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性格探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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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農情節與大眾文化的追尋

是位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有著割舍不斷的戀農情節，其文化性格也無疑與之息息相關，并存在著明顯的雙重性。作為信仰馬克思主義學說、并力求創造嶄新文化思想的現代知識分子，他竭力要用無產階級的現代思想去影響、教育和改造農民，讓他們擺脫封建傳統的束縛；但在感情上、氣質上，他與中國農民又有著割舍不斷的精神聯系[2]。

他理解農民，了解農民，甚至將之理想化，特別是在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走向農村并開始發動農民起來革命的時候，他幾乎是無條件地全面肯定農民的一切反抗地主階級的斗爭。無論他們采取什么方式，無論這些方式是否夾雜著一些傳統的消極因素。1926年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時，他曾說過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洪秀全起兵時，反對孔教提倡天主教，不符合中國人的心理，曾國藩即利用這種手段，撲滅了他。這是洪秀全的手段錯了。”中國農民革命，不僅不能一下子斷然否定傳統，在某種程度上還要借助傳統，以其為達到目的的手段。他贊賞彭湃同農民一起去拜菩薩，多少說明了這一點。后來在農村環境的長期武裝割據斗爭中，也多少熔鑄了他那農民本色的思維方式和認知心理。而這一特性，又恰恰是中國這塊古老文化土壤上從事革命斗爭所需要的。

重農抑商一直是傳統經濟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和基本政策，先秦的韓非子甚至把商、工之民列為“五蠹”之一，這是小農自然經濟結構在觀念上的反映。對傳統“農本工商末”的概念，“重本抑末”、“重農抑商”的做法，不管是否在理論上承認，但在實踐上多少有所繼承。盡管對商品經濟問題也做過不少探索，但總體上說來，他的晚年畢竟幾度設想消滅或限制商品經濟、貨幣交換，在農業生產中一味強調糧食自給自足，幾乎將中國的經濟推向了崩潰的邊緣。

建國后，他讀了不少馬列著作，至于經濟學方面的書，特別是國外有關社會化大生產管理方面的書讀得卻很少，在潛意識中，支配他的思想和行動的仍然是中國的傳統文化，這一情況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產生某些消極的影響。例如他根據古籍和傳說，確認人類歷史上曾有過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大同”世界，并以此建構了他的農業社會主義理想。早在“五四”新文化濫殤時期，新村主義就對他產生過較大的影響。這種思潮倡導一種財產公有，人人平等，個個自由，共同勞動，共同生活的田園牧歌式生活。青年的這一選擇，實質上是莊子的小國寡民與西方思潮交合影響的結果，與自幼接受的小農經濟社會悠長久遠的“大同”、“均貧富”的社會愿望不謀而合。所以在戰爭年代實行供給制，后急于實行合作化，接著又不斷革命，建立“帶有共產主義因素”的。

在1958年8月21日的一次會議上，他提出：“所有制解決以后，要考慮取消薪水制、取消商品、恢復供給制問題。過去實行供給制，過共產主義生活，22年戰爭（1927年—1949）都打勝了，為什么建設共產主義不行呢？……一辦起來，人們不約而同地追求供給制，即平均分配制。”在他視察過的河北徐水縣隨即進行“共產主義試點”，成立“縣人民總公社”。社員取消了按勞取酬的工分，干部、職工取消薪金，全縣實行吃飯、穿衣、住房、鞋襪、毛巾、肥皂、燈油、火柴、烤火費、洗澡、理發、看電影、醫療、喪葬等“十五包”。主觀上他是企望當時的五億農民迅速擺脫貧困，過上夜不閉戶、路不拾遺、豐衣足食的社會主義生活，客觀上卻使廣大農民更加陷入物質極度匱乏的缺食少穿的嚴重災難。

從中國最廣大的農民群眾的現狀出發，極力主張新文化的大眾化，以為只有大眾化，新文化才能得以廣泛傳播。1920年7月31日在《發起文化書社》一文中，他指出：“湖南人在湖南省內鬧新文化，……其實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萬八千！新文化，嚴格說來，全體湖南人都和他不相干。”這是因為這些新文化大都是文人知識分子們創造的，反映他們的生活體驗、社會認識及其理想愿望，并只能為他們所欣賞和了解，與廣大農民毫無關系。只有為大多數工農大眾所接受、理解，并反映他們的生活和愿望的文藝和文化，才算是“新”的。

