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傳統界定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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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蘇聯解體，全球意識形態的對立消除，建立在不同理念上的冷戰結束，世界正在形成新的國際秩序與政治格局，各國關心人類命運的有識之士無不為之歡欣鼓舞：一個新的已來臨。然而，我們不能因冷戰的結束沖昏頭腦，喪失理性的評判能力。實際上，只要我們冷靜地一下冷戰結束后的世界狀況，我們就會發現：冷戰雖然結束，但冷戰遺留的諸多依然存在，這些問題嚴重地困撓著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就亞洲而言，冷戰結束遺留的最大問題是東亞政治理念與體制一一具有獨特傳統的東亞政治文明一一的回歸與重建間題。此一問題不解決，東亞的政治得不到應有的定位，因而世界政治的新秩序也不可能確立。因此，后冷戰時代東亞政治的當務之急就是貞定東亞政治的性質問題，即厘清何為東亞政治的理念與體制，從而使其回歸與重建的問題。此一問題關系到東亞政治能否具有其規定性與獨特性，能否保存其文明的自性而促進世界文明的多樣性，以及能否以獨特而嶄新的身份挺立于世界政治文明之林。故此一問題涉及面甚廣，本文只能作一提綱性的闡述，詳論則俟諸來日。

(一)東亞概念及其政治傳統的界定

“東亞”，首先是一個地域概念，是指亞洲東部的國家和地區，即指、越南、日本、北朝鮮、南韓、、香港。其次，“東亞”又是一個語言概念，是指歷史上曾受漢文字現在仍受其影響的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構成了法國東方學家汪德邁（LeonVandermeersch）所說的“漢字文化圈”。此一語言意義上的東亞概念除包括中國、臺灣、香港外，亦包括日本、北朝鮮、南韓及歷史上的越南。再次，“東亞”又是一文化概念，是指傳統上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國家和地區，越南、日本、北朝鮮、南韓在傳統上曾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同中國、臺灣、香港一道形成了區別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儒文化傳統，即形成了日本儒家學者加地伸行所說的“儒教文化圈”，故文化意義上的東亞概念除包括中國、臺灣、香港外還包括越南、日本、北朝鮮、南韓。可見，不管從地域上、語言上，還是從文化傳統上，中國、越南、日本、北朝鮮、南韓、臺灣、香港都可以統一在“東亞”這一概念之下，構成一具有獨特地域特征、語言特征與文化特征的亞洲地區。根據上述“東亞”概念的內涵，我們發現東亞既區別于以伊斯蘭教為中心的西亞，又區別予以印度教為中心的南亞和以佛教中心的東南亞，其區別的核心則在儒教文化。此外，有兩點需要說明：越南雖在1918年法國殖民統治者的奴役政策下放棄了體現民族獨立精神的漢文字，改用了具有奴化意識的拉丁化文字，但越南在其歷史上曾用“漢字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長達兩千年的影響，其放棄漢文字而改用拉丁文字并未消除漢文字與儒文化在越南民間及知識分子中的深刻影響，故越南在廣義上應屬“東亞”的范圍；此外，新加坡雖大部分為華人，并認同儒家文化，但在歷史上不屬“漢字文化圈”，現在通用的是，且地域又非亞洲之東，故為“東亞”概念的精確性考慮，“東亞”概念不宜包括新加坡在內，新加坡應屬廣義的儒文化圈。

