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會理念的由來及現實意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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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公民社會理念(ideaofcivilsociety)是在西方社會中孕生并發育起來的，它長期為西方學術界所重視，在馬、恩著作中也經常被使用。"公民社會"于近一、二十年間的復興與拓深，幾近形成一股可以被稱之為全球性的"公民社會思潮"。當然，復興者所要復興的并非是同一的"公民社會"，他們或援引西塞羅的區別于部落和鄉村的城市文明共同體的觀點，或訴諸洛克的社會先于國家而國家受制于其對社會的承諾的觀點，或采用將洛克和孟德斯鴆的觀點融入其思想的黑格爾的觀點，或引證馬克思將黑格爾觀點頭足倒置而形成的基礎（公民社會）決定上層建筑（含國家和意識形態）的觀點等等。近年來，公民社會理念也引起了國內政治學界的濃厚興趣，一些學者相應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的概念，（1）用以解說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的進程。（2）本文旨在理清公民社會理念演進的脈絡與在時下復興的原因，探討公民社會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漸進性改革之間相應的關系，以利于學者們進一步的研究。

關鍵詞

公民社會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漸進性改革

一、公民社會理念的由來

公民社會理念孕生并演進于西方社會，它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理性結構出現在社會理論中，既刻著時代進步的痕跡，又印有個人理性建構的傾向。

拉丁文CivilisSocietas的含義在公元1世紀便由西塞羅提了出來，表示一種區別于部落和鄉村的城市文明共同體。（3）古希臘的城邦大概可算作CivilisSocietas，這個概念似乎表達了一種"文明之邦"的感覺。14世紀以后，歐洲人開始越來越多地使用CivilisSocietas以表示從封建體制外生長出來的商業城市文明，這繼承了西塞羅的含義。緊接著，洛克第一次將公民社會做為邏輯推演中的一個分析概念來使用。他的公民社會等同于其政治哲學中從自然狀態經過訂立契約而形成的政治社會，這是人類發展邏輯中的一個階段，即有政治的階段。（4）洛克雖然已意識到社會中的政治領域與非政治領域的區，但在他的觀念中，二者同屬于公民社會。孟德斯鴆以及承繼了孟氏的托克維爾設立了分立自治及相互制衡，以建立有利于公民社會的機制。既指社會由政治社會予以界定，但作為政治社會的強大的君主制受制于法治，而法治則需按分權原則獨立的"中間機構"來加以捍衛。（5）

黑格爾是西方社會歷史上將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進行明確區分的理論先驅。他把洛克和孟德斯鴆的觀點融入自己的思想，認為體現個殊性的公民社會獨立于國家，但在倫理上并不自足，從而需要代表普遍利益的國家對其加以救濟。在他那里，公民社會的道德地位比較低，代表的是私人特殊利益，"是各個成員作為獨立的單個人的聯合"。（6）而國家則代表了普遍利益，是絕對精神在地上的完美體現，公民社會是從屬于國家的，也只有從屬于國家，才能保證其健康發展，不致陷入道德淪喪和社會混亂，因而，黑格爾運用公民社會這個概念，目的是要抬高國家的地位。

馬克思的公民社會概念更多的是吸收了黑格爾的用法，用以指稱私人利益關系領域，"包括各個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7）"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8）馬克思摒棄了對公民社會做倫理上的評價，而只對公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做客觀的分析。他將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國家――公民社會"的分析模式倒了過來，形成"物質生產――公民社會――國家"的分析模式，不是通過國家而是通過公民社會去解說國家，從而建立起歷史唯物主義體系。馬克思除了把公民社會作為與政治國家相對應的私人活動領域這么一個分析概念來使用外，還將其視作一個歷史的概念，用以指稱"人類社會的一個特定發展時期，這個時期的本質特征是階級利益的存在"。（9）

出于對馬克思主義過分強調經濟因素的糾正，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主張重新理解公民社會，他把公民社會重新界定為制定和傳播意識形態特別是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各種私人的民間的機構，包括教會、學校、新聞輿論機關、文化學術團體、工會、政黨等。企圖以此解釋為什么客觀上處境不利的成員仍主張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主張不僅應該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而且要推翻資產階級的文化統治。

哈貝馬斯將公民社會理論大大推進了一步，認為公民社會是獨立于國家的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私人領域指以市場為核心的經濟領域，公共領域指社會文化生活領域。哈貝馬斯特別強調公共領域的價值，認為它正遭受商業化原則和技術政治的侵害，使得人們自主的公共生活越來越萎縮，人們變得孤獨、冷漠。他主張重建非商業化、非政治化的公共領域，讓人們在自主的交往中重新發現人的意義與價值。哈貝馬斯的這種用法在西方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兩位美國學者柯郭和阿拉托則干脆將公民社會界定為介于經濟與國家之間的一個社會領域，從而將經濟領域排出了公民社會的范圍。

