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傳統價值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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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道德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在歷史長河中所凝聚成的許多優秀思想和精神，不僅在古代曾經哺育了無數英雄豪杰和仁人志士，為民族和國家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在當代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對當代中國的道德建設具有重要的價值。

一、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

中華文明素稱禮儀文明，中華道德與中華文明一樣有著悠久的歷史，這一方面造就了中華道德豐富的內容，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中華道德的歷史復雜性。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承認中華道德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受封建****制度的制約，具有許多片面性和局限性，比如“三綱”之說、“三從”之論等等。但同時我們更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千萬不能因為中華道德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具有許多片面性和局限性，而一味地否定甚至放棄中華道德。這是因為，其一，任何一個民族道德的更新發展都不可能割斷本民族的道德歷史，其二，中華道德雖有片面性和局限性，但是更有支撐起民族正氣和脊梁的優秀思想和精神。所以筆者以為，一味地否定甚至放棄中華道德，我們這個民族當代道德的發展必然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從這個意義上講，撇開中華道德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梳理其優秀傳統就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肯定人的價值，注重人格的尊嚴。孔子說，天地之行人為貴，就是說在天地之間人的生命是最為寶貴的，人是最有價值的。孟子則進一步指出，因為人人都有良知，所以也就都有自己的內在價值。這個內在價值不是別人給予的，是每個人生來就有的，內在價值的內容就是人的道德意識。正因為人有道德意識，人與禽獸就區別開來了，人就具備了獨特的內在價值，人也就有了做人的尊嚴。孟子有兩句名言，一是“所欲有甚于生者”[1](P475)，意指我所要求的有比生命更寶貴的，這就是人格尊嚴；二是“所惡有甚于死者”[1](P475)，意指我所厭惡的有比死亡還更厲害的，這就是喪失人格。這兩句話正是肯定人的價值和注重人格尊嚴的表現。對人的價值的肯定、對人格尊嚴的注重，是中華道德優秀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面。正是在這一優秀傳統的熏陶下，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道德心理結構和行為模式。這就是一方面強調要把自己當人來看，要學會自愛自尊自重，完善個人的道德修養，從而開發人的價值，贏得做人的尊嚴；另一方面也要時時刻刻注意把別人當人看，要做到關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也就是要尊重別人的人格尊嚴。這是我們中華民族道德傳統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基點，是中華道德的一個基本特色。

第二，強調為民族、為國家的整體主義理念。所謂整體，就是民族和國家；所謂整體主義，就是強調個人必須服從并服務于民族和國家。正因為中華道德強調整體主義理念，就形成了顧全大局、樂于奉獻、公而忘私、以民族和國家利益為重的特有的民族精神。歷代傳頌的“國耳忘家，公而忘私”[2](P4)、“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3]、“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4](P105)等至理名言，就是對這一民族精神的生動展示。正是在中華道德整體主義的優秀傳統的熏陶下，涌現出了一批又一批顧全大局、樂于奉獻的仁人志士，從而使得我們的民族和國家雖歷經無數次內憂和外患，但始終能夠一次次獲得新生，走向充滿希望的康莊大道。

第三，強調以義為上，重視正確處理義與利的關系，即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以及私利與公利的關系。中華道德從來就不簡單地否定人們對利益的追求，據《論語·子路》記載：“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據朱熹的解釋，之所以要“富之”，乃因為“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1](P208-209)中華道德一方面不簡單地否定人們對利益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感到，如果人們對利益的追求全然不受任何約束和引導，那勢必會造成現實的利益關系的惡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華道德提出了以義為上的重要思想。孟子的一段話充分反映了這一主張：“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1](P475)以義為上的思想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基本要義：其一，利必須要受義的制約。追求物質生活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1](P138)，因此必須見利思義、見得思義。其二，求利要符合義的規范。為什么求利要符合義的規范呢？這是因為追求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滿足是人人都有的欲望，欲固不可禁，但假若人人各順其欲，現實的利益關系勢必惡化，所以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1](P98)亦即要求人們在求利的過程中要符合義的規范，這樣才能人人各得其利。其三，反對一味追求私利，提倡將求利的欲望升華到謀民利、國利、天下利的高度。正因為中華道德強調以義為上，因而形成了中華民族見利思義的優秀品質，在經濟生活中講道德，成為家

