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術與當代政治生活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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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信息技術在改善人類現實的政治生活質量的同時，也在影響著我們有關社會政治生活的某些觀念，并引發了一系列政治后果。分析信息技術對當代政治生活的沖擊所造成的影響，將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信息技術的政治價值，重視協調信息技術與政治發展間的關系，從而使政府在努力推動國家信息產業發展和促進信息技術進步和應用的同時，亦堅持不斷地推進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進行，這些對于塑造政府形象，提升政府能力，維護國家利益和保持政治穩定都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信息技術/互聯網/政治生活/沖擊

【正文】

中圖分類號：G2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02)03-0001-05

在當代世界，信息技術是應用最為廣泛的技術，其價值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充分地體現出來。辦公管理自動化的實現、經貿領域的電子商務應用、網絡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證明信息技術已經不再是以往人們觀念中簡單意義的工具，其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的生產力的、經濟的與文化的價值，已經遠遠超出了“工具”的層次，正在改變著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前所未有的偉力，推動著整個世界的發展，即使是最初發明這種技術的人們，也未嘗能夠意料到這一技術對人類進步所產生的如此巨大的影響。信息技術對于人類社會的政治生活的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它在改善人類現實的政治生活質量的同時，甚至也在影響著我們有關社會政治生活的某些觀念，并引發了一系列政治后果，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信息技術使傳統的國界概念和國家主權觀念受到沖擊

國家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和現實的存在。自國家產生以來，每一個歷史時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們，都是從國家發展的歷史與現實中去理解國家這種政治現象，人類有關國家的概念以及對于國家的基本理解，如國家的獨立與主權的觀念、領土完整的觀念等，無不源自于現實的國家。然而，信息技術的發展，卻使這些長期以來一直指導著我們現實的政治生活的觀念受到了沖擊。由于互聯網上的信息傳播不分民族、種族和國家，沒有空間的限制和國界的壁壘，所以，上網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輕易地跨越“國界”，與別國政府或別國公民自由地交流往來，各國政府上網所服務的對象也不一定是本國的公民。于是，傳統的與土地密切相連的國家疆界和國家主權行使空間被打破，網絡時代的國家主權行使空間在領土、領海、領空之外又加上電腦空間，結果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回避不了網絡環境，各國被愈加緊密地聯結在一起，誰也不能脫離于網絡之外求取獨立發展。

互聯網給人這樣一種印象：它為全世界人民所共建、共有和共享，并沒有誰對其進行領導，所有國家在網上都是平等的。但實際情況是，那些在信息技術方面領先一步的國家，憑借其技術優勢可在網上恣意妄為，干涉別國內政；而信息技術發展較為落后的國家，卻可能因此陷入國家主權被橫加干涉，國家安全遭受威脅，國家信息疆域受侵犯，國家尊嚴和利益受損害，國家對內控制和對外國際關系主體地位被弱化等境地，在全球信息爭奪戰中處于劣勢。究其根源主要在以下幾點：首先，互聯網是美國人發明的，并由InternetArchetectureBoard(IAB)主導和負責管理，它要求所有人上網的前提是必須遵守美國人業已制定的互聯網上的統一的運行規則，符合網絡通信協議。此外，互聯網的服務器是美國的，防火墻是美國的，操作系統也是美國的，核心技術都掌握在美國人手里，這決定了我們在技術上受制于美國，在競爭中要依賴美國。其次，互聯網上充斥著西方主流文化的聲音，幾乎是英語一統天下的局面，只要我們上網，就意味著時時遭遇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輪番轟炸，偏偏我們又必須利用網絡媒體，這使我們原有的主導意識、價值觀念和標準將受到強烈沖擊，意識形態界限將趨向淡化，國家將面臨網絡無處不在的文化性或政治性的顛覆行為。再次，有關互聯網的未來發展政策問題是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負責，它直接左右著互聯網未來的發展方向，使美國占盡先機。最后，要取得一個互聯網上的國際域名或公網上的IP地址[1]，需要向位于美國弗吉尼亞州的Internet信息中心提出申請，這些共同營造了美國的信息“霸主”地位，使得美國能利用別國對互聯網的信賴而在技術上卡住某國，并做出符合美國自身利益的行為。比如，美國利用“梯陣”計劃——衛星信號偵聽系統”進行全球范圍的監聽，而不僅僅是對間諜機構進行監聽”[2]；再比如，美國通過微軟公司長期跟蹤微軟客戶，以損人利己的欺詐行為贏得信息情報，奪得信息戰的主動權。這就是為什么從互聯網建立之初到現在，一直是美國人在牢牢地掌握著互聯網上的主動權，而其他國家受到牽制的原因。因為“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的現時代，技術成了替代軍事而調節國家之間的權力和權威分配、利益關系等國際政治生活的主要杠桿。在當今世界上，某個國家技術上的強大，大致預兆了它政治上的強大。”[3](P88)隨著各國電子政務建設的逐步開展和信息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各國政府對互聯網的依賴性會越來越大，受制于美國的潛在可能性也與日俱增。面對互聯網上的不平等，各國要維護國家主權、信息安全和自身利益，就必須聯合起來共辟新的發展途徑，以加強“網絡國防”建設，反對信息霸權主義。今后，控制跨國信息傳播的內容和方式(即“信息主權”)將成為國家主權的重要內容。為此，一些學者提出應深入研究國家信息傳播力和影響力究竟能夠達到何等空間，以確定新的“虛擬”的疆界——“信息疆域”。

