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概念形成與發展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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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思想概念馬列主義中國實際

論文摘要：“思想”概念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過程，經歷醞釀、命名、確立、曲解、定義時期。隨著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不斷深化，“思想”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都有了新發展。

思想是我黨的指導思想，研究“思想”概念的形成與發展歷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1935—1941年，這是“思想”概念的醞釀時期。“思想”作為一個概念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特定原因的

(一)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不斷深化。在如何對待馬列主義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內曾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與方法。以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為代表的一部分人教條地對待馬列主義，簡單、機械地照抄照搬馬列主義與蘇聯經驗，把馬列主義條文與共產國際指示奉為金科玉律，實質上就是割裂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聯系。陳獨秀右傾主義與隨后出現的黨內三次“左”傾錯誤，就是教條主義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的現實體現。以為代表的一部分共產黨人則注重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認真學習、深入研究和靈活運用馬列主義，并逐步學會了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有機結合起來，從政治、經濟、軍事等視角，對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作了系統的理論闡述與深刻總結，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列主義理論。

(二)在黨內領導地位的確立與的思想成為黨的政治思想的主流。1935年初的遵義會議，確立了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是政治生涯的重大轉折點。1936年12月，成為中央軍委主席。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推選為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主席。至此，成為我黨、我軍的最高領導者。與此同時，在的正確領導下，黨和紅軍完成了舉世矚目的長征，發展了陜甘根據地，領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隨著政治地位的確立及其對中國革命做出的偉大貢獻，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創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列主義理論，也日益受到黨內的信服與擁護，成為黨內政治思想的主流。

(三)學習馬列主義、研究黨史與整風運動的開展。到達陜北后，在黨中央與號召下，黨內興起了學習馬列、研究黨史和總結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熱潮。1941年到1942年，中共中央編輯出版《六大以來》、《六大以前》，用馬列主義理論為指導，系統地研究和總結了建黨以來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這兩書共收錄的著作近百篇，是黨宣傳的思想的一個突出表現。四十年代初的整風運動是黨內進行的一次普遍的馬列主義教育運動，清算了黨內各種錯誤思想路線，使全黨認識到以為代表的有中國特色的馬列主義理論正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典范。

(四)特定的國際與國內形勢。三十年代末以來，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影響日趨式微，并最終于1943年解散，這就為中國共產黨走獨立自主的道路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客觀上推動了黨對確立黨內指導思想問題的探索與研究。在國內，國民黨積極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大力宣揚“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黨”(國民黨)“一個領袖”()，大肆攻擊共產主義理論與中國共產黨，企圖從根本上取消馬列主義與中國共產黨。這就需要黨在政治上突出的領袖地位，在政治思想上樹立思想的領導地位。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戰線上反擊國民黨猖狂進攻的重要方法與內容。可以說，中國革命發展到新的階段孕育著“思想”概念的產生。

二1942—1944年，這是“思想”概念的命名時期

黨的理論工作者張如心對“思想”概念的命名做出積極貢獻。1941年，張如心相繼發表《論布爾塞維克的教育家》、《同志的旗幟下前進》、《學習和掌握的理論和策略》等文。張如心提出“的思想”一詞，這已涉及到思想的命名問題。

黨的領導人對“思想”概念的命名做出巨大的貢獻。、劉少奇、鄧小平、王稼祥紛紛發表文章，宣傳的思想在我黨思想理論中的領導地位。其中，王稼祥于1943年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該文首次出現“思想”概念，認為“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塞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王稼祥在全黨醞釀的基礎上提出“思想”概念，作為首創者的貢獻是應充分肯定的。從此，“思想”概念逐步為黨內同志的普遍認同與接受。

