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21世紀社會主義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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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對社會主義前途的思考，即使撇開其所蘊含的社會責任不談，無疑也是探索歷史前景以及關于社會和社會運動的思維方式的一種重要的智力投入。就這一觀點而言，對于那種認為在20世紀末期來思考21世紀的社會主義，以及其用意只是為“過時事物”籌劃出路的觀念，本文將賦予它兩方面的涵義。換言之，也就是既要理解但同時又要著重指出，諸如此類的思考不懂得如何將歷史的回顧倒懸過來觀察未來前景，而思考的基本的重心應該是社會與其自身的未來時代的關系。觀念的以及無疑也是實踐的內涵的廣泛性看來只能鼓勵人們不受約束地傾聽和觀察，并采取審慎和無限謙虛的態度。同樣顯而易見的是，也應呼吁人們拒絕意識形態的偏愛、同情或厭惡的欲念與輕率的態度。

一

社會主義不是一種失敗經驗的孤苦伶仃的繼承者，不單單是一份遺產的持有者，不論這份遺產被認為是壯麗的抑或悲劇的。一旦事件的洶涌浪濤過后，不能不對被確定以達到擺脫和清除“過去的錯誤”，進而重新啟動走向未來的運動這一目標的途徑進行反省。

思考社會主義，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重要的是既要走出形形色色的模式，又要摒棄各種狀態的懷舊，拋棄對于被賦予了魔力價值的公式或話語的崇拜。我們要引用一段著名的引文——也許同上述精神頗為悖謬——來提醒大家：“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態，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

這同樣也以徹底的方式表明，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作為凌駕各種學說運動之上的另類的“社會主義學說”，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是這個運動與社會需要和社會矛盾相適應。今天，投入和推動這個運動乃是同牢記這樣的教訓分不開的：顛三倒四的語錄，樹立一個作為獨立科學的學說總體，自封為“科學社會主義”，并將其合法性置于人類、社會和世界前途之上，凡此種種導致了巨大的悲劇以及或許是人類歷史的重大曲折。

因此，回溯最近的歷史及其某些本質特征并非旨在追憶，而在于推動對于這里所說的前景問題的理解。

在有關的國家中，以及同樣是在經歷了最近幾十年的許多人——不論他們在此期間做了些什么——的精神和心靈里，累累傷痕依然是記憶猶新，而理順這份遺產往往是痛苦的，但這個側面并非是最觸目驚心的。在刺激人們去反思歷史與記憶之間的血肉聯系和相互矛盾的這個時代，諸多社會主義體制的危機和消亡過程中“遺忘癥的歷史地位”值得予以極大關注。

一方面，顯而易見的是，而且大量的調查和觀察也證明，在有關的社會里，對于原來那樣的社會主義的“懷舊”不成其為問題。當事人正在對“舊制度”所表現出的優劣是非進行對比性的綜合總結。其特征是在值此機會進行的論辯中，除了或多或少公開地——頗有些諷刺意味——以不久之前還是強迫使用的詞匯作為參照，對社會主義很少有其他說法。當各種問題更加直接之時，可以清楚地看到同這種體制的失敗相聯系的遺憾是次要的。它的缺陷——沒有民主(盡管宣稱已經得到保障)或者經濟上沒有能力按照社會期望和所作的承諾來保障滿足需要的水平，一般在人們的思想中占有廣泛的主導地位。

同時，我們看不到報復心理的突出表現。一些可能發展成嚴重暴力甚至內戰風險的局勢已經基本上得以避免，除此之外，“脫共化”的意識形態被社會本身所拒絕(相反的情況則往往是同外來干預聯系在一起的，例如在德國統一的框架內所采取的種種措施)。除了20世紀80年代的政治和經濟斷裂旋渦之后大多數社會角色共同認同的對于和平穩定的社會生活的自然追求(甚至處于危機中的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當時也再三談到使他們的國家成為“正常的”國家的必要性)之外，上述現象是給人以深刻印象的。

