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重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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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總結20世紀后半期中國社會主義的經驗和教訓，當然可以從許多角度。但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以及實行這兩種制度的國家之間的關系無疑是最重要的角度。改革開放之前的種種曲折和改革開放之后的巨大發展的原因當然也是多方面的，然而，是否正確地處理了這兩種關系無疑為其中的關鍵。改革主要改的什么？開放又主要對誰開放？其實質恐怕就是對這兩種關系的處理。由于有著幾千年以封閉、小農、專制為特征封建史，有著近代100年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為特征的屈辱史，有新中國成立后以實行蘇聯模式為特征的建設史，所以，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并非一路順風，而是

一、是改革的“試驗田”，還是舊中國的“租界地”？

既然背負著1949年之前100年和1949年之后30年兩大沉重包袱，中國的對外開放就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沖出“圍城”難，沖出一個建造時間久遠而又十分堅固的“圍城”就更難了。

比如，特區的名字從開始的出口加工區改成經濟特區就曾有一番周折。原廣東省特區辦副主任、中央深圳市委副書記秦文俊回憶說，“我們覺得是不是可以在特區的前面冠上‘經濟’兩個字。當時世界也沒有哪個地方叫經濟特區，沒有這個名詞，有的只是自由貿易區、出口加工區，那么這就存在著一個怎么翻譯的問題。按照中國人來說，經濟這兩個字，可以解釋為低檔的、便宜的。我記得過去解放以前，我在街上看到有經濟客飯這幾個字，翻譯出來會不會有這些誤會？后來又請了香港的一些人專門來談，又把這個意見向省委、向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匯報了，得到了他們的同意。”

其實，當時人們更多考慮的是政治上的因素。一些研究經濟特區的著作都有專門的一章或一節探討特區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

又如，中國第一批合資企業的申報書上，不但有鄧小平的簽字，還有十二位副總理的畫圈。

所有這些都不是偶然的，而說明是一個十分重大的政治問題，反映了人們思想解放的程度和新舊思想的交鋒。“如此謹慎，如此持重，是因為合資企業將深刻地沖擊我們經濟體制中的規章制度和思想觀念。”

在改革開放之前，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思考定式：單一公有制、高度集中管理手段、平均主義分配形式和清貧的生活水平，是純粹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運行規則，即姓“社”的，而多元化的所有制（特別是私有制）、市場經濟、分配上的差別（特別是比較大的差別）和富裕的生活水平，則是純粹的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規則。它們之間不僅是不兼容的，而且是絕對的、全方面的對立。在中國的“史無前例”時代，有一句著名的“豪言壯語”，那就是“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也不栽資本主義的苗”。類似的話語，在鐵路有“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也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在廠礦有“寧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也不要資本主義的高速度”。既然是絕對對立，那就應當徹底鏟除資本主義，一點兒都不能留。于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這種理論達到頂峰的時候，便出現了“割資本主義尾巴”、“批資本主義法權”和“趕社會主義大集”等奇觀，其基本的理論依據就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系列講話。

1974年10月20日，在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講，“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了。”

同年12月26日，在聽取了關于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匯報后，又對、等人說，“我同丹麥首相談過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的書。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絕對地對立，對試圖在兩者之間找到交匯點的冠以“修正主義”帽子大加鞭撻，是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最大的思想負擔，是最大的包袱，也是最大的障礙。今天回過頭去看，當初創辦特區的那些想法以及特區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用傳統的姓“資”姓“社”的標準來衡量，毫無例外地都屬于姓“資”的范圍。正因如此，才出現了圍繞特區到底姓“資”還是姓“社”問題出現的許多爭論。

最初爭論的焦點實際上涉及到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問題，即特區會不會變成舊中國的租借地？

這是特區開始創辦時相當一部分人的擔憂。“由于特區是在我國長期閉關自守的格局尚未根本打破的情況下并且是作為打破這一格局的特殊舉措而突然創辦的，因此，當時許多人還不理解引進外資究竟意味著什么，他們從特區想到了舊中國的‘租界’，擔心特區會不會變成租界，是不是殖民地？1979年上半年，正當蛇口機器轟鳴、劈山填海之際，有位抗戰時期曾經在這里打過游擊的老戰士淚流滿面，痛心疾首地說：‘革命先烈流血犧牲得來的土地，給你們一下子賣掉了。’這種心態不只是老同志有，相當一部分干部群眾不同程度地也懷有類似的疑慮。”