綜觀西方學術界的"公民社會"概念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發現三次大的分離：1。公民社會同野蠻社會的分離，以商業化、政治化的城市的出現為標志，完成于希臘羅馬時代；2。公民社會同政治國家的分離，以代議制政治的形成為標志，完成于17世紀、18世紀；3。公民社會同經濟社會的分離，當代西方社會正試圖完成這一過程。從這個過程中不難體會到，人類在不斷進行自我的否定，不斷被異化又不斷超越異化。

那么，驅動公民社會理念于當下復興的原因是什么呢？從一個較為深久的角度來看，主要是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初顯并于20世紀中葉熾勱的形形色色的"國家主義"，這在現實世界中表證為國家以不同的形式、從不同的向度對公民社會的滲透或侵吞。（10）為對此種猖獗的"國家主義"做出回應，人們開始訴諸公民社會理念，試圖對國家與社會間極度的緊張關系做出檢討、批判和調整，以求透過對公民社會的重塑和捍衛來重構國賓與社會間應有的良性關系。然而，促使公民社會理念復興運動的更為直接的導因，乃是東歐及前蘇聯等國家為擺脫集權式統治而進行社會轉型的進程，實際上，所有西方的思潮都視東歐諸國及前蘇聯的"社會轉型"為西方價值、理念和制度的勝利。公民社會理念憑著諸種擺脫集權式統治的運動以及種種"新社會運動"而得以復興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公民社會話語"以后，便在這一個向度上繼續向前發展。

公民社會理念會引起中國學術界的重視，這得利于20年來的改革開放，使得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旁邊生長出一個相對獨立的非政治領域，用現成的公民社會概念去解說這一變化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情。對照一下三次大分離，中國大致處于第二次分離階段，因而不宜將當代西方公民社會的概念套用過來使用，還是繼承馬克思的用法較為合適，套用查爾斯-泰勒的話說，"并不是那個使用了數個世紀的、與政治社會具有相同含義的古老概念，而是體現在黑格爾哲學之中的一個比較性概念。此一意義上的公民社會與國家相對，并部分獨立于國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與國家相混淆或者不能為國家所淹沒的社會生活領域。"（11）即將公民社會界定為非政治的私人關系領域，在當代中國，主要是市場經濟領域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非政治的社會關系領域。這種界定有利于準確把握當代中國社會變遷的過程及意義。

二、市場經濟：公民社會經濟生活的適當模式

黑格爾公民社會與市場經濟的關系給予了精當的界定，事實上，他視市場為公民社會決定的--如果不是唯一的--特征，市場經濟是公民社會經濟生活的一種模式。然而，公民社會的內涵比市場寬廣得多。公民社會的標志是私人商業公司的自主以及私人社團與機構的自主。黑格爾視公民社會與市場具有相同外延的傾向以及馬克思將精神與"物質條件"關系的倒置都助長了公民社會概念的變形。這導致了其他領域重要性的下降，使其他領域似乎成為市場的派生物或附屬物。

實際上，市場經濟領域是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為公民社會準備了基本要素。

第一，市場經濟造就了公民社會的主體。公民社會產生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大量的個人和組織擺脫了政治權力的束縛，成為非政治的生活主體，也就是公民社會主體。市場經在營造這些主體起了關鍵作用。

第二，市場經濟拓展了公民社會的活動空間。在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中，人們的社會生活直接是政治生活。市場經濟的發展讓人們沖破政治的囚籠，眼前展現出一片屬于每個個人的自由飛翔的空間，政治權力所直接支配的生活則日益萎縮。

第三，市場經濟塑造著公民社會的意識形態。公民社會意識形態最重要的兩個特征是世俗化與人體化。世俗化是人越來越多地相信和依靠神秘的外在力量，世界越來越多地成為經驗中的世界，也就是說，外在的世界對于人的神秘感越來越少。個體化是指個人不斷掙破一個社會共同體所強加的各種外在規范，努力在生活中體現個人的意志的過程。市場交易的發展最快地實現著這一過程。

第四，市場經濟營造著公民社會的自治機制。市場經濟看似一盤散沙，不成體統。但其背后有其內在的調節機制，除了那只"看不見的手"之外，還有法律與道德這只看得見的手。除市場經濟之外的公民社會另外一個領域是非政治的公共領域，表現為各種社會組織如家庭、學校、俱樂部、協會、教會等。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了這些組織的發展。同時這些組織反過來會對市場經濟起一種校正作用，首先，這些組織能提供公民社會功利需要的智力資源和倫理資源，如學校所提供的科學技術，家庭和教會所提供的倫理信念。其次，這些組織還能提供非功利的人文精神資源，如友愛、正義、藝術等，唯有這些精神，才不致使人成為金錢的奴隸，不致使人變為貸幣符號，從而使公民社會的發展不會偏離人的正常發展的軌道。再次，這些組織還可協調市場經濟發展中的一些矛盾和沖突，如勞資矛盾、待業矛盾等，當這些矛盾不能通過市場解決，也無必要通過市場解決時，工會、行業協會等組織所進行的民間談判和協商就顯得非常必要。當然，這些組織的過度發展也會影響經濟效率，美國學者奧爾森證明了這一點。（12）如何把握這個度，也許要訴諸政治智慧。

