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現代化與政治權威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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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后生追趕型化國家，面臨著特殊的國際、國內環境。因此，中國的現代化應該有自己的道路。新權威主義是80年代中國特殊的環境之下產生的一種政治。它的主張反映了一些學者對中國國情的。事實上，中國90年代以來的現實印證了新權威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行性，但現實又不是完全按其理論設想進行。

【關鍵詞】政治現代化新權威主義中國現代化

現代化是個內涵豐富的詞。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理解：羅榮渠先生將“現代”定義為一個的概念，“現代”是已經存在、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具體時間上的界定是指十八世紀西方革命以來的時代。錢乘旦先生認為“現代化是一次巨大的變動，是人類文明的一次轉換，它在工業生產力取代農業生產力的基礎上，實現了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化。”[1]（P23）由此來看，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運動過程，這一過程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治、社會、文化等多方面。

一、政治現代化與政治權威

政治現代化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各國因為具體的歷史環境、社會發展程度、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不同，它們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也各有特點。大致我們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原生型現代化國家。這類國家是最早啟動現代化的國家，它是因為其內部的漸漸變化而開始現代化的，“現代化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中世紀的束縛一點點地解除，社會容忍程度一點點增加，人的自由慢慢擴大，新的價值標準和新的愿望逐漸被社會接受，所有的變化都是而然發生的，人并沒有刻意去追求什么”，[1](P6)其代表國為英國。第二類是國家改革推動現代化的國家。這些國家在面臨國內外危機的時候，統治者能夠及時的進行變革，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進行政治革新，實現政治民主化。此類國家以德國為代表。第三類是國家革命推動現代化的國家。這類國家多是亞、非、拉等殖民地、半殖民地，他們在某一政黨或個人的領導下，推翻國內外的反動統治，在此基礎上以國家力量為主導，推進現代化。其時間多集中于“二戰”以后，由于各國的具體環境和選擇的社會性質不同，其政治現代化道路呈現多樣性:印度直接移植了英國的議會民主制，韓國走了一條“威權為體，民主為用”，先發展經濟，后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就中國而言，社會制度、文化傳統、歷史環境等一系列因素使其政治現代化更受關注：國家權力與社會自治、權威與民主、集權與分權等之間的爭論在中國屢次出現。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政界、思想界就出現了三次爭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前后楊度的“君主救國論”和孫中山的“共和制”間的論爭；第二次是30年代的“民主與獨裁”之爭；第三次是40年代以雷海宗、林同濟為代表的“戰國策派”和艾思奇、羅隆基等民主人士的爭論。三次爭論以第二次爭論最為激烈。在此次爭論中，折射出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民主、權威、專制等思想的認識。獨裁派以丁文江、蔣廷黻為代表。獨裁派主張獨裁主義，他們認為這也是一種權威主義。中國內亂外患不絕，因此國家貧弱的關鍵在于中央權力是否集中，地方勢力、知識階層是否擁戴中央政府。基于此，“中國要現代化，首先要建立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因而須先經過專制階段；而中國有史以來尚未有過真正的專制，故當務之急便是建立這種專制。”[2]（P365、366）對于獨裁派的主張，胡適、張若奚等組成強大的民主派陣營，對獨裁派進行猛烈抨擊。他們從獨裁的不必要性、不可能性以及歷史發展趨勢這三方面論述獨裁政治的不可行性。相反，民主因其公開性、廣泛參與性、監督性等諸多優勢，必會提高國民政府的合法性，凝聚國人的力量，使中國擺脫民族危機，走向強盛。因此，“在今日的中國，民治是可能的，而獨裁是不可能的。”[2]（P381）這次爭論在宣傳氣勢上民主派贏得壓倒性勝利，但在現實實踐中，人們的思想依然一片混亂。對于民主為何，如何實踐，人們缺乏實踐操作經驗和規范的程序。在抗戰大潮中，人們又不自覺地選擇了獨裁模式。

對于上世紀前半葉的這三次爭論，我們可以把它們放于中國的歷史大背景下考慮。當時的中國正處于民族危亡、社會動蕩之下：辛亥革命打倒了封建王朝，卻使社會權威價值喪失，人們思想處于混亂之中；30年代的中國則因連年內戰，民不聊生，并且日本正一步步加緊對華侵略；40年代的中國處于抗日戰爭的浴血奮戰中，民族危機十分嚴重。因此，這三次爭論的發生，不僅受文化因素作用，在更大程度上有著特定的歷史環境因素。在論戰中，民族主義情緒一次次將論戰推向高潮，中國也因民族主義情緒一次次選擇集權模式。對此，我們不禁思考：倘若中國處于一個和平的發展時期，中國在現實中的政治選擇又會如何呢？20世紀80年代中國思想界又一次出現對中國政治現代化中政治模式選擇的爭論，即“新權威主義”的論爭，而這次論爭正是在和平時期產生的。下文將通過對此次論爭的回顧、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對中國近十幾年來政治發展的現實選擇作一探討。

