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正義思想分析

導語：經濟正義思想分析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的終極價值追求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始終高擎公正這一社會理想，以其獨有的理論視野對社會分配兩極化現象進行剖析，無論是內在屬性、基本邏輯還是當代價值都有其特異性。的這些思想對于實現“十三五”規劃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構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仍具指導意義。

關鍵詞：兩極分化；分配制度；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國民收入兩極分化現象作為一個嚴峻問題已經引起高度重視。人民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并不是直到現在才為黨的領導人所關注，無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直致力于探索社會分配兩極化問題的思考，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理論，既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分配理論，也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實踐產生了重大影響。

一經濟正義思想的內在屬性

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是人類在長期追求理想社會的歷程中形成的共同的價值渴求，是人類改造社會不可或缺的存在維度。經濟正義思想具備歷史性、人民性、實踐性三重內在屬性。（一）歷史性。中國傳統文化蘊藏著豐富的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思想。《辭源》認為“公正”即“不偏私，正直。”在我國古代，“正義”與“公正”被視為是一種美德或者道德修養，并沒有被提升至社會價值取向的高度。我們從中不難窺探公正這一概念內含著不偏不倚、公正無私等價值取向。中國傳統社會公正思想的理論淵源通常歸之于儒家所謂“大同”理想。一度服膺思想家所描繪的“大同社會”藍圖，并由衷地高呼“大同者，吾人之鵠也。”公平正義思想是對我國傳統文化中公正基本認知的揚棄。孔子認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舉能，講信修睦……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1］大同社會內在要求社會成員共享發展果實。孔子的公正思想源自于其直觀的社會審視，“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2］在孔子的話語構建中，“寡”與“不均”成為社會不公正的主要表征。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知識群體對于公正理念有著深切的認識。傳統社會“大同”理念為早期探索實現社會公正的具體路徑提供了價值定位和思想坐標。近代以降，特殊的社會環境促使中國社會知識群體在更高層次和多方位進一步審視社會的經濟正義。追求公正反對分配兩極化成為近代以來中國公知群體描繪和追求理想社會的內在邏輯。洪秀全以農民的視角提出，建設“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錢同使，有衣同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將數千年農民追求公正的社會夢想幻化成神州大地上的“人間天國”。維新變法領袖康有為追求公正的邏輯在于，要解脫人民疾苦“惟行大同太平之道”，所以難以超越調和君臣關系的歷史藩籬。在他看來，“遍觀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樂，殆無由也。”［3］譚嗣同的公正理想依然以維護儒家“大同”思想為根基，但卻閃爍著更為強烈的批判主義火花。他說：“人人能自由，是必為無國之民……君主廢，則貴賤平；公理明，則貧富均。”［4］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將社會的不公首先歸于經濟上的不公，“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5］120他從自身的政治抱負出發，尋求解決分配兩極化的社會方案，所以他提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及“耕者有其田”解決路徑。以其視角觀之，必須在發揮資本功效的同時，合理有序規定資本的有效范疇和邊界。（二）人民性。西方思想中也有很多關于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論述。西方公平與正義理論建諸現實世界特別是對資本主義世界批判基礎之上，是廣大人民群眾對生產資料或資本所有者剝奪的回應與反擊。從萊庫古改革到畢達哥拉斯主張通過相互饋贈而平衡富余與不足的嘗試，從柏拉圖的分工正義理論、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理論、邊沁和穆勒的功利主義公正理論到羅爾斯的分配正義理論，每一流派都從自身的理論和實踐出發規劃著公平正義的范疇，為人類實現公正而又美好的世界藍圖添色加彩。盧梭的思想不僅是法國大革命的哲學基礎，也是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直接源頭，從而也是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間接來源。盧梭將實現人類平等與公正訴諸于財產的公有制，并要求中央政府對生產勞動實行管制。［6］19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們對于如何實現社會公平與公正，進而為完成其改造現實社會的理想與追求而不懈努力。巴貝夫和卡貝提出絕對平等的原則，但圣西門和傅立葉則承認人的能力不平等，他們將按能力取得報酬看作是實現社會公正的希望。路易•勃朗綜合上述觀點認為，實現未來社會公平與正義應是依照按需分配的原則來進行。歐文將其實現社會公正的理想付諸實踐，并為此傾盡其家財嘗試創立共產主義公社。馬克思主義認為，財富占有不公的根源在于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立基于此，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完成“對剝奪者的剝奪”，就是消滅無產階級自身，使自身擺脫“被剝奪者”的悲慘命運。［6］12由此可知，社會主義本質上與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和資本主義相對立，內含防止兩極分化的天然意蘊。（三）實踐性。的認知與思維結構萌生于近代中國。特殊的歷史背景使得包括在內的近代中國思想巨匠們大多傾向于張揚主體意志能動性，因而有學者認為思維結構中有著突出的意志維度。的價值關切點和核心主題是如何超越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等非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尊重規律的旨趣在于改造世界和社會，完成其構建新型社會的價值追求。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明確指出：“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7］1471馬克思的表述則為，“代替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8］294從歷史的視野來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過程始終強調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旨趣就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對共產主義社會生活有過生動而具體的描述，彰顯其社會理想的價值維度。在他看來，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可以“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8］85同馬克思有相類似的描述：每個社會成員都逐步做到“亦工亦農，亦文亦武”，都要把自己培養成“拿起鐵錘能做工，拿起鋤頭犁耙能種田，拿起槍桿子能打擊敵人，拿起筆桿子就能寫文章”。［9］53－54的終極價值追求即是要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在的話語中，防止社會分配的兩極化主要是為了克服勞動和人自身發展的異化。說到底，人的意義和價值問題是追求經濟正義的內核。

