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的若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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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討作為一門學科的國際政治學的若干理論問題。它試圖把中國大陸國際政治研究的進展與問題，在與歐美發達國家同行的對比中，加以探討和批評。第一部分指出了有關研究對象的四種分析途徑（外交學、政治學、歷史學和方法論）；作者認為，國際政治學是多科學的研究，要借鑒、吸收別的學科的知識和方法，更是一種跨學科的探索，即在新的基礎上做出新的綜合與歸納，“這是它的優勢，是其希望所在”。第二部分側重方法論問題，尤其比較了現實主義、全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研究角度的異同；作者強調，在中國大陸現有的國際政治研究中，雖然已有“分株雜交”趨勢，但“分株”并不明顯，雜交也不夠多樣，三種主要研究角度都沒有充分展開。第三部分圍繞“中國特色”命題作了一些新的批評與探討，作者指出，中國這樣的大國肯定會有獨具特色的國際政治觀，但是“特色”不是說出來的，只能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所謂“水到渠成”）。關于中國大陸國際政治學未來的發展，文章提到幾個可能的生長點：一是撰寫比較系統完整的國際政治學說史；二是對當代國外經典的更加全面的介紹與評述；三是注重哲學思想的啟示和激勵；四是進一步開發精細的、專業化的“個案”研究。全文的強調點有二：其一，國際政治學可以有不同的研究途徑，但對“理論的理論”的討論可能特別需要；其二，中國大陸定會出現符合國情和自身需要的國際政治理論，但它必須建立在廣泛借鑒國外已有的經驗探索之上。

關鍵詞：國際政治學、研究方法論、中國特色論

國際政治理論作為一門學問形成的歷史并不長。在西方，如果從1919年英國威爾士大學（theUniversityofWales）設立世界上第一個國際政治講座算起，國際政治學還不到80歲，比“壽命”長達數世紀之久的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等“老”學科差遠了去；依照某些歐美學者的評價，它仍是一門“落后的學科”。[1]在中國大陸，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嚴格意義上的國際政治研究只是在近一、二十年才剛剛出現，不要說同傳統的學科（如所謂“文、史、哲”等領域）比較其完整性相差甚遠，就是與本世紀初陸續引進的其它西方學問相比也顯得單薄。作為一個知識門類，國際政治學的不成熟是理所當然的。[2]研究對象的探討，對于中國大陸的國際政治學之發展的必要性顯而易見。本文試圖梳理一下與這門理論有關的若干問題，側重點在知識的結構和方法等方面。

一．國際政治理論研究什么？

盡管說起來國際政治研究已有幾十年歷史，但國際政治理論的對象似乎遠沒有被清楚說明和取得共識。追究起來，不外乎有以下幾種主要看法，它們的區分并不是絕對的，但重心的不同卻是明顯的：

1．“國際政治實質上就是外交斗爭”。換句話講，國際政治研究的目標，是政府的對外方針及其各種戰略策略，是各國外交的合縱連橫之術。它基于下述認識之上：國際關系實際上是（或者主要是）國家間關系，民族國家是國際社會的主要成員，非國家行為體是次要的和從屬性的；因此，不論全球化過程如何發展，也不管所謂“經濟的相互依賴關系”怎樣加深，民族以國家為基本代表的事實不會改變，國家是國際舞臺上最重要行為體的事實不變改變，國家利益始終是各國追求的主要目標的事實不會改變，這一切構成了國際政治斗爭、從而也是國際政治研究的主要內容。這當然不止是外交部的官員或政府特別支持的一種見解，它也在學術界和一般老百姓中也有比較廣泛的認同基礎。在中國，“外事無小事”的說法得到了廣泛宣傳，國外各種民間組織（NGO）－－如生態環境保護運動、女權組織、新社會運動等－－傳入的影響有限，國內大眾傳媒對世界事務的報道主要著眼于國家間關系、尤其是政府間關系，因此，人們很自然把國際政治與外交斗爭劃上等號。在大學和研究所，講授或分析“國際政治”時，外交事務占有最大的份量。

在歐美國際政治學界，也有相當多的人持類似的看法。例如，在近代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的發源地－－中世紀后期的歐洲，有外交頭腦和治國方略的思想家和戰略家，多認為國際政治和國家政治應當以政府的對外決策和對內治理為對象。從馬基雅弗利到但丁直至法國的一批“新潮”的政論家、法學家、高級僧侶和神學改革家，均提出過此類的見解。當代美國一位學者的歸納是：“全部國際關系可以描繪成顯赫人物或者由他們構成的集團的外交決策過程。…通過聚焦決策過程，（國際政治研究）才有可能為國家設計出更加有智謀的對外政策。”[3]一本流傳于80年代的美國的國際政治教科書介紹說：“某些作者認為，對外政策研究和國際關系研究是同義詞，或者說不應當在二者差別問題上大作文章。即使他們沒有把本國的對外政策同國際關系等同起來，他們仍認為國際關系領域等于（從理論上說）國家對外政策的總和，或者等于對他們有利害關系的那些國家的對外政策的總和。”[4]

“國際政治等同于外交斗爭或者至少以后者為主要內容”，可能是影響力最大的一種看法，也絕對是應用面最廣的一種見解。從外國情況看，國家對外戰略研究－－如國際博弈分析、國際危機分析、國際沖突和國際干涉分析、核戰略、“遏制”戰略或“接觸”戰略等等－－被政府、國會和多國公司等“重要決策機構”，視為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所能夠提供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從我國情況看，按照筆者的調查，[5]在近年來12個被研究得最多的國際課題里，有7個直接與國家的對外政策有關，它們是：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蘇聯解體的原因和后果分析；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探討；國際范圍“主要矛盾”問題；亞太地區安全與合作問題；冷戰結束后的國際干預問題和聯合國問題；另外還有兩個間接與國家的對外戰略有關，即國際沖突分析和民族主義分析。全球化問題、國際研究的方法論及對國外理論思潮、流派人物的介紹評述等三個課題，只占很小的比重。必須承認，以往學術界對這一角度的優點談得較多，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帶來的問題。國際政治學界（不論外國中國）的大多數人注重的是理論的“有用性”，而且這種功用特別與政策層面掛鉤。“外交學派”的定義有很多長處，但也容易造成研究者的眼界狹隘，尤其是它有可能造成所謂“跟風現象”，即一味盯著外交決策層的動向而喪失必要的學術獨立性；學術損失不說，有的時候，學術獨立性的喪失反過來造成決策層被誤導的后果。