這一時期，對“思想”概念的命名存在如下特點。首先，在命名“思想”概念時，把思想視為的思想。張、劉、王的文章行文中“同志的思想”、“思想”經常共用，且用意相同。這樣的認識今天看來并不妥當，可是當時形勢下，這卻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是樹立領袖地位，樹立的思想在黨內思想理論中的領導地位所需要的。難得可貴的是，王稼祥還把“思想”與中國共產黨二十二年的革命實際經驗聯系起來，這包含了“思想”是吸取全黨經驗教訓的成果、是黨集體智慧結晶的意思。當然這種認識是不自覺的，更沒有進行理論提煉與升華。其次，在命名“思想”概念時，初步指明思想最本質的特征——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經驗總結與理論概括。張如心對思想已有一定理性認識，觸及到思想本質特征問題；劉少奇使用“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一詞；王稼祥則明確把思想看作“中國的馬列主義、創造性地發展了的馬列主義”。這些表述肯定了思想是對馬列主義的繼承與發展，已從理論上總結出思想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這一命題。第三，在命名“思想”概念時，初步指明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基本特點。王稼祥說：思想“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中國的現實，積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實際經驗。”這隱含了思想是運用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分析中國的歷史與社會，研究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情況，總結提煉出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的思想。同時，指出思想是在與國內外敵人的斗爭中，與黨的錯誤思想的斗爭中產生、發展與成熟起來的。

三1945—1965年，這是“思想”概念的確立時期

1945年中共“七大”確立思想為我黨的指導思想，劉少奇在“七大”上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對“思想”概念展開進一步的概括與論述。“七大”在“思想”概念發展歷程上重大意義主要體現在：首先，“思想”作為一個正式的詞語固定下來，并載入黨的最高文件——黨章。這標志著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了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其理論成果正式以“思想”命名。其次，第一次界定了“思想”概念的具體內容。思想包括對關于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分析、關于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關于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關于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于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于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于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關于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于文化的理論與政策等。對“思想”概念具體內容的界定十分必要，引導人們從具體內容上了解，掌握與運用思想，使全黨對思想有一個更深刻的認識。第三，第一次全面闡述思想的基本特征與本質特征。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是同國內外敵人長期斗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是在同黨內主觀主義錯誤的斗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本質特征，是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第四，第一次闡述了為什么中國的革命理論要以的名字命名，稱之為“思想”。善于應用馬列主義立場、觀點與方法分析中國的問題，對無產階級與人民事業無限忠誠。同時，還具備“最高的理論上的修養和最大的理論上的勇氣”所以，能夠創造科學的中國革命的理論，中國革命的理論以的名字命名順理成章、理所當然。“七大”以后“思想”概念出現在各種各樣黨的文件、政府公文、報刊文章上，成為一個黨和人民耳熟能詳的概念。而令人奇怪的是，本人并不贊成使用“思想”概念。1952年，指示：“不要將‘思想’這一名詞與馬列主義并提，并在宣傳上盡可能不用這個詞。”鑒于此，1954年中央宣傳部正式下達《關于思想應如何解釋的通知》，指出：“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后黨內同志寫文章做報告，應照同志的指示辦理。至于講解黨章和過去黨的重要文件決議時應按照原文講解，不必改變，但應注意說明‘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從這里可看出：第一，“思想”概念黨章已明確規定，繼續有效。第二，不贊成使用“思想”概念有謙虛的成份，也有為避引起外界誤解的成份。第三，“思想”概念內涵沒有變化，仍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八大”以后，“思想”概念的使用明顯減少。明白這些情況，國外某些政要、學者對中共“八大”未提及“思想”概念的種種臆斷與妄自猜測，則會不攻自破。