眾所周知，在政治上，東亞最大的特色是受儒家文化深刻而持久的影響，儒家的政治理念以及依此政治理念建立的政治制度在東亞各國扎根生長，形成了東亞悠久的政治傳統。中國且不論，儒家文化于公元前一世紀傳入朝鮮，公元三世紀傳入日本，公元前二世紀傳入越南，歷時一兩千年之久，隨著各國政治的不斷變化而、完善，最后定型，形成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東亞政治傳統。我們可以說，凡談到東亞政治傳統時，即是在談儒家的文化傳統。若東亞離開儒家的文化傳統，即無政治傳統可言。故具有儒文化特色的政治傳統不只是中國獨有的政治傳統，同時也是東亞各國千余年來一脈相承的其固有的政治傳統。東亞在此政治傳統中生存發展了兩千年，使其政治的性質在儒家文化中得到了奠定。當我們論及東亞政治的特色時，我們會以儒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為標準來對其進行定位。東亞各國在其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斷派遣留學生到中國儒家思想，帶回《五經》、《四書》、《史記》、《漢書》等儒家典籍，并及時吸收中國流行的各種儒家學派，如朱子學、陽明學，便其在國內發揚光大，形成了適應其民族需要的儒學傳統，如朝鮮的新羅國學、高麗言學、退溪，日本的京都朱學、德川古學、中江藤樹開創之陽明學以及越南朱安之儒學、吳士連之儒學等，均是東亞各國長期形成的儒學傳統。此外，東亞各國還從中國引進儒家設計的各種政治禮法制度和文物典章制度，根據本國的實際需要加以改造發展，形成了東亞各國所特有的儒家化的禮樂刑政制度，如朝鮮高句麗太學制度、李朝培養官吏的成均館科舉制度，日本大化改新確立的體現“周孔之教”的政治制度、以《養老律令》和《貞永式目》為代表的體現。以禮入法。精神的倫理制度，以及越南李朝祀孔、科考等制度，都是東亞各國根據自身需要所建立的儒家化的政治法律制度。由此可見，儒家的政治理念與政冶制度已成了東亞各國自身的傳統，形成了一種區別于西方與亞洲其他地區的獨特而一統的東亞政治文明。東亞各國人民千百年來均在此東亞政治文明中安身立命，生息繁衍，過著儒家式和協而穩定的政治生活。

(二)后冷戰時代東亞遺留的政治問題

東亞百余年來曾兩次被迫改變自己政治文明的性質，這兩次改變都與西方政治勢力的涉入有關：一次是帝國主義時代西方政治勢力的涉入，一是冷戰時代西方政治勢力的涉入。在帝國主義時代，西方帝國主義者通過堅船利炮打開東亞各國的門戶，迫使東亞各國效法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改變自己的文化傳統與政治文明的特性。于是，中國有辛亥革命，日本有明治維新，朝鮮有李朝滅于日本后效法日本的新政，越南則淪為法國殖民地而被強令接受西方的語言、思想與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東亞政治文明的自性遭到了破壞，各國渴望在東亞建立起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與西方抗衡，政治家們開始放棄傳統的儒家政治理念與制度而向民主自由靠攏，一個獨立一統的東亞政治文明已不復存在。但是，由于帝國主義時代東亞與西方的沖突主要是國家實力的沖突，不涉及到政治意識形態問題，故東亞各國在思想上對其固有的儒家政治文化并未作徹底的絕裂，在西化的同能尊重儒家傳統，在新建立的制度中亦能保留一些儒家政治文化的特色，如孫中山《五權憲法》中監察二權的確立與權能分屬的政治，日本糅合民權與儒家思想的《明治憲法》和《敕語》。但是，在冷戰時代就不同了。冷戰正如享廷頓(SamuelP．Huntington)所言，其沖突的實質是西方文明內部的沖突，其沖突的焦點是源于西方傳統的政治意識形態，東亞各國由于西方政治勢力的涉入而被強迫卷入這場人類最荒唐的西方文明自身的對立中。我們知道，冷戰起于蘇美兩大陣營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對立，即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對立，而這兩大意識形態都產生于西方文明內部，是西方文明自身的沖突。這種西方文明自身的沖突本可與東亞文明無關，但由于二次世界大戰后蘇美兩大國各自按照自身的政治意識形態來重新劃分世界勢力范圍，東亞就被卷入到他們內部政治理念的沖突中。也就是說，二戰后蘇美兩國完全出于擴張其政治文化的動機和謀求其政治爭霸的需要涉足東亞事務，蘇聯按照其政治意識形態在東亞劃分其勢力范圍，美國亦按照其政治意識形態在東亞劃分其勢力范圍，冷戰遂在東亞各國和地區中展開，東亞亦因此成了西方兩大政治集團爭奪其世界意識形態霸權的工具。從冷戰時代東亞的狀況來看，中國、北朝鮮、北越被劃入蘇聯意識形態的范圍，日本、臺灣、南韓、南越被割入美國意識形態的范圍；東亞各國和地區都追隨某一種西方的意識形態而接納之、捍衛之，都針對某一種西方的意識形態而排斥之、攻擊之，東亞遂在冷戰中劍拔弩張，分裂對立。