二、“新權威主義”爭論的背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通過鞏固政權、改造、肅清思想等多種措施，確立了、、社會各個方面的集權主義化模式。黨、政、軍、高度統一，黨控制國家乃至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政治上，中央機構由信得過的和忠誠的黨員構成，地方黨組織嚴格服從上層安排，最后還確立了黨高于國家政府機關的優越地位。經濟上，在以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政府代表社會，擁有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中央企業屬于其中央相關部門的管理，地方的企業屬于地方部門的管理，導致企業脫離社會，形成所謂的“條條管理”和“塊塊管理”的。社會生活上，將整個社會置于國家意識形態的完全控制之下，社會的政治化傾向十分明顯：農民置于合作社之中；工人置于“單位制度”之中；知識分子則在一次次的批判和改造后，獨立性日益弱化，或成為政權的依附者，或遠離政治，與世無爭。社會成員的階級意識不斷加強，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總會區分“階級敵人”、“一般群眾”、“革命群眾”、“黨員”等不同身份的人。

這種集權主義的現代化模式在1958年達到頂峰。“”和的實行，無視實際條件和經濟，單純依靠行政命令經濟。在意識形態上，強調階級斗爭，不斷的把階級斗爭擴大化。在1958年提出“不斷革命”的思想，認為“新中國從確立到發展就體現為一種不斷革命的發展過程：‘奪取政權——土地革命（民主主義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術革命”[3]（P25）。這種思想的最后總爆發就是“”的發生。使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全面衰退，中國經濟損失5000億，相當于1949－1979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5/6。[4]（P386）但因為的存在，這些問題很少被廣大政府重視，政府權力的合法性也因為的個人魅力沒有受到人們的質疑。1976年隨著的逝世，權力的更迭，中國共產黨在中所暴露的種種問題受到人們的關注，中國共產黨面臨著重樹權力合法性的任務。

80年代初開始的改革主要是圍繞著經濟上的分權與擴大企業經營的自主權而展開的，但從一開始就涉及到調整政企關系、轉變政府職能等方面，因此必需進行相應政治上的改革。1980年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開展提供了綱領性的指導。但是，因為恢復被“”破壞的經濟的需要，政治改革始終沒有深入展開。80年代中期，政治改革被提到前臺，但在改革之初就遇到種種問題：①一些官員利用手中權力，和投機的商人結合，倒賣市場緊缺物品，哄抬物價。②在對地方分權的過程中，地方財政能力不斷擴張，但中央財政能力卻不斷縮緊，地方政府大行地方保護主義，地方“諸侯割據”嚴重，中央無法從全局控制經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在80年代后期出現了物資緊缺、社會混亂的局面。

于是，改革了10年之余的中國，不得不再一次重新思考經濟、政治的發展。二者在現代化中的關系如何？政治民主化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發展戰略？這些問題使中國思想文化界再度活躍，知識分子對中國政治、文化發展的熱情再次被激發起來。1988年左右，中國思想界出現了一場以“新權威主義”為論題的爭論。新權威主義者在上援引亨廷頓的政治學說，在實例中則援引韓國等國家在“二戰”后通過專家治國促使經濟騰飛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民主化的發展策略，認為中國現在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必需以經濟市場化為前提，而中國的經濟市場化只能在集權下才可以加速發展，因此中國需要政府的權威和集權。反對新權威主義的（稱為“民主派”），認為中國改革遇見的財政困難、通貨膨脹等許多問題是政治改革中必然的，出現這些問題正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下的負面后果，因此中國必須改變政治體制，進行民主化，在政治體制的改革下推動經濟發展。這場爭論在1989年之后逐漸衰退，但此間許多青年學者加入其中，探詢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道路。站在今日，我們可以通過回顧他們的討論，結合中國此后十幾年現實中走的改革之路，對“新權威主義”爭論進行評析，并在此基礎上中國的政治現代化的走向。

三、“新權威主義”思想模式種種

新權威主義者對新權威主義的具體內涵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看法，但在持續爭論中，我們依然可以對新權威主義進行歸納。在此，選取張炳久、吳稼祥、蕭功秦三人，對他們的思想作一、歸納。

