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佩感激中產生崇拜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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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建國初期我國就逐漸出現了貪多求快、急于求成，茫然困惑、矛盾反復，盲目遵從、個人崇拜等群眾特殊社會心理。這些社會心理不僅沒有及時得到正確的疏導和糾正，反而在以后的“左”傾建設時期急劇膨脹，成為“”和“”運動得以發動并持續發展的重要群眾基礎。對這一問題的探析，從一個新的視角來研究建國后的許多重大社會運動發生、發展及其走勢的深層原因，具有現實意義。

論文關鍵詞：建國初期群眾特殊社會心理

建國初期即1949-1956年間，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調整舊中國的經濟結構，使整個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迅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進行，各方面建設事業蒸蒸日上；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的歷史性勝利。但是在取得這些勝利的背后，也潛藏著一些問題，一些群眾特殊社會心理逐漸形成。

一、逐漸顯現的貪多求快、急于求成心理

在一個個勝利面前，急于求成的心理也在人民群眾中悄悄滋長。在這一階段，人民群眾的熱情極其高漲，紛紛主動提出各種口號，例如“我們要給國家創造更多的財富”、“努力增產節約加速國家工業化”、“把手工操作全部改成機械化”、“絕不空著手到社會主義去”。廣大群眾對國家各項建設予全力支持。急于求成的趕超心理，不僅在廣大人民群眾中，而且在黨內也普遍存在。如由于內部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并有效改造社會，加上外部的強大壓力，促使在1952年提前結束了新民主主義時期，急于過渡到社會主義。1953年明確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渡到社會主義。當時把這條總路線稱為“一化三改”，又把工業化比喻為鳥身，把“三改”比喻為鳥的兩翼。1955年夏，國務院在北戴河開會，按照各部匯報，會議確定“1957年，全國糧食產量達到6000億斤，棉花產量5600萬擔，鋼產量1800萬噸，煤炭產量2.8億噸。”認為這個數字太低了。總路線在貫徹執行中急于求成的思想開始占了上風，各項指標被大大的提前了，僅用三年時間，在1956年就提前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宣布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鳥身才啟動，兩翼卻提前飛到彼岸了。“俄國原有工業基礎遠比我國強(約42%，我國只占10%)，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還用了19年(1917-1936年)，我國只用了7年。”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急于求成的社會心理開始形成并有了一定的市場，其危害性還沒有明顯的暴露。

產生急于求成這種社會心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長期以來中國經濟文化落后的狀況和帝國主義封鎖造成的壓力，是廣大人民群眾產生貪多求快、急于求成心理的社會歷史原因。中國是一個經歷了幾千年漫長封建社會的國家，在這樣的社會里，大多數社會成員一直處在一種缺衣少食的生存狀態中；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小農生產方式，使人們生存于生產率十分低下，天災頻仍人禍不斷的物質環境之下；連綿不斷的征戰殺伐，使得人們饑寒交迫，流離失所；帝國主義壓迫、剝削、掠奪，使中國的老百姓民不聊生。新中國成立初期，西方帝國主義對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實行全面封鎖，并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企圖在經濟上扼殺中國，中國人民又面臨著特殊的課題，就是如何在帝國主義的封鎖下生存下來。因此在政治上獲得了徹底解放的中國人民，迫切希望用比較快的速度來發展經濟，改變中國千百年來貧窮落后的面貌，建設起強大鞏固的社會主義國家。“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詩句，就是當時這種強烈愿望真實寫照。

其次，一切向蘇聯學習，努力趕上和超過蘇聯是產生貪多求快、急于求成社會心理的另一個國際背景。在這一階段，中國的政治、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蘇聯的影響。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的社會主義建設突出成就顯示了蘇聯模式的威力，吸引著一切從事社會主義事業的共產黨和他們所領導的國家和人民，更是成為中國人民學習和模仿的典范。“蘇聯輕工業各企業提前完成年度計劃”、“蘇聯工人擴大社會主義勞動競賽規模”、“蘇聯新五年計劃頭兩年生產目標超額完成”、“蘇聯共產主義規模更加擴大”。這一系列的成就顯示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巨大吸引力。同時建國后蘇聯在貸款、物資、技術、管理、人才等多方面給中國予大力援助，蘇聯模式適應了新中國發展的要求，成為中國建成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模式。在沒有現成經驗的條件下，中國人民對蘇聯模式自然產生依賴心理，因此，在建國之初，中國提出了“向蘇聯老大哥學習”、“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國的明天”的口號。一切基本上照抄照搬，又要學習，又想超越，急于求成的社會心理漸次形成。

