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靠近八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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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最恐慌的4月底，法國總理拉法蘭訪問了北京。在中國政府與外界的交流大多已經取消的背景下，拉法蘭的訪問，讓人產生意外和非同尋常的感覺。輿論在當時的看法是，這次訪問，主要是法國同中國協調在伊拉克戰后重建問題上的立場，以及簽訂若干經濟合作協議。這是法國尋求突破外交孤立的一次戰術行動。

一個歷史性的突破

有一項對雙方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成果顯然被忽視了，那就是法國邀請中國參加由法國做東道主的八國集團(G－8)首腦峰會。5月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證實了這個消息。

八國集團首腦峰會下個月在法國的埃維昂舉行。這個一年一度的峰會，是大國討論經濟政治議程的場合，自然，峰會反映著世界上最發達、也是最強大的國家對目前世界上主要問題的看法。這八個國家，預測中2003年的GDP總量，達到33萬億美元。在政治上，八國之中，有四個國家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當今國際秩序的主要組織者和國際議程的規定者。在軍事上，八個國家包含了世界上主要的核大國，軍事實力無與倫比。

近年來，國際上存在著要求中國參加八國峰會的強烈要求。最近幾年，每年八國集團峰會召開前后，總會引起一陣討論，就是中國應不應當參加八國峰會，東道主也總被問到是否邀請中國參加。事實上，也總是有一些國家，表示希望中國能夠與會。而中國的態度也總是一貫地予以拒絕。

因此，中國今年接受法國的邀請參加峰會的有關活動，就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

阻礙中國參加G－8的理由趨于消失

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參加八國集團首腦峰會，就成為中國參與世界事務邏輯進程中一項難以回避的歷史性課題。

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參與八國集團有關會議的邏輯愈發清晰。原因十分明顯：中國是一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政治經濟大國，是一個擁有巨大潛在不確定性的力量。正如中國領導人和世界貿易組織的領導人均一再強調的，沒有中國的參與，這個組織就不能說是完整的。對于追求代表性的八國集團而言，這句話也一樣適用。

但是，中國一再拒絕參加八國集團有關活動，主要出于兩個理由，其一是：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而原來的七國集團（G－7）和后來的八國集團，是發達工業化國家確定和討論世界議程的組織，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有與他們完全不同的問題，有自己特殊的議程。其二是：中國希望在聯合國的體制下，討論國際問題，制定世界議程，而不是由某些國家集團代替聯合國，當然也不會同意由幾個發達國家決定世界事務。

隨著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世界形勢的演變，尤其在“9·11事件”之后，伴隨一個新的國際體系的發軔，上面的兩個理由，都面臨著調整的必要。

第一個問題，在新的國際體系背景下，就是這樣一個問題：發展中國家如何看待全球化？如何加入全球化進程？我們知道，近年來，八國集團峰會的后面，總是有一批“尾隨者”，即全球化的抗議者。一個發展中國家，是否就應當像那些“尾隨者”一樣持一種抗議的姿態呢？是否像他們那樣成為會場外面的叫喊者呢？當中國的經濟已經深刻地融入世界經濟，其經濟實力已經得到巨大提升的情況下，“門外的抗議者”與國家的利益是沖突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師史蒂芬·羅奇向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提交“2003年預測”報告指出，中國創造的增長相當于2002年全球GDP總增長的17．5％，其增長貢獻僅次于美國。2002年中國制造業取得的增長占全球同范疇增長的29％。羅奇認為，今天的中國正為全球疲弱的經濟增長作出了高度不合比例的貢獻。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也顯示，1980年到2000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GDP(PPP)增長的貢獻率為14％，僅次于美國(20.7％)，排名第二,而位列第三的日本,其貢獻率只有中國的一半，僅為7％。中國對全球貿易增長的貢獻目前已躋身世界前三甲,不久將取代日本成為亞軍。

也許有人對這些數字會提出質疑，但是，中國的經濟已經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則是沒有疑問的，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是這樣看中國的，而如何“看”往往決定著如何“待”，別的國家對待中國的方式，顯然已經不同以往了。與此相應，盡管我們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但是，我們“看”發達國家的方式也需要轉變，“待”他們的方式也應當轉變。實際上，這樣的變化，一直在進行。

第二個問題，在冷戰結束、尤其是在剛剛結束的伊拉克戰爭的背景下，實際上就是聯合國要不要改革，中國如何看待它的改革問題。對于這個問題，國際上已經形成了廣泛的共識，就是聯合國需要改革以適應新的世界形勢。中國對此改革應當支持。

聯合國體制是“二戰”的產物。它反映了1945年戰勝國主導下的國際格局。其目的是為了防止國與國之間發生戰爭，也就是維持和平。但是，冷戰結束以來，戰后體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球化、區域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恐怖主義成為主要的威脅等，都沖擊著二戰后建立的國際架構。在這樣的背景下看，改革聯合國體制，確實勢在必行。

比如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構成和否決權問題。這是目前最為突出的問題。就結構來看，目前的五個常任理事國顯然不能反映國際權力現狀。比如印度有10多億人口，而法國只有6000多萬人口，但是后者卻能夠否決掉任何自己不喜歡的決議。就否決權本身來看，這種權力是否合理呢？有學者認為，否決權是一種特權，而不是一種權利。

再比如聯合國的執行能力的問題。聯合國決議的執行，要委托給具體的主權國家。而人們總是擔心，受托執行聯合國決議的國家，會悄悄地塞進自己的私貨。比如，1991年的海灣戰爭得到了聯合國的授權，但是，還是有輿論認為，美英等盟國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開戰的。對于不遵守聯合國決議的國家，往往徒喚奈何，制裁也解決不了問題，而且制裁無法把政府同人民區別開來，受制裁傷害最重的,是那些本來就遭受國內制度傷害的人民。中國是聯合國體制的主要建立者和受益者，那么中國對于改革聯合國究竟應持什么態度呢？總的來說，支持聯合國改革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也是這個組織繼續擁有合法性的條件。因為，作為聯合國創始國，中國是聯合國合法性的重要來源。而重建聯合國的合法性，更需要中國的參與。