2．“國際政治是一般政治的延伸”；也就是說，國際政治學是從政治學派生出來的，是后者的子系或放大。按照這種見解，政治學與國際政治學是“母子關系”：政治學是國際政治學分析的基礎，是后者之理論和概念的基本來源。這種見解基于一個邏輯的推理：政治學是純粹理論，它在不同層面不同領域的運用就形成了政治學的各種分支，例如：政治學應用到心理分析，便有了政治心理學；應用到地理問題上，便有了地緣政治學；應用到經濟現象中，便有了政治經濟學；應用到國際關系領域，便有了國際政治學。“政治”是什么呢？經典的解釋是：政治是權力，或者說權力關系，政治學是有關權力或權力關系的學問，權力則是人對人以各種形式的控制和支配。這種解釋似乎特別適用于國際政治領域，因為第一，國家及政府是政治學的典型分析對象，而國家又是國際關系中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行為體；第二，權力（當它與國際關系相聯系時常被譯成“實力”或“力量”）是國家間斗爭的關鍵目標，所以摩根索稱國家間政治是“爭奪權力與財富的斗爭”；第三，國務活動家通常被稱為“政治家”，很少聽到地方或企業領導者被賦予同樣的稱謂。

對此，中外學術界有許多認同。在我國，各大學國際政治系把“政治學原理”、“政治學說史”等作為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程，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關研究所的國際政治研究室在吸收新的研究人員時，多半是從大學政治系和國際政治系（而不是經濟系或國際經濟系）招募；在典型的美國大學里，國際政治專業一般設在政治系或政府系，國際政治學協會與政治學協會的會員經常是兼任的，有的著名國際政治學者擔任過政治學協會的主席或被認為是政治學領域某個學派的代表，兩個專業之間從人員到思想保持著非常密切的聯系與交往。從理論上講，很多中外人士都強調，國際政治說到底是用權威方式或者運用實力基礎分配國際地位、價值和資源的過程；如所言，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從國際政治學的著述中不難發現，研究者們使用的語言，很多與政治學有著明顯的血緣關系，它們要么直接來自政治理論，要么由此派生而來，如：決策過程，博弈理論，權力及其均衡，秩序和等級，沖突、戰爭與威懾，地緣政治，國際組織、談判和裁軍，正義與非正義戰爭，解放斗爭和獨立運動，恐怖主義與國際制裁，聯盟與庇護，國際法與國際社會，意識形態和國際宣傳，國際道德，國際革命，國際暴力，國際民主，國際和平與國際侵略，等等。把國際政治學作為政治學分支的觀點的盛行，與以權力政治為核心的現實主義學派在歐美國際政治學界的長期主導地位有關。不過，近些年來，兩個相互關聯的因素對“政治學派”的支配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動搖：其一，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兩極格局的結束，對以固守兩極、提倡勢力均衡和自助哲學為核心的現實主義理論的懷疑大大增加，前述定義相應受到抨擊；其二，隨著國際事務中所謂“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過程的加強，國際研究的范圍明顯超出傳統的權力政治學所及，主張擴大分析領域的聲音或重新思考研究對象的立場，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在中國學術界，盡管程度不如西方，類似的現象及批評也顯著增多；國際政治經濟學（IPE）的新近崛起，和由Huntington的論文引起的“文明與國際關系”持久不衰的爭論，均為明證。

3．“國際政治研究的對象是歷史”，確切地說，是國家間關系史，是近代民族生成以來的各種重大記錄、文獻、歷史人物演講或傳記，是反映在不同單元（個人、集團、政府、組織等）那里的、被記錄下來的國際活動和交往－－如戰爭、革命、聯盟、外交斗爭。按照這種見解，所謂“國際研究”并不是像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和社會學那樣的獨立學科，它并沒有自身的概念體系，而是對國際范圍業已發生的各種事實的精確和有選擇的記載；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國際政治研究只是一種歷史大事記，它應當有自己的邏輯和規律，有篩選史料的網絡與方法，有獨到的啟示及教訓。

在中國，依筆者管見，到目前為止，最好的國際政治分析家均出自于史學家或對中外歷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例如，陳樂民先生對“歐洲觀念”之歷史哲學的總結，對蘇聯東歐解體之教訓的討論，對英法政治哲學思想淵源的分梳和對歐洲文明擴張進程的探測，以及他對中外近當展進程和中外近代思想的比較，無論在思想的深度或是知識面的廣度上都首屈一指；李慎之先生關于“全球化”命題及它對中國文化的歷史性沖擊的多篇杰出論文，不僅開啟了中國學術界對全球化現象的爭論之門，而且引發了一系列的相關思索（如民族主義在當代的世界性復蘇、中國文化發展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東西文化的異同等現象的討論）。他們都以歷史分析見長，都特別強調史學意義上的“國學”和“西學”的價值，也都十分反對某些貌似時髦的“新學”的非歷史態度；他們對當代國際政治現象的深刻分析，主要不是來自學科方法論或各種工具性的理論，而是源于歷史知識的淵博和哲學智慧的啟迪。歷史對他們無疑是國際研究的第一要素。

