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和發展資本主義思想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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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列寧、是蘇聯、中國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奠基者，在實踐中都遇到了如何看待資本主義，如何處理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問題。他們對此進行了長期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思想，包括發展資本主義是歷史的必然、要發展新資本主義等。

【英文摘要】LeninandMAOZe-dongwerethefoundersofthetwosocialistcountries:theformerSovietUnionandChina.Intheirrevolutionarypracticebothofthemfacedwiththequestionhowtotreatcapitalismandhowtohandletherelationswithcapitalism.Theythoughtoverandmadeclosestudyoftheproblemoveralongtimeandputforwardquiteafewvaluableideasaboutitsuchastheideathatitisinevitabletodevelopcapitalismanditisnecessarytodevelopit,etc..

【關鍵詞】列寧//資本主義/Lenin/MAOZe-dong/capitalism

【正文】

列寧和畢生都在為無產階級的解放而奮斗，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滅亡是歷史的必然。但是，列寧和都是務實的領導者，他們從實際出發，提出了短時期內不僅不能在本國消滅資本主義，反而要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的思想。

一、發展資本主義是歷史的必然

列寧認為，俄國的國情不具備直接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而應當首先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早在1917年9月，列寧就明確提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充分的物資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前階。”[1](P218-219)因此，俄國革命勝利后應當首先實現向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十月革命勝利后，“左派共產主義”批評黨對資本家企業采取的計算和監督政策，是在“向資產階級及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卒投降”，這一政策會使蘇維埃俄國“演進到資本主義一邊去”。1918年3月，列寧寫了《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一文，批評了“左派共產主義”的觀點，認為俄國當時存在著宗法式的經濟、小商品生產、私人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五種經濟成分，其中，“占優勢的正是小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從這種資本主義無論走向國家大資本主義或者走向社會主義，都是經過同一條道路，都是經過同一個中間站，即我們所說的‘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實行全民的計算和監督’。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會犯不可饒恕的經濟錯誤，他們或者是不了解具體事實，看不到實際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視現實，或者是只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抽象地對立起來，而不研究目前我國這種過渡的具體形式和步驟”。雖然我們建立了新的國家政權，但“從物資、經濟、生產意義上說，我們還沒有到達社會主義的‘前階’，而不通過我們尚未達到的這個‘前階’，就不能走進社會主義的大門”。“不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所共有的東西(全民的計算和監督)，就不能從俄國現時的經濟情況前進，正因為如此，用‘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演變’(《共產主義者》第1期第8頁第1欄)來嚇唬別人也嚇唬自己，在理論上是荒謬透頂的。這恰恰意味著在思想上‘偏離了方向’，離開了‘演變’的真正道路，不懂得這條道路；而在實踐上，這等于是向小私有者的資本主義倒退”[2](P527、528、527)。

1918年夏至1920年底，處在戰時環境下的俄國采取了直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措施，消滅了資本主義。過早消滅資本主義，嚴重影響了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影響了群眾的生活。列寧在總結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教訓時明確指出：企圖直接建立共產主義的經濟形式，“試圖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國營的交換的發展，即商業的發展，即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這種發展在有千百萬小生產者存在的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個政黨是要試行這樣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殺。說它在干蠢事，是因為這種政策在經濟上行不通；說它自殺，是因為試行這類政策的政黨，必然會遭到失敗。老實說，有些共產黨員執行的正是這樣的政策，所以在‘思想、言論和行動’上犯了錯誤。我們要努力糾正這些錯誤。一定要糾正這些錯誤，否則后果將不堪設想”[3](P504)。正是基于這種考慮，列寧明確指出當時實施的新經濟政策，實質就在于“不摧毀舊的社會經濟結構——商業、小經濟、小企業、資本主義”，而是活躍它們和逐步地、審慎地掌握它們。

1921年3月，列寧在《論糧食稅》中回顧了1917年和1918年有關俄國國情的論述，再次強調俄國不是純資本主義的國家，而是五種經濟成分“都互相錯綜地交織在一起”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中“究竟是誰和誰進行斗爭呢?”“在這里不是國家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做斗爭，而是小資產階級和私人資本主義合在一起，既同國家資本主義又同社會主義做斗爭。”[3](P490)。因此，抽象地談論“資本主義是禍害，社會主義是幸福”“是不正確的，因為它忘記了現存的各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總和，而只從中抽出兩種結構來看。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同中世紀制度、和小生產、和小生產者散漫性聯系著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則是幸福。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范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4](P217、218-219)。