兩個緊密相連的問題在這里結合了起來，并且同凌駕于現實的運動和復雜性之上的“模式”至上觀相互關聯：

第一個問題同“極權主義”的平庸形象相反，與社會主義國家只能期望得到它們的公民通常是表面的形式上的支持這種狀況相關(即使在超越這種裝門面的形式主義范圍之外的狂熱崇拜和支持運動中，或者在出發點往往同許愿沒有兌現的民眾抗議運動中，現實的歷史進程往往導致這個框架的破裂)。這最明顯不過地表現為無所不在的逆來順受乃至意識形態的順從主義，而官方宣布的那些價值則聽憑“政治”——在這個詞的現行的意義上——來支配。事實上，這里包含著巨大風險，一旦同運動、社會的發展相接觸，一旦按照“社會主義建設”本身所取得的成就的步伐前進，就會看到模式框架的破裂和對于這樣的模式的否定。

第二個問題恰恰同“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國家中”建成的公式化論斷相關：在原來所設想的過渡與20世紀30年代初公開確認的社會主義已經建成的論斷之間出現游離直至斷裂，這種社會主義據說是一個新的社會形態，或者甚至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這種社會主義的特征從此不再是某個特定的具體歷史時代的產物，而很快被欽定為一個封閉模式——通過其固有邏輯和自我完善——的必然的乃至必須具有的特征。婉轉的措辭雖然掩飾著這種實際狀況(斯大林的“理論”文章充斥著這類“保持清醒”的說辭)，但無足輕重，其本質上是超越時代的無本之木。這種社會主義被抽象為沒有血肉的模式，它不受歷史現實進程的制約，被認為是劃時代的現象，其中包括荒謬地宣稱自己是未來的代表者(這里重新檢驗一下關于不同階段的“社會主義一共產主義”問題是頗有意思的；根據公開宣布的原則，兩者的連續更迭被挪到了一個越來越不確定的遙遠未來，在此期間要經過諸如“發達社會主義”等一系列中間階段，而這些階段也都在穩固形成之前就被宣布一一登場了)。每一個國家的經驗都必須以符合抑或背離上述模式的標準來加以衡量和取舍，決定是被接受或者被拋棄，乃至更為極端地決定是被留存或者被遺忘(這也包括使一幅畫中的人物消失的操縱術，以及許多當代人生活經驗中的沉浮反差)。我們并不打算囊括這個思考課題的全部，而是感覺到這是一個既承載著對歷史作出診斷的因素，又把握著投向未來的視線的領域。

二

如果有什么東西遭遇比社會主義更加悲慘得多的曇花一現的命運，那就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崩塌之時，想要看到和宣布“歷史終結”者的白日夢。這樣的論斷確鑿無誤地表達了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夢：資本主義自慰地看到了習慣被看作是它的最徹底的否定者的敗北。但是，它選擇這種表述卻同以往可能作為歷史解放的形象大相徑庭，明顯地蛻變為對于時代異化的一種特別奇特的補償，或者甚至可以說是機械的倒懸。把社會主義教條式地簡單化為模式，已經提供了類似的思維軌跡：社會主義通過把歷史時代禁錮在一個封閉的模式中來占有這個時代“因此”，摧毀這個模式就成為歷史的終結。

在“充滿喧鬧和瘋狂的”大劇院舞臺上，歷史本身肩負著責任，既要喚醒那些相信歷史可以被關進一個封閉盒子里的人，又要喚醒那些相信或者假裝相信宣布歷史終結時刻來臨的人，注意它的魔術袋何其深矣!