在冷戰中，東亞不僅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意識形態，即接受了由俄國移植來的共產主義思想和美團舶運來的自由民主思想，并且還努力使這種思想在本土發為政治實踐，建立西方式（俄式和美式）的政治制度。通過冷戰四十多年的持久影響，東亞不僅在政治思想上已成為西方的，在政治制度上也已成為西方的。試看中國與日本的政治思想與政治制度，在其主要方面不外是蘇美思想與體制的翻版。中日尚如此，其它東亞地區亦可準此而知。冷戰已使東亞在政治上不復舊觀，完全淪為西方政治文化的殖民地!使人不可思議的是，在漫長的冷戰沖突中，東亞各國的政治家們似乎完全忘記了東亞政治文明有其千百年來一脈相承的獨特傳統，有其不可改變的文化自性，而是心安理得地在東亞移植西方的政治理念并營建西方的政治制度，以喪失自身文化自性為代價來追求政治的化與國家的獨立。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儒家政治文明只成少數學者憑吊的古物陳跡，對現實的政治不再發揮決定性的指導作用和影響，似乎東亞政治文明已在當代人類文明中死去。

然而，歷史的發展往往有物極必返、衰極復盛之勢，西方文明經過三百年向工具理性一偏迅猛發展已到了極限，在政治、、道德、文化、生態、環境等方面帶來了諸多弊病，其中在政治上帶來的最大弊病就是通過冷戰把西方文明內部的意識形態之爭強加到東亞，使東亞喪失其政治文明的自性而淪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從而破壞了人類文明的多元性與豐富性。但正因為如此，東亞各國人民才通過冷戰意識到喪生自身文化傳統和文明自性的嚴重性，認識到東亞如果還是東亞而不是西方就必須回到自已的文化傳統來重建其政治文明。這種復興東亞文明的呼聲正是冷戰無視東方文明自性的必然結果。我們可以說，冷戰的結束即意味著西方文明在東亞霸權的終結，后冷戰時代預示了東亞文明向自身傳統復歸的契機。

但是，契機只是一種可能性而非現實。從當今東亞的現實來看，冷戰遺留的政治問題非但未獲解決，甚至尚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試看東亞的政治格局，社會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臺灣之分裂對立，社會主義朝鮮與資本主義南韓之分裂對立，以及美式資本主義日本與蘇式社會主義越南之存在，都是冷戰時代的直接產物，而如今并末因冷戰的結束有任何本質性的改變。雖然東亞的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中國在經濟改革上早已沖破了意識形態的藩籬，打破了冷戰時代經濟發展姓資姓社的束縛，接受了市場經濟的模式，但在政治上仍然恪守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不能越雷池一步。其它東亞社會主義國家亦然。反之，東亞的非社會主義國家和地區在政治上仍墨守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體制，亦不能越雷池一步。也就是說，冷戰時代“社”“資”沖突的政治格局在冷戰后仍然以一種隱蔽而頑固的方式在東亞存留下來，未如東歐蘇聯“資”“社”的沖突隨冷戰的結束而消失。因此，東亞仍處在一種沒有冷戰的冷戰時代，后冷戰時代東亞在政治上遺留的問題仍然是西方文明內部的問題。這一問題的關鍵是東亞仍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一冷戰的沖突模式中（即西方文明自身的觀念對立中)來選擇與定位自己的政治理念與政治體制，仍然依附在西方文明的內部來決定自己的政治發展和政治前途，而完全忘記了其自身政治文明所固有的政治理念與政治體制才是真正定位東亞政治性質的根本要素。因此，后冷戰時代東亞遺留的政治問題仍是冷戰中西方文明內部政治理念與政治體例的沖突問題，解決此一問題的關鍵不是在冷戰遺留的沖突中去選擇或堅守哪一種產生于西方文明的政治理念和體制，而是超越西方文明內部的沖突直接回到東亞政治文明的自性中來定位東亞政治的特性與解決東亞政治面臨的問題。也就是說，東亞不僅要在經濟發展中超越冷戰姓資姓杜的意識形態藩籬，更要在政治發展中超越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藩籬，真正回到自己文明的，傳統與自性中來貞定自己政治的性質、確立自己政治的理念、建構自己政治的形態、追求自己政治的理想。