四1966—1976年，這是“思想”概念的曲解時期

“十年動亂”期間，、集團歪曲、肢解思想，鼓吹對待思想的非科學的、反科學的態度，散布思想庸俗化、簡單化、形式主義化的種種謬論。政治生活、政治理論的極“左”化，使人們思維方式、價值取向極“左”化，也使對“思想”概念理解的極“左”化。這主要表現為：其一，否定思想是一個發展的體系。這一時期，個人崇拜盛行，由對的崇拜到的思想理論的崇拜。思想被說成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思想，而不用發展的眼光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思想，隨意牽強附會、拋棄思想的靈魂與精髓，把思想片面化、絕對化，教條主義、形而上學、形式主義極端盛行；其二，把思想等同于的全部著作與言行，尤其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這存在兩個方面認識錯誤，一是曲解思想，視很多非思想，甚至反思想內容為思想。一是否定思想的群眾性，是我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不是先覺先知，也會辦錯事、講錯話，這些錯事與錯話非但不是思想的內容，恰恰是違背思想的結果。這一時期，把的一些錯誤甚至嚴重錯誤，統統當作真理并推向極端。中共“九大”對黨的歷史、性質與指導思想等問題，都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進行了表述，并認為該理論是對馬列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貢獻。如此形勢下，“思想”自然被認為是個人思想，誰敢說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呢?應該說，“十年動亂”期間，對“思想”概念的曲解，主要是由于、集團為己私欲，利用的威望，手中權力以及人民群眾的某種感情、心理與傳統的社會意識，瘋狂煽動的結果。當然，本人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公務員之家

即便如此，我們國家、我們黨的很多有識之士仍以大無畏的氣概正確理解“思想”概念和捍衛思想的嚴肅性、純潔性與科學性。1973年秘密寫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與經濟》一文，用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批判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正確研究與探索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問題；理論家李達針對一伙所謂“頂峰論”，明確指出：“講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要講得科學，不要硬講成到處都是發展，結果真正的發展反而淹沒了”；張志新烈士堅持實事求是，反對牽強附會地理解思想，不畏強權，堅持真理，并最終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在當時形勢下，以、李達、張志新為代表的有識之士所表現的勇敢探索與追求真理的精神，實在難得可貴，可欽可敬。

五1977年以來，這是“思想”概念的科學定義時期

逝世與“十年動亂”結束后，理解“思想”概念，有兩種主要的錯誤傾向：一種是因為毛澤晚年的錯誤，就企圖否認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思想為我黨的指導思想，甚至主張不再提“思想”概念；一種以“兩個凡是”為代表的錯誤態度，以為凡是說過的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繼續支持晚年的錯誤與方針政策。這兩種錯誤態度的共同點，就是不能正確理解“思想”的概念，把作為科學理論的思想與晚年的錯誤混淆起來。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思想?ig是我黨必須回答的一個重大的思想理論問題。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列主義、思想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思想”概念作了這樣的概括：“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②這一概括不僅回答了思想的本質特征，而且闡明了思想形成發展過程中的三個關系。第一，思想與馬列主義之間關系。思想來源于馬列主義，但思想不是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簡單重復，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化的、發展的馬列主義。第二，思想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的關系。中國革命具體實際是思想形成和發展的物質基礎，而思想是指引中國革命奪取勝利的指針。第三，個人和黨集體智慧的關系。思想是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革命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因而凝聚了黨和人民的集體智慧，其中的貢獻最大。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后，“思想”概念的定義成為黨與人民的共識。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基本延續了這個定義。十五大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結合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它的主要創立者是，我們黨把它稱為思想。”這里將“思想”概念的外延由“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擴大為“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這是以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思想的新認識。思想產生于中國革命時期，思想無疑是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但是，思想又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繼續發展并增添了許多新內容，如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關于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理論……等。可以說，思想是創立偉大社會主義制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政治基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就是繼承和發展了思想，開拓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道路。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兩次歷史性飛躍的成果——思想、鄧小平理論是辯證的、歷史的統一。對“思想”概念的科學定義，有利于統一思想、高舉旗幟，沿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有利于準確完整地把握思想科學體系，真正領會思想；有利于正確開展對思想的理論研究，為思想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六從“思想”概念的形成與發展歷程看，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隨著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不斷深化，“思想”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都有了新發展。

2．我黨在理論與實際中一貫堅持“思想”概念的馬列主義屬性，注重“思想”概念的中國特色“種差”。

3．我黨對待“思想”概念，沒有停留在一般號召的層面上，而是做了大量的艱苦細致的理論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