在歐美學術界，類似見解的最著名代表，是英國歷史學家和國際政治思想家馬丁·懷特(MartinWight)。在他眼里，真正的國際理論應該也只能來源于對國際歷史的總結，它要求作者有一種宏大的歷史眼光和從各種雜亂事件中抓住關鍵線索的敏銳能力。一個好的歷史作品，往往比一打流行的國際政治理論教科書或專著包含更深刻的國際政治思想和理論。例如，關于國家行為的最佳形式，不管是所追求的目標或者是行為的道德方式，只能是勢力均衡的管理，這種勢力均衡思想讀者無法從一般的“國際理論”中找到，卻出神入化地體現在勞倫斯(Lorenzo)論述伊麗莎白女王(QueenElizabeth)、威廉三世(WilliamIII)或俾斯麥(Bismarck)的著作內。懷特的結論是：“有關國際史的作品，無論是涉獵極廣的題材－－如西利(Seeley)的《不列顛政策的演化》，馬廷林(Mattingly)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外交》或者胡森(Hudson)的《世界政治中的遠東》，或是詳細的專門論述－－如薩默勒(Sumner)的《俄國與巴爾干》，甚至索倫森(Sorensen)關于肯尼迪(Kennedy)如何處理古巴導彈危機的專著，比起那些建立在‘新方法論’之上的大量理論著作來，對外交政策的性質和國家體系的運作原理的闡述要深刻得多。”他的簡約公式是：“國際政治＝歷史闡釋”，或者“國際政治＝歷史哲學”。[6]

應當指出，無論在中國外國，上述見識者肯定不占多數，但這為數不多的人往往是真正識多見廣的智者，他們的著述多具有好的歷史作品特有的穿透力，所以他們的思想影響從比例上遠大于他們的人數和作品數量。他們的主要貢獻，在于突出了歷史研究特別是國際史研究的重要性，弘揚了最好的國際政治理論的必然具備的歷史屬性。然而，這種觀點在被認同方面也有它的困難：其一，當代國際政治學領域的多數研究人員并非史家出身，因此不管是知識的結構或駕馭材料方面，很難要求他們（多半是比較年輕的人）具備廣博的歷史觀念和知識，而方法論的東西（如6－70年代以后興起的系統論、信息論和博弈論等）對他們有大得多的吸引力；其二，有的時候，由于“歷史學派”輕視各種“新學”（包括觀點、模式和方法）的作用，尤其是因為貶低國際政治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存在價值，他們的理論容納能力受到削弱，他們的看法也受到不少人的批評。依筆者之見，“歷史學派”本身是有方法的，他們在浩瀚史料中捕捉關鍵線索的出色能力，證明了這種方法的價值及其存在；但這種方法對他們來說是一種下意識的、本能的和內生的東西，屬于與生俱來的品質，它們與那種表征明確的、工具性的方法不大一樣，前者“只可意會不能言傳”，后者可以“臨摹”、易于推廣。

4．“國際政治是一個跨學科的綜合研究領域”。依照這種觀點，國際政治學是一個獨立的學科領域，雖然與其它學科（如文史哲經）相比屬于一個發育較晚的知識門類；它一方面有不同于其它學科的研究對象，另一方面又特別注重多領域的和跨學科的研究；其探索目標以處在國際關系中的所有行為體及其作用方式為中心，以政治學和歷史學對民族國家和世界體系的分析為基礎，以對各種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工具箱”的綜合利用為手段，分析國際事務中具有重大意義的現象和揭示其帶有普遍規律的特征，以應對這一領域的社會需要和知識疑問。“跨學科論者”承認，國際政治理論作為一個單獨的研究領域，只是本世紀以來才受到重視，無論概念框架、學科對象或研究方法都沒有形成像政治學、社會學或歷史學和經濟學那樣的成熟形態。他們指出，國際政治研究的真正開始，在西方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而比較系統和大規模的探索，更晚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政治學學科的相對“孱弱”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因此而否認它的學科屬性和獨立存在的價值。

筆者曾經提出：“從學理看，本質上，國際關系學是一門跨學科的研究，它的對象仿佛是一塊有無數層面而且在不斷旋轉的立方體，每一學科的知識都能部分正確地解釋其中某時刻點的某一個或幾個層面，但任何一個學科的知識又都不足以涵蓋不同時間有不同內容和特點的所有層面。即便作為一門跨學科知識，國際政治學與純粹邊緣性、交叉性學科（如量子化學、模糊數學）或工具性理論（如系統論、統計學）也不一樣。一方面，國際關系學有它自己的成系統的鮮明對象和范疇，如國家主權、國家利益、民族國家、國際社會、國際組織、世界系統、綜合國力、均勢、強權、霸權、帝國主義、國際沖突、國際干涉、國際協調、地區一體化，等等。這使得它區別于其他大的門類，某種程度上像是諸如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一類的大學科（所謂‘一級學科’）。另一方面，國際關系研究必須借助其他專門學科的‘工具箱’，例如，討論國家主權問題時離不開國際法的嚴謹定義，討論國際沖突時常常要使用軍事學的術語，討論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和演化問題時會涉及民族學理論和歷史學分期，討論綜合國力問題時多半要運用統計和計量方法，討論帝國主義和強權政治問題時必須同時有政治學和經濟學知識的幫助，討論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問題時通常要查閱有關的地理書籍，……。一切在當代產生影響的社會變革理論和國際學說，都可成為新的國際問題研究的啟迪源。由此說來，國際關系學既是多學科的研究，要借鑒、利用、吸收別的學科的知識和方法，更是跨學科的探索，即在新的基礎上做出新的綜合和歸納。這是它的優勢，是其希望所在。”[7]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教授指出，國際政治學作為一個“自主學科”的存在，是基于下述事實：它既是人類活動的一個特殊領域，又是知識活動的一個特殊領域；在這一領域，所謂“世界政治”的發生和演進，是處在一個缺少共同承認的合法權威（世界政府）卻同時存在斗爭磨擦又交往有序、歷經變遷又經久不息的國際體系中。這一現象不管是政治學、政治哲學和其他已有的任何學問都沒有探討和不足以解釋的。國際關系理論，就要研究這種既分裂又整合的世界中的各種基本單位、它們的政治和政策、它們的權力和能力，以及影響它們的種種因素和活動。研究國際關系的方法，既可以是政治學意義上的“規范的”（normative）理論和概念，也可以是歷史學中的“經驗的”（empirical）或“因果聯系的”（causal）理論和概念，還可以運用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政策學”（policyscience）方法；但無論是從其他學科借用過來的哪一種方法，它們都被整合到國際政治自成體系的理論中，變成其有機的、有別于原有特性的組成部分。[8]按照這種理解，不僅國際關系學擁有自己完全獨立的一些范疇，如國際交往和外交斗爭、軍備競賽和裁軍談判、地區一體化和全球化進程等，而且，從其它學科借用過來的概念在納入新的框架和背景之后也有了獨立研究的價值，比如，國際戰爭或國際和平顯然不完全同于國內戰爭或國內和平，正如人們不會把國際法等同于國內法、地緣政治等同于選舉政治一樣－－不論其范圍還是作用方式。