三、公民社會：現代民主政治運作的社會基礎

現代民主政治是隨著公民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而來的，而且只有建立在成熟的公民社會的基礎上才能取得成功。馬克思認為，代議民主制只有在公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真正分離時才能產生和存在。公民社會中實際不平等與政治國家中形式上平等可并行不悖，"正如基督徒在天國一律平等，而在人世不平等一樣，人民的單個成員在他們的政治世界的天國才是平等的，而在人世的存在中，他們的社會生活卻不平等"。（13）美國學者摩爾則強調社會成熟程度對民主政治的影響。他在＜＜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一書中對比了資產階級革命前公民社會的發展的情況，認為英國的公民社會比法國的公民社會發展成熟，傳統的貴族和農民在商業化過程中消失殆盡，而法國的傳統貴族和農民在革命前仍大量存在，所以法國的民主政治發展付出了比英國更為沉重的代價。（14）在后發現代化國家中，亞洲某些新興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也提供了某種參照，它們一般先致力于市場經濟發展，培育堅固的公民社會基礎，然后順理成章地推進政治發展，雖然其過程也不盡人意，但沒付出太大的代價。蘇聯、東歐的代價頗大，部分的原因是在政治變革之前盡管有一定的公民社會的基礎，但還不那么成熟。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在中國這樣的一個有著悠久的專制傳統的國度里。要想實現民主，培育成熟的公民社會就顯得更為重要。

首先，公民社會能消解民主的政治壓力。在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中，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是政治領域，事無巨細，均是政治問題，均訴諸政治解決，政治系統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在各種情況下，就不可能不搞集權，不可能不搞專制，如果推選民主政治，政治系統有可能在一片吵鬧聲中甚至炮聲中陷于崩潰。公民社會的發展使大量的以前屬于政治的事務轉化為私人的事務，大量的政治矛盾轉化為私人矛盾，政治系統頓時覺得似乎了一個重擔，可以超脫出來處理那些關系全局的大事，在這個基礎上發展民主就要從容得多，風險小得多。

其次，公民社會孕育民主的政治文化。不同的政治文化孕育不同的政治制度，同一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中的動作效果也大不一樣。美國政治學者阿爾蒙德、維巴、多伊奇等在尋多國政治的比較研究中論證了這一觀點，中國的學者也很早意識到這個問題。梁啟超在民初總結中國民主制度失敗的原因時，反復說明中國政治進步的關鍵在于中國人的政治覺悟。（15）前面說過，市場經濟產生了以世俗化、個體化為核心的民主政治文化，這些概念對于中國人來說，正從舶來的純粹觀念存在轉化為個人經驗中的存在，與自身的利益越來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第三，公民社會構建民主的外圍機制。利益分化是公民社會的重要特征，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了這種分化，開始形成諸多利益單元。當諸多分化的利益在公民社會內部難以實現時，便會尋求政治上的表達。利益表達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如暴動、流行、信訪、游說、找領導、走后門等等；利益表達的結構也五花八門，如武裝團體、關系網、傳播媒介、政黨等。成熟和健康的公民社會會發展出非暴力的有序結構來進行利益表達，使各種利益要求有條不紊地進入政治系統，在公民社會與政治系統之間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在高度政治化的政治社會里，唯一理想的利益表達方式就是所說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16）公民社會的發展給這種方式的操作帶來了困難，因為群眾的意見爆炸性地增長，領導的精力和智力均有限，難以把那么多的無系統的意見有效地收集起來，并轉化為系統的意見。有效的方法是公民社會發展出一些結構，將分散的、無系統的群眾意見進行初始綜合，使領導們（還有代表們）面對的是已初步集中的意見，然后再進一步綜合，形成決策，然后輸出到公民社會，公民社會作出反應后形成新的群眾意見。與群眾路線比起來，這個流程奠定了必要的環節，并將群眾由被動變為主動，從而適應了公民社會發展的需要，為廣泛的政治運作形式奠定了基礎。

四、公民社會與漸進式改革

相對于經濟改革來說，政治改革的漸進之路要復雜得多，思路是相通的。當前中國政治學界大體會接受"在市場經濟基礎上推進政治改革"這一思路。但二者之間必須插入一個中介――公民社會。只有通過這個中介，漸進式政治改革才有可能。

