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西部開發與民族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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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華民族的復興就不能不注意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留給中國近代工業的苦果，是它破壞了中國近代工業的民族性和自然性。具體表現是其運行并不是以中華民族的利益而是以資本輸出國的利益為最終目標的。這個過程在1949年以前曾出現過兩次由資本輸出國變換而引起的殖民工業流向的變換。

第一次是西方殖民工業在東南沿海登陸。鴉片戰爭促進了中國近代殖民工業在中國的產生和形成。這一時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傾銷他們的商品并掠奪原料。《南京條約》、《天津條約》進一步擴大了近代工業的發生范圍，同時也使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成為殖民工業的市場。這一時期的上海、廣州、武漢等地也相繼產生了經營農產品加工的官辦工業和“外資”企業，占全國工廠總數的64%，開始形成了全國第一批較大的工業點。

甲午海戰的失敗，意味著中國自然經濟的北方防線崩潰，促進了中國工業經濟以日本帝國主義利益為中心的重心北移。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英法德俄等國無暇顧及中國市場，隨之而來的是日本資本開始在中國加強。1927年，日本政府在東京召開會議，制定了全面侵略中國的計劃，開始推行全面占領中國工業市場的戰略。首先，日本在東北大力投資扶持重工業，建立了煤鐵中心和鋼鐵工業；在此基礎上發展化學、機械等直接服務于軍事的工業；開發了東北的水力資源，以水電為主，建設了電網，為進一步推行侵略中國的戰略提供了廉價動力。這樣，東北的重工業圍繞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目標很快就在全國上升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其次，日本在華北的重點是擊垮中國的民族資本，掠奪華北資源，發展輕工業。抗戰前夕，青島已有50萬紡綻，天津已有33萬紡綻，與上海并列。這樣，青島、天津、上海成為全國三大殖民工業中心。最后，日本力圖摧毀中國南方工業：八年抗戰期間，南方工業急劇衰落。

上述事實表明，由鴉片戰爭至抗戰結束期間的殖民侵略及其相應的資本輸入，確實給中國帶入了近代工業，但也必須指出，這種工業從來就不是為中華民族利益服務的生產力。除了極其有限的進步因素外，這種殖民經濟對中國產生了雙重負面影響：一是它的每次變動都是以犧牲中國民族經濟為代價的，代價的大小則視民族資本與輸入資本的沖突程度而定，而不管中國民族市場對某種商品的需求程度。二是由發生于東南沿海的殖民戰爭強加給中華民族的殖民工業破壞了中國民族工業生產力的自然發育過程，繼而導致至今尚未消除的中國生產力布局不合理的現實。其具體表現為：工業生產力與其所需的自然資源在空間上嚴重脫離。擁有工業資源的內地和西部地區都不占有與其資源相吻合的工業生產力；而工業產值最高的東部沿海地區卻不具有像內地和西部所具備的豐富的自然資源。

不僅如此，更糟糕的還在于，中國發展農業自然條件最好的東南、華北沿海地區又是中國工業產值最高，而工業動力資源相對較少的地區。

工業與農業在同一自然空間發展導致在一個自然空間競爭：少量的可耕地被大量工業用地擠占，工業污染又導致對農業自然資源的破壞。從長遠看，這都將給中華民族的生存及民族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造成基礎性的破壞。這說明，近代殖民歷史留給我們的工業不改造為我們民族的生產力則不能利用。形成民族生產力大致要有兩個標準：一是這種生產力應盡可能地與本國的自然資源相結合；二是這種生產力應與本民族的市場相結合。不然，這種經濟就不能圍繞著民族的目標和利益運轉。

中國真正的經濟，特別是工業經濟民族化的進程始于1949年。1949年新中國政府沒收了官僚資本并使之轉入民族經濟的軌道。這個過程大致分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政府的目標主要集中在改變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留下的畸型的生產力布局。

我們可以看出，從“一五”到“六五”期間，中國政府一直注重于對中國內地和西部地區的工業投資和開發。40年來，內地工業產值增加40多倍，相當于1949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0倍多。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0.6%上升到1983年的40.5%。在西南、西北地區，形成了重慶、成都、渡口、自貢、貴陽、西安、蘭州等一系列工業基地或工業中心。這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過去那種工業生產力與其相應的自然資源嚴重脫離的經濟格局，并減輕了工業對農業所產生的空間壓力。

在此階段的大規模西進開發浪潮中，曾經喚發出中國人極大的熱情：探礦、開礦、農墾、辦廠。大批青年從沿海奔赴中國的西部地區，獻出了自己人生最輝煌的時光。遺憾的是，由于我們沒有擺脫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的束縛，這次西部開發，盡管作了大量投資卻沒有產生預期的效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政府實行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中國經濟便開始其民族化進程中的第二個階段。這個探索過程至今尚未完結。