今天難道還有人相信歷史的終結嗎?肯定沒有任何人。恰恰相反，思考今天和未來世紀的社會主義，這意味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多地思考解放問題，即人的解放，以及時代的解放特別是歷史時代的解放。無需預言作為形式和語詞的東西，也許“社會主義”——它并非是頂禮膜拜的偶像——在21世紀將讓位于某個新的詞匯，這無關緊要，一些脊線和力線正在顯示出清晰輪廓，一些光點照亮著依然處于黑暗中的景色。這兩者都可能而且應該引起我們注意，激起我們的求知欲。

在此之前，可能感覺到思考21世紀的社會主義歸根結底是思考社會主義在20世紀的得失。毫無疑問，這種危險是存在的，因為20世紀的社會主義顯而易見是有關這個問題所有前瞻活動的必然出發點之一。全部問題在于，這種對社會主義歷史回顧過程中占主導地位的選擇本質，認為這種歷史原本是應該重新認識、應該重新找到乃至應該重新建立的某種合法性的承載者，或者它本身提供了以往任何地方都沒有過的、應該應用于未來的“教訓”，諸如此類的危險而貧乏的信念是一回事；而在必須加以變革的現實狀況框架之內思考各種遺產、力量和運動的存在及其作用，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顯而易見，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把社會主義排除在這樣的遺產、力量和運動之外，因此必須將它理解為一種政治思潮，在這樣的名義下得到確認的歷史經驗，或者這些經驗在其角色和見證者的意識和潛意識中留下的軌跡但是，這種疑問和這種思想交鋒畢竟不能壟斷爭論。

思考社會主義，在這里也就是意味著極其單純地思考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一種可能性，它不可能不是事物現存狀態的一種現實的變革問題，否則就會回到烏托邦，而這些烏托邦今天肯定不會有它們的偉大先驅那樣的解放者的功績。所以，恰恰是具有運動中的各種遺產和力量的復雜性的這種現存的現實狀態，提供了我們前瞻活動的出發點。

三

那么十分自然，現存狀態的資本主義提供了物質基礎，擔負著重大的責任，但也恰恰是在它的內部展現著它超越自身的前景，這里不存在任何悖論。迷信對立，這把我們迅速和輕率地引向希望通過一個外在角色的行動來推翻資本主義的觀念，將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之間對抗的革命力量加以理論化。同樣很明顯的是，所謂“資本主義”在這里被理解為其具體的和歷史的所有內涵的總和，既包括生產力、固有的生產關系及其管理和權力機制，又包括矛盾、利益和資本主義在其內部產生的反對自身的力量網絡。

從這樣的觀點出發，我們時代的一個重要的顯性特征是資本主義沒有能力來應對它自身所固有的歷史挑戰。單純追求利潤并維護能夠保證或增加利潤的一切，這樣做遠遠不能滿足人的利益和民眾的利益，而是日益充斥荒唐的犯罪、盲目的統治、不平等和不公正、無視權利和認同性的否決行動，以及對于被揮舞來當作霸權工具的“人權”的結構性蔑視，對于我們這個星球上的生存環境本身的蓄意忽視的色彩。詳細地描繪存在于一切生靈內心的畫面，看來是多余的，但我們至少要著重指出同上面的考察相呼應的一種情況。一方面，令人觸目驚心的是，資本主義今天正在通過尋找借口實施往往是具有很難掩飾的壟斷性質的過度集中(并購的增多和加速)，來覓求對其問題的答案。概括出這個長期預測的看法并賦予它同社會主義前途相關的診斷因素的作用(我們要提及，這類性質的預測貫穿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關于社會主義運動的爭論)，毫無疑問是推測性的。而繼后實施的戰略卻奇怪地同看來使某些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的機械論的圖解主義名譽掃地的東西相呼應，指出這一點不無滑稽。另一方面，在其后果中更為直接的是，資本主義的這種歷史的無能表現為一種極權統治——即使不是一種短期的獨裁一專政——在當前的勝利“歷史終結”論之所以是極不嚴肅的，乃是因為它在為這樣一種現實辯護：除了不惜一切代價追求不但最高額而且也日益最迅速的利潤之外，還喪失了其他一切前景、其他一切責任、其他一切義務。這種強制地解除其他一切制約的做法，還導致了拒絕(不論有多少漂亮的言辭)考慮人類的未來和發展前景。

