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中國近代史學者的學術交流及其對中國近代歷史的不同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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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的歷史學家致力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已經有差不多半個世紀了。和各種著述汗牛充棟。這種研究推動了兩岸歷史學的發展，增進了學人和一般讀者對中國近代史的了解。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海峽兩岸的中國近代史學者在1949年以后很長一段時間，由于政治的原因隔絕起來，沒有學術上的交往。盡管如此，兩岸之間都很注意彼此的學術動向。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宣布編撰《中華民國史》計劃，在臺灣史學界同行之間引起了非常的關注和持久的議論。以至民國史研究室當時的主任孫思白教授不得不以《談〈民國史〉編寫問題·寄語臺灣同行諸君》為題，發表文章，為臺灣同行的疑慮解惑。

兩岸中國近代史學者第一次面對面進行學術交流，是在1982年。那年4月，美、日學者為促進兩岸學人聚會，借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第34屆年會在芝加哥召開之際舉辦特別會議，研討辛亥革命。胡繩率章開沅、李宗一等大陸學者，秦孝儀率張忠棟、張玉法、林明德、李云漢等臺灣學者與會。兩岸學者就辛亥革命的性質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與爭鳴，引起海內外學者廣泛關注，傳為佳話。1990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建所40周年為名，在北京召開“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呂實強、張朋園、林滿紅等三人應邀出席。這是臺灣的近代史學者第一次出陸召開的學術會議。1992年5月，張海鵬、尚明軒、韋杰廷應邀出席了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的“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這是大陸學者第一次赴臺參加學術會議。1992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與臺灣師范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在北京舉辦孫中山研討會，這是兩岸學術單位第一次合作召開這樣的學術會議。同樣的合作，還在1994年1月在杭州辦過一次。在這期間，以及此后，兩岸學者互訪以及相互在大陸、臺灣和海外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就數不勝數了。兩岸的兩個同名的近代史研究所之間的學術交流更為頻繁了。（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海峽兩岸歷史學家對中國近代史的內涵不能說完全一致，但大體上是差不太多的，可以說，海峽兩岸歷史學者所面對的大體上是一個共同的研究對象。對于一個共同的歷史進程，兩岸學者對其中某些具體歷史事實的研究，在資料大體上齊備的情況下，可能不乏共識，也可能存在著不同的描繪；在比較宏觀的研究上，或者雖然不太宏觀，但存在價值判斷或是非評論的時候，則往往出現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認識，難以取得共識或互補。這種情況，也是很明顯的，不容回避。

對中國近代史的內涵，雖然兩岸認識大體上差不多，實際上也存在差異。當我們籠統地說中國近現代史的時候，模糊一點說，兩岸學者的看法可能是差不多的。如果具體到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排除兩岸學者內部各自的分歧不說，兩岸間的認識可能就不一致了。海峽西岸的學者認為，從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開始至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中國歷史中的近代史階段，一九四九年后是現代史階段；較早的看法稍有不同，認為起為中國的現代史階段。海峽東岸的學者則認為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建立便是中國現代史階段。歷史年代的劃分，是歷史學者必須注意的，究應如何劃分，就有各自的理由和標準。比如，敝研究所從七十年代初開始著手編纂《中華民國史》，引起臺灣學者的震動，于是繼起效尤，所編之書名《中華民國建國史》。名稱的不同，緣自各自的理念和標準不同。所謂理念和標準不同，是指各自政治理念的差異及由此產生的學術標準的相左。更深一層說，就涉及意識形態，涉及歷史觀了。