不管什么模式析政治變革，期間都有一個突變期。有的突變期發生在公民社會已發展的基礎上，如英美的政治；有的發生在市民社會欠發展的基礎上，如法德的政治革命；有的發生在公民社會未發展的基礎上，如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革命。相對說來，突變期處在公民社會已發展的基礎上較為漸進一些，溫和一些。中國的政治變革過程不能簡單地與上述模式相比附，因為中國已經有了一次社會主義政治革命，現在的任務是在發展公民社會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政治。這一過程比前述任一模式都要溫和得多，漸進得多。就公民社會與政治系統的關系來看，此過程會經過三個階段。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至鄧小平南行談話期間可算作第一階段。這段時期，靠政治發動推進各項改革，公民社會剛剛發育，人們的政治神經仍高度敏感，一經刺激，政治激情便大量涌發。這種激情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種革命情緒在革命后社會中的回照，同時也反映了高度政治社會在消解時是極度脆弱的。這段時期的任務是確定一個穩定的改革方向，為公民社會的發育提供必要的政治條件，也就是解除各種政治束縛，或者叫作"政治松綁"。如何在這松綁時避免政治塌崩，是這段時期面臨的最大的問題。

自鄧小平南行談話確定了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之后，標志著中國由政治高熱期進入政治的相對淡漠。這段時期也許要持續到下個世紀初葉，如果要進一步劃分，大體可分為經濟狂熱期、經濟理性期和社會理性期。經濟狂熱期表現出原始積累時期的瘋狂，不管一切地賺錢。工人、農民、干部、知識分子的界限已變得模糊，似乎大家都是生意人。經濟狂熱中發展著的公民社會蘊藏著一些不安全因素，如通貨膨脹、貧富分化、法律失效、道德衰敗等等。如果政治調控有力，經受信了經濁狂熱的考驗，諸多不安全因素得到一定的遏制，中國就會轉入經濟理性期即產權基本明確、市場規則有效運行、消費投資心理比較穩定、經濟波動比較正常等。經濟的理性化是整個社會理性化的基礎。在理性的經濟運作中，人們形成了健康的心態和健康的行為方式。這種心理和行為也會復制到公民社會其他領域，從而進入社會理性期。這個時期的主要表現是個體權利得到尊重，道德和法律有效運行，平等協商成為交往紐帶，非政治性社團很快發展等。政治淡漠期僅僅意味著公民社會對政治的不熱情，并不意味著政治的無為。相反，在這個階段，政治應大有可為，政治淡漠減輕了社會對政治系統的壓力，政治系統的決策可以迅速地做出，因而，政治系統應該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盡快出臺一系列必要的改革措施，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并減輕未來政治變革的壓力。

在這個階段，公民社會自身的發展已較為成熟、利益結構的分化和重整已趨于穩定、和平理性的政治文化已基本形成，公民社會的政治參與意識變濃，不斷尋找機會進入政治過程，進行利益表達，影響政治決策。公民社會的政治參與的最重要的變化是由過去的個人政治參與（如找領導調動工作）或非正式團體的政治參與（如聯保上書要求改善都是待遇）為主要特征變為以正式團體的政治參與（如人體戶協會代表在民意機構發表意見或直接與行政部門談判）為主要特征，政治系統所面臨的最大是如何使這些正式團體通過僉渠道有效地參與政治過程。成功的關鍵在于實現政治權威與公民社會諸力量的妥協，形成具體變革的，一個必要的前提就是創新制度以加快政治信息的溝通和擴展政治協商與對話。

以上分析只是指出了中國漸進式政治變革的一種可能，而且是理想的可能，同時也期望中國在走這條路時有更高的自覺。

引文注釋

1．俞可平：《社會主義公民社會：一個新的研究課題》，載《天津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第45－46頁；陳澤環：《社會主義市民倫理和公民倫理》，載《江西社會科學》1994年3月，第51－54頁；戚珩：《關于公民社會若干問題的思考》，載《天津社會科學》1993年第5期，第59－63頁

2．"過渡時期"指是從傳統社會主義轉到高度富裕、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過程

3．《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頁

4．洛克：《政府論》（下）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174頁

5．鄧正來〈英〉J-C-亞歷山大：《國家與公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3月，導論

6．黑格爾：《法哲學》，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章

7、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41頁

9．俞可平：《馬克思的公民社會理論及其歷史地位》，載《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第60頁

10．（美）奧爾森：《國家興衰探源》，呂應中等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1章

11．鄧正來："公民社會與國家--學理上的分野與兩種架構"，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3年總第3期

12．查爾斯。泰勒："公民社會的模式"，原載PublicCulture，1991年第3期，第95-118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34頁

14．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拓夫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參看第二章的第一節和小結部分

15．梁啟超：《外交與內政》，《飲冰室全集》之三十七

16．《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