辦特區、打開大門讓外國資本家前來投資辦廠，而且還要給他們許多優惠條件，對于絕大多數還不敢越傳統的“社會主義”雷池一步的人來說，這不是重新“租界化”和“殖民地化”，又是什么呢？甚至在1982年的時候，有人還在報上撰文告誡人們說，“外國侵略通過歷次《租界章程》大肆掠奪中國領土和主權的慘痛事實，暴露了中國封建制度及其官僚主義在同國際資本打交道過程中的極端腐朽和無比昏庸。對于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來說，它則是不可忘記的一頁。”對此，有的學者指出，這似乎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歷史，不要使特區淪為租界，實質上是不贊成甚至反對我國試辦經濟特區思潮的折射。

與此相適應，爭論還涉及到了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體制的關系問題。外資進入特區之后，基本上實行市場經濟運作方式，許多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過去傳統的計劃經濟運作的模式。所以，從這個角度同樣也產生了特區到底姓“資”還是姓“社”的疑問。對外開放之初，就整體而言，中國實行的還是計劃經濟體制，在此基礎之上進行了有限調整，還談不上對經濟體制的根本改革。這也加重了人們對特區會姓“資”的擔憂。

為了消除這種疑問，先是改革開放的先驅者們將特區嚴格劃定在經濟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秦文俊講的那段話外，鄧小平1987年4月對南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回憶說，“開始的時候廣東提出搞特區，我同意了他們的意見，我說名字叫經濟特區，搞政治特區就不好了。”

中央對這個問題明確表態是在1981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的《廣東、福建兩省和經濟特區工作會議記要》明確地提出，“這些疑問是沒有根據的。我國特區是經濟特區，不是政治特區。特區內全面行使我國國家主權，這和由不平等條約產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質上根本不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經驗證明，特區是擴大出口貿易、利用外資、引進技術、發展經濟的比較成功的好形式。對我國來說，特區是我們學習與外國資本競爭、學習按經濟規律辦事、學習現代化經濟管理的學校，是為兩省甚至全國訓練和造就人才的基地。”

盡管如此，關于特區究竟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還是持續了很長時間。對此，有的學者是這樣總結的，“最初的擔心集中在特區會不會成為‘租界’和‘殖民地’這樣的問題上。特區的實踐很快證明，特區與‘租界’毫無共同之處，特區仍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實行與內地一樣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這一切并沒有掃除人們的擔心，主要原因在于，特區接連不斷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而這些舉措恰恰是長期被資本主義社會所用而為我們所嚴厲批判過的東西。因此，關于特區姓社姓資的議論就從來沒停止過，直到小平同志1992年視察南方時的講話系統回答了這些議論之后，議論才逐漸平息。”

事實上，平息并不等徹底消失，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發展，這種爭論又時常圍繞著這樣或那樣的具體問題表現出來。這是后話。

中國由自我封閉走向對外開放是艱難的，同樣，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更不輕松。特區創立伊始，除了上面講過的姓“資”姓“社”爭論之外，還有其它與這個問題有關的阻力。做一個形象的比喻，一方面，剛剛打開國門的時候，進來的不僅有鳳凰、孔雀，也有蒼蠅、蚊子，甚至即使是鳳凰、孔雀，帶來的也不全都是令人賞心悅目漂亮的正面效應，也有野性十足貪婪的負面效應；另一方面，長期“籠養”的動物突然獲得自由走出去的時候，或者不知所措或者校枉過正，在出現新生機的同時，也有畸型發展、嚴重違規的現象。其突出的表現就是廣東、福建兩省的經濟犯罪一下子多了起來，“經濟領域中的走私販私、投機詐騙、貪污受賄、把大量國家和集體財產竊為已有等嚴重違法活動，已經比1952年‘三反’、‘五反’時嚴重得多。各種惡性刑事犯罪案件增加。少數人崇洋媚外，喪失人格國格，甚至發生出逃叛國現象。”于是，繼續擴大對外開放還是趕緊收縮關門的問題就提到中央的議事日程上來了。這集中地體現在1982年2月中央書記處在北京主持召開了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以及會后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發的會議紀要中。

