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黨的執政理論的貢獻探討論文

導語：對黨的執政理論的貢獻探討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論文關鍵詞：執政理論歷史貢獻

論文摘要：在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實踐中，探索了政黨執政規律，總結了歷史經驗，形成了執政理論，并用于指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實踐。最早指出了革命與執政不同歷史方位下黨的領導方式與歷史任務的區剮與聯系，對黨全面執政條件下的關于執政使命、關于執政體制、關于執政方式、關于執政環境一系列問題進行了系統、深入的思考，明確了黨執政的許多基本原則。從1949-1956年，在的執政理論指導下，黨的執政實踐有許多建樹。

2004年8月24日，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把馬克思主義執政理論與黨執政新的實踐緊密結合起來，以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為重點，從黨的執政理念、執政基礎、執政方略、執政體制、執政方式、執政資源和執政環境等方面進行努力，全面加強和改進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和制度建設?！苯鼛啄陙韺陶碚摻ㄔO的研究在不斷深化，并取得不少成果。但理論界對等人的執政理論尚未進行必要的挖掘。因為在有些人看來，執政理論這一概念是近幾年提出來的，在此之前，并未形成有價值的執政理論。我認為這一認識有失偏頗。因為，一個政黨只要從事執政實踐，都會著意探索執政規律，總結執政經驗，使之上升為理論，并用于指導執政實踐。所以，盡管當時并沒明確提出來執政理論這一概念，但執政理論依然會隨著執政實踐的需要應運而生。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提出黨的執政理論建設問題并對這一問題始終給予了高度的關注。的執政理論和實踐非常豐富，回顧和領悟執政理論的基本內容和他對黨的執政理論建設的貢獻，對當代中國共產黨執政理論建設無疑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與啟示作用。

一、最早指出了革命與執政不同歷史方位下黨的領導方式與歷史任務的區別與聯系

20世紀二十年代后期，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為標志，我們黨開始局部執政，歷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抗日根據地民主政權和解放區民主政權，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根據黨長期局部執政的實踐要求，對黨的執政理論進行了初步的探索。

早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就如何執政提出了一些寶貴的思想，其中包括政權建設要正確處理民主與專政、黨和政權機關、領導者和群眾的關系。認為:“以后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國民黨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錯誤辦法，是要避免的。他還在這一時期發表了《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我們的經濟政策》等文章，提出要注意加強經濟工作，以及在國內戰爭結束后，要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任務的中的思想。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隨著黨的局部執政范圍逐步擴大，執政實踐的較前深人，也得以在一個更廣闊的平臺上探索執政經驗和規律。這一時期對黨的執政理論的建樹集中表現為:(1)在社會建設理論上，創立了包括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在內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為后來新中國基本制度的建構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2)在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的主要任務上，提出在以奪取國家政權、解放生產力為主的民主革命時期，必須也有可能在根據地搞好經濟建設，促進生產力發展，不能忘記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3)在政權建設上，提出抗日民主政權建設實行“三三制”原則，強調共產黨員同非黨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人士要真誠合作。(4)在民主政治建設上，制定了具有各抗日根據地“憲法”性質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明確規定切實保障人民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遷徙等自由權。在上述思想的指導下，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能力得到鍛煉，局部執政實踐獲得較大成功，不僅推動了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也為黨在全國的執政積累了經驗。

1949年3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處于勝利的前夜，中國共產黨也即將從局部執政走向全國執政。適應這種將要到來的轉變的需要，黨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七屆二中全會。在這次全會上，提出了黨在革命勝利后的兩個任務:一是進行黨的工作重心的轉變，他要求全黨同志充分認識“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因此，全黨同志必須從只會進行軍事斗爭轉變到“開始著手我們的建設事業，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事業”，強調要看到黨的工作重心將由鄉村轉向城市，要學會做經濟工作，要學會管理城市、管理商業、管理經濟，要建設好新中國。舍此，別無它途，“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地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

二是從思想認識上明確黨獲得執政地位后所面臨的更加嚴峻的挑戰。這種挑戰既來自黨內，也來自黨外。從而向全黨敲響了拒腐防變、經受考險的警鐘。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一方面向全黨同志揭示了中國革命勝利的意義，“沖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另一方面告誡全黨“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氣力的事情”。實際上已經有了馬克思主義政黨要執政不容易，要長期執好政更不容易的清醒意識。唯其如此，才言之諄諄:“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拿槍的敵人面前不愧為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襲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進北京前，還把黨執掌全國政權比作“進京趕考”，并警醒全黨同志“考得不好還要退回去”。

