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選擇代價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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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我約關天茶舍的王怡、樸素、一聽，閑閑書話的季米、讀書論壇的蕭峰籌劃《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紀念文集》征文活動。緣起是因“九十年來，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在意識形態的壟斷下已被兩岸的御用史學家和官方教科書定性，成了證明某種‘歷史必然性’的教條。與此同時，大量的史料或被塵封在檔案館里，或被當事人帶進了墳墓，許多缺乏見證的歷史事件成了千古懸案。而被灌輸了‘歷史必然性’思想的一代青年，或以虛無主義對待歷史，或以歷史唯物主義解讀歷史，放棄了對辛亥革命這一偶然性事件的探索和對歷史發展多樣性的追問，放棄了辛亥革命對中國憲政進程的影響這一課題的研究，沉溺在撫今追昔、緬懷先圣的廉價的感慨之中。歷史研究的向度被有意和無意地扭曲，成了‘歷史學家’和民眾虛妄精神的根源。”（見《征文啟事》）鑒于此，我們想通過征文，傾聽網友和體制外學人對辛亥革命的新認識。征文原定期限是從九月十日至十一月十日，后因故推遲到十二月三十一日。這次征文共有28位作者發表文章35篇（一篇文章分數次發表的算一篇）。另有數位海外學人惠寄的文章因故未能發表；還有幾篇約稿因過了征文截稿期，經作者同意，未收入紀念文集；在此，我向這些作者表示感謝和歉意。

元旦過后，我就著手整理征文的文稿，本想趕在春節前編目結集，制成下載文本，但因工作太忙，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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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期間，一位網友來電話拜年，閑談之中，提到了辛亥征文。他是一名教師，他對“辛亥征文”發表的文章，感觸很深，對學校幾十年來用充滿意識形態色彩的歷史教材，對小學、中學、大學生灌輸僵化的歷史觀念、掩蓋和歪曲歷史真相，表示了自己的憂慮和不滿。

民國以降，特別是在1919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之后，受中國傳統儒學觀念支配的傳統史學體系崩潰，在西方歷史哲學和各種史學流派的影響下，中國歷史研究呈現了多元化的局面。1949年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歷史研究中的選題和方法開始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在歷史研究和教學中，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完全按照官方意識形態和時事政治的需要進行解釋和評價，以使其符合馬克思主義與思想的“歷史唯物論”史觀。歷史研究的重點只局限在很少幾個所謂的關鍵問題上，如中國古代歷史分期問題、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問題、明末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侵華史、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的斗爭史……而許多本該研究的重要的歷史問題卻成了研究和教學領域的空白或薄弱環節，既缺乏民間史料和官方歷史檔案的整理、出版，又缺少客觀的論辯和分析，對外國史學界、港臺史學界敏感選題的論著概不出版，對其研究成果更是諱莫如深。“”結束后的二十多年來，歷史研究雖然向著多元化邁進了一大步，但體制內學者的研究和著作出版依然囿于意識形態的范疇內，大、中、小學的歷史教材依然沿襲“”前的歷史觀念，對歷史事件的選擇、闡釋和教學指導思想上并無多大的改觀。并且，通過應試教育的強制性，依然用錯誤的歷史觀念誤導學生，幫助當局推行愚民政策。

蕭功秦近期在一篇文章中說：“人的選擇、學術的生存方式在一個日益開放的社會中也是多元化的。社會需要是多元化的，學術研究本身也應是多元化的。在我看來，體制外的研究尤其值得人們理解、支持和尊敬。人們要理解體制外學術研究者的獨立性、尊重他與學術主流保持相對的距離感。他作為知識分子所體現出來的邊緣性，不但在古代重要，在現代世俗社會中同樣重要。恰恰此類體制外研究，往往會產生很多思想性很強的東西。因為他涉及的是一些公共話題，問題比較尖銳敏感，但卻往往由于涉及社會重大的矛盾、困境而引起人們的關注。這些領域的課題往往需要學者以特立獨行的思想者的目光，以知識分子的激情，以獨立的態度來提出自己的看法。”（蕭功秦：《當代學者的社會定位》，《書屋》，2002年第一期）