二經濟正義思想的基本邏輯

從歷史的視野來看，利益是人類社會發展、變遷以及人的行為追求的內在驅動因素和根本動力。以其特有的視野對社會分配兩極化現象進行了剖析，有著清晰的理論邏輯、實踐邏輯和制度邏輯。（一）理論邏輯：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實現經濟正義的根本路徑。對社會分配兩極化現象的描述并不是使用“兩極化”語詞本身來實現，而是用一種大眾化的通俗的形式來表達，即“過分懸殊”。他在反對平均主義時指出，“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10］130他認為，城鄉差別導致貧富懸殊過大和社會分配不公，引起社會不滿情緒。站在當下的視角，把社會分配兩極化表述為“過分懸殊”似乎理論性不足，但對于當時的歷史語境來說卻是恰如其分的。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建設初期，除極少數人的理論素養較高外，我國國民的絕大多數人受教育程度還相當低下。如果某種思想理論以一種相當學術化的形式呈現在民眾面前，其現實作用在很大程度會被弱化。“過分懸殊”作為我國民族通俗語言構建，其語詞含義絕大多數民眾都耳熟能詳，具有很強的可接受性，極大地提高了其所承載思想理論的傳播速度。與此同時，認為防止社會分配兩極化內在地包含共同富裕，猶如一枚硬幣的兩個方面。社會主義代替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制度無疑是人類社會發展史的一大飛躍。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不可或缺的維度。對此深信不疑，“現在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這種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11］495－496理論上，公有制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支撐，私有制經濟則與之相悖。然而，由于社會生產的水平是確保公平正義在何種物質層次上付諸實踐的可能，因而市場經濟和私有制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建國后，面對社會主義制度下仍然存在私有經濟的社會現實，滿懷信心地指出，共產黨人不但不怕私有經濟，反而在一定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12］1060在看來，私人資本的發展應該而且可能服從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大局。為了避免在私有經濟造成新的貧富差距，他規劃了私人資本的活動范圍，“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12］1061（二）實踐邏輯：經濟規律是實現經濟正義的客觀要求。經濟規律表現為經濟運動中的某些必然趨勢，是經濟現象與經濟運動中內在性、本質性和必然性的聯系。實現經濟正義的路徑立基于馬克思認識人類社會的諸多理論，特別是價值規律理論。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可能逾越價值規律的束縛。從當下視角出發，價值規律似乎是社會科學中最為淺顯和毋庸置疑的經濟規律，然而就當時的語境而言能夠明確認知價值規律，并申明以此指導社會主義建設并非易事。對于價值規律曾有過準確的認識和把握。他曾明確提出，價值規律“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10］34他并不贊成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立即消滅私有制。這表明，在防止兩極分化的前提下可以保留私有經濟的方式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尤其注重在實踐中采取必要的預測和限制來防止兩極分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義國家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的緣故。”但他同時指出，“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13］678－679的話語邏輯將反對絕對平均主義與防止社會分配的兩極化相并列。絕對平均主義是與小農經濟相適應的社會形態。指出，“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不過一則見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則見之于物質生活方面罷了。”［14］91絕對平均主義在充盈著不公正的傳統中國社會顯然極具蠱惑性和煽動性。它要求不管勞動者為社會提供的勞動數量和質量如何，一律平均分配個人消費品，不承認在社會主義階段客觀存在的勞動差別。指出，“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14］1094－1095對于絕對平均主義的批判與否定并非基于其價值目標的維度，而主要是基于其客觀規律性的缺失。指出，“（絕對平均主義）只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物質的分配也要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和工作的需要，決無所謂絕對的平均。”［14］91（三）制度邏輯：懲治腐敗是實現經濟正義的必由之路。經濟現象首先是政治現象。經濟不可能脫離政治、文化等社會性因素而存在，沒有抽象與孤立的經濟現象。社會經濟領域的公平與正義并非純粹的現實世界，而往往充滿著豐富的意義追求與多重的價值維度。就當代中國而言，經濟正義的實現和社會分配兩極化在何種程度上得以控制與黨的合法性天然勾連。權力來自于人民是黨的執政合法性的政治倫理學基本依據。民生問題是維系黨與群眾關系的紐帶，也是黨在何種程度上維護人民利益的試金石。“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嗎？……那么，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疼癢，就得真心真意的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14］138－139國家起源于社會管理的需要，“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8］12“腐化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權力與財富的交換”。［15］66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工人階級“應當保證本身能夠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16］12－131944年，在的倡議下，中共中央將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列為全黨學習文獻，要求全黨上下以李自成為戒，切實避免明末農民起義的悲劇重演。建國之初，我們黨的角色由在野黨轉向執政黨發生轉換，黨員干部異化、腐敗的風險急劇提高。中共中央高度關注腐敗以及因腐敗引起的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的問題。更是直指腐敗危及黨執政之基，他告誡全黨，“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么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會是這樣。”特權和身份為尺度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配尺度，與社會主義的公正原則相背離。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黨的合法性和執政地位是永恒的、一勞永逸的。不斷鞏固和發展黨的執政基礎和永葆黨的合法性就必須杜絕黨的肌體被腐敗毒瘤所侵蝕。反對腐敗和防止權力異化是社會主義國家長期而又艱巨的歷史課題。