歷史演進完全證明了的高瞻遠矚，糖彈之外的金彈銀彈乃至肉彈都屢見不鮮。最為可貴的是還指明了預防的途徑“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所闡述的理論、方針和政策，既是對黨以往局部執政經驗的總結，也是對黨即將在全國執政前景的展望和要求，這個對自身地位即將轉變的認識以及由此而開始的對黨如何執政的積極探索，揭開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的序幕，也揭開了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執政能力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序幕。他無疑為黨從革命走向執政做了較為充分的思想和理論準備。

二、對黨全面執政條件下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系統、深入的思考，明確了黨執政的許多基本原則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國的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戰火中走來的共產黨人意氣風發，人民群眾萬眾一心，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不辱使命，不負期望，肩負起民族振興、國家富強的歷史重任，就此作出了較為全面、深入的思考和闡述:

1.關于執政使命。

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使中國積貧積弱，備受屈辱。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富裕成為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不惜流血犧牲、前仆后繼的共同愿望，中國共產黨人更是矢志不渝、奮斗不息。在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初，就順應歷史趨勢和人民愿望，告訴全黨同志:“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而且宣告:“勝利以后要建立一個繁榮昌盛的國家。公務員之家

在推進三大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進程中，始終牢牢把握黨的執政目標是“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在三大改造完成后，的認識更加明確了:“我們一定會建設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需要強調的是，即使從1957年下半年起，對國際國內形勢判斷發生偏差，黨的指導思想也因此偏離正確軌道，黨的執政方式出現諸多問題，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錯誤發動“”，使黨的事業和國家的發展遭受重大挫折，我們黨和孜孜屹屹始終沒有放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它集中地表現在1975年初的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時任國務院總理的代表黨中央號召全國人民為在本世紀末把我國建設成為四個現代化的國家而努力奮斗。

2.關于執政體制。

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國情十分復雜的大國里執政的。面臨的問題之多，問題之復雜，問題之棘手是難以想象的。比如，黨對國家政權如何領導?黨對社會如何領導?還能不能像執政前那樣領導?這是過好“執政關”必須解決的問題。深刻地認識到同其他執政黨一樣，中國共產黨執政必然要通過一套制度和機制設置來實現自身的執政目標和使命，確保國家和社會的各項工作都處于黨的領導之下。對執政體制的認識最深刻地體現在他關于國體和政體的論述中:

國體，就是國家的階級性質，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所處的現實政治地位。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是共產黨執政本質的高度凝聚。共產黨領導各革命階級執掌的政權，從國體上來說，就是人民政權的體現。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親自主持制定的共和國第一部憲法(1954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

政體是國家政權本質的實現形式，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二是民主集中制。第一部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p>

關于國體和政體的這些設想及其通過根本大法—憲法所做出的規定，將我們黨的執政體制置于憲政的基石之上，保證了我們黨在長期執政的過程中獲得廣泛認同。盡管由于歷史的局限性，在具體的制度和機制的設計方面以及克服我們的體制經過一段時間運行后暴露出的弊端方面，有著諸多的不足和偏頗，但他著眼于黨的執政體制的建立和從內容與形式方面規定了中國共產黨所執掌的政權是人民的政權，執政體制必須休現黨執政本質的政治智慧卻是極為可貴的。

3.關于執政方式。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指出:“以后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國民黨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錯誤辦法，是要避免的?！奔瓤偨Y了我們黨在執政方式方面的經驗教訓，又汲取了國民黨在全國執政后搞以黨治國的教訓，提醒我們的黨要注意這個問題。

既然黨不能直接行使政權，那么黨以什么樣的方式執政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黨的主張要通過“政權機關里的黨團組織”轉化為政府行為。政權機關里的黨團組織的成員是政權機關的組成人員，又是必須執行黨的決議的黨組織的成員，這種雙重身份使他們有條件擔負起把黨的主張轉化為政府行為的任務。黨應當依靠自身實力來指導國家政權，領導人民群眾。即使是執政黨也不能直接行使政權，而是通過一個中間環節，即通過把黨和政權機關這兩個組織系統聯系起來的黨員及黨團的活動，把黨的主張轉化為政權機關的意志，由政權機關把黨的主張具體化并落到實處。這是黨實現自己主張的一個主要方式。另外，就是通過直接對非黨組織和廣大人民群眾進行宣傳教育，通過黨組織與黨員自身的帶動、示范、影響作用，使政權機關和人民群眾自覺、自愿地接受黨的主張，并把它變成自己的自覺行動。這就是說，黨員和黨團的質量、能力、水平如何，是直接關系到黨能不能有效執政并鞏固執政地位的問題。在中共黨員人數較少的情況下，如在“三三制”的政權結構中，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怎樣保證黨在政權中居領導地位呢?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提出實現黨的領導的四個步驟:首先，是根據歷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關于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第二，是按照這種具體目標在全國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應該提起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系，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共產黨對于全國人民的政治領導，就是由執行上述這些條件去實現的。

