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政治學尋求學術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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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政治思想，那是很早的事，二千多年前就有，而且比較系統；中國有政治學，那是很晚的事，19世紀末才有，而且是從西方引入，與西方相比，晚了二千多年。這里的反差說明了兩點：第一，中國和西方一樣，對與社會發展關系密切的政治問題，早有思考，并形成比較系統的思想，但與西方不同，沒有將政治思考發展為一種學術，因而，中國歷史上沒有形成將政治作為一種學術來研究的傳統；第二，今天的中國政治學是在引進西方政治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作為一種學術或學科，中國政治學發展深受西方政治學的影響。第二點是第一點發展的必然結果。由此，我們不難看到，對中國政治學發展來說，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在中國為政治學確立起有效的學術支撐。

中國政治學的學術支撐從何而來？首先是在研究的學術定位上超越傳統，即超越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不將政治作為一種學術來研究的傳統。這個傳統的形成，從深層次上講，是中國文化的理性結構和中國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方式所決定的；從淺層次上講，是中國傳統的政治統治方式所決定的。深層次的決定，使得中國的學人缺乏把對政治思考發展為一種學術的思想和文化基礎；而淺層次的決定，使得中國的學人，缺乏把對政治的思考發展為一種學術的政治環境和社會基礎。因此，中國歷史上能產生豐富的政治思想，但不能建立政治學說體系的事實，是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化所決定的。應該肯定的是，盡管中國歷史上的思想家，沒有像亞里士多德那樣，建立起比較完整的政治學學說體系，但他們對中國政治的思考和所提出的思想，還是為中國傳統社會形成一套歷史上比較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比較有效的政治治理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這種歷史的合理性決定了它現實的局限性。進入近代社會，傳統政治被現代政治所代替，在新的政治生活條件下，政治的發展在對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論提出要求的背后，實際上就是系統、全面地對政治進行研究的政治學本身的要求。如果參考現代政治是從西方社會中發展出來的背景，那我們就會認識到現代政治對政治學的要求，是現代政治所具有的內在規定性。同時，就中國社會與政治來說，現代政治的確立，實際上為中國的政治研究者超越這種傳統提供了重要基礎和條件。因此，在現代政治下，我們必須而且也有條件超越中國的歷史和政治文化傳統，把政治真正作為一種學術來研究。新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表明，政治學的發展是政治發展的重要基礎。鄧小平同志從“”的教訓中，深深地體會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在1979年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在強調了經濟理論研究的重要性后指出說：“不過我不認為政治方面已經沒有問題需要研究，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10]這就為新中國政治學的完全確立和在這十幾年有效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其次是在研究的價值關懷上超越政治。政治學是一門科學，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范疇和體系。雖然在政治學范疇中，各種政治問題都可以上升為學術問題來研究，但政治學的研究對象的政治性決定了不論我們如何把政治問題上升為學術問題，我們都無法使政治學的研究完全脫離開政治。事實上，如果我們完全脫離了政治，政治學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但是，政治學研究不能脫離政治并不意味著政治學研究也不能超越政治。超越政治，不是從政治學的具體研究而言的，而是從政治學研究所追求的價值而言的。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學術研究的生命力，與該學科所追求的終極價值密切相關。關于這個問題，在二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已說得非常明確：“世上一切學問（知識）和技術，其終極（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學術本來是一切學術中最重要的學術，其終極（目的）正是為大家所最重視的善德，也就是人間的至善。”[11]那么，在現代社會，政治學研究所追求的人間至善是什么呢？亞里士多德在創立政治學時，給出了一個十分基本的命題，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這個命題。從人類發展的角度來看，這個命題實際上表明了人類生活和發展的一個基本道理：人的存在決定了政治存在，政治是人的內在要求，政治發展最終是基于人的發展。政治與人的這一基本關系，決定了我們的政治研究的最終目標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人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只有基于這樣的終極關懷，政治學研究才能始終保持崇高的理想和強烈的歷史責任感與社會責任感，從而能真正有效地推動政治的發展與進步；同時，也只有在這種終極關懷下，政治學研究才能在不脫離政治的同時，超越政治，從而獲得應有的生命力。