同另一種現實秩序相比，反差日趨強烈。實際上，也正是資本主義從其生產力的運動出發，同時創造和產生了矛盾和徹底改變問題已知條件的手段。爆發—場大規模而同時具有人類學性質的革命，在這場革命過程中人同勞動和物質變化的關系，同滿足和能動地提高其需要的關系，腦體關系，生產、交換、信息和通信關系，最后是作為整體的“人”，將無不發生徹底的變革，這樣的觀念(萌生于馬克思的名言：人類從資本主義開始走出它的史前時代)已經經歷了多次發展。這里不是要發展這些論點，它們的范圍極其廣泛，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斷裂——同“新石器革命”取代采集方式進行的食品生產那一刻以來人類的歷史之線發生斷裂。

但這種廣泛性本身顯示了若干途徑，表明可能構成21世紀社會主義的特征：它必須成為上述人類學斷裂的承載者。如果社會主義具有作為資本主義打倒者的意義，那么這只能意味著超越資本主義本身限制了人類潛能的諸多局限，雖然資本主義廣泛地促進了人類對于這些潛能的獲取。

我們所說的必須實施斷裂的資本主義，不是指那種圖式化的和無時間性的資本主義，更不是19世紀的資本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的現實狀態和在21世紀初它自身顯現出來的趨勢。沖突是兩方面的：資本主義不止是壓迫著幾十億人命運的苦難和重荷的總和，它還是熔煉滿足和發展人的需要的能力和手段的大熔爐，離開了這一切，上述人類學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而對于這種二重性的答案常常被簡化為“反對”或“擁護”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選擇，諸如此類的答案實際上廣泛地表明，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和不適合提供徹底變革的道路和手段。一方面，宣告資本主義具有種種社會弊病和根深蒂固的不人道(但試問這種質疑所具有的社會和政治層面上的有效批判意義是什么?)另一方面卻對技術呈幾何級數爆炸感到迷惑(又要假裝早就預料到它的自發奇跡)，這兩者表面上似乎是相互排斥的，但很自然地適合于具有開放選擇的兩條對抗“線”之間的游戲。在這一點上恰恰存在著一種基本觀點的錯誤。如果不是把它們對立起來，而是了解它們在資本主義現狀及其未來發展核心中的既是固有的又是不可分割的地位，那么就會懂得，這兩個方面彼此必然協同成為從戰略上超越資本主義自身的始作俑者。

四

我們在這里還要強調，恰恰是在資本主義現實狀態及其內部正在出現的趨勢之中，可以發現超越之路的發端。人們不能不對金融家特別是實業金融資本家在現代資本主義發展中日益增長的實力和作用感到驚訝，盡管這樣的觀察無疑是由來已久。這種大趨勢——市場將其規律強加于工廠——正在進入一個歷史新階段。這不是指理論，而是指觀察。各方面的觀察趨于同一，而諸多專家的診斷也相吻合，盡管也許始終沒有完全自覺地形成一個革命戰略的方案。

諸如美國評論家杰里米·里夫金那樣的觀察，從關于技術和經濟新機制的發展的立論出發，宣告“一種就像市場資本主義不同于封建經濟形態那樣，完全不同于市場資本主義的新經濟制度”正在出現(見發表于《解放報》的訪談，2000年9月29日)。在一種已經啟動的演進過程中，資本主義解脫了產品和服務的銷售與交換，一言以蔽之，解脫了市場，而偏重于將供應者一--服務者同顧客一--消費者聯結起來的網絡力量的提升。這種演進邏輯同時——毫無疑問是矛盾地——導致資本主義把自然資本當作一種費用，把諸如勞動等一切降到最低限度，不僅對于生產資料實施前所未有的產權保留——這是傳統的做法——而且對產品本身的產權實施保留，最終只供應產品的使用時間(軟件產業已經這樣做：購買者不再購買某種產品，而是購買許可證，限于一定數量的崗位或者有時限于一定使用期限的使用權)。歸根結底，人、公民、主體只是顧客，而且其生命各個階段的價值也正是作為這樣的顧客而被估價和衡量的，這個或那個企業對他們的各個生命階段實施著控制(健康、教育、休閑，以及滿足基本的身體需要)。它所導致的這種“非物質化”和全球化的后果，只能朝著加劇異化，對無論是作為民族抑或個人的自身身份、文明、權利質疑的方向發展。