對于如何解決上述問題，除了加強黨的領導，將打擊經濟領域中的犯罪斗爭進行到底之外，文件還提出兩方面措施，一是號召人民充分認識到經濟領域中犯罪活動的嚴重性和危害性，在反對資本主義思想的斗爭中做堅定的、清醒的和有作為的馬克思主義者，二是提出要認真總結經驗，端正對外經濟活動中的指導思想，促進對外經濟活動的健康進行，繼續試辦好經濟特區。前者有些抽象，稍后再說。后者比較具體，針對廣東提出了四點要求，“（1）加強計劃管理，堅持綜合平衡，把一切經濟活動納入國家計劃。（2）加強對外經濟活動的統一領導，除經國家批準的單位按國家規定的原則和程序進行外，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對外經濟活動。（3）采取有效措施穩定物價。辦法是，一是逐步增加國家對農副產品統購派購的比重。二是制止濫發獎金。三是基本建設要量力而行。（4）大力整頓黨風，嚴肅黨紀。”

不難看出，這些具體的解決辦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是要回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在這樣情況下，至于說如何“繼續試辦好經濟特區”，這份文件的主導思想實際上是“繼續試辦”、“加強防范”和“暫不擴大”。對此，有兩個佐證。第一，它轉述了陳云在1982年春節講的這樣一段話，“今年春節，陳云同志同國家計委負責同志談話中指出：現在搞特區，各省都想搞，都開口子。如果那樣，外國資本家和國內投機分子統統出籠，大搞投機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第二，和這份文件下發的還有一個題為《舊中國租界的由來》的附件。當時黨的理論權威胡喬木在座談會上對此解釋說，“書記處研究室編的《舊中國租界地的由來》這個材料，值得看一下，也可以發下去。那些外國租界，本來不是條約明確規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國人的當，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國中之國’。這對我們，特別是現在搞特區的各省市，很有教育意義。”陳云在這個附件上批示說，“此件發全國各省市。對于經濟特區，要警惕這類問題。”

再回過頭說比較抽象的那條措施。表面上似乎沒有什么直接的措施，其實這方面的壓力更大，這就是1979～1983年間理論界關系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爭論、1983年底1984年初全國大規模開展的反精神污染斗爭。從當時的情況看，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理論的討論或爭論雖然大多是從文學藝術、哲學歷史角度進行的，但是所涉及的問題的實質仍是姓“資”姓“社”，如馬克思主義是否包括人道主義，社會主義有沒有異化等等，所針對的就是是否應當進行改革開放和如何進行改革開放問題。

反對精神污染斗爭最初的含義，是反對文藝界、理論界和思想戰線出現的“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思想，散布對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于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可后來把女青年燙發、穿高跟鞋和新款服裝、搽雪花膏，跳舞，栽花養草等等，都當作“精神污染”來反對，罪名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無疑，這種“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與對外開放以來的“引進”是有著密切關系的。

評價已經逝去的人或事，說簡單就簡單，說復雜也復雜，但想一想當時特定的環境，所有這些都不難理解。然而，這一切又都表明，1983年的時候，中國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上，面臨著是繼續向前走還是向后退的選擇。也就是在這種關鍵時刻，鄧小平首次發揮了他的舵手作用。1984年1月24日至2月10日期間，鄧小平先同楊尚昆、王震后視察了深圳、珠海和廈門三個特區，并且分別為它們題了詞。對深圳的題詞是，“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對珠海的題詞是，“珠海經濟特區好”，對廈門的題詞是，“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好些”。

谷牧認為，鄧小平這次南方視察，“給那些有關興辦特區的是是非非的議論基本上畫上了句號”。

回到北京后，鄧小平在與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時，擲地有聲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這一句話，實際上決定了中國社會后來發展的方向。為什么要放而不能收？鄧小平意味深長地講，“這次我到深圳一看，給我的印象是一片興旺發達。深圳的建設速度相當快，蓋房子幾天就是一層，一幢大樓沒有多少天就蓋起來了。那里的施工隊伍還是內地去的，效率高的一個原因就是搞了承包制，賞罰分明。深圳的蛇口工業區更快，原因是給了他們一點權力，五百萬美元以下的開支可以自己作主。他們的口號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從特區可以引進技術，獲得知識，學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識。特區成為開放的基地，不僅在經濟方面、培養人才方面使我們得到好處，而且會擴大我國的對外影響。聽說深圳治安比過去好多了，跑到香港去的人開始回來，原因之一是就業多，收入增加了，物質條件也好多了，可見精神文明說到底是從物質文明來的嘛！

廈門特區地方劃得太小，要把整個廈門島搞成特區。

這樣就能吸收大批華僑資金、港臺資金，許多外國人也會來投資，而且可以把周圍地區帶動起來，使整個福建省的經濟活躍起來。廈門特區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這在國際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資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會來投資。我看這不會失敗，肯定益處很大。”