細讀三十五篇文章，深感本次征文已達“以特立獨行的思想者的目光，以知識分子的激情，以獨立的態度來提出自己的看法”之目的。征文的作者并非個個都是研究歷史的專家學者，許多人只是史學的愛好者，但可貴的是，他們都在認真的關注、思考這段歷史。比起體制內“史學家”在當時的報刊上成群結隊地發表的紀念文章，新意盎然。盡管“辛亥征文”的文章讀者群只囿于“關天茶舍”和“讀書”的網友，盡管網友的爭辯無法讓更多的讀者聽到，但畢竟為關心“辛亥革命”的網友提供了一個論壇，從這里可以發出來自民間的聲音。這是一個好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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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歷史，是中國人的傷心史，不堪回首。

中國落后于歐洲，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中國自何時起落后于歐洲？卻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時人論及此事，多以中國的落后始于鴉片戰爭，以為在此之前中國與西方的差距并不很大，此言大謬矣。

中國落后于歐洲，始肇于十五世紀明成祖永樂年間。

自秦、漢之際起，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對中原王朝的劫掠和侵擾，一直持續到滿清入關。在這兩千多年里，導致中原漢族王朝崩潰的事件屢屢發生。北方少數民族對中原的入侵，根源在于其所處的生存環境的極度惡劣（高寒的荒漠、草原地區）誘發了他們對地處中原、華南地區溫帶、亞熱帶優越的生態環境、穩定的農業社會的憧憬和對這一地區富庶物產的垂涎。到了十七世紀中葉，北方的滿族戰勝已經崩潰的明朝，建立了北方少數民族統治中國時間最久的清朝。但是，歷史上北方少數民族統治中國都是在自身政治、文化、經濟落后的情況下以武力征服開始、以被儒家思想為代表的漢族文化徹底同化而告終，自元至清，概莫能外；綿延數千年的中央集權制和代表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體系的根基，并未受到沖擊和動搖。

明成祖永樂年間，就在鄭和七下西洋的同時，地球另一端的歐洲人，云帆高張，駛向浩瀚的大西洋，劈波斬浪，前往東方尋找綠洲和財富。他們是駕御海上鐵騎的成吉思汗，他們幸運的發現了南北美洲、澳洲大陸、太平洋上的島嶼，征服了那里的土著居民。歐洲人的遠航與探險有著與成吉思汗相似的動機——征服新地和財富，但他們手里握有遠比成吉思汗更為強大的東西：比戰馬和刀劍威力更大的戰艦和槍炮；還有蒙古人手里從未有過的東西：思想、宗教、科學、文化、工業技術和商業組織。從一定意義上看，十九世紀歐洲人對中國的入侵，只是綿延了幾千年的北方異族對中原漢族王朝入侵的繼續。不同之處在于：我們再也無法戰勝、同化這些來自大洋彼岸的征服者，他們就像是來自另一個星球、文明程度比我們高幾個等級的外星人，初次交手，其科學、文化、軍事、經濟水平就明顯不在一個檔次上。事實上，中西方文化交流、商業競爭和軍事對抗一開始就是在一種實力非常懸殊的背景下進行的。

歐洲人從十五世紀初即致力于從海上尋找一條通往中國、印度和亞洲各國的航路，以開辟全球貿易的新市場，并懷有探尋、開發新殖民地的目的。此時的歐洲，已經將世界視為征服的對象，竭盡全力地攫取對本國經濟發展有利的土地、資源、市場，充滿了豪邁的英雄主義和冒險精神。就當時的航海技術而言，中國不遜于歐洲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就經濟發達程度而言，中國的農業和手工業技術水平也不低于歐洲；那時，中國與歐洲國家尚處在一條起跑線上。在那個時代，中國人如能以鄭和七下西洋為契機，勇敢地把國際貿易的航路延伸到歐洲，通過貿易促進東西方文化、經濟和科技的交流，走上正常的國家邦交與文化融合之路，裝備一支強大的海軍，占據保障海上貿易航線的海外戰略要地，保護海外市場的安全和利益，跟上歐洲工業革命的潮流，在政治上逐漸向君主立憲政體過渡，以改變暴力型的王朝更替模式和傾軋激烈的官僚升遷模式，維護國內安定的政治局面，保持適當的經濟發展速度，不失時機地積極開拓海外新地，鼓勵移民，抑制國內人口的過速膨脹，經過五百年的發展，中國恐怕早已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強大國家，漢聯邦國家遍布世界各地，漢語很有可能像如今的英語一樣成為國際通用語言。遺憾的是，我們的老祖宗既無歐洲人強烈的征服欲和冒險精神，又無他們的果敢與遠見，讓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在昏庸君主的歌舞升平和王朝更替的浴血內戰中失之交臂。等到英國人的炮艦駛入長江、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西方列強早已劃定了全球的勢力范圍和戰略格局，它們的政治、文化、經濟制度也已主宰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更嚴重的處境是，中國的周邊國家或是成了列強中的一員（如俄國和后來居上的日本）、或是成了東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朝鮮、越南、印度），中國向外部拓展的空間幾乎為零，本身又淪落到了外釁頻繁、內戰不斷的悲慘境地。到了一八四零年，世界棋局的布局階段早已結束，中盤之戰完全圍繞列強之間既得利益的再分配進行，中國只能在列強的虎口中茍活，在列強爭斗的夾縫中尋求生存和發展之路。