（一）張炳久：新權威主義是一種“半集權“的模式。

張炳久對新權威主義的認識主要體現在《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與協調》一文。他認為政治是一種活的東西，國家對政治模式的選擇必須體現這種政治模式對政權合法性鞏固有多大意義。因此，理解當時政治模式的選擇，必需從此出發，分析其對中國現實的適用性，而不該簡單認為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可以、也應該同時馬上開展的。“一個國家在化過程中追求的政治民主和政治穩定是兩個獨立的目標，在沒有政治穩定的情況下，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人類可以沒有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沒有秩序而有自由。”[5]（P32）在對這一論點進行分析時，張炳久把人類至今所經歷的政治模式分為三種：集權模式、半集權模式、分權模式。集權模式是與傳統經濟相聯系的，中國在1978年改革之前，西歐在中世紀都是這種模式；半集權模式是專制向民主的一種過渡，亦是由簡單商品經濟向成熟商品經濟的必要過渡期；分權模式是憲政，它表現在人民監督、權力分散、軍隊國家化等方面。在不同的政治模式下，經濟與政治的各種關系亦有不同。詳見下表：

“（指80年代改革之時），我國處于這種階段中的第一階段。就是說，計劃經濟和集權式的政治體制是我們改革的對象。”[5]（P17）中國的改革就是要使中國由第一階段步入第二階段，即“經濟上，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的體制轉換，建立以明確產權為基礎、以組織良好的市場為條件的商品經濟；政治上，完成由直接管理經濟的全能性政府向間接服務于經濟的服務型政府的職能的轉換，建立半集權式的政治體制。”[5]（P2）

在具體分析到中國的半集權模式時，張炳久認為這種模式在中國應具有以下特征：①政治上的集權并非黨政不分，應存在二元權力結構。形成執政黨向國家政府機關輸送人員，把黨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然后由政府具體執行路線、方針和政策這種黨的領導模式；②經濟上的自由表現在“政企分開”，實行“廠長負責制”，由廠長管理工廠的日常運作。廠長由職工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而不是由主管部門任免。在現階段，中國實行這種模式是因為以下幾個方面：①發展中的商品經濟十分脆弱，無法營造一個有利發展環境，這就需要“半集權”政治體制的幫助；②分權體制的一系列規則與運行方式需要長時間結合中國國情才能形成；③只有在成熟的商品經濟形成多元的經濟力量時，才能為多元政治力量提供經濟基礎。中國在實行這種模式后，的自主權會不斷擴大，這會促進多元經濟力量的發展。政府為了適應市場的需要，也會精簡人員，精簡出去的人員則會在市場上尋求發展機會。再加上知識分子、農民等其它多種社會力量的發展，中國在經過一定時期的發展后，會形成多元的社會力量，這為“分權模式”的產生提供了經濟、政治和社會基礎。

（二）吳稼祥：新權威主義是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必要過渡

吳稼祥對新權威主義的論述是站在全球現代化進程的角度上分析的。他援引許多早期現代化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強調新權威主義的普遍性和必要性。

所謂“新權威主義”，吳稼祥認為體現在兩點：一是“新”。“新”是和“舊”對立的。之所以新，表現在“它不是在剝奪個人自由的基礎上建立專制的權威，而是用權威來粉碎個人自由發展中的障礙，以保障個人自由。”[7]這是新權威主義與舊權威主義的最大區別。另一點則體現在“權威”二字。這是與自由民主比較而言的；權威體現了中央權力的集中，通過政府的強制手段克制社會腐敗、物價飛漲等局面，為經濟發展創造必要的穩定環境。因此，新權威主義是不同與舊權威主義、自由民主制的另一種政治模式，它是兩者間的過渡橋梁。詳見下表：

在分析新權威主義的必要性時，吳稼祥首先是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他認為任何國家的政治體制走向現代都必需經歷新權威主義。在《萌芽與移栽：個人所有權成長的歷史道路》一文中，他發現英國的都鐸王朝是其現代化的護航者。此后，又發現即使是在印度或美國這樣看似沒有新權威主義的民主國家中，其實新權威主義的角色是由早期殖民者扮演的，殖民時期的議會體制培養了人們民主的習慣。因此，“在民主與自由‘結婚’之前，有一段專制與自由的‘調情期’。如果說民主是自由的終身伴侶，則專制是自由的婚前‘情人’。”[8]（P52）各國為何都有如此選擇呢？吳稼祥認為，一切偉大變革時期，國家的政治結構都會受到沖擊，尤其是大國的政治更容易在兩種極端間擺動，“一種是舊權威主義的中央集權，不給地方自治權；另一種是類似于美國的邦聯主義的分裂思想，想取消中央政府。”[8]（P51）前者導致舊體制復辟；后者使國家分裂，權威削弱。新權威主義正好將兩者調和，既不使權力過于集中，也不使權力過于分散。因此，各國在現代化初始階段選擇新權威主義也就不足為怪，這已成為一種歷史的邏輯。作者認為當時的中國正處于社會變革時期，傳統權威走向衰弱，新權威主義的實行可以將各種矛盾沖突所造成的損害降到最低，從而保證社會的穩定。