（三）東亞文明的基本特征

以上已言冷戰在東亞遺留的政治是東亞仍在西方文明內部的沖突中來定位自己政治的性質、確立自已政治的理念、營建自己政治的體制，使東亞變為西方政治文明的附庸與文化殖民地，故東亞政治的當務之急是依自己的文化傳統來貞定自己的政治性質、回歸自已的政治理念、重建自己的政治體制。一句話，東亞政治的當務之急即是復興以傳統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東亞政治文明，使東亞在冷戰后獲得政治理念與制度上的第二次解放與獨立。那么，東亞政治文明有哪些基本特征呢？此一問題涉及甚廣，本文不可詳論，概略言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王道理想

東亞政治文明追求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王道理想。所謂王道理想，是指參通天地人天下歸往的政治理想。董仲舒《王道通三》曰：“古之造文字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才而參之，非王者孰能當是了故王者必法天以天仁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又養而成之。”《說文》載孔子言“一貫三為王”，“一貫三為王”是指政治必須打通天道、地道和人道，在治世中貫通三才達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又《說文》引今文家言“王者天下所歸往也”，《尚書·洪范》言“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孟子言“以德行仁者王”，均是指政治必須體現天地生化養育萬物的大仁大公精神，從而得到人心普遍的歸向與認同。從以上所引可見，東亞政治的王道理想是從宇宙構成的高度與生命道德的深度來理解政治，從縱向(以一貫三)與橫向(天下歸往)的角度把政治理解為生命與宇宙合一的形態。東亞政治文明中的王道理想與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民主理念相比，確實有很大不同，其不同在于民主只是一種注重人類某一群體利益的、平面的、橫向的、蔽于人而不知天的政治理念與政治制度。何以見得呢？我們知道，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主權在民思想與人民同意學說，該思想學說完全以“人”為中心來確立政治理念與政治制度的根本，而此處所謂的“人”并非指能參通天地人的活生生的個體生命存在，而是指抽象的人類群體——人民。對作為群體的人民而言，只有感言當下的利益追求而無生命存在的道德意識，故“人民”只是一種非道德性的存在，不能確立政治的道德屬性，因而民主不能建成道德的政治。復次，民主的本義是多數人的統治，此構成了民主運作的基本原則——多數決定原則，但多數的決定只能表達某群人利益欲求的共同性，并不能保證多數人的意見即符合道德，故民主政治只是建立在簡單多數上的一人一票相加的量的制度，此制度缺乏道德生命的深度，所以說民主政治是一種平面化的政治。再次，民主政治的基礎是契約論，社會契約是人與人之間相互立約，人們彼此約定各自的權利義務，而不從縱向上考慮人與天的關系，故我們說民主政治是一種橫向的政治。最后，民主政治中主權在民與人民同意的思想把某群人的意志上井為統治一切的最高權力，只要人民同意就可以創建國家、制定，而在政治生活中則排斥天意的指導，使人天相隔不能合一貫通，故我們說民主政治蔽于人而不知天。以上民主政治的四個方面使得民主政治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下不能體現道德生命的深度，上不能貫通宇宙生命的精神，而是依某群人的意志與利益運用權力(某群人的意志與利益相對于天意與人類公益來說只是私意與私利)，給人類帶來了諸多災難，如民主政治下喪失生命意義的單子式個人蛻變為極權政治的基礎，非道德之意欲可以因議會大多數人的同意上升為指導圖象政治生活的法律，在政治決策中不考慮天人和諧的宇宙構成而勘天役物造成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以及在使用權力時只對某群人負責而不對天地人綜合負責。雖然當今世界之意義喪失、人性異化、技術統治、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貧富不均不全是政治所致，但作為當今人類主要政治組織形式的民主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民主是當今世界政治生活的主要形式，不僅在意識形態上有所謂資本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在民族文化上亦有所謂基督教民主與伊斯蘭民主。雖然意識形態與宗教信仰可以千差萬別，水火不容，但對民主則可以共同推許，一致認同。)