也就是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還明確提出，“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我們還要開發海南島，如果能把海南島的經濟迅速發展起來，那就是很大的勝利。”

又是鄧公，不僅阻止了重新“關門”的傾向，而且進一步將國門打開了一些。結合這些實際，說“鄧小平同志的對外開放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改革開放時期的重大發展”，

是非常有道理的。

在實踐上，先是在3月，廈門經濟特區的范圍擴大，包括廈門本島、彭浪嶼以及附近海域，其中陸地面積已達131平方公里，特區的政策也更加開放。接著，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歷時12天的會議主要討論沿海部分港口城市如何進一步開放的問題，最后提議從南到北再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作為擴大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重要步驟。5月初，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轉發了《沿海部分沿海城市座談會紀要》。轉發通知說，鄧小平同志2月24日關于對外開放和特區工作的重要談話，以及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就此提出的貫徹落實的意見，是發揮沿海大中港口城市的優勢，開創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的新局面，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步驟。這份紀要正式提出，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去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

11月中旬，國務院頒發了《關于經濟特區和沿海十四個港口城市減征、免征企業所得稅和工商統一稅的暫行規定》，對經濟特區、沿海十四個港口城市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和老市區、珠海、廈門市區等地興辦的合資、合作和獨資企業給予這兩種稅收方面的優惠。

這樣，對外開放的格局就由四個特區的“點”擴展成東南沿海港口城市構成的“一條線”，對外開放的范圍涉及到遼寧、河北、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10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對外開放的地區面積超過130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的13%以上，對外開放的人口超過4億，約占全國總人口40%以上。中國改革開放的形勢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二、市場經濟到底姓“社”，還是姓“資”？

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20世紀末的動蕩之秋。國際上，不僅東歐像多米諾骨牌般地相結發生黨改名、國換姓的劇變，就連已有70多年歷史的世界上第一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四分五裂、不復存在。在國內，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的政治風波險些使中國陷入大規模的社會動蕩。對這些重大事件發生的原因和教訓的總結，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度和廣度，甚至影響著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

對于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不同國度和同一國度里不同政治傾向的人都試圖從自己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中國這方面的文章更是汗牛充棟。從觀點上看，認為這是西方“和平演變”和“超越遏制”政策實施的結果有之，痛罵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政策的也有之。當然，更多的學術依據理性而不是感情，從政治、經濟、外交、文化及其歷史角度認真地分析深層次的原因，并且試圖提煉出可供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主義吸取的經驗教訓。

對于1989年政治風波發生的原因，雖然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使然至少在表面上是一種共識，但是，在為什么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后中國今后要朝著什么方向發展等關鍵問題上卻出現了巨大的爭論。鄧小平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同時也堅持繼續對外開放。他說，“中國不能允許隨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干了，外國資金也不會進來了。我們在這方面控制得嚴一點，不會影響外商來華投資，恰恰相反，外商會更放心。我們要讓國內外明白，加強控制是為了穩定，是為了更好地改革開放，進行現代化建設。”

但是，也有人試圖從改革開放中尋找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原因，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先富裕起來的那部分人，特別私營企業者和個體戶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經濟基礎”。因此，他們提出中國到底是要搞“社會主義改革”不是搞“資本主義化的改革”問題，而所謂的“資本主義化的改革”主要有兩個標志，“一個是取消公有制為主體，實現私有化；一個是取消計劃經濟，搞市場化”。

有認說得更明確，“搞全面市場經濟實際上把全民所有制，即《憲法》里講的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全民所有制瓦解掉……資產階級自由化有兩個方面，所有制方面要改為私有制；經濟運行方面讓我們改革計劃經濟，搞市場經濟。”

按照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朝著市場經濟方向的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都是資本主義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目的不是為改革開放創造一個穩定的環境，而且要退回到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華大地又起姓資姓社的爭論波瀾。

1991年初，鄧小平舉家來到上海過春節。在與上海市負責人談話時，除了講了上述那段關于開發浦東的話之外，鄧小平還講了許多有關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話，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簡單，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他還鼓勵說，“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么事情總是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試第一個就要準備失敗，失敗也不要緊。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這一番談話對上海人無疑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此時，上海市委的一個干部、《解放日報》的總編輯和評論部主任得知了鄧小平的講話，決定以此為據寫幾篇文章。2月15日農歷正月初一，人們都在喜氣洋洋過春節的時候，第一篇文章就出來了。3月2日是第二篇。3月22日第三篇。4月22日第四篇。這些文章全都署著一個名字，皇甫平。意思大約是來自黃浦江的評論。文章每篇都不長，卻讓人覺得處處大有深意。”