除此之外，在尋找新權威主義的依據時，吳稼祥還涉及到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民主的邏輯----民主離不開市場。①在市場上，政府的公共權力與公共決策的數量相應減少到最低限度，這有利于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擴大個人空間；②市場培育了多元的經濟利益集團，這有利于政治多元化的形成；③市場中契約化經濟的發展，推動了政治契約化的發展，這是民主政治產生的現實條件；④市場使政治、經濟分離，這為政治體制內部權力分立創造了條件。因此，一個健全市場的存在，是民主政治賴以形成的基礎。第二，市場的邏輯----市場化需要權威。市場化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由經濟向成熟商品經濟的過渡階段。80年代的中國，我們可以理解為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商品經濟的過渡，處于“經濟——政治”的高度一體化向“經濟——政治”的二元分離這個過渡中。在此期間，由于沒有健全的法規，這就很可能出現“權力尋租”和“市場分割化”等不正當競爭的行為，面對這一，就需要強調政府的作用，以政府的政策彌補之不健全，形成政府間接指導下的經濟自由。

新權威主義何以不會受到壓力，重蹈舊權威體制？吳稼祥認為這是因為新權威主義受到民主的壓力。他把民主分為“運動的民主、活動的民主和制度的民主。”[9]前兩者是現代化過程之中的，后者是現代化的結果。運動的與活動的民主存在于新權威政權之中，因為它將人們的政治自由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但卻十分重視人們的合法利益之發展。在新權威主義下，權威并不是集中于一人之手，更確切的是領導集團內部權威加強，集團內部相互協商；同時，社會上逐漸發展的各個階層也會加快提高自己的地位。來自內、外部的民主壓力將會避免新權威倒回舊權威；最后，隨著中產階級力量的壯大，制度化民主會逐漸形成，這是新權威主義的歸宿。

（三）、蕭功秦：新權威主義是第三世界非主義國家化的必要階段

蕭功秦對新權威主義的立足于，但他并不把中國改革中需要的模式歸為新權威主義，而把它說為“現代化中的新權威政體的一種特殊類型”[10]（P36）。蕭功秦對中國現代化中政治體制的從80年代中后期一直延續到今日，他先后發表了《過渡權威論與中國的改革運動》、《新權威主義：痛苦的兩難選擇》、《軟政權與分利集團化：現代化的兩重陷阱》、《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政治態勢與前景展望》、《后全能體制與21世紀中國的政治》、《世紀之交中國各階層政治態勢與前景展望》以及《中國后全能型的權威政治》等多篇文章。在這些文章的研究中，作者首先從新權威主義出發，分析其概念、特點，然后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在中國社會不斷變動中，具體分析中國的政治體制。

蕭功秦把新權威主義歸于過渡性權威主義的一種，認為它是有別于開明專制的非西方外源型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種政治模式選擇。具體的說，“新權威主義是指第三世界的非社會主義國家，在其早期現代化過程中，所經歷的一種特殊的政治形態。”[11]（P54）選擇這種政權，是這些國家在現代化初始階段面臨發展、健全法制、整合社會、維持社會穩定等諸多因素所決定的，其特點是：“①在經濟上與世界經濟發展的市場化主流趨同；②在政治上憑借龐大的官僚體制和軍事力量實行自上而下的統治；③在意識形態上對傳統的價值體系有更多的認同；④對西方先進的、文化實行開放的政策。”[12]在談到新權威主義的發展前景時，蕭功秦指出，新權威主義可能向民主政體順利過渡，但因其借助傳統思想整合社會，也就有可能退回保守、落后的傳統社會。因此，新權威主義“是一種不得不接受的必要的禍害”。為了避免這種危害，就需要發揮社會上中產階級的力量，讓他們來監督政府活動，才有可能避免這種禍害的最終發生。