二、信息技術使民主政治的內容和形式發生變化

市場經濟所具有的等價交換和自由競爭的特點，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平等和自由，而人們實現平等和自由權利的形式就是民主。這表明，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市場經濟發展和完善的必然結果。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公眾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識在逐漸增強，他們有意愿和能力爭取民主權利，參與國家管理和社會活動，表現為由被動參與轉為主動參與，由少數參與轉為多數參與，由參與部分轉為參與全部，而互聯網在社會各領域的廣泛滲透和應用恰恰迎合了民主政治發展的需求，為公眾參與民主政治生活提供了現實可能性，為公民行使民主權利(尤其是信息自由權)和參政議政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條件。未來的選民安坐家中就可以異地投票，實施全民公決；可以把網絡作為表達意見，與政府對話，甚至參與政策制訂的“通天”渠道。政府也可借助互聯網直接傾聽到人民呼聲，了解群眾意見，采納合理化建議，保證公民作為國家主人的合法權益。可見，信息技術的發達確實能為直接民主提供物質手段，同時也將對民主政治的運作機制產生空前影響。這些似乎昭示著，計算機及互聯網能不斷提高民主的廣度和深度。然而，這種直接民主在技術上可行，在政治上卻很可能蘊藏著災難性后果。

首先，信息意味著更多的公開性，公開性意味著更多的民主，于是，為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政府必須實行政務公開，這本身并沒有錯誤。但是，由于計算機等先進的信息工具可以比手工更巧妙地編輯和操縱信息，并且這些信息的真實可靠性又沒有完善的機制保障，這就難免會存在嚴重的信息失實和信息膨脹問題。因為政府或者“黑客”完全可以使用欺騙和誤導的手段，制造大量虛虛實實、真假難辨的信息而讓網上選民無所適從，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投票。例如，在1980年的總統選舉中，美國公眾就曾親眼目睹總統候選人羅納德•里根對國家防務問題所作的極其可怕的結論。他的辯論詞里引用大量的數字，認為美國的防務體系存在著所謂的“漏洞”，國家面臨著隨時遭受攻擊的危險。這個“漏洞”是被計算機模擬的戰爭模型發現的。里根利用這一假定的形勢以及公眾的焦慮心情進行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軍備擴充。后來，在巨大的壓力下，里根承認許多事實、數字、假設以及推理都是失實的。然而，等到反對黨抓住這些把柄時，國防部早就對新的防線進行了更多的研究、設想和模擬了[4](P246)。這是政府使用欺騙和誤導手段的一個較為典型的案例，這種把大量的、公眾無法消化的權威信息塞滿公眾頭腦的手法其實是一種有意的和十分有效的政治計謀。正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西奧多•羅斯扎克在《信息崇拜》一書中一針見血指出的那樣：“數據過剩絕不是信息源出現沒有預料的偶發的過量輸出所致，……這是控制社會的策略，是政治家精心設計并且應用自如的一種策略，也是現代政府和社會集團混水摸魚的伎倆。他們用公眾無法消化的大量原始數據混淆公眾的視聽”[5](P152)。有鑒于此，能否應付網上信息的泛濫問題，可否把網上真實和虛假的信息分開等成為實現“電子民主”的“瓶頸”問題，是實現某些人預言的“民主的重建”夢想的障礙因素。