這樣的圖景是慘淡的，但其中的一些方面實際上看來是頗合情理的。信息和通信技術、“信息革命”的能量和節律、全球網絡與在戰略和交換方面的“實時”化的涌現，越來越以史無前例的速率前進，凡此種種表明再過四分之一世紀，人們將面對的是這樣一個世界：人們以往沒有準備面對的嶄新的現實的重壓，將要他們付出比今天所感覺到的更為慘重的代價。此情此景之下，形形色色的誘惑何其強大，人們不是視而不見和不理解這樣的現實，就是一面迷戀于技術飛躍所提供的惟一機遇，一面又悲天憫人地對這個運動的“殘渣”表示同情，或者最后屈從于悲觀主義，認為牌局事先已經洗過，而且輸掉了。

恰恰應該用這樣的尺度來看待今天“新經濟”所引發的矛盾言辭：是在實現利潤最大化方面輝煌一時(真實的或者期望的)的“新技術”部門的簡單代名詞，抑或歸根結底是重大歷史前景的征候?我們傾向于第三種假設，但有若干保留。

由于它們對精神可能產生的興奮作用，由于它們被應用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中心國家時頗有說服力地表明，它們甚至可以作為有理由使人們初次感受到某些可能性而投入斗爭的動員者，對于正在行進中的這種趨勢的描述和診斷必須用一種更加全面的觀點來加以整合。上面談到的非物質化，既不是產權的終結，也不是資本主義物質重荷的終結，而毋寧說是分包或來料加工的全球普遍化。換言之，所謂流通和分配只在網絡上進行，再度在一個并非虛擬的現實中站穩了腳跟。它表明物質生產不僅沒有消失，而且日益大規模地使用分散的非熟練勞動(童工勞動將有美好時光)，而這種勞動力分布在各大陸和世界的邊緣地區，其邊遠性是根據市場一網絡所計算出來的盈利決定的。除了尋求短期的最大利潤之外，走出本土的政策無疑應該通過這樣的邏輯來闡明。

這方面的新特點并不像新技術所能提示的那樣強烈。資本主義有充分的理由保持各國之間、世界不同地區之間、各個大陸之間不平衡發展的繼續存在。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構成和滿足人的需要方面有可能達到的各種最高世界水平之間差距的繼續保持乃至加深，以及通常表現為幾十億人的悲劇的壽命差異的擴大。

五

看來只需稍許開放一點就可以進一步認為，這樣的現實與關于模式概念的批判思考相結合，可以最有效地勾勒出關于21世紀社會主義的前景探索。并非是要列出將有的或者將沒有的各種特征的目錄，問題在于如何調動關于資本主義的運動和矛盾的現實感，這兩方面在何時何地以必然不同的程度表現為現實。

21世紀的社會主義恰恰是在這一點上將最徹底地不同于作為20世紀末之前的歷史運動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藍圖”和“模式”的一個主要特征，乃是勾畫一個前景或者毋寧說是一系列或多或少清晰地交錯迭蓋的——始終依據逐步的、確定的結果——前景計劃。例如，在蘇維埃制度的最初年代，“追趕”戰略將達到最先進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提出的指標特別是物質指標的能力，確定為直接的前景(但界限是那樣簡單和明顯嗎?)。一旦或多或少明確地肯定這個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生產力發展水平之間差距的規劃就是“社會主義”，而且是惟一適用于它的東西，就掉進了陷阱。其表現不是走向“趕超”的公式化觀點，就是采用中央計劃體制(官僚的僵化很快就成為它所固有的東西)，或者通過革命運動采取一種把這樣的社會主義樹立為庸俗意義上的“模式”的方針。(我們可以重讀一下20世紀30年代或者50年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報刊，上面連篇累牘地刊載著蘇聯的成就，并將此當作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標志或者應該照抄的目標來大加渲染)。