三經濟正義思想的當代價值

當今社會，公平與正義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之一，已經逐漸凸顯為我們時代的焦點性關懷。在新的歷史時期，只有從制度和體制層面不斷完善和發展我們黨防止兩極分化思想并將其運用于實踐，才能明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現實路徑。（一）經濟正義思想為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提供了方法論指導。中共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起點是中國普通民眾追求公平與正義的社會理想。經濟正義思想孕育于殖民主義肆虐的舊世界，經濟的資本化和狹隘化所導致的經濟異化和殖民化在世界范圍內的無限擴張。在此背景下，無產者遭遇資本家的嚴重剝奪，工人在為資本主義社會編織繁華之錦的同時，只為自己贏得所謂的自由和絕對貧困，他們成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木偶與奴隸。經濟正義思想固然存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甚至有學者認為彌漫著濃厚的烏托邦色彩，實際上走上了平均主義道路。然而就此否認防止兩極分化思想的意義是不科學的，脫離了歷史和現實實際，是認識論上的形而上學。社會發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展的統一，忽視或過分突出其中任意一點都是不準確的。如何通過戰爭與革命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成為歷史語境下思想家們諸多批判和揭露的核心關注。追求社會公正的價值目標無疑是合乎歷史邏輯的。現實利益沖突的不可調和與沖突凸顯了經濟正義思想的價值必要性，但同時一定程度上促使追求經濟正義的手段超越了歷史階段，從而事實上難以付諸現實。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經濟正義思想，注意到個體的差異以及個體主動性等問題。新的歷史階段，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社會公平與正義問題，提出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和實施精準扶貧的戰略措施。蘇聯模式的破產對于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形成了一定沖擊。然而，斯大林主義的崩潰也打破馬克思主義話語長期被蘇聯官方壟斷的現實，有助于探索道路的多元化。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來，我國經濟正義在制度層面的基本構建已經開始，然而在實踐層面上，如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6］373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對于防止兩極分化，進而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理想追求并沒有弱化，而是更加堅定和強烈。2014年12月，明確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即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同時“四個全面”戰布局又是一個整體，是戰略目標與戰略舉措的有機統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具體的三大戰略舉措。盡管在追求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具體方式和策略存在差異，但黨的歷代領導集體在防止兩極分化的目標始終沒有改變。（二）“兩個務必”對于鏟除現代腐敗現象的思想關照與價值守護具有重大意義。腐敗意味著國家權力的異化，腐敗現象并非社會主義國家所獨有早已不言自明。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者、實踐者和維護者。在的話語體系中，打擊腐敗是由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決定的“命定”課題。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中非常重視預防和克服黨內可能出現的消極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在他看來，“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14］522七屆二中全會上，明確指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7］1438－1439只有對經營者和管理者施以制度層面的監管才能有效抑制暴富與赤貧，從而杜絕貧富懸殊的現實。分配的多元性、層次性和豐富性并不應該成為鏟除特權與腐敗的搪塞，更不能遮蔽權錢交易、權色交易以及利益輸送等丑陋的社會現象。從社會政治學而言，腐敗問題絕非停留在經濟層面，更是政治層面的重大問題，它集中體現了權力異化和道德失范。腐敗侵蝕著黨治國理政的合法性根基，如果放任自流最終會造成社會財富分配的兩極化。