其次，一年365天時時在線的網上政府要想就網上即時出現的所有電子政務都做出深思熟慮的判斷和及時妥當的處理是不可能的，要從網上“大眾”的意見和建議中調查出大眾的真實意愿也是非常困難的。一是由于網上直接管理的工作方式和政府與公民間的實時互動對政府的素質、能力和職業道德要求很高，而政府工作人員科技素質普遍欠缺，責任機制有待建立，目前還談不上滿足電子政府的實際運作要求。二是因為網上管理所依據的信息是大眾的意見和要求，但這些“大眾”通常只局限于那些信息富人們(很多人認同這一劃分，即網絡時代里的公民至少可以分為信息窮人和信息富人)。因為目前社會上占絕大多數的信息窮人還支付不起利用信息技術所需的設備和上網費用，他們被剝奪了在網上參政議政的機會，這使得信息富人們利用其掌握的很大部分信息設備和信息資源得到了更多的權力，并利用對他們有利的信息來影響公眾，操縱政治和決策。正如金枝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官僚主義的經理、公司精英、軍事當局、安全和監視系統都可以利用計算機里的數據來制造混亂、散布神話、進行恫嚇和控制別人。他們掌握了絕大部分的信息源和計算機，公眾對于信息的崇拜又給他們的優勢地位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他們有效利用手頭信息的原因是很明顯的。這些社會集團占有很多利益，信息要為這些利益服務，計劃也要根據這些利益制訂。他們手里有一張明確而簡潔的日程表：把更多的利潤和權力集中到那些已經擁有利潤和權力的人的手中”。[6](P247)可見，政府簡單地聽從“大眾”召喚未必就能符合大眾意愿和利益，因此，網上民主還只是少數人的民主。

最后，網上過分自由的信息傳輸有可能引發民主政治危機，使網上民主淪為一場空談。早期的互聯網貫穿著自由，崇尚無政府主義，但是，公民在網上享受其信息自由權(包括信息的獲取、加工、處理、存儲、傳播的權利，以及信息加密的權利)的同時，也會遭遇信息欺騙、電腦病毒、電腦犯罪(包括偷盜行為、色情犯罪等)、隱私權受到侵犯、知識產權爭執等一系列煩擾。雖然互聯網作為人們未來獲得信息和實現社會多種功能的主要載體，會對未來的民主政治運作發揮積極的作用，但計算機的集中和控制信息的能力也較易被別有用心者利用，成為摧毀民主價值的工具。況且，技術專家們在信息自由和信息保護的技術完善方面始終不懈追求，網上的“無政府主義”依然存在，加之互聯網又缺乏行之有效的控制和規范，網上的“自由過度”可能使國家“走向一個比古希臘人所想像的更要純潔的民主，然其結果卻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亂象”[7](P29)，影響到國家的穩定。如果任由這種“自由”和“民主”泛濫，社會將處于無序狀態，不僅造成政府宏觀調控失控，信息資源浪費，發展環境惡化，而且會導致政府失靈甚至失敗，引發社會矛盾。

正因為上述可能性事實存在，中國在追求政治民主目標時，一方面要以平靜的心態和寬容的理性去面對民主化發展道路上出現的所有困難和問題；另一方面，要加強與互聯網相關的信息法律和制度建設，規范和制約網上行為，調整網上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把互聯網的自由控制在政府的許可之下，把電子政府建設和網上民主發展納入法制軌道，只有這樣，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民主權利和信息自由權。當然，政府是否逐漸拓展其網上職能還要依據自身的素質和能力作參照，這是政府管理權威性和有效性的人員保障。這些既是民主發展的必然要求，是民主的體現和保障，同時也是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

三、信息技術使國家政治生活的現實秩序面對新的課題

在網絡時代，信息技術對于社會政治秩序的影響首先是積極的，因為互聯網的應用與普及意味著國家可以更加迅速有效地進行社會動員，更加迅速地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社會資源，以更加迅捷的方式傳播政治信息和宣傳有利于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政治理念，從而實現對社會的更加有效的管理。網絡時代的社會秩序和政治生活，在主導的方面是趨于穩定、有序而不是相反。不過，我們也必須看到信息技術的傳播與應用對于社會政治秩序產生的負面影響。