說到史觀，大陸多數史家都主張在歷史研究中要應用唯物史觀。說起唯物史觀，這是最為臺灣學者所詬病的，他們認為唯物史觀是教條。世界上任何一個史家，要想研究和說明歷史上的某個重大問題，總會秉持某種史觀，這是不待證明的。我們所以主張唯物史觀，不是因為它是教條，是八股，而是因為它能告訴我們一種方法，一條路徑，使我們能更有效地處理紛繁復雜的歷史問題，使我們能更好地洞察歷史發展的方向。當然，應該指出，學習和應用唯物史觀也有一個態度問題。在某種政治氣氛下，有的歷史學者在歷史研究中運用唯物史觀存在著教條和八股現象，他們不是從方法論的高度去領會唯物史觀的精神實質，而是拿著馬列的某些個別詞句，到處貼標簽。這不是一種正確的態度。這種情況在學習唯物史觀的過程中，本是應該力求避免的。不幸在“”中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這種情況，在“”結束以后，隨著國家社會政治生活的轉變，歷史學界也在努力糾正它。

唯物史觀是人們對歷史認識的一種最一般的觀念，它并不是那么神秘而不可理喻。通俗地說，唯物史觀認為，有史以來的人類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不是主觀形態的；歷史現象雖然千姿百態、紛繁復雜，卻不是虛無縹緲的，人們雖然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在實驗室里重復制造歷史過程，但在掌握了盡可能多的歷史資料以后，是可以對過往的歷史過程加以描述、加以認識，并獲得對往史的較為近真的影像的；歷史現象雖亂如絲麻，確是可以理出頭緒的，并且顯示了一種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人們從茹毛飲血到今天享受現代化的信息公路，很自然地說明了這個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而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五種社會發展形態，則是對這一過程的最一般的描繪；人類的經濟生活是社會生存的基本方式，社會依生產力的發展、前進而發展、前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推動著社會的前進，決定著人們依賴其中的社會政治、經濟、階級關系和文化從屬的基本面貌；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是社會運行的主要內容，物質生產的狀況決定了精神生產的狀況，勞動者是物質生產的主體，是決定歷史前進方向的終極力量；人們（包括勞動群眾和社會精英）創造了一定的歷史環境，一定的歷史環境反過來又決定了生活其中的人們的面貌。我想，這就是唯物史觀告訴我們的基本東西。它所概括出來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雖未窮盡真理，卻指示了社會發展的一般方向及其未來。同時也應該說，它只是提出了社會發展的一般方向和未來走向，絲毫沒有給出各地區各國家歷史發展的具體方向。各地區各國家的社會歷史發展還要靠那里的歷史學家去研究去總結。

唯物史觀是一種方法、一種工具。用這種方法、這種工具，或用別種方法、工具，去觀察中國近代史，雖然面對著同一個研究對象，研究結論可能不完全一樣。這是海峽兩岸歷史學者對中國近代史認識差異的重要原因。

聯系到中國近代史，大陸學者一般認為，英國發動的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是一個起點，此后，英、法、美、俄、德、日、意等世界強權先后參與或者發動對中國的侵略，中國在列強的武力壓迫之下“門戶開放”，主權淪喪，外國人在中國自由出入，可以任便在中國經商、辦廠、辦學和傳教，路礦利權嚴重外溢，中國的內河和領海失去屏障，從北京到秦皇島的出海口等十二處地方由外國駐兵，大片土地被割讓，十多個城市設有外國的租界，還有旅大、威海、膠州灣、香港新界、廣州灣以及澳門等外國的租借地，全國幾乎都被外國劃分為勢力范圍。如此主權國家，其何以堪？有識之士，能無撫膺！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憂國憂民者常常為此發出呼吁。三元里抗英、廣州反入城斗爭、太平天國的反對外國侵略、各地綿延不斷的反洋教以至北方爆發著名的義和團愛國運動、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由抗議巴黎和會處理山東問題不公引發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上海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以及大革命時期響徹全國的“打倒列強”的呼聲，在在說明反帝斗爭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盧溝橋事變發生、日本全面侵華以后，國民政府主持了全國的抗日戰爭，也贏得了全國各政黨包括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群眾的支持。譴責帝國主義侵華，正面評價中國人民、政府的反帝斗爭，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研究這個課題，很可能是兩岸學者較少有原則分歧的地方。（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帝國主義侵華引起了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關于近代中國社會性質，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之間中國學界曾爆發熱烈的爭鳴。經過思想理論界的反復討論，學界相當多人士贊成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在自己的一份文件中采納了這個概念。三十年代末中共中央、在分析中國國情時，就是依據這個概念來立論。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體認，是確立中國革命的任務、革命的對象、革命的前途的基本出發點。對這一點，臺灣的學者指斥其非，是不遺余力的。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展開討論。僅指出，采納這個概念，對認識近代中國歷史是至為重要的。我們往往強調近代中國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就是以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這個認識為依據的。

