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化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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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進國家的教育總是容易急功近利。因為現代的政治制度、物質技術似乎都是現成的，既然人家已經靠這些制度、技術取得了成功，我們照搬來不就行了？后進國家可以大大節省探索、嘗試的成本，這是后進國家的后發優勢。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后發優勢的另一面就是后發劣勢，其表現之一就是整個教育體系的實用化和政治的技術化。

既然先進的制度和技術是現成的，而我們要追趕別人，那我們就需要快速在社會普及這種技術性知識，因此，后進國家總是會建立一個非常強大的教育部門，從教育流水線上培養出一大批掌握現代技術知識的人才。這里的技術不僅是指一般意義上的科學、工程技術，也包括治理社會的技術。

在這樣的社會中，社會的愿景和藍圖已經是現成了，關于它的知識，具體地由一個人或者一群人所掌握。這些人既掌握著最高的權力，也掌握著社會發展的秘密，也就是說，他們同時也是最高的精神領袖。其余所有人的任務，無非是他們按照科學的、先進的設計方案自上而下地重建社會而已。只有一個人或一群人靠神啟來總體命令，其余的人只是執行而已，整個社會的架構，就是一個龐大的執行機構，從最高級的政府官員，一直到偏僻地方的農民。

在這些社會的政治中，民眾不需要懂得政治。他們的確被動員起來了，比如在伊拉克，就有百分之百的投票率——因為那里有百分之百的支持率——被卷入政治過程中，但他們不過是政治的手段而已，他們自身利益的意志是無關緊要的，除了欽定的政治個正確的意識形態之外，這個社會是不存在任何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官員們也不需要懂得政治，他們只需要懂得治理的技術即可。

在這里，我們需要解釋一下治理技術與一般意義上的政治的區別。它大概相當于政治家與官僚（但官僚所需要的專業知識是各有不同的，見下文）的區別。政治家需要進行說服、從而自下而上地獲得認可，它的權力來自于這種認可。而官僚是靠向他人出售自己的專業知識而獲得授權。政治意味著目標的多元化，因而才需要政治說服能力。政治家會提出不同的訴求，他需要猜測民眾的心理，投合民眾的心理，因此，他的權力的來源是多樣化的。而技術官僚的知識是單一的。因為它所面對的買主是唯一的。政治家所考慮的是合法性、正當性問題，而官僚主義所要考慮只是效率。

大體上，政治家相當于政治市場上的企業家，而官僚則不過是政治市場上的技術工人和管理專才一樣。只有在政治訴求多元化、并且各方均在既定的框架中和平地解決爭執的時候，才有政治。只有在立法機構認真地審議預算的時候，當民眾可以對稅款有發言權的時候，在政府僅僅是執行法律、維護社會秩序和宏觀經濟穩定的時候，才可能出現政治和政治家。

在自上而下地構建的社會中，政府本身就是一個用于實現唯一的政治和唯一正確的意識形態的治理體系，是一套技術體系。但其發展的前后階段，技術的內涵是不同的。在政治的主要內容是改造社會、塑造新人的時代，技術知識的內容就是那一套意識形態，官僚就是掌握這種意識形態知識的人。在這個階段，大學大量地生產掌握掌握意識形態知識的人才。最典型的如歷史學，總是顯學。

在意識形態消退之后，經濟建設成為政府合法性的主要來源。則政府所需要的知識，正是組織經濟活動的知識。

在這里，我們會碰到另一對互相對立的概念：“交換”（catallaxy，米塞斯、哈耶克、布坎南都曾使用過這個概念，鄧正來將其譯為“偶合秩序”）與經濟。

在以私人財產權和有限政府為制度框架的社會中，經濟活動的本質乃是分立的個體、基于對于自己利益的正確認識而自愿進行的互惠的交換活動；政府的經濟職能僅限于為私人從事經濟活動創造良好的制度框架，及致力于維護公正的法律體系，使個人能夠形成穩定的預期，并使商業承諾得到執行；即使是手伸得比較長的政府，也不過是在此之外，再承擔起維護宏觀經濟的穩定的任務而已。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政府不可能直接組織經濟活動，因為政府所支配的資源在整個社會資源總量中是相當有限的，即使政府可以直接支配這些資源，其憲政制度安排對于政府的角色也有嚴格的限定。這樣的社會的經濟活動就是一種交換體系。

但在中國，大部分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于是，在這里，經濟恰好就是哈耶克在區別交換秩序（偶合秩序）與“經濟”時所說的經濟（見《法、立法與自由》第二卷第十章），即“人們應當根據唯社會論的理路來管理并根據某個單一的計劃來指導這些經濟，進而使他們為某種統一的目的系統服務”。（鄧正來譯本，第二、三卷，P190）在這樣的社會中，經濟建設的含義就是政府安排、組織、指揮經濟活動。不管是城市的建設，還是工廠的組織，還是貿易活動，甚至證券市場，均由政府親自指揮、調度。即使在私人財產權有所發展的時期，政府的管理模式依然是自上而下地安排。

面對這一全面構造社會的任務，官員所需要的，便不是法律知識——法律知識的本質是一套抽象的原則，而需要用抽象原則分析具體案例；也不是經濟學（其實應當像布坎南那樣將其稱為“交換學”或如米塞斯那樣稱之為“人的行為學”）知識，經濟學研究的是個體在市場如何進行交換、并在交換過程中形成的規則；他們所需要的僅僅是有效地安排社會資源的知識，需要的是從事社會工程的知識。

因此，我們看到，不管其所追求的目標是改造人（意識形態時代）、還是創造財富（發展經濟的時代），其目標都是單一的，而且這個目標是自上而下一以貫之的。也就是哈耶克所說的，整個社會乃是根據一個統一的計劃支配資源（包括人）以追求一個一致的目標。

因此，在這里，盡管操縱整個體系正常運轉的人（官員）所需要的知識，其處理的對象是人的活動和社會秩序，但這些知識卻仍然是技術性的。官員支配資源的權力是自上而下授予的，其正當性是無可懷疑的，它也不需要通過政治途徑動員民眾支持他的建設方案，他只需要一貫目標劃一、且行動連貫的體系執行情況自上而下獲得的指令即可，也即他只要在在整體的方案中找到自己的小方案的恰當位置然后執行就是了。他所要考慮的只是他所掌握的資源的利用效率問題。計算效率問題當然是工程專家最拿手的。

因此，我們看到，在意識形態時代，是由政治工程師掌握權力，有所謂外行領導內行的說法，因為那時統一的目標就是改造人，塑造新社會，官員需要掌握的就是教育、控制人的思想的技術性知識；而到了后意識形態社會，從上到下——不過也許最高的那個權威除外——差不多總是工程師掌握著從上層到基層的權力，因為這時候，官員需要掌握的就是最有效率地安排資源的技術性知識。

不管在那種情況下，這種通過全社會動員而追求某一單一目標的制度，都是非常富有效率的，因為它能集中所有資源用于實現一個被批準的目標，這一目標被賦予神圣地位。但相應地，它必然限制社會的均衡發展。因為追求單一目標意味著除此之外的其他目標都是不正當的，同時，即使某些人欲追求其他目標，也缺乏必要的資源支持。

這是政治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案例。它反映的是一種特殊政體下政治的完全技術化。政治之所以能夠全盤技術化，乃是因為它建立了一套完備的自上而下的動員和控制體系。一個絕對的權威，決定了一個自上而下的治理體系的絕對的服從，也即絕對的工具化。這套控制體系完全可以不考慮政治的程序問題，而只需要最有效率地執行自上而下安排的任務即可。技術化的政治取消了政治。（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