1926年國共合作期間，他曾一度主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在這年4月發表在《政治周報》上的宣傳工作報告中，他特別提出“圖畫宣傳的重要”。認為中國人不識文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國民眾只能有一小部分能接受國民黨的文字宣傳，因此“圖畫完全乃特別重要”。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中，他又進一步從普及與提高的關系入手，提出當時的文學創作和傳播所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的結論。

文化的大眾化，說到底，在當時的中國就是農民化。因為當時中國的工人數量很少，且農民是他們的前身，兵的來源也主要是農民。現代文化史上的有識之士，都注意了這個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內，是繼彭湃之后較早著手探索和解決這個問題的人。在文化建設中，他一直在努力尋找和建立屬于工農大眾的新文化。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他為何那樣煞費苦心地強調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強調文藝的普及，強調通俗、生動、活潑的文化風格。

三文人的情趣、大本源的追尋與意志的張揚

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融合了農民的自然樸實和知識分子的深邃敏感，這些就構成了他為人處世及其生活作風的兩個方面性格特征。他的一生，活得真實而又灑脫。在情感表達方式、日常生活小節方面，是一個很本色的人。他愛其所愛，憎其所憎，絕少掩飾。他吃飯很不講究，時常只拈就近的菜碟，高興了，想吃肉了，便來一碗紅燒肉。建國后有一年夏天會見越共主席胡志明時，他勸客人脫掉汗衫，而他自己只穿著一件白色襯衣，腳踏一雙布制拖鞋，終于胡志明也“袒露著上身。兩國領導人于是分坐兩張沙發上，開懷暢談。”這些不拘小節的本色，或許正是那親切真實、平易近人的方面，人們不會在偉人面前感到有壓力，這種性格不僅使人感到容易接近，而且使人難于在他面前作假，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他的情緒風格感染。

在黨的領導人中，是最富有文人情趣的了。他交了很多黨外民主人士的朋友，有的還是“右派”朋友，這些朋友大多有著深厚的古代文史素養，不少還是有名的專家學者，多少有點傳統的士大夫氣。他和這些“舊式”朋友“交往甚頻，而工作往來卻不多。他和他們一道縱談古今，吟詩唱和，一派文人墨客氣象。就是信物往返，也是高深典雅，智慧含蓄。1958年炮擊金門時，章士釗曾給寫過一信。對這位右傾朋友信中的話十分欣賞，如“臺澎金馬，唇齒相依，遙望南云，諸希珍重。”還有“溪口花草無恙，奉化廬墓依然。”在與章士釗談到大陸和臺灣關系時，指出，就如《長恨歌》所說：“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3]

青年曾潛心探求宇宙間的大本大源，企望以此正“人心”、救世界，這一思想或強或弱、或顯或隱地影響著他的一生。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中寫道：“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這里的大本大源究竟為何物？如果僅將本源解釋成“宇宙真理”，畢竟有些云遮霧障。其實落實到具體事物上，大本大源就是“人心”，就是人生觀、價值觀、思想道德等等，我們統稱之為人格。的確，在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的整個歷史進程中，大多數有志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認識并探討過這一問題。船堅炮利的洋務運動不見成效，政治體制的維新運動血灑刑場，人們不約而同地把“國民性”的改造當作振興中華的良方。在青年一系列政治和文化主張中，他那種從“變化民質”，改造“人心道德”（《致黎錦熙1917年8月23日》）入手的救國圖存的觀點，一直表現得顯明而強烈。

從救“心”、救“世”的大本大源觀點出發，青年將歷史上一些有作為的人物分成為“傳教”之人和“辦事”之人。他在1913年的《講堂錄》中寫道：“宋韓（愈）、范（仲淹）并稱，清曾（國藩）、左（宗棠）并稱。然韓、左辦事之人也，范、曾辦事而傳教之人也。”