但是，尋求向正在演變中的現實更加開放、更能吸收社會未來的全體角色的最廣泛參與的另一種類型的途徑，這同樣意味著一種新的與時代關系的模式。也就是說，要從實際上把眼光盯著過去的那種規劃未來的方式，走向對于未來、歷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真正探索。20世紀社會主義結局的最為慘痛的悲劇之一，也許就是將剛剛過去的歷史乃至正在發生的歷史削足適履，使之同現代社會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創始命題的基準形象和參照點相吻合。應該提醒注意的是，《共產黨宣言》發表之時，路易·拿破侖還沒有成為拿破侖三世，法國大革命和帝制在人們頭腦里依然記憶猶新，這樣的歷史實際為其后幾十年的變遷以及隨之而來的偏離即使不能說提供了辯詞，也至少開了方便之門：法國大革命的神話在俄國革命中是如此活躍，“雅各賓派”和“吉倫特派”等名詞被揮舞著當作論戰的標簽，關于“波拿巴主義”的猜疑導致紅軍將領們慘死在行刑隊的屠刀之下，凡此種種說明只將此看作一種用詞方式是不近情理的。六

無論如何(并非無視史學家的激情在整個19世紀知識生活中的份量)，正是這種試圖依據歷史“教訓”來設想未來，乃至有時堅持要以此來指導未來的思想，鑄成了上述悖論。這又是一個向著所有學科的反思開放的革新和超越的陣地。

但是，這里的關鍵也不僅僅在于認識方面，問題是由自我認識和自我動員的力量，由把關于21世紀社會主義的爭論看作21世紀的關鍵這樣的行動方式和表達方式而提出的。由于不會自動得到答案，所以問題就愈加值得提出。如果說認為20世紀的各種革命力量將把它們的活動延續到下一世紀乃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那么其代價是必須付出在許多情況下是痛苦的堅持不懈的持續努力，來重新評估它們從自己的歷史中繼承下來的觀念、行動方式和形式，將今天世界的運動要求它們接受的、新的參量和內涵納入它們的視野，融入它們的目標和文化。尤其顯而易見的是，無需將“網絡空間”的政治內容加以理論化，就可以看到新的通信工具和渠道的勃興正在為社會行動創造新的領地、新的可能，同時還有新的制約。

什么樣的政治能夠表現出一種駕馭這些趨勢和未來的能力?答案屬于大家——這個未來是嚴酷的，而能夠借以達到這一未來的途徑必然是多樣的、不同的，有時也是曲折的。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這種大動蕩的出現，但也不能設想這種大動蕩將以自發產生的方式行動，在行動形式和方式上深刻更新的革命斗爭的必然性將會消失。正在顯露的世界形象，引入或強化資本主義的各種等級制度開辟著一個重要陣地：賦予一種不帶意識形態的陳規陋習的“國際主義”及互助互利以新的意義，為它們開辟新的空間。它們可能自身包含著矛盾，但今天世界的運動及其改變世界的意志使它們接近，使它們變得更加透明，彼此能夠更加直接了解。這就是說，要進一步揭示既在資本主義世界化內部付諸行動又是為了抵抗資本主義的各種運動的深刻內涵。日益明顯地把反對資本主義中心的結構性失業及其暫時偽裝的斗爭與反對邊緣地區的超常剝削的斗爭結合起來的利益共同點就在于此。但是毫無疑問，必須更遠更強地超越這一范圍：每當人類歷史處于大斷裂關頭，無不出現一種或幾種相當豐富和強大的思潮和行動潮流，以闡明現實運動的意義，最大可能地揭示新的現實和新的思想，從而預見、配合或者有時改變這個運動。21世紀社會主義的雄心何以不是試圖重新扮演這樣的角色呢?

（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