應當看到，這種觀點既有它獨特的優勢、吸引力，也有其問題和不足。它強調國際政治研究的獨立學科屬性，為這一領域的全面和深入開掘奠定了基礎；它重視跨學科的邊際碰撞，使原先從事其他學科研究的人進入國際研究的大門并且充實豐富這一學科成為可能；它對于有志從事國際事務的宏觀探索的學者特別具有吸引力，因為它使“大理論”和“戰略設計”享有某種優先權。然而，與學科歷史的短暫相一致，它事實上仍然缺乏獨立的“知識學”基礎，缺少自身成熟的概念系統和方法論。這是它的重大缺點，依筆者管見，如果從中獲得突破，也可能正是它的希望所在。

綜上所述，在中外國際政治學界，對于國際政治理論的研究對象存在著四種意見，即以外交決策分析為主，以政治學意義上的國家權力及其國家間的政治交往和斗爭為重點，以歷史尤其是國際關系史為焦點，以獨立的學科發展和邊緣綜合為目標。也可以認為，它們事實上構成了當代國際問題研究的四種意見及各自的方法論途徑，即決策過程分析、政治學基礎、歷史（思想史）視角和方法論研究。或者，不妨把它們簡單概括為“外交學、政治學、思想史和方法論”的不同角度。盡管學者之間有分歧、有爭論，他們的各自觀點各有所長又各有不足，完全將他們的觀點分個是非、比個高下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想使中國的國際政治理論研究更上層樓，至少應當建立在對這些觀點的了解之上。

二．從什么角度研究國際政治問題？

研究角度的問題，實際上是個認識論的問題。對于同樣一件事情，如果站在不同角度觀察和分析，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這不止是平日生活可以感受到的常識，它亦適用國際政治的研究。上一節討論了“是什么”的問題，從現在開始我們側重于“為什么”和“怎么辦”的問題。

還是以具體的事例說明。

比方講，在怎樣看待當今世界的“南北差距”的問題上，至少可以見到以下三種不同分析角度：

一種是為現狀辯護的角度，我們把稱它為“現實主義學派”。盡管其中思潮、流派雜多，它的基本認識是：現有的南北差距既是各種歷史因素造成的，也是國家間實力和發展速度不平衡的現實結果，這個由歷史和現實的多種作用形成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及矛盾，反映了國際關系結構表面的無政府狀態和實際的等級秩序的基本特征；在這種經久不息、循環往復的國際關系結構中，各國只能“好自為之”，基本上依靠自身的資源和能力，取得應有的國際位置和影響，換句話說，強國大國（尤其是發達地區的強國大國）當然有更多更大的優勢，而小國弱國（特別是落后地區的小國弱國）天生面臨著受到威脅或依附他人的境遇；在這個結構下面，公平是需要的，但不可能有絕對的公平；國際組織能夠起一定作用，各國間的合作和國際法的約束亦可能多少抵消一點強權政治和不平衡經濟擴大的勢頭，但是，由于國際關系的基本特點和各國追求各自利益的強烈沖動，差距和矛盾是永遠不會根本消除的，就象人與人之間不會完全消除差距和矛盾一樣。站在這個角度看待國際沖突的人，十分看重外交手段、聯盟方式、戰爭與和平、各國的長遠戰略等方面，包括不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對抗與緩和的具體途徑，但他們不去“幻想”南北矛盾的根除，他們多把自己稱為“有悲觀傾向的現實主義者”。

另一種是倡導改良的角度，可以叫作“自由主義學派”（在國際政治學中人們也常常把它稱為“全球主義學派”）。這一派同樣有許多分支，但撇開內部的差異，可見到如下的共識：國際關系中的不平等不公正是歷史發展的自然產物，但它經過各國的努力，尤其是國際合作和國際組織的推動，不是不可以改善的；自由主義者承認國際結構的等級性與無政府特征之雙重屬性，但它指出，歷史地看，國際結構并非恒久不變，相反，這一結構處于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中，推動這一過程前進的便是各種要求公正、合理和改革的要求及力量。南北差距及矛盾的處理也應當置于這樣一種歷史觀照下面，就是說，一方面不抱不切實際的“即刻根除”的幻想，另一方面扎扎實實地推動各國間的合作，尤其是發達國家對不發達國家的援助和發展中國家自身的改革開放。自由主義學派特別重視所謂“全球化”與“經濟相互依存”在當代的增強趨勢，認為這一趨勢有助于抵消傳統的權力政治角逐的沖動，有助于形成國家間、區域性或全球范圍的不同層次和不同形式的利益共同體（包括安全共同體和經濟共同體），有助于強化國際社會的“世界性文明規范”（包括市場規范、法制規范、產權意識、自尊和相互尊重）。站在這個角度看待南北關系和全球沖突的學者，多對改善現狀的前景和“雙贏”的結局抱比較樂觀的態度；很自然，他們主張漸變和改良，反對激進的政治態度與手段。