歷史進程是嚴酷的、非理性的，理性的分析加諸于非理性的歷史進程所能得出的結論盡管并不十分可靠，有時也頗顯牽強，但畢竟可以描繪出歷史事件在時間坐標上投下的軌跡。循著這條軌跡，不難探尋出晚清政府面對亙古未有的時局，由義憤、慌悚、痛苦、手足無措，到抵抗、掙扎、覺醒、被迫變革的苦難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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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歷史愈悠久、傳統文化積淀愈深、人口愈多、國土面積愈大、與異國文化分隔時間愈久，其歷史慣性沖力就愈大，而體制變革所受到的阻力也就愈大，需要借助的外力亦愈大，改變自身狀態的變革所需的時日愈久，變革過程中出現的挫折、失敗愈多，舊政治勢力復辟的可能性愈大，變革之路愈迂回、曲折。中國自一八四零年以來的歷史便是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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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零年清朝對英戰爭的失敗，極大傷害了這個自稱中央大國的尊嚴。戰敗的屈辱使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督撫疆吏、舉子文人，都要重新審視清朝與西方國家的關系。而要他們正確認識世界、擺正清朝與西方國家的關系，需要有一定的時間，需要有一個對西方國家的文化、政治、經濟制度了解、學習、接受的過程。雖然，在傳統文化惰性的影響下，清廷和上層官僚集團最初的反應有些遲鈍，但并非麻木不仁。而士大夫階層的醒悟較早，他們為求擺脫傳統儒學的束縛、強調以切合實際的學問為國家的強盛服務的學說在十九世紀初即已開始抬頭，經過一批杰出人物的著述和活動，對道咸以后的知識界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批學者和官員以其對歷史變革的敏感和遠見卓識，為后來的洋務運動和維新派的變法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注一]

1840-1850年（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期間，清朝對英戰敗后，清廷在外交上的應對基本上是穩健、節制的，側重于修補國際貿易體制和通商章程（1841年允美國通商；1843年耆英與英人璞鼎查訂《五口通商章程》；1844年允云南、貴州廣西、四川人民開礦，福州、廈門開港；1845年允比利時、丹麥通商，訂《上海英租界土地章程》，英國倫敦教會在上海設仁濟醫院；1847年允瑞典通商……在沒有經驗、沒有成例、對西方國家缺乏真實的了解的窘境中，清廷小心翼翼地與英法俄美西方國家周旋，摸索應對的良策，雖然談不上有高贍遠矚之舉，但平心而論，清廷也只能做到這等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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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自道光帝始，真是時運不濟，命途多舛。

1850年6月，洪秀全的上帝會在廣西桂平金田村起義，遂后盤踞南京，涂炭半壁河山、蹂躪東南十五年。捻軍流竄黃淮，至1868年平定，令清軍疲于奔命。太平天國和捻軍之亂持續近二十年，對政府和國民造成的經濟損失定是天文數字，無法計算。其間又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占領北京，火燒圓明園。繼而是1883-1885年清法戰爭，1894年的清日戰爭，1900年“義和拳”叛亂和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外釁內亂，接踵而至，且常常同時而來，令清廷應接無暇，真如天遣劫數一般。

“惟念捻（捻軍）熾于北，發（太平軍）熾于南，餉竭兵疲，夷人乘我虛弱，而為其所制。如不勝其忿而與之為仇，則有旦夕之變；若忘其為害而全不設備，則貽子孫之憂。在人有言，‘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事’，洵不易之論也。”（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三日恭親王奕訢等奏）奏折內容：1、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處理與各國外交事務及各地督撫涉外事宜；2、分設南北口岸通商大臣，管理沿海沿江城市與各國的進出口貿易事務；3、新增各口關稅，派官員監管課稅事務；4、飭令各省將軍督撫謹慎辦理涉外事件，互相知照，以免誤會；5、開辦外語學館，挑選孩童入學外語，培養通曉外語的人才；6、收集辦外商情和外國報紙，按月咨送總理衙門，“庶于中外情形，了如指掌，于補弊糾偏之道益臻詳審”。