再次，在最短的時間里，改變中國現狀，趕超發達國家，爭取各方面主動，是急于求成社會心理形成的現實原因。“我們是在遺產很少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家業的”。建國初期中國經濟文化的極端落后與先進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了巨大反差。這種反差，對于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解放，為中國人民的幸福富裕而不息奮斗的中國共產黨人，是不能容許長期存在的，這無疑是積極的。可也由此使我們黨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壓抑感和危機感，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開除球籍。同時，大國有一種不言而喻的歷史責任感和國際社會的尊嚴感。特別是有較長文明歷史的大國，還有一種光大其璀璨文明的歷史使命感，更使我們黨感到一窮二白與我們的大國地位是“極不相稱”的。這些驅使我們黨要盡快地改變落后現狀，趕超發達國家。趕超發達國家這一較高的期望心理，如果能夠對它正確地加以認識和利用，將成為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巨大心理動力，可是由于我們黨沒能對它很好的加以認識和引導，結果走上了他的反面，導致了思想上的急于求成和行動上的急功近利。

二、新環境下的茫然困惑、矛盾反復心理

首先，從農民方面看，是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場偉大斗爭，其實質，就是使農民在封建地主所有制下同生產資料分離的狀態，向以個體私有制為基礎的勞動者同生產資料結合的轉變。后，我國農村出現了新情況：一方面絕大多數農民開始過上了前的中農的生活和擁有了與其相當的生產條件，出現了普遍中農化的趨勢；另一方面也出現了某種貧富差別和分化。這種變化相應地引起了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從普通農民內心深處的愿望來看，他們希望發家致富，進一步擴大生產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貧農希望上升為中農，中農希望上升為富裕中農，富裕中農希望上升為新富農，新富農是許多人的目標。但是相當一部分農民存在著矛盾心理，他們想致富冒尖，但是又擔心將來“掐尖”、“拉平”，落到舊富農的境地。因而也表現為他們的兩重性：作為勞動者，寧愿工人階級專政而不愿意資產階級專政，有在無產階級引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作為私有者，他們又希望保留自己的土地，并將勞動成果積累起來，發家、致富、立業，有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其次，從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來看，他們對于總路線的提出感到茫然，思想上極其混亂。商人們一般的反映是：“怕還未過渡到岸就垮了。”小戶的顧慮是：“怕上不了船，沒有條件就過渡。”有些人提出是“利用工業，限制商業”、“利用農業，限制工業”。對于“改造”有的人認為就是“勞改”，有的認為是“思想造改”，更有的說：“利用高級，限制中級，改造低級。”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再次，從知識分子來看，知識分子在建國初期處于一種非常微妙的地位：一方面，中國的知識分子多數從事教育、文藝、宣傳等工作，因此黨要使用他們，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另一方面，他們被認為在世界觀上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因而需要對他們進行教育改造。在改造知識分子的過程中，有些單位在執行過程中出現要求過急、方法簡單粗暴，挫傷了一部分知識分子感情的偏差，因而也使知識分子處于忐忑不安之中，他們在努力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奮斗的同時，又懼怕被納入到資產階級當中去而遭到批判。

人民群眾迷茫困惑、矛盾反復的社會心理的產生，與黨當時的某些政策的模糊，某些問題認識理解有密切的關系：建國之初，黨中央、在部署新區工作時，吸取大革命以來中對富農政策的經驗教訓，決定新區實行保存富農經濟政策。在研究如何實際執行這項政策時，黨內在動不動富農出租土地問題上發生了意見分歧。富農的土地一般的都分為兩部分：一是富農自營土地，包括雇工經營土地，即富農資本主義性質的土地，對這部分土地不動，意見比較一致；二是富農的出租土地，即富農的封建主義性質的土地，對這部分土地，黨內意見不一。1950年6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定征收富農的半地主式的出租土地；保護富農自耕、雇工耕種的土地和其他財產。以后，在實際工作中全國農村中地主、富農兩種不同性質的階級身份被長期混淆，成為所謂的“地富階級”，而且“地富”不分，政治待遇一樣，都是“階級敵人”，都成了農村中的“專政對象”。當時在中還有一個重要的政策就是：滿足貧雇農土地要求的政策，而這項政策從根本上講和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是有矛盾的。當二者發生矛盾時，當然是傾斜于滿足貧雇農的要求，建國前的中也是如此。在七屆三中全會上，還特別重申了過去這種做法的正確性。所以，新區實際上沒有執行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可以說問題出在處理這個矛盾上。各地動富農土地的理由，幾乎也都是要充分滿足貧雇農的土地要求。更有甚者，有的地區為滿足貧雇農的要求，不論富農的土地是出租地還是自耕地一起動；有的地區在“三套鑼鼓一起打”的形勢下，隨意用劃“反動富農”的辦法，動了富農；還有的說自己是法所指的“某些特殊地區”(按常規需省級批準手續)，動了富農。