第三種是主張激變的角度，也就是我們熟悉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是：國際關系從它產生以來一直是資產階級國家統治的關系，它是資本主義國內基本秩序之世界擴張的結果；就像資本主義國家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一樣，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當代國際結構是資本積累和循環的國際保障，其制度化表征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少數歐美大國把持的聯合國以及美元為核心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及北約、安理會、國際原子能機構和巴黎統籌委員會在內的國際安全秩序，等等。像資本主義的國內積累造成了資本家和工人的剝削與被剝削、壓迫和被壓迫關系一樣，資本主義的國際擴張在當代造成了南北方之間的依附與被依附、核心與邊緣（包括部分國家的半邊緣）的關系構造。馬克思主義者強烈譴責當代國際關系的不合理和不道德性質，包括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日益擴大的差距”，他們強烈主張以激烈手段徹底推翻或改變現有的基本結構和基本規范；他們不僅指責現實主義學派的“冷漠無情”和“既得利益表現”，同時抨擊自由主義“貌似公允”的虛偽態度，認為這種態度只會麻痹人的斗志、延緩國際范圍的解放斗爭。馬克思主義典型的戰略和策略公式，是各種形式的反抗現秩序的“世界革命”，包括爭取婦女徹底解放、勞動者當家作主、實現財產公有制度和財富的平等分配；具體到南北關系上，他們主張發展中國家拒絕歐美式現代化發展模式，抵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改良壓力，完全獨立自主地探索符合自己需要的道路，同時聯合起來建立全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同樣的角度差別可以應用到對其它許多國際政治現象的判斷上面。例如，對于90年代以來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而出現的世界范圍的所謂“市場化”、“民主化”浪潮，自由主義者是張開雙臂熱烈歡迎，認為它們驗證了自己的觀點，這些浪潮最終會使所有國家受益（程度雖然不一），如經濟發展加快、貿易總額增長、信息革命普及、主權意識減退、國際合作加強、獨裁政權瓦解、民主自由增加等等；現實主義者依然持謹慎觀望態度，認為它們短時間也許會出現自由主義者期待的效應，但從長遠看，市場化的深入可能加劇國家間的各種競爭（貿易保護主義、爭奪資源和市場份額的斗爭、以及信息控制與反控制等新形式的較量等等），民主化的推廣可能使欠發達地區陷入新的混亂與失序局面（如部分前蘇東國家和非洲地區的事例），總之使國家間爭奪權力與財富的斗爭出現新的復雜局面，但各自國家利益的追求和這種追求造成的“你爭我奪”的國際關系性質始終不會改變；各種馬克思主義學派（如世界體系論、依附論和社會批判理論）把發展中國家目前出現的“市場化”與“民主化”斥為西式現代化的再版，是所謂“歐洲中心文明”在當代的幅射與擴張，他們并不認為這種“全球化”會真的縮小核心地區與邊緣（半邊緣）區域的實質性差距，就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關系從來不會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總體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從根本上改變一樣。

舉這些例子，筆者無非是想說明，觀察國際事務，可以有很不一樣的角度，而每個角度可能都有其價值，人們不可能簡單地取其一點而排斥其它。事實上，從我國國際政治學研究的現狀分析，改革開放這些年來，中國學者的研究已經變得比較復雜和多樣化，并不是只有一個角度、一種“理論”。問題是，第一，許多人并沒有意識到已初步形成的多元層化局面，仍然一味地強調某個角度的正確性與獨占性；當某人說“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看待國際事務時，他可能實際上采取的是某種“馬克思主義的現實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的角度，甚至是與馬克思主義完全無關的、純粹現實主義學派或純粹自由主義學派的角度。其實，采取什么角度是無所謂高下的，歧見本來是學術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筆者以為，馬克思主義確實是國際政治學中十分有力的一支解釋理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沃倫斯坦的“世界體系論”和南美一些學者的“依附論”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它們觀察世界的獨特視角和解釋，得到了包括歐美國際政治學主流學派在內的世界學術界的尊重），但由于我們對它缺少透徹的探討和說明，加上某些“聲名敗壞”的“理論”的歪曲肢解，在我們國家的國際政治研究中，馬克思主義反而成了事實上最不受人重視的一派，正式的宣傳與實際的探索像是“兩張皮”。“理論”與“實踐”的脫節，這才是真正最嚴重的問題。第二，在我們現有的國際政治學研究中，雖然已有“分株雜交”趨勢，但“分株”并不十分明顯，“雜交”也不那么多樣；現有的理論研究遠沒有達到“色彩豐富、思潮雜多、學派林立”的要求，已有的理論要么像是別人思想的不充分“移植”，比如中國學術界的“全球主義學派”；要么僅僅是低水平的重復，比如一些以“填鴨式教學”為已任、以“剪刀加槳糊”為手段的某些教科書；要么可能只是以特殊“實踐”定義的特殊“有用性”，作為“理論”適用與否、正確與否、深淺與否的尺度，比如一些低水準的“動態分析”。嚴重之處恰恰在此。我們不是不需要有中國特色的全球主義學派，而是需要真正了解國外研究、又透徹理解本國國情和需要的全球主義學派；我們不是不需要教科書，而是需要既能表現編者的獨立分析能力、又允許學生發揮獨立思考能力的大量各具特色的教科書；我們不是不需要對外政策論證（包括某些動態分析），而是需要高水準的不同領域不同角度的眾多戰略策略論證。