如果說對帝國主義侵華這一史實兩岸學者尚無大的原則分歧，那么，對于近代中國的反帝，可能認識就不盡一致了。僅舉一例。張玉法教授在一篇書評中說；“不可否認的，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非常嚴重。到八國聯軍之后始趨緩和，緩和的原因，一般的解釋歸于門戶開放政策，該書則歸于義和團的阻赫。義和團式的排外，實是無可鼓勵的。”八國聯軍之役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是否緩和了，尚待討論。此處僅就義和團立言。1900年彌漫于華北、京津地區的義和團運動，彼岸學人往往因襲舊時學人的看法，指義和團為“拳匪”，為籠統排外，輕易加以否定。義和團起自鄉間，本是農民自發組織的一種比較散漫的組織形態，因外國勢力深入窮鄉僻壤，更因民教糾紛，衙府庇護教民，損及農民利益，于是揭竿而起，號稱“扶清滅洋”，后得官府支持，進入京津。他們以血肉之軀，敢于面對八國聯軍的武裝剿滅，雖然失敗是難以避免的，但他們身上所體現的中華民族反抗外敵侵略的民族精神是值得稱頌的。他們的“排外”，是中國人民的反帝斗爭的初級形態，其缺點當然是明顯的，但他們在帝國主義面前發揮了中國人民的民氣，使得八國聯軍統帥、德國人瓦德西也不能不慨嘆歐洲人無此腦力和物力統治中國，“瓜分中國實為下策”。義和團失敗以后，國內多有罵義和團為“團匪”、“拳匪”者，但有識之士已經看出了義和團的功績。1901年在日本橫濱出版的中國留學生刊物《開智錄》發表文章，稱頌“義和團此舉，實為中國民氣之代表”。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演說“三民主義”，也稱頌義和團：“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此血戰之后，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

與此相反，此岸學者認為歷屆政府顢酣、腐敗，對于造成中國的落后是有責任的，尤其對于統治者對外敵的侵略不能組織有力地抵抗，面對強敵，俯首乞和，造成近代中國屈辱悲慘的歷史，是應該受到譴責的。1840年的鴉片戰爭、1856年的英法聯軍之役、1864年俄國出兵占領新疆伊犁地區、1884年的中法戰爭、1894年的甲午戰爭、1900年的八國聯軍之役及俄軍占領東北地區、1904年的日俄戰爭和英國侵藏戰爭、1914年日本出兵山東、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等等，此犖犖大者，都是政府不能組織有力抵抗造成割地賠款、主權淪喪的著名例子。中法戰爭不敗而敗、勝而求和；甲午戰爭實行“避戰保船”，等于解除北洋艦隊的武裝，不僅拱手出讓制海權，而且拱手出賣了北洋艦隊，這兩次戰爭的失敗，李鴻章都不能辭其咎。至于九一八事變，明示不抵抗，更遭到國人批評。有人以外敵強大、中國落后為詞，提出抵抗不是上策，求和才是出路的主張，是站不住的。須知，近代中國所面對的國際形勢，就是資本主義列強先進，中國落候，列強與中國的關系是侵略與被侵略的關系。對列強侵略不抵抗，一味求和，出路只能是從半殖民地滑向殖民地，淪為附屬國。中國恰恰是因為抵抗了，才免于成為殖民地國家的。正確的做法，是一面研究自己落后的原因及落后之所在，努力學習、借鑒西方的長處，以自強立國，同時發揚民氣，對外敵侵略組織有力地抵抗。可惜，近代中國政府對此缺乏因應之道，使偌大中國總是落到一個落后挨打的地步，令后人讀史至此，不勝扼腕。