范仲淹，北宋仁宗的一位副宰相。他是一位政治家，“慶歷新政”改革派的領袖，又是一位地位顯赫的文學家，還是一位為人敬仰的人格道德楷模。他寫《岳陽樓記》時對于他當時被罷相不置一句怨言，相反認為個人的進也好，退也好，個人利益得失不值得喜悲，而應該學習古之圣賢仁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高遠志向。史載“其后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從而矯正了一時的奢糜時尚風氣，“中外想望其功業”。在《講堂錄》中，談到范仲淹為官砥礪廉潔，世人才“始守綱常而戒于不軌”，終于改變了五代以來綱維橫決的不良的風俗習氣。為此，青年才將他列為一心向往傳教而兼辦事的圣賢人格。

青年對于曾國藩更是敬服，曾云：“吾于近人獨服曾文正公。”青年求學時，他就自覺不自覺地以曾氏言論為治學、窮理、修養的依據，膜拜之情，躍然紙上。在《講堂錄》中，他記下了曾國藩提出的修身、治學、治軍、從政的“八本”。即：讀書以訓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事親以得歡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作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他熟讀并記下的曾國藩格言中，便有“不說大話”、“不騖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等等。

事實上，青年就是按照范仲淹、曾國藩這種“傳教”之人的言行行事的。他淡泊明志，簡樸過人，力求以最簡單的辦法解決生活問題，以騰出精力求索其理想。他不帶盤纏，與同學外出乞討游學，體察社會民情。他磨練身心，勞其筋骨，砥礪氣節，強固意志。在組織新民學會時，他特意把“不虛偽”、“不懶惰”、“不賭博”、“不浪費”、“不狎妓”等，赫然寫進必須遵守的會章。出身農家的他深深懂得“成事”與艱苦辛勞是密不可分的，“不問耕耘，哪有收獲”。這種帶有禁欲色彩的自覺行為，目標是遠大的、宏偉的、浪漫的，但實行起來卻要付出十倍的勤勞，忍受百倍的苦痛。在這個意義上，青年主張道德自律，同時也實踐道德自律。正是在奮斗不息的勞苦實踐中，理想與現實方達到合二為一，理想具有了可行性、操作性。

大本大源的探索，完美人格的追求，使信奉精神力量的無以窮盡。作為一個時刻關注自己生命力量，憑借堅強意志向舊制度挑戰的人，他以為首先必需立“人”，處理好“人格”與“事業”的關系。

在1921年1月給彭璜信中，他認為“救世”先要“救己“，二者關系猶如根本與枝葉、工具與事業的關系。“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葉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當？”這就是人們常說的“道德”與“功業”的關系，也就是早年津津樂道的傳統的“修齊治平”的從人格向政治轉化的邏輯。他公開自我解剖云：“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態度不對，于人總是＠①＠①，討人嫌惡，兄或謂為意強，實則正是我弱的表現。天下唯至柔者至剛，久知此理，而自己沒有這等本領”。他認為“意弱”之人不僅要善于坦誠解剖別人，也要善于坦誠解剖自己，如此人格上才會不斷完善，這就是儒家的“慎獨”精神。

繼承了湖湘學所倡導的修身養性，有著極大的忍耐力、抑制力的精神，似乎有著曾國藩“打落牙齒和血吞”的毅力。1945年他赴重慶談判，住了44天，與會談10次。他本來嗜煙如命，手執一縷，綿綿不斷。但見蔣時，他絕不抽一支。這一細節引起了的深深感慨，他對陳布雷說：“此人不可輕視，據說他每天要抽一聽煙（五十支裝），但他知道我不吸煙后竟一支不抽，對他的決心和毅力不可小視啊！”他就是以這種鐵的毅力在艱難險阻中奮戰了一生。