三．“中國特色”問題

分析到此，有必要討論一下國際政治學界頗有爭議的“中國特色”問題，這不止是因為它涉及到上面所說的“角度”差異，也由于它確實關系到中國國際政治學研究的基本出發點。

幾年前出版的拙著《當代國際政治析論》曾經談到過這個問題，我在書中寫道：“中國學者寫國際政治的書，總不希望人云亦云，跟在外國人后面走，但做到這點實屬不易。近些年來，學術界一直在爭論是否應當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的問題，至今尚無共識。我的不成熟的想法是，任何一種有關人類社會的理論學說（如哲學、經濟學、法學、歷史學）本來可能產生不同的學派，國際關系學（國際政治學）也不例外：列寧主義和西方學者對‘帝國主義’現象的解釋各有自成一體的道理，美國人、英國人對‘中心－邊緣’概念的理解同埃及、智利學者的說法又不一樣，中國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謀略術與歐美現代戰略戰術學說有異曲同工之妙。使用的語言、表現形式和思維方式，由于文化背景、歷史傳統、民族性格的不同，一定不會是一式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見到國際政治學的‘歐洲大陸學派’、‘美國學派’、‘日本學派’、‘俄國學派’、‘中國學派’等等，因此講‘特色’也未嘗不可。但我傾向于現階段少講或盡量不講，尤其不要講‘有特色的體系’之類的話。理由很簡單，我們迄今仍然談不上對作為一門學科的國際政治學有多少貢獻－－不論從構架到概念、從命題到論點、從宏觀的歷史歸納到微細的專門研究。中國實際上近一、二十年才出現專門從事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和教學的機構，目前尚處在介紹國外成果、借鑒他人工具、按照通用的分析范式討論問題的階段，我們的發言權不多。中國這樣大，歷史傳統這樣悠久，形成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學的前景是不難想見的；但特色不是說出來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所謂‘水到渠成’、‘功成名就’。現階段不宜多宣傳‘特色’的另一原因是，在經歷了長時間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國人在經濟社會生活中都在淡化意識形態，國際政治研究（以及一般性學術研究）也應當這樣，要把意識形態追求同國家利益追求、對策分析同學理探討、政見分歧同學術分歧區別開來，這樣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學術氣氛的培養。”[9]

現在筆者依然堅持這些看法，但想加上幾點補充意見：一點是，中國這樣的大國必須有、也肯定會有獨具特色的國際政治觀，它與中小國家的情形是不一樣的。小國的資源、人口、地理和經濟，可能決定了它們不得不依附于某個或某些大國，或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存在與發展建立在區域共同體和國際社會的強力支持下；小國可能是完全外向型的、單一的貿易或金融經濟（如Caribbean地區的某些旅游島國），可能是完全衍生型的分支文化（如Cyprus的文化就源于希臘和土耳其兩大民族文化），可能是完全依附型的外交與政治（如被稱為“國中國”的Andorra、SanMarino、Monaco、Swaziland、Bhutan等小國，就絲毫不可能奉行與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南非和印度等國對抗的內外政策）。小國通常不易擁有十分長久的歷史，不易擁有門類齊全的工業，不易擁有學科完整的大學；甚至從統計學意義上講，小國也不易貢獻群星燦爛的藝術家、科學家和思想家，總而言之不易產生具有普遍意義的國際政治理論。中等國家有中等國家的意識形態和外交理念，它們同樣適合了中等規模的人口、經濟、文化和地理特點，譬如講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埃及和哈薩克斯坦這樣一些國家，特別重視多邊外交、國際組織、區域安全共同體等問題，這些國家的國際政治學者對它們常有精彩論述，但中等國家鮮有涉及國際政治結構和規則的宏觀理論貢獻，它們的思想家往往把自己的創造力聚焦在國際關系的“中觀層面”（medianlevel）。[10]

國際規則歷來是大國制訂的，國際關系理論的基本構架也一向是由主要大國的學者提供的。嚴格意義上的大國，從來不會長時期地完全依附他國，不論是政治經濟或者思想文化，除非它（們）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國對他國的依附，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從歷史上看，大國巨大的幅員和人口所以能夠凝聚在一塊領土之內，必然有它獨特的文化基因作用，有它獨特的政治架構發展，有它獨特的經濟方式支撐；大國之間互相抄搬的情形極為罕見。從當代國際現實觀察，國際關系里沒有一個真正的大國沒有自己的國際政治觀念，只不過在有的國家那里這種觀念可能比較成型和理論化，在有些國家中則不那么系統齊備。美國和蘇聯自不待言，英國有“國際社會學派”，法國和德國各有“歷史社會學派”和“社會批判理論”，日本人特別重視“霸權后時代和霸權后結構”，連印度也出過圣雄甘地的“和平理念”和尼赫魯的聯合第三世界抗衡西方列強的思想。拿我們自己國家看，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直至、鄧小平，都提出過引起世人高度重視的、產生廣泛影響的思想，尤其是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斗爭策略、游擊戰理論和人民戰爭思想曾經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產生過重要作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也令“非歐洲中心主義”的現代化發展模式變得更有吸引力。盡管目前中國仍然缺乏能與某些發達大國相比的國際政治理論，但前景是可以想見的。中國人－－從決策者到知識分子直至普通百姓－－經過改革開放這些年的風風雨雨，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國家，無論對內對外政策方面完全依靠別國提供的經驗和模式（哪怕再好的經驗與模式）是行不通的，中國必須有自己的發展戰略和國際政治觀；同時，有更多的中國人開始重視本國的悠久歷史文化及豐富的思想淵源，實踐和理論的探索工作正在各個領域展開。從某種意義上講，所謂“中國特色”也就是中國人自己的視角、自己的觀察和自己的結論，如果我們把這種視角精確化全方位化，把這種觀察深入化系統化，把這種結論理論化邏輯化，自然就有了“中國特色的理論”。

然而，僅有好的意向是不夠的。我想補充的另一點意見是，富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理論學說體系，只有在中國學者全面地透徹了解國外、尤其是發達的歐美國家有關研究的基礎上，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一番努力，才有可能建立起來。這甚至不是充分條件，而是起碼的前提條件。邏輯上講，它是任何人都不難理解的道理；然而實際生活里，它又是一個需要千辛萬苦的努力才有可能被人接受的東西。所謂“邏輯”是指，如果你不知道別人擁有什么或正在創造什么，你是不可以向世界宣布你的“特色”的。常言道，有比較才有鑒別，但在我們日常國際政治研究當中，大量出現的卻是一種反邏輯的現象：許多自稱有“特色”的理論、學說和觀點及教科書，是在作者編者基本上不了解其它國家的同類作品及其思想的情況下，甚至是在作者編者完全不懂外文、從來沒有接觸過第一手的外國研究資料的情況下，生編硬造出來的或者生抄照搬出來的。也許，大國的國際政治學者有可能在不諧外文的條件下建立自己的理論，這一點畢竟與小國的同行不大一樣；但大國的國際政治理論家至少也應當通曉已譯成本國文字的國外同行的著作，比如說，當一個人宣稱自己創造出了“富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戰略理論”或“有中國特色的外交策略”時，起碼這意味著這類理論不同于美國和前蘇聯等國同行的國際戰略學說或外交政策學說。但據筆者－－順手舉一個例子－－對目前國內大學使用的近十本國際政治教科書的考量，作編者們在自己的創作過程中似乎很少留意近十年來被譯成中文公開出版的為數不多的國際政治譯著，至少從教科書的字面上見不到這方面的批判借鑒工作。[11]國際政治學與中國傳統的“文、史、哲”不同，它本身是一個被移植的、幼稚的學科，如果沒有對國外知識及其進展的洞察，大概很難談得上真正的“創造”。