這四篇文章的題目分別為《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DDDDDDD》和《KKKKK》。皇甫平這幾篇文章的主要觀點概括起來說，一是呼吁要做改革的促進派，“突破任何一種僵滯的思維方式的束縛，振奮精神，敢于冒險，敢為天下先，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二是反對“新的思想僵滯”，即“有些同志總是習慣于把計劃經濟贊同于社會主義經濟，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認為在市場調節背后必然隱蔽著資本主義”；三是主張“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志，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四是提出“如果我們仍然囿于‘姓資還是姓社’的詰難，那就是只能坐失良機”。對照一下，就不難看出，這些新穎并且針對性很強的觀點實際上都是鄧小平的，只不能由皇甫平講出來罷了。

或許正由于不是鄧小平直接講的，也或許由于不知道是鄧小平講的，還或許就是由于是鄧小平的主張，上述觀點很快招致猛烈的批判。《當代思潮》第4期發表DDD的文章《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第4期發表DDDD的文章《為何不能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真理的追求》第7期發表DDD的文章《重提“姓社”與“姓資”》、第10期發表的DDD文章《庸俗生產力觀點是十分有害的》，《高教理論戰線》第3期發表DDD的文章《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第6期發表的DDD的文章《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求是》第16期發表OOO的文章《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繼續推進改革開放》。這些文章的中心觀點，就是改革開放必須要講姓“社”還是姓“資”，否則的話，“必然會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斷送社會主義事業”，因為“在當代社會主義國家中，把‘改革’當作‘改向’，借改革之名，行走資本主義道路之實，不只是一種思潮或理論主張，而是一種實際行動，是活生生的社會現實。”

如果將這些充滿“”時期觀點、語言的大批判同當時反對西方“和平演變”和批判民主社會主義結合在一起考察，就不難看出此時的中國就像1983年一樣再次處在十字路口上。整個1991年中國的理論界硝煙四起，氣氛令人窒息。當然，也有許多人奮起反駁，進行反批判，認為，“他們之所以竭力糾纏于‘姓社姓資’的爭論，喪心病狂地攻擊給民眾帶來福祉，給中國帶來希望的改革開放，亦完全不是出自對社會主義前途的真誠關注，而只是由于意識到他們那陳舊的腦筋、低下的智商、懶惰的習性使他們注定要成為改革開放中的落伍者，意識到改革開放所必具的創造智慧與競爭才能將剝奪他們往昔專靠打棍子、扣帽子、制造僵化而賺取的尊榮、地位、即得利益。”

然而，最值得中國慶幸的是，鄧小平也像1984年春天那樣，再一次到南方視察中國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地區。他邊走邊說，用最簡單明了、樸實無華但又鏗鏘有力的語言下達了繼續沿著改革開放道路前進的指令。“對于鄧小平的這一次行動，官方后來的說法是‘視察’。這表明在中國人的眼里，已經退休兩年三個月的鄧小平仍然具有國家領導人的影響力。他在一大堆美國人制造的機器面前談話姓‘社’姓‘資’，很快便在全國引進震撼。無論官方不是民間，習慣的說法是鄧小平‘南巡’或者‘南方談話’。它在中國流傳了許多年之后，又成《鄧小平文選》三卷本的最后一篇。作為一個血肉之軀，鄧小平的生命此后還要延續到五年之久，也即1997年2月那個同樣晴空萬里的星期三。但是，作為一個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理論在這一路風塵當中已經最后完成。有如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龔育之所說，是‘終卷篇’，亦為‘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

鄧小平所講的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對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以及實行這兩種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的關系提出了最精辟的見解，因而也就進一步指明了中國今后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下面這兩段話，是值得中國人銘記的：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盾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的得到益處嘛！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不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有的人認為，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東西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這些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我們現階段的“三資”企業，按照現行的法規政策，外商總是要賺一些錢。但是，國家還是拿回稅收，工人還要拿回工資，我們還可以學習技術和管理，還可以得到信息，打開市場。因此，“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

計劃多一點還是少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對大家講這個道理。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開放；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么，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總之，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鄧小平的這番話不僅再一次中止了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把人們的注意力從批判“和平演變”和民主社會主義轉到經濟建設上來，更重要的進一步促使了思想解放。經過幾番姓“資”姓“社”的爭論，在對恪守傳統蘇聯模式“左‘的理論觀點進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礎之上，市場經濟在中國終于真正成了主角。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在中國發展的舞臺上先是反角，再到正面配角，再到正面平行主角，最后成為真正主角，最生動不過地展現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