而對于中國在改革中所實行的政體，蕭功秦并不把它歸于新權威主義。這主要是因為：①產生的背景不同。新權威主義多是革命后的非西方國家在民主化失敗后所實行的軍人政權，但中國在1949年后就建立了一種相對穩定的全能主義政治體制，因此，1978年的改革只能說是原有體制上的自我完善；②依托的經濟基礎不同。新權威主義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選擇，而中國改革則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改變原有的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③社會結構不同。中國1949年以來，中產階級因為商品經濟的斷裂，而沒有形成，缺乏新權威主義學說所說的監督力量；④整合社會的意識形態來源不同。新權威主義依靠傳統文化資源整合社會信仰，但中國共產黨的改革則是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對其完善，而不是建立在自己固有的傳統文化基礎之上。因此，中國不同的社會結構決定中國的改革應屬于另一種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蕭功秦認為中國的改革從組織層面上看是全能主義結構下的新政運動。所謂全能主義結構是中國50年代以來所形成的社會組織結構。其特點有五：其一，政權全方位滲入社會最基層的細胞；其二，沒有自主的社會活動空間與市民社會；其三，權力高度集中；其四，以一種具有平均主義烏托邦目標的意識形態信仰作為一黨制社會的整合基礎；其五，通過高度的社會動員與以意識形態導向為基礎的大眾政治參與來實現國家精英所確定的政治目標。[13]中國自1949年來，經歷長達30多年的全能主義社會。在此種體制下政府機構臃腫，經濟、政治效率低下，社會缺乏活力。因此，中國有必要擺脫這種體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當時的改革運動，可以表述為具有改革導向的政府運用人民革命繼承下來的傳統權威合法性資源來推動的，以擺脫全能主義結構和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為宗旨的新政運動。”[14]（P80）中國的“新政運動”不同于新權威主義體制，但新權威主義的一些同樣可為中國改革所借鑒。針對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中國在80年代亦引進了市場，發展商品經濟。但是這種先進的制度在中國缺乏適合的生長土壤。舊制度被打破，新制度又未確立，造成人的社會行為、信仰和價值的無序化狀態，即社會學上的失范狀態。隨著改革的深入，社會上會出現“軟政權”與“分利集團化”[15]。市場規范的缺序性使經濟惡化，就可能形成：“市場化——>經濟惡化、思想多元化——>政府權威下降——>民主化思潮——>社會參與膨脹、社會動蕩——>經濟進一步惡化……”這種惡性循環。正因為如此，中國有必要借鑒新權威主義國家整合社會，發展經濟的手段。中國亦需要“一種適合于中國國民政治文化水準的權威力量來鎮制非自治個體的失范傾向；另一方面，又能運用這一力量來推行全能主義一體化結構的分化，促使政治、經濟與文化系統的彼此分離和獨立。”[14]（P84）

以上是蕭功秦在80年代后期對中國社會的認識，但他這時并沒有指出中國改革中的政體將以一種什么形式出現，中國改革后又會形成如何的政治模式，只是指出了中國集權的必要性。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轉型，蕭功秦的分析在90年代有了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1989年以來，中國的改革日趨穩定，經濟迅速發展，并且在90年代中期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社會中產階級逐漸初露頭角。因此，蕭功秦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過長期的改革開放，在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領域已經發生了深刻地變化。當代中國已經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全能主義體制（socialisttotalisrianregime）”，而已進入了“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義階段。”[16]（P3）

這種體制除了新權威主義所有的技術官僚、低政治參與、經濟發展優先等特征外，還有自己的三個特點：[16]（P3、4）

第一，“后全能體制”社會，存在有限多元化。蕭功秦認為，在改革開放以前的社會主義全能主義體制下，社會是高度一元化與板塊化。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不但在經濟領域內存在著多元化，而且在其它政治領域內，在政府認為不國家安全與政治穩定的條件下，有限有的多元化也已經出現。所謂"有限的多元化"，就是指中國已經通過市場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領域的自主社會空間。政治控制的范圍逐漸縮小。僅局限于與國家和政權安全直接相關的領域。社會、文化、、娛樂、學術研究、非政治的社團，作為"第二文化"與政府主導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這些自主的社會建制與組織，如果進一步發展，形成，就會形成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興的、健康的，而且充滿活力的市民社會。

第二，意識形態領域仍然保持社會主義的基本符號體系，作為一黨組織整合與黨內聚集的基礎，但其意識形態的符號內涵已經不再具有原來平均共產主義的目標意識，而主要通過國家機器與鎮制性權威作為政治整合的基礎，同時揚棄了教條意識形態所體現的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政治神話"，并力求以"經濟實效性"來獲得國民對政權的認同。在后全能主義時代，政體的"實效合法性"已經取代了"烏托邦平均主義"的理念，作為國家認同與社會聚合的基礎。

第三，"后全能體制"社會繼承了全能體制下執政黨的國家動員力這一傳統資源，作為實現本國現代化的權威杠桿，從而在上仍然具有較強的進行體制改革的動員能力，以及抗擊非常事件與危機的動員能力。但與此同時，也承襲了全能體制下社會監督機制不足的；而這種監督機制的缺乏所引起的彌散性腐敗與無序化，又有可能反過來蠶食這種國家對資源的動員能力。