而東亞政治文明中的王道理想則不然。王道理想不僅考慮到政治生活中人的意愿與利益(天下歸往)，還考慮到政治生活必須上通天道，符合宇宙運行的諧律（參通天地人），如此才能在政治生活中使人道不遠背天道（民主政治則是以人道違背天道），實現宇宙生命的大和諧。此外，王道理想的根本是仁，仁是一種效法天地生養萬物的大公博愛精神，亦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本性，以仁為政治的根本可以化解政治權力的殘暴，克服民意的非道德性，實現道德的政治。王道理想還將政治責任落實到有道德意識與良知自覺的個人身上，以活生生的個體生命存在為政治的主體，而不以抽象的群體（人民）為政治的主體，從而能克服群體意識（民意公意）的非道德性與狂悖暴虐。復次，王道理想不將主權（最高政治權力）歸屬于某一人類群體，而是把政治權力放到人類與宇宙的和諧關系中來理解，從而化解了主權概念，即不承認宇宙結構中的某一組成部分具有排他的絕對權力（主權在民即是認為人民擁有絕對排他的政治權力），而是認為政治權力應由人與宇宙的關系來決定。最后，王道理想既考慮到人際之間的橫向關系，又考慮到人天之間的縱向關系，是一種人天不遺的周全的政治理念。由此可見，東亞政治文明中的王道理想具有非常深刻的政治智慧與深厚的思想資源，正可對治西方政治文明中民主政治非道德性、平面性、橫向性與蔽于人而不知天的弊端。當然，本文并非全盤否定民主政治，而是指出西方民主政治的不足而用東方政治的理念超越之、成全之、證成之。民主政治與王道理想相比，民主政治只相當于王道政治中的人道，只符合“天下歸往”的含義，而不能上通天道實現人與宇宙的和諧，故民主政治只處于王道政治的低級階段，王道政治在理念上高于民主政治。

2.道德政治

在東亞政治文明中，政治和道德是不分的；非但不分，還認為道德高于政治，必須用道德來指導政治、規范政治，形成所謂道德的政治。這就是儒家所推崇的“德政”“仁政”思想。在東亞各國，由于長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一直用道德來指導政治，形成了自己道德政治的文化傳統和特色。這是因為在東亞政治中，受儒家的政治思想對人性的負面價值有非常深刻的認識，認為人心唯危，人欲可畏，人類的權力欲如不受道德的限制就會肆意為惡，故必須在政治中用道德限制權力，使人類卑下的政治活動符合道德的目的。這即是儒家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治世思想，這種思想落實到實際政治中就是為政以德的圣賢政治。這種政治一直是東亞獨特的文化傳統。反觀西方，自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使政治脫離道德以來，一直都奉行道德與政治分離的傳統。此傳統雖美其名曰追求政治的獨立，劃定政治的領域免遭道德侵犯，但實則使政治不受道德規范的約束，墮落為權力意志與私意人欲的工具。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這一政德分離的傳統必然導致非道德的政治，使政治成為少數政客玩弄權力滿足其支配欲望的手段，變質為寡頭帝國追逐霸權實現其統治野心的爭斗場所，得不到天道性理的提升指引而淪為魔域鬼窟!故此，雖曰政德分離，實則將道德永途逐出政治領域，使道德的政治——即善的政治——不再可能。近代法國大革命、蘇俄革命與暴露出的前所未有政治罪惡就是政德分離的必然結果。因此，政治的當務之總就是回歸人類道德政治的傳統（西方柏拉團、西塞羅和奧古斯丁開出的亦是某種道德政治的傳統），重新用道德來指導政治，規范政治，約束政治，因為植根于人性負面價值的權力欲永速需要道德來限制轉化才不會肆虐作惡。

3.禮治精神

東亞政治在國家管理中體現的是禮治精神，而非法治精神。所謂禮治精神，是指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既考慮到人類行為規范的普遍性，又考慮到人情厚薄親疏的特殊性；既不排除典章制度具有某種外在的強制作用，更強調典章制度的本質在于內在的人性基礎。因此，禮是形式和的統一，是綜合了理與情、內與外、事與人、總與別的偉大創造。用東亞政治傳統的術語來說，禮就是文質彬彬的杰作，體現了最高的道德——中和——的精神。具體說來，禮的精神實質是仁，禮的表現形式是義，禮的社會功能是和，禮的存在意義是個體生命的安身立命。也就是說，禮的價值不只在治理社會使其穩定和諧，更在使不同社會地位與角色的人在相對于其地位與角色的禮中獲得其相應的生命意義與價值。職是之故，我們可以說禮是一種東亞文明所特的貫通政治與生命、治世典安身的既高明又道中庸的精湛藝術。西方則不然。西方政治文明在國家管理中體現的是法治精神。所謂法治精神，是一種只重形式之普遍性而排斥人情特殊性的機械劃一的精神。法治強調的是外在制度的強制性而非制度內含的人性基礎，法治追求的是抽象的齊一平等而忽略了人的現實性差異。因此，法治包含著理與情、內與外、事與人、總與別的對立，體現了西方文明所特有的“偏至”的精神。法治只能機械地來治理社會，強制性地來劃一人的行為，而不能使人在制度中涵化提升自己的生命成德成圣，達至藝術與宗教道德合一的安身立命之域。充其量，法治只能建成一個形式上平等外表上有秩的社會，而不能建成一個形式和內容統一的中和的社會。由于法治不能在制度上解決不同社合地位與角色的人的安身立命問題，在法治國家中社會內部隱含的沖突與不穩定因素并未得到根本的解決，法治社會實質上仍是一個充滿對立沖突的社會。職是之故，法治與禮治相比，禮治更能從根本上解決人類的沖突問題，更能達至社會的和諧，故東亞政治文明中的禮治精神更符合治理社會的需要與實現人性的要求，在當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中仍有其現實意義。

