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認識論文
時間:2022-09-21 11: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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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主革命時期,主張大力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建國前后提出利用、限制、消滅民族資本主義,其認識變化具有其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對此要正確認識和對待。繼承和發展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思想,對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民族資本主義;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研究、探索對中國資本主義的認識及變化,對我們今天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認識
民主革命時期,從國情出發主張在中國大力發展和保護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民族資本主義。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寫道:“在革命勝利之后,因為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為怪的。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后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結果。”他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社會的向前發展。”但是,主張的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資本主義并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資本主義,它的發展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又不能破壞國計民生。
(二)建國前后對民族資本主義的認識
1948年九月會議以后,對民族資本主義的認識從保護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轉向利用和限制民族資本主義。在1948年九月會議上,首次批評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是“新資本主義”的說法,指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在量上是小的,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是起決定作用的。在致劉少奇的信中進一步強調:“就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說來,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決定了對民族工商業進行利用、限制政策。“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它將從幾個方面被限制——在活動范圍方面,在稅收政策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在勞動條件方面。我們要從各方面,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于資本主義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但其后在社會主義改造中提出了要讓“資本主義絕種”的主張,放棄了他制定的利用、限制政策,為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出現失誤埋下了伏筆。
二、正確看待的資本主義思想及其演變
對民族資本主義經歷了從發展、保護到利用、限制和讓“資本主義絕種”的認識過程,其認識的形成及其演變是由當時的國際國內、主客觀因素促成的,是歷史合力作用的結果,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我們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認識和對待。
(一)民主革命時期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論基礎和現實原因
大力發展和保護民族資本主義思想源于對馬恩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思想的繼承、發展和俄國十月革命后“新經濟政策”的成功經驗以及孫中山新三民主義思想合理成分的借鑒。
馬克思認為俄國農村公社和資本主義生產所統治的世界市場聯系在一起,可以通過吸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積極成果來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恩格斯提出其他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也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但必須利用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成就。
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認為中國也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經濟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俄國“新經濟政策”是在無產階級國家掌握經濟命脈的條件下所采取的利用資本主義來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它極大地促進了俄國經濟發展。公務員之家
主張借鑒俄國十月革命后“新經濟政策”的成功經驗在中國大力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他說:“我們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俄國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后,還有一個時期讓資本主義作為部分經濟而存在,而且還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個社會經濟的百分之五十。”“人家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還要經過新經濟政策時期,又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集體農莊發展了,糧食已主要不由富農出了,才提出消滅富農,我們的同志在這方面是太急了。”
孫中山提出了“節制資本”和“發達國家資本”的思想,批判汲取了孫中山新民生主義的積極因素,主張發展“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資本主義。“至于操縱國民生計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主張發展民族資本主義也有其現實原因——中國社會生產力的落后和團結動員民族資產階級的現實需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經濟十分落后,現代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只占約10%,落后的農業和手工業占90%。認為革命勝利后盡可能利用城鄉資本主義的積極性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幫助社會主義前進”,他指出:“這個共和國并不沒有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的緣故。”“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
從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角度來認識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存在和發展資本主義的重大意義,這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狀況的規律。另外,在對中國革命規律、中國社會階級狀況和當時各種社會矛盾的正確把握的基礎上提出團結和動員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戰略也需要鼓勵和保護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二)建國前后對資本主義認識的變化具有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具有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可以為國家建設和人民需要提供部分工業品,可以為社會訓練部分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可以促進城鄉物資交流,為國家積累部分建設資金等。但又具有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對工人和勞動群眾的剝削,生產無政府狀態,投機倒把,哄抬物價等。正是基于對民族資本主義雙重作用的認識,一貫主張對它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一方面主張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經濟,改變中國落后面貌;另一方面主張實行“節制資本”的政策,以盡可能避免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種種弊端。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強調對民族資本主義的利用,使得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民族資本主義有相當的發展,隨著民主革命的勝利,對民族資本主義采取利用、限制的方針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創造條件。
的認識隨著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進程發生變化,是符合的認識邏輯和歷史邏輯的,反映了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建國初期的國際國內形勢、黨的中心任務的轉變和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也是提出利用、限制、消滅民族資本主義的現實原因。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采取敵視政策,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中國采取了友好和援助政策,盡管我國宣布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但要得到蘇聯的信任和全面援助,就必須以實際行動表明我們搞社會主義。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做出馬上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決定,從而導致過早提出要讓資本主義絕種。建國初期,私人資本主義發揮了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但也出現了私人投機資本對物價和市場的猖狂破壞,不法資本家對抗美援朝物資偷工減料以及盜騙國家資財等種種活動,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和資產階級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在當時日益尖銳,黨的中心任務是帶領人民盡快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這也要求我們必須對資本主義采取利用和限制政策。
總之,20世紀50年代我國消滅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既是中國共產黨人既定的戰略,也是我國各種主客觀條件及各種因素共同促成的,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的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進程,是中國歷史和人民的必然選擇,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以后出現改造過快過急問題是實踐方面的問題,而不是認識問題。
通過探討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認識的演變,首先,我們要充分認識到落后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過渡到社會主義是有條件的,必須通過吸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積極成果,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其次,要充分認識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的積極作用,處理好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辨證關系。
參考文獻:
1、.選集[M].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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