從“全能主義"社會向"后全能主義”社會的歷史轉變，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么？蕭功秦認為，這種轉變“對于中國政治現代化與未來民主化無疑具有重要的實質性意義”。他說，“無論主政者主觀意識如何，客觀上中國已經通過權威體制與現代化導向的一黨體制的政治整合，實現了政治上的穩定，并在這種政治穩定下，實現了向市場經濟的軟著陸，而市場經濟所引發的分化與利益多元化，自主的利益主體的利益自主化與逐漸明晰化，以及經濟實效意識與世俗價值觀對烏托邦教義意識的揚棄，實際上已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過程。”這一“不可逆轉的歷史過程”將對中國政治文化與社會心理產生重大的“實質性影響"，即"中國當代日常生活中的新型的契約性人際關系，通過討價還價而體現的妥協體制，以及與此相對應的法制觀念、新型的寬容的政治文化，正在通過市場經濟的實踐而培養出來，這些都是實行中國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16]（P4）。

后全能體制在中國會有多長時間？會將中國引向何方？蕭功秦認為“具有改革開放導向的現行一黨政治在維持政治穩定方面，以及在經濟改革所需要的社會整合機制方面，仍然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但從更長遠的歷史視角來看，隨著市場經濟引發的社會多元化趨勢的進一步增強，本世紀中期前后，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分化發展到一定階段，一種與新社會利益多元化的經濟與社會現實條件相適應的，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更具多元化性質的政治模式將有可能出現。”[16]（P4）至此，蕭功秦對中國80年代以來政治體制的分析以“后全能主義”理論的形成而完備。

在以上對“新權威主義”幾位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后，我們可以對“新權威主義”作一。一般講來，新權威主義應有以下兩大特征：政治上，政府控制公共領域（包括政權與公共輿論），但開放私人領域，允許個人經濟自由，甚至一定的政治自由、言論自由，即所謂的“威權為體，民主為用”；經濟上，推行市場經濟制度，但政府對市場經濟的滲透程度較深，倡導經濟優先，政府在加強市場立法的同時，多用政策性規定來糾正市場不足。

（四）“民主派”，反對的聲音

在“新權威主義”高漲時，其反對的聲音也十分強烈，出現了黃萬盛、榮劍、于浩成、遠志明等“民主派”學者。他們認為的需要的是分權而不是集權，需要加進民主化進程。下面將他們對新權威主義的反駁與進行簡要歸納：

第一、新權威主義者忽視了中國上“——”高度一元化的特征。新權威主義者認為經濟自由和政治集中相結合的模式，是任何國家在化早期所必經的道路。但是，這是站在西方的歷史角度分析的。榮劍在《中國現代化需要集權政治嗎？》[17]一文中對此作了詳盡分析。他認為，經濟自由與政治集權相結合的道路是建立在所有制私有化基礎上的，在此種中經濟已經商品化、市場化，和企業家階層獨立化，經濟與政治處于二元結構之中。即使是“亞洲四小龍”的發展，也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然而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的關系長期以來就沒有理順，傳統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是合而為一的，國家集權的政治體系不僅管理政治事務，還統治經濟事務。經濟組織、經濟活動政治化，“經濟——政治體制”高度一體化，這就決定了中國的改革就必需首先破除這種政治壟斷，進行政治分權。中國早期改革中出現經濟秩序混亂、通貨膨脹等現象，正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步子太小，經濟與政治改革不協調。因此中國必需加快政治改革，實行分權與民主，而不是新權威主義所說的集權。

第二、新權威主義者把民主混同于無政府的動亂，把民主權威和集權權威混淆不分，是個嚴重錯誤。新權威主義者認為中國沒有民主的基礎，過早的實行民主會帶來政治的動亂，形成“暴民專政”，整個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同時，他們認為中國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整合社會，因此這就需要中央權威。對此，民主派認為權威是具體的，不同的權威性質亦有不同：中世紀教會權威建立在信仰合意識形態基礎上，東方社會權威建立在宗族家長制基礎上，這兩種權威都阻礙個人自由；現代權威應該建立在公民社會基礎之上。現代中國需要的權威是現代權威，中國整合社會就必需擴大民主參與，在公民社會充分發展基礎上整合社會。同時他們認為，“暴民專政”是一個很含糊的概念。“暴民專政”下，看似人民決定一切、人民打到一切，但它缺少現代民主社會最基本的體系和法治觀念，它實際上是專制實質下的民主外殼，中國的“”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在這種體制下“集權不受任何約束性的特點，使其可以強奸民意，運動群眾按照一個意志模式把社會退到非理性的迷狂中。”[18]要解決這個唯一的是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第三、新權威主義否認了實踐民主的重要性。新權威主義者從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出發，認為中國缺乏中產階級，人們沒有公民意識；因此，中國的民主政治只能在經濟發展后，才有機會實施，主張經濟和政治的同時發展是一種“政治浪漫主義”。民主派否認這種說法，他們認為民主政治貴在實踐。黃萬盛將民主的含義分為“理想的層次”、“體制的方面”、“民主的實踐”三個層次，其分別對應民主之理念、民主之社會政治結構和民主化的實踐過程。“民主不是先驗的，而是一個實踐的過程。只有實踐民主，才能學會民主，運用民主。”[18]他們認為，任何一種制度都是人創造出來的，因而，任何制度對于人們來說關鍵不在于能不能運用，而在于敢不敢運用。因此，中國現在關鍵是政府正確的引導民主化的發展，而不是集權。