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做為改革開放的目標，對馬克思主義最大的貢獻就是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找到了人類各種社會發展所共同必需的一種運行體制，對它不再以姓“資”姓“社”而論之。對此，一本最權威的著作是這樣解釋的，“我們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意味著我們把市場經濟分為姓‘社’的和姓‘資’的，這只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的簡稱。我們應當明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而不是傳統的計劃經濟。它具有市場經濟的共性，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在運行規則上是相通和相似的，兩者大體上是差不多的。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方法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相似。’因此，我們應該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市場經濟國家的一切有用的知識和經驗。”

沒有按市場經濟運作的外資的進入和涉外企業的建立，計劃經濟這潭靜水肯定不會出現層層漣漪，更不會有姓“資”姓“社”之爭的波瀾，同時也就不會有朝著市場經濟方向發展的改革開放了，更不會有20多年的輝煌了。正是在這個意義，說外資是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催化劑，我認為毫不為過。

三、剪不斷、理還亂的“戈爾迪之結”

嚴格地講，對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的不同看法實際上是1994～1997年中國理論界又一次出現的姓“資”姓“社”之爭的一部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不斷走向深化的經濟體制改革和規模越來越大的外商對華投資，給中國社會帶來的變化和造成巨大的沖擊。其突出的表現，一是在各項經濟指標方面，國有企業所占的比重不斷地下降，而非公有制企業所占的比重卻不斷地上升；二是在運作方式上，統一的、計劃的越來越成為不可能，而地方主義傾向則日益嚴重；三是個人之間收入方面的差距和地區之間發展方面的差距，也越來越大。所有這些不僅對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甚至對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都形成根本性的挑戰。第三次關于姓“資”姓“社”問題的爭論，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圍繞著多方面的問題開展并持續了三年多時間，到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才大體宣告結束。

首先開始的是對特區還要不要“特”問題的爭論。

在中國利用外資的過程中，有三個政策特別引人注目。一是地區政策，即不同時期發展的重點不一樣。1992年之前這個重點是東南沿海地區，1992年以后逐漸向內地延伸；二是優惠政策，主要是稅收方面的減免。與地區性政策相適應，1992年以前這種政策主要在東南沿海地區實行；三是產業政策，即根據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確定對外資的取舍，通過優惠政策將一定規模和一定水平的外資引入國家最需要發展的領域和地區。東南沿海地區，特別是經濟特區的快速發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說是得利于國家的地區性政策和優惠政策。公正而論，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實行這些明顯帶有偏向性的政策，是絕對必要的。不過，當中國已經走向全面的開放并且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目標，這些政策對其它地區就顯得不公平了。因此，中國社會科學年輕經濟學家胡鞍鋼1994年初提出建議，為了保證新稅制的實施和建立公平競爭的國內統一市場，特區不能再“特”了。他在一份國情報告中說，“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取消各種減免稅和優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縮小地區差距、優惠于某些地區的經濟特權。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原則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場競爭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督者，不應帶頭破例，對某些地區實行優惠政策或提供壟斷。除自由貿易區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一律實行統一稅制，其中中央稅收、中央和地方分享稅為統一稅種、統一稅率，任何地方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經濟特權，即使經濟特區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經濟特權。今后不再批準任何新的特區和開發區。”

一石激起千重浪。很快就有人提出與胡鞍鋼的看法不同的觀點。國務院特區辦的劉福垣1994年10月7日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中提出了讓“特區更特”的主張，建議經濟特區建立自由港，給予它們某些與內地不同的特區進出口與外匯留成的管理政策。針對著胡鞍鋼在新加坡、香港以及內地的報刊上發表一系列反駁劉福垣的文章，深圳市委書記歷有為1995年8月7日在《深圳特區報》上發表文章。他認為，“取消特區論”是極左的平均主義思想，同時著重論述了經濟特區的作用：一是充分發揮了改革開放的窗口作用，二是起到了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作用，三是為香港的繁榮發展做好了銜接工作，四是對內地直到了幅射作用和帶動作用。后來，歷有為又提出，“我們在東西部差距的認識上往往存在一些嚴重誤區，例如把地區間的相對差距的縮小與絕對差距的縮小混為一談；不按經濟規律辦事而企圖‘加速’東西差距的縮小，特別是誤以為講市場經濟、講公平競爭，就不能講地區傾斜，而應將一切特殊政策取消，等等。”還有人將胡鞍鋼提出的“特區不特”觀點上升到政治高度，曾清在1994年9月14日的《深圳特區報》發表的文章中說，“特區不特區論”者，其予頭所指，棍棒所向，是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是黨中央、國務院的英明決策，是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特區建設的指示精神。