4.關于執政環境。

執政活動總是處在一定的環境之中。早在時期，就提出要“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還尖銳地批評了對周圍環境不作調查研究、脫離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的教條主義。他指出，正確認識和把握黨所處的周圍環境，就是貫徹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認為，優化執政環境，鞏固執政地位，非常重要的一環就是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這個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在新中國完成“一化三改”進人社會主義社會后，圍繞著社會矛盾問題，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創立的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運用到了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深刻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它們不是對抗性的，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不斷發展和不斷解決，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在黨的八大上，我們黨莊嚴宣告，我國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幾千年來的剝削制度在中國已經基本結束了，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在我國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還對如何處理社會主義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針、政策，他強調，不同質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對人民內部矛盾只能用說服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從而完整地確立起我們黨關于中國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范疇、學說。雖然其后的反右擴大化中斷了這一科學認識，但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論述，今天還是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的。

三、執政理論的歷史實踐及建樹

中國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在于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狀況。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從黨的自身建設出發，創造了非常豐富的執政理論，是我們黨執政理論的源泉和根基，對當代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建設具有重大的啟示作用。

以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完成了從領導革命戰爭到領導經濟文化建設的執政理念的歷史性轉變，強調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為人民服務，以此加強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在黨的執政體制上，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核心的政體。同時，他還強調要學會做經濟工作，要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純潔性，要注意選拔接班人，號召全黨向科學進軍，以拓展執政的資源。面對現代化建設中涌現出來的大量矛盾，還創造性地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優化黨的執政環境的理論，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于執政規律的認識。

從總體上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執政績效是顯著的。主要體現在:一是實行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并舉，通過沒收官僚資本、穩定物價、統一財經、發展生產等措施，穩定、恢復和發展了國民經濟，奠定了新中國經濟管理體制的基礎，把國民經濟引上了健康發展道路。隨后又實施以“一化三改”為主要內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變革生產關系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二是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這些法律為基礎，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體系。1954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通過了中國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它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奠定了共和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基石。三是通過開展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批判資本主義意識的思想政治斗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確立馬列主義、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建立與新的社會經濟、政治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態，激發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情，確立新的社會信念、信仰和價值觀。四是通過開展“三反”、整風、整黨等運動加強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建設，克服黨內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和居功自傲情緒，以純潔黨的隊伍、鞏固黨的組織，保持黨的先進性和提高黨的戰斗力，改善黨群關系。

這一時期黨的執政實踐緊緊圍繞著新中國建設的主要任務展開，在各個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初步彰顯了黨的執政能力，積累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經驗。

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既對黨執政以來的經驗做了總結，也對即將全面展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行了初步規劃。會議關于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判斷，關于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以解決當時國內主要矛盾的論述，關于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方針，關于擴大民主、健全法制的方針，以及關于加強執政黨建設的方針，無不體現了黨對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視和對執政規律的初步探索。黨的八大后全面展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對黨的執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驗，黨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同時，也努力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并取得了可觀的成績。

由于黨和所面臨的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加之無論作為個體還是群體，對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1957年后，又回到革命的慣性思維上去了。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出現嚴重曲折甚至重大失誤。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由于當時黨對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線和許多正確意見沒有能夠在實踐中堅持下去。八大以后，我們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成就，同時也遭到了嚴重挫折。盡管如此，由于黨的革命建國的歷史功績以及黨的領袖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黨員干部先鋒模范作用的發揮，各族人民群眾依然信賴、擁護黨，黨的執政基礎并沒有從根本上遭到削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關于執政理論方面的探索及其經驗教訓，蘊含著極其豐富的治國安邦的歷史經驗，是中國共產黨人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我們應該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不斷加以發掘，在前人總結的基礎上不斷作出新的總結，更好地推進事業，更好地邁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