首先，和其他科學技術一樣，信息技術也是中性的，把它應用于社會政治生活中會產生怎樣的結果，不取決于技術本身，而取決于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使用了它。在這一意義上說，信息技術可以為人們所用，但它本身并不能保證一定被用于有利于穩定社會政治秩序的目的。在網絡上可以形成文化，但是技術本身并不能保證網絡上形成的文化一定是有利于社會政治秩序和穩定的，特別是在各種不同的政治價值觀念、政治文化、社會制度并存的當代世界，已經跨越了現實國界的互聯網，可以使傳統的政治策略和手段失效。它對于一個國家的政治秩序與穩定的負面影響都是不可低估的。例如，從很早的時候起，墨西哥薩帕塔分離主義分子就開始利用互聯網傳播其民族分離主義主張，從事反政府、以平民為迫害對象的恐怖活動；9.11事件的嫌疑人，本•拉登組織也曾利用互聯網絡向其成員傳遞其進行恐怖活動的指令。可見，互聯網自身的技術特征使所有國家在保證社會秩序與信息安全方面都面臨以往技術條件下未曾有過的困難。由于現代社會正盡可能地實現計算機化，社會管理也愈來愈強烈地依賴網絡和數字信息，而社會如此大規模地由一種極易受到普遍故障、錯誤、破壞和犯罪企圖影響的技術控制，一旦出現問題，社會秩序就會被搞亂，政治秩序與政治穩定當然會受影響。由此，國家必須通過制定適合自身國情的策略來達到合理利用技術及其力量的目的。

其次，“全球化沖擊下的‘政治民主化’的強勢語言，其直接的政治內涵卻是針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所謂失敗，以及西方價值觀和民主制的優越性及其在世界范圍內的勝利的。或者說，是要按西方的價值觀和民主制度重新建構世界秩序。”[8](P105)扮演著政治角色的網絡媒體是西方國家在和平條件下對他國進行最大程度的外部滲透和影響的渠道，是西方國家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弱小民族宣傳和推行自己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念、意識形態、腐朽的生活方式或顛覆性思想觀念、強勢語言以及其他不受歡迎的內容的新工具。一些別有用心者正是利用當代社會主義在發展中所遇到的挫折和我國的腐敗現象不可能一時根治等狀況，在網上詆毀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對我們國家黨和政府的領導人進行惡意誹謗和人身攻擊，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這都將對我國的政治秩序與政治穩定構成威脅。為此，我們要在網上維護國家的政治秩序，維護公民起碼的民主——國家的主權和人民的生存權，就不能在全球化世界的所謂“民主化”浪潮沖擊下妥協和退讓，而是要更加堅定地高舉起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旗幟，建設面向世界的政治文明。

最后，“按照現代政治學的分析，政治穩定的程度與政治文化的性質和結構有非常密切的關聯”，[9](P78)也與大眾傳媒的導向密切相關。一般而言，人們對政治系統優越性的正面認識、對政府行為的贊賞，有利于政治穩定；對于政治系統的缺陷和弊端的反面認識乃至夸大、對政府政治決策的憎惡、對政治生活的冷漠，往往無益于政治穩定。所以，社會的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等與網絡秩序密切相關。由于網絡媒體能將各種政治事件和政治輿論快速傳輸到世界各個角落，人們調閱信息不受時空限制，所以，網絡媒體較之其他媒體，它的影響面更廣、速度更快、時間更長、程度更深。還由于政府幾乎不可能做到對網上全部信息的性質和內容進行有效的篩選和控制，這就使得網絡媒體的輿論效果愈加強大，國家的政治穩定可能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比如，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使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蘇東劇變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留下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一些人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暫時落后，便陷入“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由社會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思想誤區。實際上，這種由于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以及上層建筑滯后于生產力發展造成的消極影響，由此帶來的對社會主義信念的動搖、對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懷疑、主張照搬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全盤西化的觀點，都是錯誤認識造成的思想混亂，涉及到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大是大非問題，需要黨和政府利用政治思想宣傳工具，注意澄清并抓緊解決。如果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被敵對勢力所利用，就會貽害國家，甚至造成像蘇聯一樣亡黨亡國的后果。為避免我國重蹈前蘇聯覆轍，我們非常有必要利用網絡媒體這一有效工具，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回答和解釋當代世界和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生活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占領互聯網上的馬克思主義陣地，發揮輿論的導向作用。