圍繞著這個問題所發生的爭論涉及的面很廣，絕大多數著名的經濟學家和一些領導干部都在不同程度上卷了進來。國務院特區辦綜合司司長柳孝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爭論做了這樣的總結，回顧我國舉辦經濟特區以來15年的歷史，關于特區問題有過三次大討論。第一次在80年代初圍繞“要不要辦特區”而展開。第二次在80年代中期，是圍繞“特區能不能辦好”展開，第三次是最近展開的“特區怎樣持下去”的討論，主題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下，是否還需要特區，怎樣發揮特區的特殊作用。“三次大討論，首先體現了經濟特區不斷深入發展過程，反映了人們的思想逐步深化、對特區不斷寄予新希望的認識過程。”

其次是利用外資是“招開鳳凰還是引狼入室”問題。

這實際上是前兩個問題的進一步延伸，對此前面講已經講了許多了。由于過于看重外資在市場、行業和品牌等方面對中國的沖擊效應，一些人將吸收外資特別是跨國公司的投資視為“引狼入室”，因此大聲疾呼“保護民族工業”、“拯救民族工業”。有的學者提出，民族工業還涉及到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如果一個國家的主要行業都被外資控制，所帶來的問題就不僅是利潤流失的問題。搞得不好，國家的產業政策就無法落實，充分就業的目的也無法實現，價格難以控制，技術難以發展，市場形成壟斷，經濟不能自立，國家的經濟安全就沒有保證。

還有的學者提出了“外資替代”的觀點。在直接利用外資的理論中，有一種是由美國學者錢納里（H.

B.

Chenery）等人提出的“兩缺口模式”。這種理論主要從“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角度來論證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彌補國內資金短缺的必要性。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主要是為了填補這兩缺口，維持經濟增長速度。對此，有的中國學者指出，中國雖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可現實經濟中不僅不存在這兩個“缺口”，相反還是“雙溢出”，即巨額的外匯儲備（到1997年3月，中國的外匯儲備1150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和巨額的銀行儲蓄（約有4.6萬億人民幣）。所以，他們提出的問題似乎不是進一步擴大利用外資，而是怎樣利用自己的資金，應當來一個“外資替代”。

不過，主流的觀點還積極地肯定外資的作用并且主張引進更多、更先進的外資。有人認為，合資企業最大的意義在于，它大大加快了整個中國的產品更新換代的步伐，提高了整體工業的水平，因為合資償僅帶來了資金，更帶來了技術和管理。合資企業介入中國經濟以后，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它促進了國有企業提高市場競爭能力。

也有人同樣用統計數字駁斥了“外資已控制了中國部分行業市場”的觀點；

還有人認為“保護民族工業就是保護落后”的激進觀點，主張中國應當與跨國公司合作，以壯大民族工業。

第三是公有制、私有制與社會主義本質問題。

在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中，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是決定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性質的基礎。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從經濟上說，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從政治上說，是以共產黨為領導。它們二者都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社會目標。”

因此，中國實行的市場經濟有兩個最基本特點，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經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原則。理論上這樣講，似乎沒有什么，可一結合實際問題就來了。當公有經濟占整個國民經濟百分之九十以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百分之七十以上、百分之六十以上甚至百分之五十以上，說它是主體還不會引起什么疑義；可降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下、百分之四十之下甚至百分之三十以下，還能說是主體嗎？如果不能說是主體的話，再加上貧富懸殊加大，那社會還是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呢？

1994年7月國家統計局在一項報告中指出，國有工業在整個工業中所占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8.5%下降到25%，與此同時，公有制的比重降至50%，私有制的比重則快速上升。

