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關于科學發展觀的理論,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關于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的理論,尤其富于中國特色、帶有創新性,突出地反映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最新成果。

第一,關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理論淵源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和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法則的思想。其實踐淵源,一是建國以后,國家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深刻教訓;二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人民沖破舊觀念、樹立新觀念,沖破舊框框、創建新體制的寶貴經驗。在鄧小平視察南方談話精神的指導下,黨的十四大確定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相應的決定。到20世紀末,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已經確立,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能夠經得起各種風浪的考驗。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規劃再用10余年時間,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企業活力和競爭力,進一步健全國家宏觀調控,完善政府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方面的職能,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障。在13億人口的社會主義中國,創建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無疑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全新發展。這在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史上也是罕見的壯舉。

第二,關于科學發展觀。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科學發展觀,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總結我國發展實踐,借鑒外國發展經驗,適應新的發展要求提出來的”,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新中國建立初期,就深刻地指出發展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8]后來,鄧小平以更加寬廣的世界眼光來思考發展問題,進一步提出“把發展問題提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要從這個高度去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只有這樣,才會明了發展問題既是發展中國家自己的責任,也是發達國家的責任”[3-5].鄧小平視察南方的談話,給我們留下了一系列有關發展的至理名言:中國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我國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面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世紀的錯綜復雜現實,如果不從指導方針到具體實踐著力解決發展的問題,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自然生態的保護,綜合國力的提高,都將難以得到更大改觀,甚至難以為繼。為了適應新的發展要求,科學發展觀應運而生。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十六大以后,以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系統研究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對此,十七大報告作出科學結論,指出科學發展觀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指明什么是發展,為什么發展,依靠誰發展,發展成果為誰享用,如何做到科學發展等。這些都為我國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又好又快發展,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和可靠的政策保證。

第三,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從黨的十六大起,“社會更加和諧”就成為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六屆六中全會比較系統地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全會通過的決定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個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體現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未來社會“提倡社會和諧”的積極主張,闡明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我們要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人民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和諧社會”。它不同于“大同世界”和“烏托邦”。它以“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總要求,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體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以人為本。實踐已經證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與實踐,能夠有益地促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有效地維護社會穩定,有力地保證我們戰勝前進中的一切艱難險阻。

第四,關于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黨以思想的建黨理論為基礎,精心探索如何在當代中國的、長期執政的和平環境中搞好自身建設,并且取得開拓性進展。第一,科學判斷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黨的十六大報告已經作出正確表述:“我們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把握好建設執政的共產黨的上述客觀依據,我們黨才能不割斷歷史,不迷失方向,不落后時代,不超越階段,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立于不敗之地。第二,全面闡明我們黨的性質和歷史使命。針對“”中提出的錯誤方針,鄧小平提出“把我們黨建設成為有戰斗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堅強核心”[3-6],使黨的性質和任務真正回到馬克思主義的軌道。十六大通過的黨章完備地規定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十七大通過的黨章繼續堅持上述“一個理想、二個先鋒隊、三個代表”的科學提法和正確規定。第三,不斷拓展我們黨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建設思路和發展途徑。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和社會主義初期,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形成一整套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的目標、思路和途徑。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以鄧小平和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承黨的建設優良傳統又賦予時代新內容,特別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使其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和穩定性。十六大以來,以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特別要求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堅持以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為主線,全面加強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把我們黨建設成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求真務實、改革創新,艱苦奮斗、清正廉潔,富有活力、團結和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成這樣的政黨,對于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具有關鍵性、全局性的深遠意義。

注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文集:第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4[-1],215[-2],213~124[-3],291[-4].

[2]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1],143[-2],278[-3],364[-4],58[-5],351[-6],111[-7],167~168[-8].

[3]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2[-1],123[-2],269[-3],105[-4],282[-5],39[-6].

[4]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3.

[5]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1],277[-2].

[6]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文選: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9[-1],81[-2].

[7]中共中央編譯局.列寧文稿: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94.

[8]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著作選讀:下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48~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