再次是在研究的學術體系上超越西方。中國政治學是在引進西方政治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雖然我們現在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但是從整個學術體系來說，我們的基礎還是西方政治學。因此，中國政治學天生具有兩大特性：一是在有意無意中，總是跟在西方政治學后面跑；二是在有意無意中，總是習慣性地以西方政治學理論作為中國政治學研究的理論背景。在一定條件下，這兩大特性對中國政治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首先使中國的政治學在近現代得到確立和發展；其次使中國政治學在推動中國政治文明形態從傳統走向現代中起到應有的作用。但是，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隨著中國現代政治實踐的逐漸成熟，中國政治學天生具有的這兩個特性就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國政治學的發展：首先是一定程度上使中國政治學對中國政治的研究脫離中國實際，在西方的概念或理論下，把復雜的中國政治發展概念化、公式化；其次是使中國政治學本身無法十分自覺、有效地發展自己的理論、思想體系和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學在世界上的地位，決定了非西方國家政治學發展都普遍跟在西方政治學后面，并深受其影響。發端于古希臘的西方政治學發展已有上千年的歷史，對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所以，不論從哪個角度講，西方政治學中有很多東西是值得我們學習、參考和借鑒的。但是，西方政治學畢竟是隨西方政治的發展而發展的，而西方的政治發展有其自身特殊的邏輯和過程，因而，西方政治學發展的歷史和社會基礎決定了西方政治學在世界政治學發展中處于領先地位，但其思想、觀念、結論和方法，由于有比較強的西方文化和價值背景，并非都具有普遍意義，因而，也并非都適用于非西方國家。美國在60年代搞的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民主的政治試驗的失敗已充分說明了這一事實。因此，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就有一個如何對待西方政治學的問題。從中國政治學的發展來看，首先是努力學習、參考和借鑒西方政治學，其次就是要超越西方政治學。中國引進、學習、參考和借鑒西方政治學的基本目的，就是要發展中國的政治學，推動中國政治發展，因而，對于中國政治學發展來說，學習、參考和借鑒西方政治學，只是一種發展的手段，而不是發展的目的。如果真正認識到這一點，那么我們從推動中國政治學發展的目的出發，就能在學習、參考和借鑒西方政治學的同時超越西方政治學。中國獨特而漫長的政治文明發展史和豐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實踐，為中國政治學進行這種超越，并實現自身獨立發展和獨特研究體系的創立提供了厚實的基礎。中國政治本身為中國政治學發展所提供的豐富的思想資源和經驗對象，決定了中國政治學完全能夠在學習西方的同時，以對中國社會和政治全面、深入的研究為基礎，超越西方政治學，實現自身的獨立發展，從而最終發展出能表達中國價值、體現中國文化精神以及揭示中國社會和政治發展內在邏輯的中國政治學。

最后是在研究的學術水準上超越中國。在當今世界，任何國家的任何一種學術所具有的地位和生命力，不是從國家的范圍來評價的，而是從國際的范圍來評價的。因而，學術本身是否具有國際性，對當今的學術發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在我國各學科中，政治學在這方面面臨的問題比較大。這一方面與我們政治學發展水平相對落后有關，同時與政治學研究對象（即政治問題有諸多的敏感性）有關。學術的國際性，并不在于學術思想和觀點的國際性，重要的在于學術本身研究價值的國際性，具體講，就是在于學術研究本身所達到的水準是否具有國際水準。中國政治學要超越中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的。學術研究本身的水準，主要取決于研究領域、研究思想、研究態度和研究方法，而這其中，研究者的研究思想、態度和方法最為重要。因為，有什么樣的研究思想、態度和方法，不僅決定我們對政治學研究領域的確定和開拓，而且決定中國政治學研究的科學性、先進性和國際性。新中國的政治學是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下發展的，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說，中國的政治學發展已經基本確立了自己比較成熟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于中國政治學發展來說，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所提供的是一種分析政治現象，思考和判斷政治問題的哲學背景和思維方法。這種哲學背景和思維方法，對我們在從事具體的政治學問題研究時所持的研究思想、態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術研究在創立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同時，也確立了可供我們學習和借鑒的科學的研究思想、態度和方法。遺憾的是，我們長期以來把研究的思想、態度和方法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簡單地等同起來，忽視了研究思想、態度和方法本身的發展與創新，把許多問題簡單化、形而上學化，從而限制了政治學研究的科學性和學術水準。因此，中國政治學要超越中國，具體來講，就是中國的政治學研究應充分應用國際上先進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并以科學精神為統帥，從而實實在在地提高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整體水平。

為中國政治學尋求學術支撐是中國政治學者的共同責任和奮斗目標，為此，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我們應通過自身腳踏實地的學術努力，使中國政治學在研究的學術定位上超越傳統，在研究的價值關懷上超越政治，在研究的目標追求上超越西方，以及在研究的思想、態度和方法上超越中國。中國的文明與歷史、現實和未來，都要求中國有一門成熟的政治學學科在推動中國社會全面發展中起積極的作用。

注釋：

[1]阿爾蒙德：《比較政治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頁。

[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6頁。

[3]《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125—126頁。

[4]同上書，第140頁。

[5]同上書，第281—282頁。

[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8頁。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06頁。

[8]阿爾蒙德：《比較政治學》，第418頁。

[9]《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293頁。

[10]《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0—181頁。

[11]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148頁。

（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