為什么總是批評政府？不是說政府一點好事都沒有做，而是說每當面臨國家、民族巨大變局時，政府不是站在國家、民族以及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立場上作出因應，而是從政府或政府負責人的利益與好惡出發。這里或許要說到上面提到的反帝反封建中的反封建了。所謂封建，不是指我國古代周天子分封建國的“封建”，而是五種社會形態說中封建社會的“封建”。此一封建，不過是在翻譯時借用了古時的現有詞匯“封建”罷了。所謂封建社會，我理解指的是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小家庭式農耕文化基礎上的君主專制制度。在外國侵入，中國社會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以地主土地所有制為基礎的封建專制制度并無實質上的改變。這種制度處事每以皇帝一家一姓的利益為轉移，而不顧及國家、民族和人民群眾的利益。例如，太平天國起義，適逢英法聯軍之役，清政府寧愿割地賠款，不愿對農民起義讓步，結果，“借師助剿”，湘淮軍和常勝軍合作，把太平天國鎮壓下去。甲午之役，適逢慈禧太后花甲之壽，竟公然不顧外敵侵入這等大事，不集中國力對付戰爭，反而把建設北洋艦隊的經費挪用來修建頤和園，以供花甲慶典之歡。這樣的政府，不改革怎么能受人民歡迎呢！

政府確曾考慮過改革。如咸同年間的洋務運動（當時稱自強新政）、光緒皇帝主持的、慈禧在《辛丑條約》簽訂以后實施的新政，等等，都未能成功。洋務運動是在面對“船堅炮利”的外國侵略以后，由在中央和地方的若干大員發起的。他們不知道如何去革新政治，只想學習西洋如何造船造炮，以為這樣就“可以剿發、捻，可以勤遠略”。奕欣為發動自強運動給皇帝呈送的奏折，也說，英、俄不過是“肘腋之患”，只有發、捻才是“心腹之患”。可見，發動洋務“自強”，不是出發于國家之“自強”，而是出發于政府之“自強”。強化軍事機器，對內是根本目的。所謂“勤遠略”，不過是在奏折上說說罷了。因為在事實上，軍事工業發展以后，未能在“勤遠略”上發揮作用。1884年的中法戰爭，1894年的甲午戰爭，都以失敗而告終。福建馬尾造船廠被法艦摧毀，北洋艦隊最后在它的威海衛基地對日投降。歷史學家把甲午戰爭作為洋務運動失敗的標志，是不無道理的。這樣說，并不是要把洋務運動時期發展起來的若干近代工業一筆抹殺，只是說清政府未能盡到自己的責任。如果拿差不多同時的日本明治維新作比較，這個問題就看得更清楚了。明治政府舉國一致、從上到下支持維新事業，政府出錢出力支持民間辦西洋工業，不過三十年就打下了打勝一場對華戰爭的基礎。清政府只是洋務派在操辦，頑固派卻一片反對之聲，慈禧太后正好玩弄權術，居間駕馭，朝廷并沒有表示支持洋務運動的明確意向。

洋務運動引起民間質疑，批評之聲頗多。改良派思想家批評它徒襲西藝之皮毛，未得西藝之要領。于是，康、梁領銜，在光緒皇帝支持下，發動，百日之內，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學校教育諸方面的詔諭，像雪片一樣的飛來，看似轟轟烈烈，大有作為的樣子。不過旬日之間，慈禧變臉，反掌之下，光緒被囚，康梁逃亡，六君子喋血菜市口。這樣的封建專制統治，豈能領導國家的改革。戊戌維新如果提前到洋務運動時期，并且得以順利進行，中國的面貌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但是，當八國聯軍之役后，《辛丑條約》談判過程中，列強要求清政府實行改革。慈禧太后還在西安，尚未還都，即發表新政諭旨。隨后，練新軍、廢科舉、宣布預備立憲、鼓勵工商業、修改法律，不僅把戊戌維新時期廢止的維新辦法都恢復了，且大有過之。1905年還派出五大臣赴東西洋考察政治。考察大臣回國送呈考察報告，建議實行君主立憲，改革官制，除要求撤廢一些中央部外，還要求撤廢軍機處，實行責任內閣。慈禧太后視軍機處為禁臠，不準擅議，政治改革擱淺。預備立憲也要等到宣統五年。但是，現在時代變了。甲午戰后受民族危亡刺激起而從事救國活動、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和包括康梁在內的改良派、立憲派，對清政府的改革措施都不滿意。革命派要求以革命的手段推翻這個“洋人的朝廷”，立憲派也要求加快立憲步伐。最后，清朝的專制統治終于在革命派發動的強大攻勢下被推翻。