改革開放的近二十年中，我國的國際政治學理論研究從無到有、從相對單一到逐漸多樣，應當說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看看“”期間和此前的狀況，看看現在的眾多研究機構和學術刊物以及招生盛況，看看學術界渴望進一步發展、渴望獨樹一幟的強烈愿望，就知道這種進步有多大。然而，筆者以為，現在還不是自滿的時候，我國國際政治學的研究水準距國外同行還差很大一截。冷靜地觀察，我們目前所處的階段可以視為“基本具備自我意識”的階段，包括學科建設的強烈意識、批判借鑒外國經驗的審視意識和探索中國視角的自覺意識等，它明顯超出了此前僅僅是應付政治任務或教學工作的階段，也即我常說的所謂“撞擊反射”式的被動且無意識的狀態。但是，這并不等于對外部的了解已經很夠，更不等于我們的學問做得很好；迄今為止中國國際政治學界連一本探討本學科研究對象和方法論的專著都沒有，這與經濟學、社會學甚至法學界中國同行的成就相比令人汗顏。中國學者仍然需要象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剛剛改革開放時那樣坦承差距和虛心學習，需要那么一種精神狀態。這既不是崇洋迷外，也不是食洋不化，更不是否認建立中國人自己的國際政治觀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恰恰相反，學習是為了更好的創造，借鑒是著眼于真正的特色，只有踏在別人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才會實現新的超越。在功夫未到以前，出現的只有虛驕之氣，造成的僅僅是“沙灘上的建筑”。

那么，具體到研究領域，我們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進，還存在什么缺失呢？這里，筆者僅僅結合自己近一段的研究體會，談點不成熟的看法；所列舉的問題既不帶有重要性的順序，也不是一個面面俱到的清單：

第一，我們可能缺少一部比較系統完整的國際政治思想史。在其它很多學科領域里，中國同行們已經寫出了或正在努力撰寫本專業的思想史學說史，如經濟思想史、政治學說史、史學史等等；而中國國際政治學界的努力－－包括任何大學的教科書或任何專業研究作品－－到目前為止只梳理了國際關系的歷史，卻沒有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史；現在的大學教師或研究人員，大概只有一本譯著《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可以當成國際政治思想史方面教研參考書。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當一種學說的思想形成脈胳尚未被摸清以前，是不可能建立新的比較完整的理論的。我以為，在這部國際政治學說史或思想史里，對“理論國政學”的描述和分析，應當占有重要份量。所謂“理論國政學”，指的是“理論的理論”，即有關國際政治學建筑的基本問題的分析，如同理論社會學、理論歷史學和理論經濟學的奠基作用一樣。當然，這部國際政治學說史，還應當全面敘述和討論從近代國際關系產生以后思想家們對國際關系的討論，包括歐美的Machiavelli、Hobbes、Hegel、Kant、Marx等人直至當代的各種學派，發展中世界的Gandhi直至當代的S.Amin、I.Wallerstein、列寧、斯大林直至前蘇聯東歐自成一體的各種論述，中國的嚴復、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鄧小平直至當代中國學術界，等等內容。一本由中國人自己寫的《國際政治思想史》或《國際關系理論史》，可以被看作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理論”的一個認真的努力。

第二，我們可能缺少對當代國際政治學經典作品的全面介紹，特別是缺乏對80年代以來國外學者的工作及主要作品的分析。改革開放以前，除了極個別的“供批判用”的翻譯作品外（如基辛格的《選擇的必要》等），國際政治學界的主要著作、尤其是探討學科建設理論的著作基本上沒有介紹進來；80年代中期以后，國內學術界陸續翻譯了一批公認的經典作品，如H.Morgenthau、K.Waltz、M.Kaplan、J.Burton、H.Cardoso、R.Keohan和J.Nye等人的主要代表作，這方面上海倪世雄、金應忠和馮紹雷等學者的工作，北京鄧正來、宋新寧、王緝思等組成的《國際政治學漢譯名著》叢書，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總起來看，我們不僅對國際政治學的古典代表作介紹得不全（如雷蒙德·阿隆、沃倫斯坦、莫德爾斯基、昆西·賴特、伊薩克·阿明、馬丁·懷特和漢迪·布爾等國際政治思想大家的著作，又如“國際社會學派”、“學習進化理論”、“功能主義理論”等，就完全沒有翻譯介紹過來），特別是對于國外80年代以后、尤其是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以來的研究進展，包括各種新的重要思潮、學派和方法論（如“新自由主義”、“國際生態政治論”、“建構學說”、“認同學說”、“后實證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國際批判理論”和“國際女權理論”等），國內學術界注意得不夠，幾乎沒有任何系統介紹。依筆者觀察，這些新的理論流派中，除個別屬于工具性、方法論的派別外，多數都是“實體性”理論，即有自己的本體論和價值觀、有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和范圍的理論，它們對于建立一個基礎扎實、門類齊全的西方當代國際政治學起著重要作用。