4.無為之治

東亞各國的政治理念根源于儒家的政治理想，而不象西方的政治理念根源于希臘的城邦思想。儒家的政治理想之一就是無為而治。所謂無為而治，是不把政治看作實現人類群體幸福和最高社會德行的手段，只把政治看作迫不得已解決杜會問題的方式。因為儒家認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在道德不在政治，政治只是實現道德目的的工具而已。因此，在現實的政治中，儒家通過貶抑權力的性質、淡化政治的作用、強調禮樂的精神以及提升統治者的心靈境界來實現無為之治。

《論語》中堯舜有天下而不與的灑脫心懷與恭己正南面的治世方法即是無為而治的生動寫照。在儒家無為而治傳統的影響下，千百年來東亞的政治家們都不把參與政治看作實現自己生命價值的手段，更不把獲取權力看作自己人生意義的追求，而是在救世濟民的仁心悲哀驅使下進入政治作現世的承擔，把從事政治看作此生無可逃于天地間的存在責任。因此，在東亞的傳統中政治的地位并不高，只有消極的意義而無積極的價值。無為而治實質上就是取消政治之治，在道德教化與禮樂熏陶中達到社會的和諧。

西方則不然。西方的政治傳統源于希臘，從古代的柏拉圖、亞里土多德到后來的盧梭、黑格爾，都把政治的本質理解為至善，認為通過政治可以達到最高的德行，從而可以實現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西方的政治傳統從積極的意義上來理解權力，把參與政治看作獲取人生意義的渠道，從而把權力欲看作值得肯定生命欲望。在西方政治的過程中，政冶被視為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法寶，被提升到無以復加的神圣地步，近代源自西方的各種政治運動之多，并且企圖以政治來解決一切社會問題即是明證。因此，依照西方的政治傳統，政治是有為之治、積極之治、權力至上之治，不斷翻新之治。這種政治的核心是排斥道德教化在解決社會問題中的主導作用，無視權力欲對人心與社會的消極影響，把政治當作宗教來崇拜而追成人性的自我異化。依照東亞無為而治的政治傳統，西方至高熱上普遍參與的政治是不可思議之事。這種政治只是人心依于私欲習見之燥動浮蕩與人為造作，無補于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

以上已言東亞政冶文明四個方面的特征，此外，東亞政治文明的特征還包括群體主義與功能主義（依汪德邁言）。群體主義是指宇宙是一關聯性的存在，人因而亦是此關聯性中的社會性存在。人只有在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中才能獲得其個體生命的存在意義與價值，因而人的社會性構成了政治的基礎，政治只有在實現此社會性的前提下才有合理存在的價值。具體說來，“五倫”的社會關系構成了東亞政治的基礎，東亞政治必須以維系“五倫”所代表的社會倫常關系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這種東亞政治中的群體主義與西方政治的基礎——個人主義——相比，確實有很大的不同。此外，所謂功能主義，是指不重視權力的性質問題和來源問題，只重視如何運用權力來有效達至道德的統治目的問題，因而東亞政治中不存在主權概念和權力分離概念，只存在天下觀念與分職管理觀念。因為儒家的大一統思想將政治社會統于天道貫于王道，而不是統于政治權力與國家主權。這種東亞政治中的功能主義與西方傳統政治中的主權論、契約論相比，確實亦有很大的不同。從當今世界來看，政治生活中的個人主義已發展到極端，不僅嚴重破壞了社會生活的和諧，更使個體生命不能上游天道而流于萎瑣卑小，如是，政治生活變為只以個人權利為中心，人際關系異化為冷冰冰的法律關系與金錢關系，政治淪為實現私欲私意的場所。另外，在國家生活中，主權絕對至上的思想嚴重妨礙國際間的真誠合作，阻礙人們去協力解決全球性的問題，如生態環境問題、世界發展不平衡問題、占有人類資源不公正問題等，同時主權觀念還常常成為后冷戰局部戰爭的導火線，發動戰爭者往往會借口維護主權而行擴張侵略之實。因此，我們可以說主權觀念就是國家生活中放大了的政治個人主義，是人類膨脹了的私欲在政治生活中的所謂文明的表現。由此可見，東亞政治文明中強調社會倫常的群體主義和超越主權觀念的功能主義在當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中正可從一個側面去對治時代的痼疾，其豐富的資源有待現代人去發掘與闡揚。