在20世紀50年代乃至此后的20余年，無論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還是對農業和手工業個體經濟的改造，黨的領導人在指導思想上一直存在著社會主義“必須純而又純”的認識誤區，追求“一大二公”的理想模式，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截然對立起來，把過渡時期看成是迅速徹底地消滅一些非社會主義經濟因素的過程。50年代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時期，中國歷史發展正處在一個特殊時期。當時社會主義生機勃勃，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還沒有從它的種種危機、諸多社會矛盾及戰爭的陰影中走出來。歷史上慘遭各個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國人民對資本主義感到失望和憤恨，不會贊成在中國搞資本主義，而對社會主義具有高度的熱情、堅定的信念和必勝的信心。曾明確宣布：通過社會主義改造，要使“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要絕種”。黨在指導思想上存在純粹社會主義的認識誤區，使許多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一時都感到不能理解和無所適從。

在對待知識分子上，黨內存在“不把他們當作自己人，不用同志式的態度同他們共同工作”的錯誤傾向。在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上，往往從知識分子的家庭出身，過去所受的教育以及某些思想表現出發，將其視為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在看來，知識分子中只有少數人，大約10%，屬于馬克思主義者；大多數人，約為80%，屬于接受社會主義制度，但世界觀還未徹底轉變的人。因此，提出要對知識分子進行教育改造，使他們成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并積極投入新中國的各種建設事業中去。

三、初露苗頭的盲目遵從、個人崇拜心理

在領袖地位逐漸確立和鞏固后，他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也逐漸被全黨和全國人民認識，越來越多的人在由衷的欽佩和感激中產生了對的個人崇拜。早在中共七大把思想確定為全黨指導思想時，黨內就存在著明顯的對個人的頌揚。1945年4月23日，任弼時在七大的開幕講話中就指出：“中國人民……把希望寄托在我們黨的身上，寄托在我們黨的領袖同志身上。”“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到了新中國的成立，黨內對的個人崇拜愈演愈烈，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進行，黨內都把的話當圣旨一樣信奉，對的指令一概執行。廣大人民群眾對的崇拜更是激烈。他們都把當作領導他們翻身，使他們能夠吃得飽穿得暖的活菩薩，許多農民甚至把“做領導的愛國農民”當作自己的行動口號。廣大群眾對于提出的指示至上而下紛紛熱烈響應，并投入極大的熱情。

人民群眾的盲目尊從、個人崇拜心理有著一定的歷史和現實原因：我國是皇朝歷史延續得最久的文明古國，我們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上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因此，小生產者的依附心態和觀念有著廣泛的市場。脆弱的小生產者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對自己的力量沒有信心，因而把擺脫畏懼、恐怖、惡劣遭遇的希望，把過一種天下太平、安居樂業日子的命運，都寄托在某個“好皇帝”或者“青天大老爺”身上，對他們過分夸大、極力贊揚、頂禮膜拜。解放后，廣大人民群眾雖然翻身做主，但小生產者的個人崇拜心態和人身依附觀念并沒能很快清除，還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言行。人們思想認識上普遍存在著英雄史觀的錯覺，他們把勝利僅僅歸功于偉大人物，把成就只掛在杰出人物的名下，把領袖當作救星加以頌揚和感激。當人們的思想認識普遍存在這種不良的社會心態時，是極容易造成發展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土壤的。

的權威是在中國革命的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勝利使在全黨全國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成功以及建國后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和經濟建設的成就，被逐漸地不恰當地集中到一個人身上。對中國的老百姓來說，直覺告訴他們，是正義的象征，是真理的象征，是勝利的象征。這里，無須倡導崇拜，就有絕對的權威。這種思維方式影響著中國社會各階層大多數人的心態。就本人的原因來看，此時的，固然還比較謙虛謹慎，但他畢竟允許別人稱頌他為“英明的領袖”、“救星”、“天才”；允許“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甚至允許別人對他喊“萬歲”。如此表明全國人民對的崇拜是有深厚的社會歷史背景的，也是發自內心的，的默許漸漸的助長了這種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