此外，民主派還從民主與自由，民主、權威與法治等多方面的角度分析民主的必要性，在此就不作一一敘述了。

四、“新權威主義”爭論的現實思考

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新權威主義”爭論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對政治模式選擇的又一次思考。通過上面的歸納，我們可以發現，爭論焦點集中在集權與分權，“新權威”與民主的政治模式選擇的問題上。任何一個現代社會的發展都有雙重目標：“一是謀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二是謀求政治生活的穩定化。”[19]（P370）在現代化中兩者能不能同時進行？如果不能，兩者又會呈現一種什么關系？這正是新權威主義者和民主派的爭論所在，亦是中國政治現代化中必需面臨的問題。

回顧中國近現代史，我們可以發現一種奇特的現象。中國的知識分子、改革者在借鑒西方現代化經驗時，先后借鑒了英國模式、德國模式、蘇聯模式，而在1978年以后的政治模式選擇中，又似乎是以蘇聯模式為起點，選擇一種新的模式：集權或分權？國家主義或民主主義？“四小龍”模式或美國模式？

自由民主一直是國人的夢想，但“欲速則不達”。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向西方，到20世紀20年代，中國思想界處于主導地位的都是英、美式的分權民主制，這種主張在辛亥革命后賦予廣泛的實踐。但中國長期小農經濟社會土壤孕育的“德政”、“王道”等思想已扎固人心，即使浸受西學的胡適也只能寄希望于“賢人政治”式的“好人政府”。“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能夠賦予先進制度以生命力的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如果掌握和運用先進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上還沒有經歷一場向現代性的轉變，那么失敗和畸形的發展就是不可避免的。”[20]（P14）因此，我們看到“民主”給中國帶來的是混亂的政局和暗殺。1927年上臺，他通過一系列戰爭整合了權力，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以國家主義為本位的經濟改革，仿效德國，強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忠”、“孝”等觀念，希望以此鞏固政權，實現國家之強盛。但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本人權力欲望所帶來的思想局限性等多方面原因，的現代化也夭折了。1949－1978年中國援引的蘇聯模式，如前面所言，亦未使中國的現代化順利進行。

一百多年的實踐與失敗，使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又回到了起點。“新權威主義”的爭論就是要為中國選擇一條現代化的政治模式。不可否認，“新權威主義”者認識到了中國近百年來政治現代化的奇怪現象：為什么愈是學習先進的政治制度，現代化中的政局愈是動亂？一個國家該不該實行民主，不是制定了民主制度就能一了百了，這還要看這個國家的人民現在的素質配不配享有民主制度。“制度決定論”這種政治浪漫主義的心態正是中國百年來現代化失敗的原因所在。“民主派”主張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制度決定論”此種心態的。他們強調“權力”和“權威”的分別，但沒有看到在發展中國家政府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弱化是很難同時進行的。“現代性帶來穩定，現代化帶來不穩定"，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中因為各個階層社會動員程度的不同、對稀有資源擁有多少的不同，經濟差距不是縮小，反會有擴大的趨勢，從而產生不穩定。因此，對于發展中國家“首要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21]（P2）因此，新權威主義強調的集權穩定是有必要的。倘若中國當時也如蘇聯、東歐諸國積極推進民主化，現在的中國也就可能是現在的俄羅斯。

但是，也應看到新權威主義亦有許多不足之處。首先，他們對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分析更多的是著眼于短期的宏觀分析，沒有具體化。新權威主義強調集權，但它并未指出集權和分權之間的張力該是如何。新權威主義者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會帶來市民社會的形成和壯大，但是它并未意識到市民社會亦是需要不斷培養才可形成，它不可能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自發形成；因此，國家應該通過政策性引導，積極培育市民社會這一現代政治的監督力量。其次，新權威主義者對中國的認識是基于后發型現代化國家的政治發展以及對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的反思而形成的，是一種理性的認識；但我們不能否認“民主派”對民主化的要求代表政治現代化的目標。中國90年代以來的許多現實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新權威主義的一定可行性，但是又不是按照新權威主義的理論條式化開展的。