發展資本主義的論述也是格外引人注目的。早在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就明確提出：“我們對于私人經濟，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因為目前私人經濟的發展，是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5](P119)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社會“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的緣故”[5](P639)。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所作的《論聯合政府》，更加深刻地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么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變抹角地來說這個問題。另外有些人，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必要的發展，而說什么一下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社會，什么要將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畢其功于一役’。很顯然，這類現象，有些是反映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于民眾的欺騙手段。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5](P961-962)認為：“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新民主主義奮斗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5](P961)

列寧和從落后國家的實際出發，都明確指出在小生產者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中，在很長的歷史階段，不僅不能消滅資本主義，直接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反而應當大力發展資本主義。認為：“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對于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黨內是會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他們‘左’的要命，要更快地搞社會主義，不發展資本主義。結果呢，他們變成了反革命。布爾什維克就不是這樣。”[6](P322-323)

二、發展新資本主義

經濟文化較為落后的國家建立新政權之后，應當大力發展資本主義。那么，我們所發展的資本主義是否與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完全一致呢?

1922年3月，列寧在俄共十一大的報告中明確指出，俄國要大力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在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上，我們的報刊和我們的黨都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染上了知識分子習氣，墮入了自由主義，自作聰明地來理解國家資本主義，并且去翻看舊本本。可是那些書里寫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寫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沒有一本書寫到過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連馬克思也沒有想到要就這個問題寫下只言片語，也沒有留下任何明確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無可反駁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現在我們必須自己來找出路”。“我們現在的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是任何理論、任何著作都沒有探討過的，原因很簡單，所有同這一名詞有關的常用概念都只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政權。而我國的社會雖已脫離資本主義軌道，但還沒有走上新軌道，不過領導這個國家的已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我們不愿了解，當我們說到‘國家’的時候，這國家就是我們，就是無產階級，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我們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范圍的資本主義，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是同國家聯系著的，而國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進部分，就是先鋒隊，就是我們”[7](P83、84)。隨后，列寧在1922年11月共產國際作的《俄國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報告，再次強調我們退卻之后發展起來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它“同從字面上理解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區別就在于我們無產階級國家不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業部門”[8](P725)。這里的國家資本主義也與1918年提出的國家資本主義有很大的差別，在1918年還沒有認識到貿易自由的重要性，當時強調的重點是“統計和監督”，而“關于國家資本主義有根本意義的”恰恰是“貿易自由”[7](P362)。

從列寧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明確地感覺到，雖然列寧始終重視國家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作用，但早期的論述與晚年的論述仍有重大的差別。早期的論述往往是與社會主義不存在商品經濟的理論連在一起的；在晚年的論述中，起初是把租讓制等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看做是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并存的環境中，從西方國家引進外資、獲取技術、取得經驗的重要途徑，后來把國家資本主義看做是新環境下一種特殊的經濟形式，是一種與社會主義經濟長期并存的，我們能夠加以限制、能夠加以規定其活動范圍的經濟形式。

無獨有偶，在提出成熟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之后，曾把新民主主義稱做“新資本主義”。他在1944年3月22日談道：“現在我們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又是人民大眾的，不是社會主義的，也不是老資本主義，而是新資本主義，或者說是新民主主義。”[6](P110)雖然在1948年指出，“新資本主義”的提法不太妥當，“我們的社會經濟的名字還是叫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好”[9](P139)，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就是要發展新資本主義。建國后，從中國實際出發，進一步提出我國要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是新式的資本主義。1953年7月，在全國財經會議的領導小組會議紀要上寫道：“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并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它主要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錯，工人們還要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但這只占全部利潤的一小部分，大約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為工人(福利費)、為國家(所得稅)及為擴大生產設備(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為資本家生產利潤的)而生產的。因此，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著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有利的。”[10](P282)

認為，我們與列寧發展新資本主義的思路是相同的，但在具體的實施辦法上則有很多不同。他在1953年7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道：“在過渡時期，我們對國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必須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我們的國家資本主義，其性質和蘇聯的國家資本主義是相同的，蘇聯是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我們也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但實行的辦法則有很多不同。列寧在一九一八年指出的這條道路，我們實行了。資產階級不接受國家資本主義，沒有別的路走，大勢所趨，非走這條路不可。我們對資產階級不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也沒有別的路，因為現在不能沒收他們的財產，而且需要他們。使獨立的私人資本主義企業變為受限制的國家資本主義，這是一個大的進步。”[10](P285)

