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社會主義創新的理論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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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認為,創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學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改革理論的直接思想來源和理論基礎;在社會主義體制改革諸多方面的開創性探索,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壯麗事業的理論前奏和歷史序幕;在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有益經驗,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仍然有著重要借鑒作用,因而對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意義深遠。

〔關鍵詞〕;社會基本矛盾;社會主義改革;經濟體制

社會基本矛盾學說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內容,是無產階級政黨分析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基本理論武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創立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學說的完整理論體系,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思考和初步探索。以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對體制改革諸多方面的艱辛探索,以及在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有益經驗,對我們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指導意義。

一、創立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學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改革理論的直接思想來源和理論基礎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進行過系統闡述,列寧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只作過初步探索,斯大林也缺乏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正確認識。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獨創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體系的學說,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做出了創造性的貢獻。

1.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實際表現,批評了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學觀點,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1956年他在給黃炎培先生的信中寫道:“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1〕他指出:“有必要在我國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進行解釋,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確的方法處理這種矛盾。”〔2〕

2.進一步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也運用了“基本矛盾”的概念,但都是特指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化大生產與資本家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矛盾的集中表現。從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觀的基本原理出發,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概括為“社會基本矛盾”,并指出它是貫穿人類社會始終的矛盾。社會基本矛盾是一切社會矛盾的總根源,它規定和制約著社會各種矛盾的存在和發展。這樣,對于整個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作出了科學界定,并為解釋社會發展的動力問題提供了根本依據。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一個新發展。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斯大林在一個長時期里不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才吞吞吐吐地談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說如果政策不對,調節得不好,是要出問題的。但是,他還是沒有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作全面性的問題提出來,他還是沒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基本矛盾。”〔3〕還全面分析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會存在的各種矛盾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指出,不論是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還是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各個領域中的矛盾,都是受社會基本矛盾制約和規定的。這樣,就在社會主義社會復雜的矛盾中抓住了根本,即社會基本矛盾,從而既抓住了社會諸種矛盾的根源,又抓住了解決各種矛盾的關鍵。

3.還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性質和特點。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沖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斗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來解決,而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4〕這是因為兩者的性質不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解決社會基本矛盾就不需要通過社會革命,而是通過改革和調整的方式,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從而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4.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首創了完整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動力理論體系。這一理論由三個層次構成,即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動力的思想,是對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豐富和發展,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在階級社會中,社會基本矛盾主要表現為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在無階級社會,則表現為人民內部的非對抗性矛盾。由于社會主義社會是從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因此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就具有兩類不同的性質,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由此也就決定了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重要方面,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重要因素。

5.提出了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方法。矛盾不斷出現和不斷解決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發展的規律。要解決不斷隨著生產力發展而出現的新問題,就必須有正確的方法。一方面,要圍繞發展生產力這個中心環節。指出:“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5〕在任何時代生產力都最終決定著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性質,并進而規定了社會基本矛盾的性質,因此生產力在社會矛盾體系中處于基礎地位。另一方面,必須適時調整和改革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方面和環節。說:“我們不要迷信,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兩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有先進的事物,也有落后的事物。“正因為是這樣,我們才要進行改造。”〔6〕這里的“改造”,也就是“改革”。他進一步強調指出:“生產關系搞得不對頭”,人們就要改變它。“上層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輿論)要是保護人民不喜歡的那種生產關系,人民就要改革它。”〔7〕

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成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進行社會主義改革偉大實踐的理論基礎。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鄧小平從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出發,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問題的探討給予了高度重視。他一方面明確指出,“關于基本矛盾,我想現在還是按照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的提法比較好”,即“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強調說:“指出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決了問題,還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體的研究。”〔8〕鄧小平將包含在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的各種制度劃分為根本制度和具體體制兩個層次。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見解。他在談到我國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時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9〕又說:“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的實現。”〔10〕改革的對象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或根本制度,而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環節和方面”,是“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也就是社會的“具體制度”。這就為通過改革不斷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從而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指出了正確的方向,并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制改革理論,這個理論是對社會基本矛盾學說的繼承、發展和完善。三十多年來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改革作為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徑和方法,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