第三，我們可能缺少哲學思想的啟示和激勵，缺少國際政治學之外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滲透與幫助。在中國，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度有過的“哲學熱”之后（它與破除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對哲學的強烈召喚有直接聯系），近十余年來，哲學思維和方法對包括國際政治研究在內的中國社會科學的激發推動，似乎處于冷凍狀態，人們很少感受到作為這種“智慧”之學的幅射。而在80年代以后的歐美國際政治學界，哲學的啟迪功能似乎越來越明顯，典型的事例有“羅馬俱樂部”首創的可持續發展觀念對思想界的深刻影響，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特別是哈貝馬斯的哲學“社會批判理論”對西方國際政治研究的持續沖擊，以及結合了大量哲學思考的所謂后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和后實證主義等“后學”對舊的以權力政治為中心內容、以科學主義實證為主要研究途徑的正統國際政治主流學派的強大挑戰。在閱讀的過程中，筆者深深地感覺到，它們也許不能給人直接提供政治觀點、價值判斷或解釋困惑的具體途徑，但它們能夠刺激人的想象力，加強研究者的審視意識，尤其有助于超出文本進行思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中國新一代國際政治學者所缺少的或最需要加強的，主要還不是具體的學說觀點或專業知識，而是哲學辯證思維及其方法論的錘煉。也許，中國的哲學界與國際問題研究界的協作密切之日，就是高水準的“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學”有望形成之時。同理亦適合于國際政治專業的學者對其它學科的“工具箱”的借用。筆者并不是說中國學者非要照搬西方同行的“系統論”、“信息論”和“決策論”，而是希望有一天我們也能夠像他們那樣，用各種自然科學或其它現代的方法，建立起中國人自己的學派和論說。

第四，我們可能既缺少“實用主義”以外的其它學派，也缺少精細、專業的個案分析。如前所述，中國現有的國際問題研究，多半是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和全球主義等學派觀點的混合，有的時候再加上一點“傳統文化”；它們的基本取向是實用主義的，它們的研究途徑多半是動態跟蹤式的，它們的分化與組合既不明確、也不有力。舉一個例子：在對外政策分析和時下流行的所謂“大戰略”研討中，國家利益的指導思想、“外事無小事”的教誨和“敵我友”界限的警惕，每每總是支配絕大多數文章和討論的主題與主調，它本身也許可以理解，問題是這之外的其他見解和流派（包括純粹馬克思主義的論點）始終得不到充分闡述和發揮。對比一下經濟學、社會學等相對先進的社會科學學科在當代中國的狀況，中國國際政治學界內部形成的學派分支顯然少得多也弱得多。由于探索不充分、見解不多樣，新的流派難于發育，中國的國際政治學始終長不成一棵根莖粗大、枝繁葉茂的大樹。這當然是任何真正期待“中國特色”早日形成的人所不愿見的。與低水平重復的總體局面相一致，我們的個案研究、專題分析與國外相比少得可憐，多數“變成鉛字”的文章和專著并沒有在某個專題或領域上深究下去。對比之下，筆者很喜歡（不是同意、更不是“盲目崇拜”）國外一些同行的專題作品，例如J.Nye主編的《能源與安全》、IainJohnston著的《文化現實主義：中國歷史上的戰略文化與大戰略》、J.Elshtain的《女人與戰爭》、P.Katzenstein主編的《國家安全的文化》、M.handel的《國際體系中的小國》以及Hungtington的《文明沖突論》等等。這些屬于國際政治學的專題著述，能在一個小口上切得很深，把相關的資料或爭論包攬無遺，對有興趣的讀者實在有益；而且，我想加一句的是，它們的數量相當多，盡可任不同志向、趣向的學生和批評家深究點評。

理論或許是“灰色的”，但理論工作者不能以此為借口，拒絕按照實際生活的步履，更新自己的思想觀點。面臨世紀之交的中國國際政治理論工作者，應當瞄準國外同行，有一個新的起點。

[1]JimGeorge,"TheBackwardDiscipline:SomeIntroductoryComments",thefirstchapter,"(Re)IntroducingtheTheoryasPractic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iscoursesofGlobalPolitics:ACritical(Re)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ublishedbyLynneRiennerPublishers,Inc.1994,P16.

[2]前蘇聯東歐等國的國際政治學研究狀況大致與中國大陸接近，有關情況可參見:MargotLight,"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heSovietUnion";LeonMangasarian,"ImOstenNichtsNeues?InternationalStudiesintheGermanDemocraticRepublic".bothinHughC.DyerandLeonMangasarian(eds.),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StateoftheArt,publishedbyTheMacmillanPress,LTD,1989,PP229-243,PP326-339.

[3]FrederickS.Dunn,"TheScope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StanleyHoffmann,edit.Contemporary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P15,byPrentice-Hall,Inc.1960

[4]詹姆斯·多爾蒂（JamesDougherty）和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RobertPfaltzgraff,Jr）合著：《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Contending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年10月翻譯出版，第27頁。

[5]1995年上半年，筆者曾經參加李琮教授主持的一項國家重點課題，內容是八五計劃期間“我國國際問題研究現狀、成就和問題”。之后，筆者寫成一份報告《中國國際政治研究領域的現狀、成就及建議》（不供發表），本文的部分內容便取材于此報告。

[6]6．MartinWight,"WhyisTherenoInternationalTheory?"inJamesderDerian,edit.Internationaltheory,CriticalInvestigations,PP15-35.

[7]7．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17－18頁。

[8]StanleyHoffmann,"InternationalRelationsasaDiscipline",inS.Hoffmannedit.ContemporaryTheor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1960,byPrentice-Hall,Inc.PP1-4.

[9]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出處同前，第11－12頁。

[10]有關“中小國家的意識形態”、“中觀政治學”等概念，是歐美國際政治學界80年代以來新開發的一個研究領域，例如可參見：MichaelHandel,WeakStatesintheInternationalSystem,1990.fgvffvpublishedinGreatBritainbyFRANKCASS&CO.LTD.

[11]這里所說的“國際政治教科書”，范圍包括國際政治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與世界經濟等課目的教材；從80年代中期以來，按照國家教委的規定，所有綜合性大學的文科（尤其是國際政治系和國際經濟系等專業），都必須開設上述課程，從而一大批教科書應運而生。此處所指的“外國譯著”，是那些嚴格意義上的國際政治或國際關系作品，如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卡普蘭的《國際政治的系統與過程》、多伊奇的《國際關系分析》、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基歐漢和奈伊的《權力與相互依賴》、約翰·伯頓的《全球沖突的國內根源》以及多爾蒂等人的教科書《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其數量有限，估計不會超過二十本。（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