雖然對國家資本主義的理解與列寧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有很大差別，但是他們都認為本國要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不是已有的西方式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是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他們之所以認為這種資本主義是新式的資本主義，關鍵在于：無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主要生產資料已收歸國有；我們可以限制并規定這種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

三、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基本思路

列寧和雖處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度，但他們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思想是一致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

(一)大力學習資本主義先進的技術和管理

列寧認為，經濟文化較為落后的國家要實現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必須瞄準最新的科技成果，把它作為推動經濟文化發展的龍頭。早在1918年，列寧就提出一個著名的公式：“樂于吸收外國的好東西：蘇維埃政權+普魯士鐵路管理制度+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11](P520)1920年，列寧制定了全俄電氣化計劃，并把這一計劃稱為俄共的第二個黨綱，即黨的經濟綱領。列寧認為只有實現了這一計劃，才能從根本上挖掉貧窮落后的老根，才有可能實現共產主義。他曾尖銳地批評了不向資本家學習也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觀點，“不向資產階級學習也可以建成社會主義，我認為，這是中非居民的心理。我們不能設想，除了以龐大的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為基礎的社會主義以外，還有別的什么社會主義”[11](P252)。他號召俄國的共產黨員一定要向資產階級專家、學者學習，“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組織者學習就不能創造或實行社會主義的人，才配稱為共產主義者。因為社會主義并不是一種空想，而是要已經奪得政權的先鋒隊去掌握和采用托拉斯的東西。我們無產階級政黨，如果不去向資本主義的第一流專家學習組織托拉斯大生產的本領，那便無從獲得這種本領了”[11](P289-290)

處在兩大陣營對峙時代的，自然將學習和利用的重點放在社會主義陣營，但并沒有將視野局限于社會主義陣營。不論在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都強調了向西方學習的重要性。1956年，在《論十大關系》中明確指出：“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是要有一點勇氣的，就是要把戲臺上的那個架子放下來。”[12](P41)他說：“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習，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12](P41)

(二)向資本家學習做生意

新經濟政策實施后，列寧敏銳地注意到俄共存在著嚴重的輕商思想，在《論糧食稅》一文中曾尖銳地指出：“不要害怕共產黨員去向資產階級專家學習，其中也包括商人，向合作社的小資本家，向資本家‘學習’。‘學習’成績，只有靠實踐經驗來檢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資產階級專家做得更好，要學會用各種辦法振興農業，振興工業，發展農業和工業的流轉，多花點學費并不可惜：為了學習要不惜破費，只要能學到東西就行。”甚至他在晚年還提出了要把無產階級國家變成文明的批發商的思想，他說：“無產階級國家必須成為一個謹慎、勤勉、能干的‘業主’，成為一個文明的批發商。否則，就不能使這個小農國家在經濟上站穩腳跟。現在，在我們和資本主義的(暫時還是資本主義的)西方并存的條件下，沒有其他道路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批發商這類經濟界人物同共產主義似乎有天壤之別。但正是這類矛盾在實際生活中能把人們從小農經濟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引導到社會主義。”[13](P176)

既談到要向本國資本家學習，又提到向外國企業學習的問題，“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于改進我們的工作”[14](P742)。

(三)大力開展對外貿易

列寧非常重視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正常的貿易關系，認為沒有穩定的外貿關系，就不可能有穩固的國內經濟關系；西方國家雖然仇視蘇維埃政權，但出于經濟方面的考慮，他們也不得不同我們做生意。列寧曾說過：“有一種力量勝過任何一個跟我們敵對的政府或階級的愿望、意志和決定，這種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經濟關系。正是這種關系迫使它們走上這條同我們往來的道路。”[13](P332)在1921年，俄國從國外訂購了幾千臺機車，幾百輛油罐車，出口量達到5000萬普特。1922年，西方國家在熱那亞舉行國際經濟財政會議，列寧要求俄共黨員必須以商人的身份參加會議，他說：“我們歡迎熱那亞會議并準備出席這次會議；我們十分清楚并且毫不隱瞞，我們準備以商人的身份出席會議，因為我們絕對必須同資本主義國家(只要它們還沒有垮臺)進行貿易。”[7](P2)