二、在社會主義體制改革諸多方面的開創性探索,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壯麗事業的理論前奏和歷史序幕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方面,都是照搬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創立了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學說的完整理論體系,并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思考。他突破蘇聯模式,明確提出要認真研究“社會主義整個經濟體制問題”〔11〕,對它進行改革。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以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對體制改革的諸多方面的艱辛探索,特別是關于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結構問題、經濟管理體制的權限問題、企業內部管理的制度問題、經濟運行機制的“主體”和“補充”相結合的問題、“聯產承包”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等方面的經驗教訓,成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所開創的社會主義改革的壯麗事業的理論前奏和歷史序幕。

1.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最初構想

在所有制結構的問題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認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剝奪剝奪者”,消滅私有制,建立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從中國的國情出發,認為在我國建國以后的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都不可能建立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而只能是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結構和形態。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就曾指出:新中國成立以后,“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12〕。“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13〕即使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由于還是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14〕階段,因而也仍然應該是這樣的一種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格局。這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形態。但是,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在步驟上和做法上的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因此出現了一些問題,私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很快就已實際上國有化,個體的農業和手工業很快就已基本上集體化,私營的和個體的經濟已經所剩無幾,從而使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格局變得殘缺不全。這種結構的不合理在實踐上也已經顯露出弊端。面對這種局面,提出要實行“新經濟政策”,“只要社會需要……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15〕這無疑是對傳統社會主義觀的一個重大突破,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意義不可低估。

2.經濟管理體制的權限問題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開始以后,就一直思考著“中央同地方分權的問題”〔16〕,認為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對于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他指出:“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17〕與此相聯系,還有“企業獨立自主”問題,也是整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必須認真地加以研究和解決。他指出,企業要有“一種獨立性”,“叫做要有點‘獨立王國’”,也可以說,“要有半獨立性”,是“公開的、合法的‘半獨立王國’”〔18〕。根據的這些指示,1956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體制改革會議,會上,系統地論述了改進體制的意義、原則和方法,會議還擬就了改進體制的初步方案。中共八大以后,陳云主持體制改革工作,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為國務院起草了《關于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關于改進商業管理體制的規定》和《關于改進財政管理體制的規定》等文件,明確地提出了關于工業管理的兩個“適當擴大”,即“適當擴大省、自治區、直轄市管理工業的權限”和“適當擴大企業主管人員對企業內部的管理權限”〔19〕。這些文件還提出了許多關于改進管理體制的具體意見。所有這些理論和原則的提出和實施,都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最早發端。

3.企業內部管理的制度問題

在企業內部的管理上,1960年3月,曾在轉發鞍山市委一個報告的批語中,提出了著名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兩參”,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工人參加管理反映出工人是企業的主人,干部和群眾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同志的關系。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和重要體現。“一改”,即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社會化大生產要求有科學的規章制度,這些制度還應該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不斷調整、充實和完善。“三結合”,即在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中實行技術人員、工人和領導干部三結合。雖然“三結合”是應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需要而提出來的,但它對企業管理的整個領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方面,指出,建國以后,一切照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害人不淺。當然,搬是為了學習,但不要硬搬。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這種做法忘記了歷史上教條主義的教訓。這種教訓,就是理論和實際相脫離。這些論述的一個中心議題,就是我們的經濟建設事業及其管理體制改革一定要突破蘇聯模式,不要照搬蘇聯的“本本”,而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規章制度體系。