1927年大革命失敗，1935年蘇區丟失殆盡，但作為徹底的反抗者和挑戰者的并沒有氣餒，而是以更頑強的意志，更堅韌的精神走完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完成了曠古未有的壯舉。關于的心理意志，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在其《的中國及后的中國》一書中曾有一段頗耐人尋味的分析。他說：至少就而言，長征的經驗強化了他的唯意志主義的信念，這就是，人只要有高度的意志、精神和革命覺悟，就能夠克服所有的物質障礙并按照自己的觀念和理想鑄造歷史現實。對那些受過嚴峻考驗的幸存者和那些為長征精神所鼓舞的人來說，長征的經驗使他們恢復了對革命的希望和對自己力量的信念，而不管這種經驗在當時有多么痛苦。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歷史上，再沒有任何事件，可以像長征——以及長征所產生的傳奇故事——那樣將這種希望和信心提供給革命者，使他們堅信，即使在最絕望的環境中，意志堅定的人也能夠取得勝利。也再沒有任何人，可以像那樣將這種對外來的信念灌輸進人們的心靈中，從而鼓舞起人們的斗志。那些我們今天已經很熟悉的主義的情操，如不斷斗爭、英勇獻身、自我批評、勤勞勇敢和大公無私等，不僅是自己信奉的價值觀，而且也是所有參加過長征的老戰士所實行和信奉的價值觀，對他們來說，他們所實踐的價值觀念是他們得以幸存、也是他們為之獻身的革命得以幸存的根本原因。

似乎總有一股“偏偏對著干”的心理態勢，其自信，其頑強，透露出近乎執拗和任性。在他的斗爭哲學中存在著這樣一種奇妙的邏輯：在他看來越是頑強、艱難的人和事，他越有興趣，越是要對著干。但是物極必反，由一極端走向另一極端，有時也會給事業帶來損害。如越窮越好，就會越革命，越亂越好，從而達到大治。由于他反復強調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鼓作氣，以為只要充分發揮個人意志，就可以打破經濟、自然的常規，達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就可以無往而不勝，從而導致了1958年的“”的大災難和1966年至1976年“”的大混亂。

在生命的最后10年，盡管有過從大亂到大治的設想，但不停歇的政治運動注定了天下不可能大治。歷史的運行最大的一次逾越出了他設定的軌道，一般悲涼，千般遺憾，開始在他暮年的心里涌現，動搖了他的自信心和意志論，使他深深地陷入了困惑。遲暮之年，似乎看到了人的意志和政治斗爭所能達到的界域終究是有限的，單憑哲學思考和熱情想象要達到那個“彼岸世界”，畢竟太迷茫、太遙遠了。與此同時，他越來越強烈地感到生命的界限，進入70年代，他多次談到要去見馬克思，見上帝。1975年4月18日會見金日成時說得最具體，也最傷感。他說：董必武同志去世了，總理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同志也害病，……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們了，……上帝請我喝燒酒。這個時候，他甚至對與之半個世紀以來兵戎相見、戰場廝殺的國民戰犯也寬容大度了。1975年2月27日，看到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關于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和準備送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說明書后，作出了批示。說：“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一頓飯，要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當秘書讀到報告中提出仍要繼續關押改造13人時，斬釘截鐵地說：“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害怕。這些人（注：指戰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干什么！所以，一個不殺。”當讀到安置在農村的釋放人員每月發生活補貼費15元至20元時，聽了，明顯地表示出不滿意，說道：“氣魄太小——15元太少！”稍停，又說：“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點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干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由此，原先花了很大時間準備的分類處理在押戰犯的大量材料一律作廢，所有在押戰犯不分有無“改惡從善表現”，一律特赦釋放，釋放后也不分他們原有的級別和表現，一律安排在城鎮居住，非常復雜的事情竟然忽然變得如此簡單。一代偉人的悲蒼心境、徹悟胸懷，溢于言表，他的思想又復歸于大本大源的天性。

1988年前后，社會上出現了“熱”，而且一直延續至今天。吸引世人研究的，不僅是他偉大的政治事業，更在于他那獨特、深厚、紛繁的文化性格。那種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戀農情節與文人情趣，大本大源的追尋與個人意態的張揚，還有理論與實踐、普及與提高等等，就構成了文化性格中對立與統一的諸多方面，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深探討、研究的。

收稿日期：2002-09-12

【參考文獻】

[1]汪澍白.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7.

[2]陳晉.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紀敏.臨終對臺灣問題的批示[J].炎黃春秋，2000,(6).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齒加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