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明確指出：“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現在已經開始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競爭，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5](P1325)新中國建立后，我國采取了“一邊倒”的政策，主要與社會主義國家做生意，但在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之后，的對外思想有了重大調整。1965年，同來訪的印度尼西亞客人談道，全部開放，全部交流，不要壟斷。即使在犯“左”傾錯誤的1973年，還親自批準了從日本、英國、美國、聯邦德國和意大利等國引進價值達4.3億美元的成套技術設備。

(四)采用靈活多樣的經濟組織形式

十月革命前后，列寧一直主張通過“工人監督”來實現向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所謂工人監督，就是在不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前提下，在資本家的工廠中建立工人自己的組織，由工人組織監督企業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過程，對企業的賬目進行核算，控制資本家的剝削程度，制約資本家的活動范圍。新經濟政策實施之后，列寧又提出了學習和利用資本主義的四種經濟形式：租讓制、合作制、代銷制和租借制，并對這四種形式作了深刻闡述。

解放前，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雖然經歷了百余年的緩慢發展，但總的來說，依然是地方的農業經濟占主導地位，資本主義經濟只占全部國民經濟總比值的10%。在有限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官僚資本占了80%，民族資本只占20%。在民主革命時期，提出了多種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措施，如取消苛捐雜稅、給民間工業以借貸資本和購買原料及推銷產品的便利等。從七屆二中全會開始，在強調“利用”的同時，越來越強調“節制”和“限制”的重要性，他說：“就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說來，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15](P306)建國之初，提出應合理調整城市工商業政策，如擴大對私營工商業的加工定貨和代購代銷，調整稅收負擔，加強貨幣投放，幫助合法的私營工商業渡過難關等。在正確思想的指導下，建國初期，我國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資本發展的優惠政策，促進了私營經濟的發展。

然而，由于受蘇聯模式的影響，從1953年開始，我國政府采用了收購、加工、定貨、統購、包銷和公私合營等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對民族資本進行了改造。1955年10月，提出：“使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這是一個很好的事，很有意義的好事。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使資本主義絕種，要使它在地球上絕種，變成歷史的東西。”[16](P198-199)1956年，基本完成了對民族資本的改造，消滅了資本主義。

由于過早消滅了民族資本，影響了人民的生活。1956年底，在約見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談話時提出了“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思想。他說：“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然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上海的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現在做衣服要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褲腿一長一短，扣子沒眼，質量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了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質還不充足。我們保留了私營工商業職工二百五十萬(工業一百六十萬，商業九十萬)，俄國只保留了八九萬人。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12](P170)現在看來，對蘇聯過早結束新經濟政策的懷疑和以此為依據提出的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思想，是完全正確的。可以說，這是學習蘇聯經驗的一種理性思考，是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寶貴的思想火花，然而，由于受“左”傾思想的影響，的這一思想并未在實踐中真正付諸實施。

比較兩位偉人的論述，可以看出，無論是對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還是在利用資本主義的原則、內容、方式等方面的認識，他們二人的思路都有極其相似之處。同時，兩位偉人畢竟處在不同的時代，他們的個人氣質、理論修養、實踐經歷及所積累的經驗有很大的差別，這決定了他們對資本主義的看法也存在著重大的差別。從列寧和對資本主義的思想發展歷程看，列寧基本上經歷了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過程：第一次否定是從總體上來看的，第一次肯定是在十月革命前后針對俄國國情而言的，第二次否定是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特殊時期提出的，第二次肯定是新經濟政策實施之后逐步形成的；而基本上經歷了否定—肯定—再否定的過程：第一次否定也是從總體上而言的，第一次肯定是新民主主義時期針對中國國情提出的，第二次否定是在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主要依據蘇聯模式提出的。雖然在社會主義建設之初，提出了“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思想，有了第二次肯定的萌芽，但這次萌芽并沒有生根、發芽、成長、壯大。從兩人思想發展的曲折歷程可知，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是個長期反復的過程。反復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否允許資本主義的發展。實踐表明，是否允許資本主義的發展問題，不應從主觀的愿望出發，而應尊重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總之，列寧和根據當時所處的國際環境提出的許多學習、利用資本主義的思想，不僅在當時，而且在當代，對落后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有非常重要的啟迪作用，是很有價值的。

【參考文獻】

[1]列寧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列寧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列寧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6]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列寧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8]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列寧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2]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3]列寧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4]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5]書信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6]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