4.經濟運行機制的“主體”和“補充”相結合的思想

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所建立起來的是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幾乎覆蓋一切經濟部門,統得過多,卡得過死,很快就顯露出它的某些弊端。這種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再思考和再探索就成為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問題的歷史起點。當時,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如何看待和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的問題。一個時期,在領導糾正“”和化運動中的錯誤時,提出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強調要發展商品生產,遵循價值規律,為正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劉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中也指出:“我們應當改進現行的市場管理辦法,取消過嚴過死的限制;并且應當在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的一定范圍內,允許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發展,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20〕此外,陳云在八大會議的發言中也提出了著名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他說:“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在計劃生產方面,“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國家市場的補充”〔21〕。這個發言既包含了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以私有制經濟為“補充”的思想,也包含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思想。這些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整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具有重大意義。

5.“聯產承包”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最早設想

在以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鄧子恢長期主持農村工作。在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就是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最早倡導者和推行者。早在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初期,他就提出農業合作社“必須把勞動分工和勞動組織搞好,建立責任制”,“分工分業,分組分隊”,實行按件記工,“以至包耕包產等制度”。〔22〕實現合作化后,他又提出要“編好勞動組織”,實行“包工包產”,強調“高級社沒有包工包產不行”,沒有這個東西,“集體經營”就沒有搞好的“希望”。〔23〕在我國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的時期,從鞏固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目的出發,他又提出要“建立生產責任制”,認為“這是今后搞好集體生產、鞏固集體所有制的根本環節”〔24〕。1962年,他曾多次派人到安徽調查“包產到戶”的責任制,盛贊“這是中國農民在集體經濟中的偉大創舉”〔25〕。1962年7月22日,批發陶鑄、王任重《關于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問題座談會紀錄》一文,肯定了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某些做法和形式,認為集體經濟只要堅持幾條必要的原則,形式是可以千差萬別的。指出:“這個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26〕這種農業生產責任制,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農村改革實踐相結合的獨創。

上述幾個方面,就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一個時期,以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關于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思考和經驗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以在農村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改革為突破口,進而從農村到城市,進行全面改革,從而在各個領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的壯麗偉業。

三、在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有益經驗,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仍然有著重要借鑒作用,因而對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意義深遠

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經濟體制,對這個國家的經濟建設有著巨大的、深刻的和全方位的影響。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不僅完全符合我國當前和今后相當長歷史時期內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且是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認識的一個重大的突破性進展和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嶄新的創造性發展。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當初我們選擇計劃經濟體制是錯的,幾十年來對計劃經濟的探索毫無意義,更不意味著計劃經濟只有束縛經濟活力的弊病而沒有改變國家落后面貌的巨大作用,只有憑主觀意志辦事的失敗教訓而沒有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的成功經驗。以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之所以選擇計劃經濟體制,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為了從中國當時國內國際條件出發,抓住國內經濟順利恢復、朝鮮戰局趨穩、蘇聯答應援助的歷史機遇,以統一計劃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以便在財力、物力、人才等嚴重不足的條件下,優先發展重工業、盡快實現工業化。新中國的經濟建設,面對的是一個滿目瘡痍、積貧積弱、工業十分落后的狀況。在的領導下,我國僅僅進行了四個五年計劃建設,就形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把中華民族與世界先進工業國的差距大大縮短了,而且在很多方面走完了西方國家用上百年時間才走完的路,為改革開放后的經濟騰飛和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奠定了比較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

對計劃經濟探索的理論成果是多方面的,主要集中在《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注和談話記錄》、《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談話記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著述里。這些成果是他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就是他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理論成果。如果僅從計劃經濟的角度,特別是發展和突破蘇聯計劃經濟理論的角度,我們可以把這些成果歸為以下方面。

1.關于計劃經濟的客觀性

計劃是由人事前預先擬定的行動方案,制定計劃的人如果不尊重客觀規律,不認真調查實際情況,計劃就很容易出主觀主義的偏差。在1958年底經過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后指出:“計劃有可能搞好,有可能搞不好。正像斯大林說的,可能和現實不能混為一談。要把可能變成現實,就必須認真研究客觀經濟規律,必須學會熟練地運用客觀經濟規律,力求制定出能夠正確反映客觀經濟規律的計劃。”〔27〕他還指出:“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28〕