查閱道光、同治兩朝的上諭和王公大臣與督撫疆吏的、奏疏，可以厘清在內有北捻南發之亂、外有強列逼迫的生死攸關的時期清廷的內政外交應對舉措的全貌。要言之，在全力平定國內動亂的前提下，以謹慎、開明的態度和西方國家周旋，先從健全政府機構入手，逐步解決沿海沿江口岸的國際通商、關稅、地方政府涉外、外語教育和收集各國情報問題，然后學習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開礦建廠興辦制造業、振興商業，掊養工業技術人才，制造兵器戰船，組建訓練新式軍隊，鞏固海防，富國強兵。

（練海陸精兵十萬人，勤行教練早明軍法半年在陸半年在海以備緩急之用。設北東南三洋水軍提督，統大小兵船四十八艘，半年學習會操一次。在三洋精設三大制造局每局設三廠，一廠造輪船，一廠造槍炮火藥軍器三廠造耕織機器并負責培訓相應的操作技術人員。

（參閱《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一日丁日昌擬海洋水師章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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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權體制本是一種最不穩定的政治體制。它把立法、司法、行政、軍隊的權力集于皇帝一身，建立在帝王和官僚集團對全體國民的專政基礎上，毫無民意基礎。皇權體制與暴力革命是一對矛盾體，開國皇帝憑借軍隊推翻前朝的皇帝（禪讓的背后亦是武力的逼迫）后建立的政權，在承平時代，皇位可以憑著高度極權統治代代相傳，一旦遭遇內亂外患，天災人禍，國民因生計與政治改革的訴求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得以實現的話，國民必將選擇暴力手段推翻統治者，建立起一個新的王朝。皇權體制與民主共和體制更是格格不入，即便是建立在政黨政治下的三權分立的英國式君主立憲體制，清朝的皇帝和官僚集團也難以接受，因為中國行帝政兩千多年從未聽說過三權分立，官僚集團也根本不懂憲政體制下的政黨政治如何運作，若非國際國內政治力量的逼迫，清廷不會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有所作為，不會向維新派做多大的讓步。但到了一九零五年，經過“義和拳”暴亂之后岌岌可危的清政府無力抗拒來自體制內部持現實主義態度的官吏和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運動的雙重壓力，提出一個包含了激進維新派“”時期曾經提出的一些“新政”舉措和實行憲政改革的時間表，做出了向君主立憲過渡的政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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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一個國家的政府無日無時不在進行某種政治選擇。作為選擇的主體，執政者既想獲取某種選擇的預期收益，又要承擔放棄另一種選擇的機會成本，也就是說，任何選擇都是有代價的，僅管并非任何選擇都能實現預期收益。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是該國歷史上的歷代統治者一系列政治選擇的結果；通常的情況是：統治者選擇了當時對他們有利的政體并因此獲益，遂將代價遺留給后世子孫。在政治選擇上，所謂“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事例并不多。即便是站在統治者對立面的“革命者”也不例外，他們受著某種激進的政治理念的驅使，將國家和國民作為他們烏托邦的實驗場和試驗品，非但當代人不能受益，而且徒使后代為前輩“革命者”激進、輕率的政治選擇承擔無窮的災難。

時至今日，我們恐怕很難精確計算晚清七十年間帝后與皇室貴族、保守的官僚集團、激進維新派、穩健改良派、君主立憲派、革命黨、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捻軍、義和團、袁世凱的新軍對各自的政治選擇模式付出的代價。但從這些政治團體所作的選擇對中國歷史造成的影響來看，可以肯定，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捻軍和義和拳的叛亂對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毫無進步意義可言，它們帶來的是災難，于國于民都是一場浩劫。維新派（不管是激進的還是較為穩健的）的選擇旨在通過向朝廷施加壓力、用漸進式的改革迫使清廷接受君主立憲制度，向英國或日本式的憲政體制轉變，康梁的維新黨人和朝廷重臣李鴻章、張之洞及后起的袁世凱雖然政見不和，但對改革所持的根本態度卻是一致的。[注2]清末流亡于國外的以孫文為首的革命黨人，則首先是一群以“驅逐韃虜”為己任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他們以漢民族的解放者自居，既不關注也不去推動清政府正在進行的改革，而是從民族問題上萌發出一種“革命”的政治理念，根本否認清政府的合法性，必欲驅逐、推翻而后快。[注3]他們利用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后的成果，日益擴大自己的政治活動空間，并用暗殺、暴動等恐怖手段直接向清政府宣戰。