（四）、結語：東亞政治文明的回歸與“政治東亞”的重建

綜上所述，東亞存在著自己的政治文明，存在著自己的政治理想與政治制度。千百年來，東亞各國都在自己的政治文明中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創建自己的政治制度，使自己的政治文明區別于西方的政治文明，在自己一脈相承的儒家文化中來定位自己的政治特性，來安頓東亞社會的群體生活。這種區別于西方政治文明東東亞政治文明具有自己的特征，構成了東亞幾千年來的政治傳統，這一傳統是貞定東亞政治的基準，是東亞政治文明所以能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根本。也就是說，只要東亞還是東亞，東亞就不能喪失其傳統，就必須在其傳統的政治文明中來定位自身。遺憾的是，在冷戰中東亞各國都放棄了自身的政治傳統，在西方政治文明內部的沖突中來選擇自己的政治模式，來定位自己的政治屬性——即不是選擇接受了資本主義就是選擇接受了社會主義。在冷戰中，具有自身特色的東亞政治文明已經不存在了!然而，值得慶幸的是，冷戰結束了，東亞從冷戰的魔障中覺醒過來，開始意識到自身文明的特性不能喪失，必須超越西方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政治模式回歸自己的文化本源，在自己傳統的政治文明基礎上來建構新的政治大廈。因此，冷戰的結束即意味著西方文明內部的沖突在東亞結束，從而意味著西方的政治模式亦將在東亞結束。此即是說，后冷戰時代的來臨為東亞政治文明在東亞的回歸打開了契機，意識形態沖突的消失使東亞政治重返自己的傳統本源成為可能。我們可以預言，后冷戰時代是東亞政治擺脫西方文明的支配影響獨立發展的時代，亦是東亞政治復歸其本源再創新東亞文明的時代。放眼前瞻，一個具有獨特政治文明的新東亞將在世界的東方興起，此一返本開新的政治文明之出現將是對繁榮人類多元文化的偉大貢獻。

近二十多年來，由于東亞的騰飛，出現了所謂。新興化國家。，西方各國的社會家和經濟學家對這一只出現在東亞的“經濟奇跡”非常震驚，紛紛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出現了“工業東亞”一詞。在他們看來，“工業東亞”，是當今世界最突出的現象，使東亞區別于世界其它地區。也就是說，在他們眼中東亞的特色是“工業的”或者說“經濟的”，除此之外東亞無其它特色。這一看法顯然是冷戰的產物，因為冷戰時代東亞被強行卷入西方意識形態的沖突而成在西方政治文化對立中的一方，在政治方面無其固有文化的特色。然而，東亞果真只是“工業東亞”而非“政治東亞”嗎？回答是否定的。東亞不僅是“工業的”東亞，同時也是“政治的”東亞。我們不能用冷戰時代西方文化支配一切的有色眼鏡來看東亞，而應該站在東亞千百年來自身文化傳統的自性與特色上來看東亞。“工業的”東亞只是東亞近幾十年來的奮力新創，而“政治的”東亞則是東亞數千年來的固有傳統。因此，西方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們不應只把東亞看作“經濟的”、“工業的”東亞，應該按東亞的本來面目把東亞還原為“政治的”東亞。冷戰已經結束，建立在冷戰之上的觀念理應拋棄或修正，“工業東亞”這一概念當屬此列。前面已言后冷戰時代是東亞政治文明回歸與復興的時代，同理，后冷戰時代亦將是“政治東亞”重建與振興的時代。東亞在其漫長的長河中曾是一區別于其它地區的具有其獨特政治文明的東亞，冷戰結來后的將來東亞亦定會建成具有其文化特色的新的“政治的東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