2.關于計劃建設的指導方針

通過對我國計劃建設實踐的總結和對蘇聯經驗的汲取,提出了指導我國制定長遠規劃、五年計劃、年度計劃的一系列正確思想。這些思想主要體現在對一些重大關系的處理方針上。在處理重工業與農業、輕工業的關系上,他指出,一方面要遵守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要以重工業為經濟建設中心;另一方面要工農業同時并舉,要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以農輕重為序安排投資計劃。在處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上,他提出,一方面為了準備反侵略戰爭,必須加強國防建設,抓緊尖端武器的研制;另一方面,要適當減少軍政費用,首先加強經濟建設。在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他指出,一方面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有全國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另一方面,要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處理國家、集體與個人的關系上,他提出,一方面要做到全國一盤棋,反對把個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反對收入過分懸殊;另一方面,要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系,不要只顧一頭,要反對平均主義,提高工人工資,縮小工農產品的“剪刀差”,使農民收入每年有所增加。在處理積累與消費的關系上,他提出,一方面要把重點放在發展生產上,如果生產增長很快,即使積累比重大一些也沒有危險;另一方面,對發展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要兼顧,要處理好基本建設中“骨頭”和“肉”的關系,提高社會福利事業,做到既保證重點建設,又照顧人民生活需要。在處理大規模建設與勤儉節約的關系上,他提出,一方面為把我國建設成現代化的工業強國,必須保證一批規模大的現代化骨干企業的建設資金;另一方面,要把節約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充分利用舊社會遺留的工業基礎,用較少的錢辦較多的事,反對浪費,勤儉建國。在處理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關系上,他提出,一方面要照顧人民眼前利益,使人民生活不斷有所改善;另一方面,要施“大仁政”,不要施“小仁政”,要把重點放在為人民長遠利益的打算上,一時還不能使人民生活改善很多。在處理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的關系上,他提出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一方面反對帝國主義的禁運、封鎖,積極同國外進行經濟、科技交流,吸收外國投資;另一方面,主要依靠國內市場,把工作基點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等等。

3.關于編制計劃應當遵循的原則

首先是綜合平衡。認為:“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29〕“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30〕其次是要尊重價值規律。明確贊成斯大林關于只要有國家和集體兩種所有制就有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就會起作用的觀點。他指出:“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31〕,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32〕。

4.關于計劃的貫徹方法

計劃經濟是一種統一領導、分級管理、按行政系統、行政區劃來組織經濟的經濟體制。在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時期,管理權限主要集中在國家行政機構,因此,在管理上會較多地采用指令性計劃的手段和行政手段。但時代又發揚我們黨在革命時期形成的優良傳統,既重視紀律約束,也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是思想政治工作與行政措施雙管齊下。

重溫等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在探索計劃經濟中取得的理論成果,認真總結和借鑒過去搞計劃經濟的經驗教訓,仍然是大有益處的。中共十四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是要改變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而所謂宏觀調控,是指運用計劃手段、經濟手段(主要是財政和貨幣政策,其實質是人有意識的事先調節,從這個角度看,也可以說是計劃調節)、行政手段(實質是指令性計劃)、法律手段,來彌補和抑制市場調節的某些不足和消極作用,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平衡,保證整個經濟的全面發展;并且在某些市場調節力所不及的環節中,利用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源;同時,利用計劃手段來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調節,防止兩極分化等等。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而是與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的市場經濟,因此,它雖然是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但絕不是與計劃經濟截然割裂、相互對立的,彼此之間必然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和聯系。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之所以成功,關鍵在于始終沒有放棄計劃經濟的長處和優勢。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搞經濟計劃的有益經驗,完全應當也可能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借鑒、所繼承。有些理論成果,有些經驗隨著客觀情況的變化雖然不那么適用了,但蘊含的有關社會主義建設一般規律的認識,對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有著重要價值。還有一些反映客觀規律的認識,當年雖然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實行或實行得不太好,但在今天對于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來說卻是一筆寶貴的思想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