四、信息技術為公民監督政府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手段

互聯網的應用，進一步增強了公民的力量，給予公民保護民主和監督政府的權利，使信息時代里公民的力量比以往強大得多。具體表現在：

首先，人們在互聯網上很容易發現那些與自己觀點一致的人，與他們交流，把他們發動和組織起來也相對容易和便利。由于網上輿論監督缺乏法規和紀律約束，網上交流的內容和組織的活動難以規范和控制，加之多元文化融合的趨勢的出現，意識形態領域中多種觀念相互碰撞的局面已經形成，能否實現正確引導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因素。

其次，公眾輿論的力量變得如此強大，對于一個制度得當且運行有序的民主政府來說，輿論的力量影響是很大的，傳媒監督權力也正是依賴于這種令任何公共權力在其面前都脆弱得不堪一擊的令人尊敬的力量。以美國為例，信息媒體扮演著舉足輕重的政治角色。美國是最先倡議修建信息高速公路并付諸實施的國家，是信息技術強國，IT業的領頭羊。但是，在享受政府上網帶來的各種便利的同時，美國的國家政策和民主運作也受到網絡媒體異乎尋常的影響。這種實例在“克林頓總統任內，更是屢見不鮮。他上任之后的海地政策——即對海地難民偷渡來美的處理——即先由競選時的‘歡迎’到上任后的遣返，再由遣返改為有條件的收容。后來，更聲言要武力進占海地，反復無定，主要就是受到傳播媒體的影響而造成的后果”[10](P29)。由于對信息化條件下的政府管理缺乏必要的理論和實踐準備，美國政府在操縱媒體的同時，常反被媒體操縱，美國外交政策頻繁更迭，其后果是影響到美國目前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這已引起美國學者和政界的重視，美國已著手研究應付網絡媒體的國家戰略，以加強政府的力量。

再次，網民的集合優勢和能力足以監督網上政府的一切行為，力量也強大到足以破壞政府在網上營造的一切。他們的技術和自我意識決定著他們行動的力量，就是說，如果有足夠的技術知識儲備，網民可以在網上“為所欲為”。網民支持抑或反對政府，攸關網上政府的運作秩序。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必須建立適應信息化需求的行政管理體制和制度。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具有協調各方利益、強制安排制度的權力，是制度的主要供給者。為此，政府應盡快建立健全網上管理組織及體制，一方面是為了保證向公眾提供有效的管理和優質的服務，另一方面是為了保障政府能隨時監測政府網站的運行狀況，并通過對各種數據指標的統計分析，在網站遭受非法攻擊時能在第一時間里迅速恢復備份的頁面，保證網站的可靠性，保證網上政府的合法性。于是，“由于我們擁有自我控制的可能性這一簡單的理由，我們可以選擇某種其他的方式。這又使我們走進了政治，走進了需要我們對是否實行自我限制這一問題做出集體決定的領域”[11](P14)。事實上，要規避網絡風險和解決網上危機，對互聯網進行必要的、合理的、可行的干預，只能依靠財力雄厚、信息資源豐富、擁有眾多人才、具有強大號召力和凝聚力且有國家強制力作后盾的政府。面對網絡時代，主權國家政府在當今及今后一個長時期里仍然是組織、管理社會生活的基本工具，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政府的“廉潔、勤政、務實、高效”和政府與公民的有效合作是維護國家主權和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最后盾牌。為此，國家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緣于“技術包含了某些它本來意義上的后果，表現出某種特定的結構和要求，引起人和社會做特定的調整，這種調整是強加于我們的，而不管我們是否喜歡。”[12](P50)

綜上所述，信息技術對當代政治生活的沖擊造成了積極的和消極的影響，其后果涉及國家主權、政治秩序、制度安排、權力分配、科學決策、民主政治、立法和體制調整等多方面，認識到這一點，將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信息技術的政治價值，重視協調信息技術與政治發展間的關系，從而使政府在努力推動國家信息產業發展和促進信息技術進步和應用的同時，亦堅持不斷地推進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進行，這些對于塑造政府形象，提升政府能力，維護國家利益和保持政治穩定都具有重要意義。

收稿日期：2002-08-0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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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案例選自金枝編著.虛擬生存[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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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該引文出自JacquesEllul.TheTechnologicalSystern(NewYork.1980).P155.)參見劉文海.技術的政治價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