官商勾結是腐敗行為的典型形式，官商之間權錢交易、權色交易以及利益輸送，其結果是公眾利益為買單，從而引起社會不公，與當下提出的打造“親”“清”的新型政商關系背道而馳。腐敗者往往充當了權力的掮客，造成國家權力和人民的緊張對峙，危及社會制度的合法性存在，尤其對于今天構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言無疑是一個重大羈絆。腐敗問題的解決離不開制度的構建和體制的設計，離不開公職人員自身素質的不斷提高。“兩個務必”的提出表明黨對于腐敗問題的高度重視和“零容忍”的態度。“兩個務必”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和建設經驗的總結，也是守護新的歷史時期黨的價值維度的“定海神針”。指出，“同志當年提出的‘兩個務必’，包含著對我國幾千年歷史治亂規律的深刻借鑒，包含著對我們黨艱苦卓絕奮斗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著對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思想意義和歷史意義十分深遠。”［17］（三）經濟正義思想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思想保障。在我國，人民群眾是國家的主人。人的生存、自由和全面發展是社會追求公平正義的核心依據和價值旨趣。國家的性質決定了我們只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是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決不能發生舊社會那種‘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18］133改革開放以前，經濟正義思想的廣泛實踐使我國建立起公有制這一根本制度，為我國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提供了經濟前提和根本保障。新中國成立第27年頭，我國基本消除了舊中國人民絕對貧困的生活狀態，城鄉醫療衛生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城鄉面貌發生了顯著變化，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生存權利得到了保障。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戰略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要從根本上做到防止兩極分化、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我國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決定了我們不可能走少數人富裕、多數人貧窮的發展道路。思想的現實化需要人們不懈地付諸理性自覺和實踐努力。經濟正義思想既重于理論構建更加注重投入實踐，是主觀動機與實踐效果的統一。側重于摧毀于一不公正的舊世界，以后黨的領導人則更加關懷建設一個公正的新世界。兩者所處的歷史階段和擔負的歷史任務存有張力，但價值訴求完全一致。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6］110－111效率與公平如何兼顧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正視的關鍵性問題。經濟正義思想在“”以后遭遇部分理論工作者的苛責與詬病，認為“公平優先”的解決路徑為中國以后的社會39經濟發展留下了歷史包袱。十八大以來，中國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中國已站在新的更高的起點上，更高層面審視社會主義公正原則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從實踐層面而言，我們既要注重生產效率的提高，更要不斷審視生產的合理性。“十三五”規劃中明確強調要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勝利實現，指出：“我們追求的發展是造福人民的發展，我們追求的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清晰地勾畫出當下中國的發展規劃和奮斗目標，這不僅深深體現了今天中國人的理想，也深刻地反映了我們先人們不懈追求進步的光榮傳統。綜上所述，無論就理論邏輯還是現實發展而言，一直致力于探索經濟正義的有效實現路徑，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理論。這些思想根植于中外各種公平正義思想的文化土壤之中，既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分配理論，也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實踐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歷史關口，對經濟正義思想進行新一輪的價值評判和倫理審視，有助于我們確立新的公正原則視閾，借鑒經濟正義思想的合理內核，汲取經驗和力量，把注意力集中到偉大中國夢的歷史構建。

作者:王成 鄧倩 單位:桂林醫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