因而出現的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討論。

1995年底1996年初，北京知識界曾流傳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

這篇被稱為《萬言書》的文章最集中地反映了那種所有制結構變化會影響到中國社會主義性質的擔心，“從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四年六月底，在工業總產值中，國有所占比重由百分之七十六降為百分之四十八點三，集體（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借用集體名義的私有經濟）由百分之二十三點五升為百分之三十八點二，私營、個體、三資由百分之零點五長江為百分之十三點五。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國有由百分之五十一點四降為百分之四十一點三，集體由百分之四十四點六降為百分之二十七點九，私營、個體、三資由百分之零點七升為百分之三十點八。目前，通過租賃、出售、股份合作等形式，國有經濟所占的比重仍在進一步下降。預計，到二零零零年，在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將降到四分之一，集體將升到二分之一，私營、個體、三資企業將升到四分之一。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國有將降到占三分之一，集體將降到六分之一，私營、個體（含農民對對非農業居民的零售業）將升到二分之一。”結論是，“公有制經濟是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的經濟支柱。其中，國有制經濟不但是我國產業工人的主要集中地，而且是我國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國有制經濟比重的下降，公有制經濟的蔞縮，必然會削弱黨的領導地位、中央政府的權威、國家處理矛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直接威脅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我國生新出現的私有經濟還將成為新生資產階級政治要求的經濟后遁。”

如果將其它一些有關文章聯系起來，持這種觀點的人批評的矛頭一是指向私有經濟，二是指向股份經濟，三是指向外資，如有人認為“產權制度改革”、出賣國有資產和發行國企股票等做法實際上就是搞私有化等等。

總之，所以這些疑慮和批評，“仍然沒有超出1992年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談話中提出的‘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

毫無疑問，這種實際上是反對進一步改革開放的保守受到了普遍的批評，許多人提出不能亂扣“私有化”的帽子，不要把“私有化”的帽子甩給探索國有企業改革的人。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有的學者還根據馬克思關于“重新建立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設想，

提出“在股份制的社會所有制下，勞動者以企業共同體形式直接占有著生產資料財產。這些財產來源，可以是私有財產，也可以是共同體從而國家的財產。”因此，作者“在通過對理論和實踐的沉思后，得出了社會主義財產關系應該以揚棄公有制的古典形式和重新建立和發展勞動者的私有制為方向這一結論，以足以進行一場獨具中國特色的‘實驗’了。”

還有許多人公開反駁《萬言書》主張的觀點，中央黨校副校長邢賁思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從過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年，我們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沖著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方針政策，就是沖著鄧小平同志的理論。他們利用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一些問題，任意夸大，煽動輿論，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這樣或那樣的責難，就會在對待馬克思主義態度問題上發生動搖。”經濟學家董輔禰說，“整天糾纏于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之中，這對我們的改革開放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覺得這種現象不可小看，需要重新澄清言聽計從問題的疑惑。”

上述這些爭論歸根到底還姓還是集中在“資”姓“社”上面，但影響所及卻非同小可，實際上牽扯到中國是否還要深化體制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問題。

在古代希臘神話傳說中，小亞細亞弗里基亞的國王戈爾迪在自已以前用過的一輛牛車上打了個分辨不出頭尾的結子，然后將它放在宙斯的神廟里，神示說若能解開些結的人將會統治整個亞洲。以后，戈爾迪之結便被比喻為纏繞不已、難以理清的問題。幾位青年學者早在1993年就在一本書中以此為題寫了一百多年的共產主義運動中、新中國成立后的頭三十年里和改革開放的十四年間出現的關于姓“資”姓“社”的爭論。它寫道，“十四年來，改革開放每每邁出新的步伐，實踐當中每每出現新事物，一些同志不是先問一問它們是否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是先問一問它們是姓‘社’還是姓‘資’。”

的確如此，第三次姓“資”姓“社”的爭論更說明了這一點。

對于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出現的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爭論，前兩次是鄧小平親自出馬視察南方將爭論平息了下來，這一次卻是1997年9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進一步明確了中國繼續改革開放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總書記的報告中，以下三點對于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是至關重要的。

第一，明確地規定，鄧小平理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旗幟。“在當代中國，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

第二，明確地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果，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的重要組織部分，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要繼續鼓勵、引導，使之健康發展。

第三，明確地表示，中國要積極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資，有步驟地推進服務業的對外開放。“依法保護外商投資企業的權益，實行國民待遇，加強引導和監管。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完善和實施涉外經濟貿易的法規。正確處理對外開放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系，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十五大之后，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開始指向傳統的公有制，擺脫了資本主義的“出身”的股份制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非公有經濟已不再僅僅是公有制的“補充”，而成了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外開放的力度也不斷地加大，而且將吸收外資的重點放到了資金雄厚、技術先進的歐美國家。總之，中國改革開放都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當然，中國又面會臨新的問題。

（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