維新派和革命黨所進行的政治選擇其目的大相徑庭，前者要在現存政體的框架內進行憲政改革，改革的進展雖然不可能太順利，障礙很大，困難重重，但它是在以盡可能小的代價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穩妥的舉措，是一種可控的政府行為。后者則要用暴力推翻現存政體，按其政治理念（多半是激進的和烏托邦式的）建立新的政體（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它不考慮革命過程中將會出現的動亂、戰爭和無政府狀態對國家和民眾造成的巨大損失，不考慮革命的理念是否能被絕大多數國民所接受，他們要用武力挾迫國民為其政治理念做犧牲，完全不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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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革命”的歷史意義應從三個方面考察：一、它對推進民主制度的改革效果如何；二、革命的結果是否有益于國家與民眾的切實利益；三、它為國家今后的政治運作樹立了何種有益的模式。

如果從以上三個方面考察“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相信不難得出有啟迪的結論。我把作此結論的機會留給大家，無論在學術還是思想方面，“關天茶舍”和“讀書論壇”自有高人，見仁見智，自有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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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這批學者和官吏有：龔自珍和包世臣，地理學家姚瑩和蕭令裕，還有在鴉片戰爭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林則徐和黃爵滋（1838年任鴻臚寺卿，奏請嚴禁鴉片），以及后來主要作為關心中西關系中問題的專家而聞名的魏源和馮桂芬。（參見《劍橋中國晚清史》（下）“最初的反應和惰性，1840-1860年，P169-181）

[注2]托馬斯.F.米拉德：《清國鐵腕袁世凱采訪錄》，《紐約時報》1908年6月14日專電

袁當然不是清國改革運動之父，但他能讓改革繼續進行下去。在李鴻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將成為清國政治舞臺第一角色的機遇。他也從日清戰爭的義和拳叛亂中正確地吸取了教訓。他認識到，清國將不可避免地發生巨變，但他也深深了解清國的國情。

“我們內部的管理體制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說道：“但這卻是一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常難的事情。因為它牽涉到要徹底改變甚至推翻現存體制的某些方面。而這個體制已經存在了許多個世紀，諸多因素盤根錯節地緊緊交織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狀況而論，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給我們時間再加上機遇，我們無論如何都能夠實現改革的大部分目標。”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我問道。

“我們的財政制度、貨幣流通體系以及法律結構。只有做好了這些事，大清國才能恢復完整的主權。而且，也只有等她徹底恢復了主權，才能真正理順國家下沉的經濟和政治生活。這三項改革中的任何一項都與其他兩項有著密不可分的依賴關系。”

在談到對比日本和清國的改革時，袁強調說：“這也并不意味著他們的作法就更加聰明。日本人在完成他們國家發展進步的過程中，純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環境對他們一直有利。而我們的事業卻比他們更加艱巨和繁重。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我們自己就不能指望達到類似于日本現在所取得的成績。日本有外部大國的友好支援，并且在他們國土上也不存在來自強烈的私欲和野心去牽制和阻撓他們。當把所有這些情況詳加考慮之后，我們應該認識到，在走向所謂現代化的進步過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國在改革的具體部署上進行明確的對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開明人士，在這方面能夠給大清國以賞識和鼓勵，并能在大清國面臨的改革偉業面前，給予我們精神和道義上的支援，正像他們在一個類似的歷史時期曾給予日本的一樣。除非遭到某個列強大國的肆意進攻，在一般情況下清國政府并不要求更多的外來援助。但我確實認為，在評估我們的發展進程時，應該充分考慮到，大清國政府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是巨大的。我們正處在現代化進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們一時沒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應該對我們批評的過于嚴厲和苛刻。”

[注3]孫文：《臨時大總統宣告各友邦書》

“自滿清盜竊中國，于今二百六十有八年，期間虐政，馨竹難書。吾民族惟有隱忍受之，以倒懸之待解，求自由而企進步，亦嘗謂改革之要求；而終勉求所以和平解決之道，初不欲見流血之慘也。屢起屢蹶，卒難達吾人之目的，至于今日，實已忍無能忍。吾人鑒于天賦人權之萬難放棄，神圣義務之不容不盡，是用訴之武力，冀脫吾人及世世子孫于萬重羈軛。……滿清政府之政策，質言之，一嫉視異種，自私自便，百折不變之虐政而已。吾人受之既久，迫而出于革命，亦固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