如果我們翻開世界經濟歷史地理圖就會發現：各主要經濟大國的近代工業均發軔于沿海，但很快就轉向內地工業資源密集區，至少英、美的經濟歷程是如此。而那些工業長期集中于沿海而又依賴于沿海的國家，恰恰都是落后國家。這就給我們一個啟示：西方發達國家的外向型經濟都是建立在國內民族生產力(包括引入國外的并經民族化的技術生產力)之上的經濟戰略。對于剛剛走上市場經濟軌道的中國來說，更應當首先采用大規模對外開放以有限地形成我們的民族市場機制；第二步再用有限開放的方式，保護和全力扶持國內工業生產力和民族市場，并在其中發育自己的商品經濟和民族生產力；等我們的經濟效益提高到相當程度后，我們才可全面參與國際競爭。英、美的經濟都是沿著這條道路發展起來的，法國、西班牙、荷蘭、漢薩同盟都是在相反的道路上衰弱的。這個歷史經驗，今天仍有借鑒意義。

現在，“世界主義”和“全球化”似乎成了一種壓倒一切的思潮。約翰·奈斯比特在《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中把“從一國經濟走向世界經濟”肯定為現今人類發展的主導方向之一。但是，我們決不能忘記在這種普遍聯合的經濟體系中，各經濟大國從來也沒有放棄貿易保護政策，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的剝削并未減少，世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第三世界國家債務越積越多。這一切都警告我們：世界主義的前提是獨立的民族生產力，全球化的基礎是民族化。世界經濟的聯合只能是在經濟實力基礎上的聯合。沒有實力，在當今世界就無發言權。

實力最初只能根植于民族市場，而中國最有深厚潛力卻有待于大規模開發的市場并不在沿海地區而在廣大的內地和西部地區。中國西部正是中國生產力的走向所在，因此，它對中華民族的復興有著極大的戰略意義。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美國在南北戰爭以前，生產力和市場主要集中在東北部，但美國人并沒有長期沉浸于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政策，而是調頭西進，走“內向型”經濟的發展道路。結果，半個世紀以后，整個西部地區就為美利堅的民族生產力所充溢，為美國迅速跨入世界強國奠定了物質基礎。20世紀初，當美國的民族生產力已達到足以稱霸世界時，他們才打出“世界主義”和“門戶開放”的旗幟——這與英國的經濟史幾乎一樣。

顯然，民族市場的存在與開發，對于落后國家的振興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拿破侖深刻地理解這一點，他進軍埃及力圖扼住英國通往印度殖民地的咽喉，并以此打擊英國。同時，他又用大陸封鎖政策扶持和保護法國民族生產力在歐洲大陸的擴張。遺憾的是，今天我們許多人看不到這一點，面對東西部地區日益擴大的經濟鴻溝，卻以“梯度理論”、“國際經濟大循環理論”及“經濟全球化”來安慰自己，這是一種缺乏歷史經驗的輕率。過多地向外人讓與民族市場，可以帶來表面繁榮，但將弱化一個民族自身的生產機能。東方中國市場，猶如植樹土地，外人在這里植果樹，得到的是植樹能力，我們得到的則是曇花一現的果子，這絕非長久之計。正確的方法應是，盡量少地讓與，盡量多地學習：在讓與“植樹”空間的同時，盡可能多地學到“植樹”技能，從而形成自己的“植樹”能力。會種植果樹，就不愁沒有果實。但是，種樹需要空間，對經濟而言，這個空間就是市場，如果我們把空間讓與完了，我們就所剩無幾了。還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說得好：“力量比財富更加重要，因為力量的反面——軟弱無能——足以使我們喪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們既得的財富難以保持，就是我們的生產力量，我們的文化，我們的自由，還不僅是這些，甚至我們國家的獨立自主，都會落到力量勝過我們的那些國家手里；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已經有了充分證明，意大利共和國、漢撒同盟、比利時、荷蘭、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車之鑒。”【1】

有鑒于此，我們在今天大規模地對外開放的同時，更要倍加珍惜和愛護我們的民族市場，尤其是西部市場，用它來孕育我們的民族生產力。因此，我們應當拋棄所謂21世紀“世界主義”的虛幻，把戰略切實地轉向發展我們自己的民族生產力上來。沒有民族生產力，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民族的自尊和尊嚴以及中華民族新世紀的偉大復興都將是空話。

注釋：

【1】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46—47頁。（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