中國共產黨在政權建設上始終尋求政權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國家在社會中獲得政治統治和政治管理權威正當性的資格和權力。”[22]（P211）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上臺以來就著力于政權合法性的重塑。他深深感到中國共產黨不能再如以往僅通過建立政權、政治思想的宣傳獲得執政的合法化，發展經濟，使中國進入現代國家之列是政權合法性的有力支持。“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從此時起，中國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面對80年代后期出現的物質緊缺、通貨膨脹等一系列問題，中國共產黨堅持中央集權，尤其進入90年代以來，通過財政、經濟等多方面改革，在兩年多內消化了80年代“過度”放權所積累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宣告中國將告別計劃經濟體制時代，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代；此后，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以市場為基礎優化資源配置使整個90年代中國經濟呈現高速發展。與經濟改革相比，政治改革在90年代表現的較為平緩。在堅持80年代所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框架外，中央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塑造政治權威。雖然這一時期的政治不是簡單的權力集中，但十分強調中央對地方、政府對社會的監控力度。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經濟的“軟著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趨于完善，中國共產黨才將政治體制改革列入顯目位置：①確立新型黨政關系。中共“十五”大確立中國共產黨“依法治國”的原則，把黨的領導制度化、法律化，使“黨通過執政來進行領導”的原則上升到法律高度，使中國的民主化建設邁出重要一步；②適度擴大政治參與。政治參與擴大是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征。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公民的政治參與渠道擴大，新聞媒體的監督力量不斷加強，基層民主不斷擴大，允許私人企業家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些新的現象都加快了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

結語

新權威主義對中國政治發展的理論主張立足于中國現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執政者鑒用了這一理論。但是，在現實發展中，執政者又非按新權威主義條式化展開現代化的，而是適時的推進民主政治的進程。這說明實踐操作借鑒理論，但在現實中，執政者又會綜合各種甚至是相對立的理論，促進現實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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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錢乘旦、楊豫、陳曉律.《世界化進程》[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2]許紀霖.《二十世紀思想史論·上卷》[C].上海：東方出版社2000年版.

[3]《建國以來文稿》[M].第7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4]孫鍵.《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90年代初）[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5]張炳久.《經濟體制改革和體制改革的進程與協調》.載于劉軍、李林.《新權威主義——對改革綱領的論爭》[C].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6]張炳久認為傳統經濟包括村社家長制經濟、以徭役勞動為基礎的莊園經濟、以農業和手相結合為特征的經濟等多種形式。

[7]吳稼祥.《新權威主義述評》.載于《世界經濟導報》[N].1989年1月16日.

[8]吳稼祥.《新權威主義提綱》.載于劉軍、李林.《新權威主義——對改革理論綱領的論爭》[C].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頁.

[9]《激進的民主還是穩健的民主——吳稼祥、張炳久對話錄》.載于《光明日報》[N].1989年3月31日.

[10]蕭功秦.《中國各階層的政治態勢與前景展望》.載于《戰略與管理》[J].1998年第5期.

[11]蕭功秦.《新權威主義：痛苦的兩難選擇》.載于劉軍、李林.《新權威主義——對改革理論綱領的論爭》[C].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12]《“新權威主義”論爭簡介》，載于《光明日報》[N].1989年3月17日.

[13]蕭功秦.《世紀之交中國各階層政治態勢與前景展望》.載于“世紀中國”網.

[14]蕭功秦.《過渡權威論與中國的改革運動》.載于劉軍、李林.《新權威主義——對改革理論綱領的論爭》[C].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15]“軟政權”是指在國家現代化過程中，行政命令貫徹能力的退化，行政實施效率低下、規則被任意破壞等而引起的綜合現象。

“分利集團化”指在市場發育過程與新舊體制轉型過程中，利益集團用某種特殊的政治或經濟力量，以非市場規則的手段獲取更多的稀缺資源。詳見《軟政權與分利集團化：現代化的兩重陷阱》一文.載于蕭功秦.《蕭功秦集》[C].哈爾濱：黑龍江出版社1995年版.

[16]蕭功秦.《后全能體制與21世紀中國的政治》.載于《戰略與管理》[J].2000年第6期.

[17]榮劍.《中國現代化需要集權政治嗎？》.載于劉軍、李林：《新權威主義——對改革理論綱領的論爭》[C].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18]黃萬盛.《新權威主義批判答問錄》.載于《文匯報》[N].1989年2月22日.

[19]王滬寧.《政治民主和政治穩定的相關》.載于劉軍、李林.《新權威主義——對改革理論綱領的論爭》[C]，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20]英克爾斯·史密斯.《走向現代》第5頁.轉引自布萊克.《比較現代化》[C].譯者前言.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年版.

[21]亨廷頓著.楊玉生、李盛平譯.《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譯者前言.

[22]時和興.《關系.限度.制度：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國家和社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