這里就涉及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此岸學者認為辛亥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彼岸學者堅決不同意，認為是全民革命，或者國民革命。1982年在美國芝加哥討論辛亥革命，中國大陸的章開沅教授與中國臺灣的張玉法教授，不僅在會議上相互辯駁，在會下也著文討論，好不熱鬧。這種討論至今還在進行，可見分歧之大之深。臺灣學者認為，領導革命的孫中山等人不是資產階級，怎么說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中國當時還沒有資產階級，即或有，也是大貧、小貧，難道說辛亥革命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嗎？而且，照共產黨的觀點，資本主義、資產階級都是要被埋葬的，說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就是否定、貶低辛亥革命，怎么能接受這種說法？

對這種駁難，這里簡單說一下我的看法。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歷史上的一次革命，如果是針對封建統治的，是要推翻君主專制的，其社會發展目標是要從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發展到現代機器工業的大生產、發展到資本主義方向的，這樣的革命就可以說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辛亥革命就是這樣的革命，它是不同于中國歷史上以往的改朝換代的，所建立的是不同于封建主義的社會，因而它是民主主義的革命。辛亥革命針對清朝統治，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主共和國，選舉了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頒布了一系列鼓勵資本主義發展的法令。這樣的革命怎么不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呢。至于發動這場革命的領導人孫中山、黃興等是否資本家出身，并不重要。事實上，十七世紀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十八世紀北美獨立戰爭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1917年2月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出面領導革命的人都未必是資本家出身。領導英國革命并把英國國王送上斷頭臺的克倫威爾，出身于中等貴族家庭，本人是議員；北美獨立戰爭的領導人華盛頓是種植園主；法國大革命的領導人羅伯斯比爾是律師出身；俄國二月革命的領導人克倫斯基也是律師。但是，這些不是資本家出身的革命領導人，他們的理想、他們的奮斗目標、綱領、他們所建國家的政治、經濟取向都是服務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的，都是為資本家階級的根本利益服務的。同盟會綱領：“驅除靼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以及隨后所闡述的“三民主義”不都是說明了這種政治經濟取向嗎。說到中國沒有資產階級，只有大貧小貧，這不是對中國國情的正確認識。自從洋務運動從軍事工業轉向民用工業以后，一部分握有資金的人，以及一部分買辦，正在向民族資產階級的方向轉變。甲午戰爭以后尤其是1901年實行新政以后，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已經形成。上海、漢口、天津、廣州，大體上已形成為當時中國的工業基地。中國當然不像歐洲那樣有大資產階級，但資產階級已經形成了也是事實。這有當時現代機器工業的統計資料可以證明。羅列這些資料是枯燥的，我只想指出，1905年上海總商會發動的抵制美貨運動，就是顯示力量的表示。清末三次立憲請愿運動多由上海、江蘇一帶發動，也是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顯示。應當指出，清末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在封建統治和帝國主義侵略之夾縫間生長的，它懼怕這二者，又不能不依靠這二者，它與這二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它們的根本利益來說，它們應當歡迎辛亥革命，從它們的眼前利益來說，它們不一定歡迎革命派用武裝斗爭形式發動的、以推翻清朝君主專制統治為目的的革命。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辛亥革命不代表它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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