相對于“二戰”后敦巴頓橡膠園會議時，中國目前的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力量已經極大地提升了，無論從絕對方面看還是從相對力量看，都是這樣。當時的一流強國，蘇聯、英國，目前都衰落了，法國作為歐洲的代表，在當時是一個弱國，現在仍然是二流國家。而中國則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更重要的是，中國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聯合國的任何改革都應當尊重這巨量人群的權利。鑒于此，我們應當積極推進聯合國的改革，把建立民主的國際體系作為一項基本的國家目標，以使聯合國適應新的權力現實。

再者，從上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逐漸擺脫了孤立狀態。中國融入國際組織的進程，與國內的改革保持了同步，前者有時甚至是國內改革的前提條件。也就是說，國際上的形象和承諾往往成為國內改革進程的摹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動力。中國政府先后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簽署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2001年2月28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批準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目前中國已批準或加入了18個國際人權公約。這些承諾，也是國內經濟、政治民主改革的方向。這也是中國國家利益之根本所在。推動聯合國的民主改革和聯合國憲章民主精神的普及，也就是推動中國的國家利益的實現。

由此可見，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國際格局的演變，以及中國國內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改革，上述兩項阻礙中國參與八國集團峰會以及最終參與該組織使之演變成九國組織（G－9)的理由，已經趨于消失。

SARS強化了對中國的焦慮

如果說中國接受法國的邀請參加八國集團峰會的有關活動，是近年來客觀形勢使然的話，那么，恰恰是今年參加，則與中國以及世界正面臨的SARS挑戰有關。

SARS以中國最為嚴重。對中國來講，這首先是一場嚴重的外部沖擊。但是，在全球化的結構中，這一外部沖擊，首先在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以及群體心理中引起了強烈振蕩，因此而內化為一個內部事件。然后，又引發了全球規模的振蕩，構成了國際社會的內部事件。現在，觀察家們很少有人把這一沖擊再簡單地看成是外部沖擊了。

人們已經就SARS的影響作出了分析。在它對中國各方面的影響中，我認為，最長久和最嚴重的恐怕是中國的自我認知方面。

一個國家的自我認知包含著對本國體制、實力、目標及形象的一系列描述。它是一個綜合性概念，是對自我的一種體認，這種體認一般是由政府主動建立起來并進行系統維護的。它構成了一個社會在一個特定時期中主流的意識形態。它不必是精確的，相反是輪廓性的，相對模糊的。而這樣的自我體認，集中地體現在一個國家的外交形象中，體現在一個國家希望向世界表明的意圖、目標，以及通過某種預定的政策和外交行為，為世界留下特定的印象。這些構成了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由國際形象、外交形象等確立的自我認知，又是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之根本。

美國《外交》雜志前主編法里德扎卡利亞指出，不同的國家或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外部世界的意圖、目標和傾向就是一個國家的利益，利益“與國家目標、傾向和意圖可以互換”，“利益指的是國家的目標或傾向”。

國際上追求著各自利益的國家，同時也就是追求著自己的自我體認或形象。一個國家的對外關系，只有從這個角度理解，才是全面的和準確的。

近年來，我國的自我認知包含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國家，經濟上是“一枝獨秀”，是最好的投資東道國。第二，隨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已經融入了國際社會，是“負責任的大國”。第三，中國的發展，不會對世界構成威脅。這樣的自我形象，一直以來，也不斷遭到質疑，“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輸出通縮論”等等一直響徹國際輿論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未來前景感到難以把握，對于中國，國際上存在著普遍的焦慮。而在中國國內，也存在著如何對待國際組織的問題，存在著對自我定義的焦慮。

SARS造成的影響幾乎涉及到以上幾個方面的自我認知，應當承認，它加劇了國際上的焦慮，對中國的國際形象，形成了嚴重的損害。截止到5月11日，國際上有114個國家，對中國公民采取了程度不一的外交措施，這是前所未有的。SARS同時也加劇著中國國內的焦慮。

SARS強化了與西方的聯系

雖然上百個國家對中國采取了隔離措施，但是，不能把這些措施理解為歧視。因為在中國國內也同樣采取隔離措施。這些措施只是昭示了：中國因素、中國問題確實是一個國際問題。在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將共同分享重大的問題。所謂的隔離中國，只是證明了中國與全球的一體。

《歐洲時報》援引法國主流報章的評論：“這次危機表明，在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公共衛生已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衛生問題，而是經濟問題；它不再是某些國家的問題，而是全球的問題。‘非典’危機不僅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換言之，我們都是中國人！”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對這句“我們都是中國人”不能無動于衷。這句話觸動了筆者的心弦。在這一刻，我們知道了，人類實際上有很多的共同之處，雖然國家之間總是存在著分歧，可是，分歧并不總是敵對。

中國參加八國集團峰會“南北方領導人對話會議”是一項有重要意義的決定。它有助于消除國際上對中國的焦慮。由于隨著中國積極參與八國集團機制，中國強調的聯合國體制也將獲得改革的動力。假如八國集團朝著“8＋1”的方向轉變，那么，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都盡數在其中了，這樣的機制，對于提高全球管理的效率，有積極作用。

我們有理由相信，法國的埃維昂是中國重建自我體認的場所，是作出重大承諾的場所。SARS因此而成為溝通的觸媒，成為中國與西方關系中的又一個轉折點。（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