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基本道德規范，這就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活動的倫理化。

第四，推崇仁愛原則。“仁”的觀念在孔子以前就有了，但是孔子將“仁”提到了一個突出的位置。正因為有孔子的提倡，所以仁位居“五常”之首，成為中華道德的核心范疇。孔子對仁有多方面的解釋，樊遲問仁，孔子回答說“愛人”[1](P201)，從而直接明了地揭示了仁的要義，其后孟子說“仁者愛人”[1](P427)，亦將仁釋為愛人，由此形成了仁者愛人的重要理念。仁者愛人有著十分豐富的含義，首先它強調仁愛應當分別親疏遠近，從愛最親近的人即父母兄弟開始，逐步推廣擴大到其他；其次它強調在不同的人際關系中，對不同的人，仁愛應當有不同的內容和不同的表現；再次它強調應當將仁愛貫穿到施政原則和社會理想中去，通過實行仁政教化，達到理想的大同世界；最后它強調要將對人的愛推及到對自然界萬物的愛，所謂“仁民而愛物”[1](P519)。仁者愛人的理念，使得中華道德具有了古代人文主義的特征，對于協調人際關系、維護社會穩定、保證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具有十分積極的價值。

第五，重視修養實踐、崇尚理想人格是中華道德的根本追求。中華道德歷來重視將道德理論與道德實踐的統一作為自身的根本追求。首先它充分肯定個人作為道德主體的能動性，強調任何人只要立志向善，就一定能夠成就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其次它十分重視個體的修養實踐，強調要將道德認識見之于生活行動，提倡“身體力行”、“躬行實踐”。《大學》中明確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正因為這樣，講道德就滲透于傳統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人講道德有“不識一個字亦須堂堂正正做個人”的說法，做文章講道德有“文以載道”的說法，政治講道德有“為政以德”的說法，教育講道德有“德教為先”的說法，經商講道德有“道德經商”的說法。最后它指出修養是一個不斷接近道德理想人格的永無止境的過程，中國歷代思想家也都十分注重道德理想人格的塑造。應當說，由于將重視修養實踐、崇尚理想人格作為根本追求，從而使得中華道德具有了實踐的品格和旺盛的生命力。

二、中華道德的時代價值

上述五個方面構成了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正因為有這樣一些優秀的道德精神作為支撐，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才能夠屢經挫折而又百折不撓，從而不斷贏得新的復興。可以說，沒有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中華民族就不可能創造出燦爛的文明史，因而

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是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做出過巨大貢獻的寶貴的思想精神財富。然而20世紀以來，在歷經了近代一味反傳統浪潮的沖擊之后，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日益為世人所淡忘，甚至有人感嘆中華道德只有在“歷史博物館”里才能找到它的身影。許多有識之士深深感到，在當代中國，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能否繼續傳承下來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那么，中華道德在當代社會還有沒有繼續發揮作用的生機，在當代中國道德建設的過程中還有沒有必要弘揚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呢？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華道德從根本上說是與中國傳統的宗法小農社會相適應的，在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它是精神包袱而不再是精神財富。此論的極端論調，是所謂拋棄“黃色文明”（以黃河為象征的中華傳統文明）。筆者以為，此論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中華道德完全有可能在當代社會經過一種現代的轉化而繼續發揮作用，當代中國社會應當大力弘揚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其理由在于：其一，從可能性方面來看，首先中華道德已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有機組成部分，不管當代人承認與否，“傳下來并統治著你”是其不移的文化本性，換言之中華道德勢必會成為中華民族當代道德發展的現實生長點；其次中華道德在歷史的發展長河中，歷經政治、經濟、文化的幾多沖刷，造就了極富應變和融合的理性品格，每次大的歷史變遷，它都成了吐故納新的大熔爐，也就是說中華道德已成功地擔當了中華民族道德發展的歷史延伸點。其二，從現實性方面來看，在許多華人聚居的東亞國家和地區成功發展現代化的過程中，非但沒有走完全否定中華道德的路子，而且還深深地體驗到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所具有的時代價值。李光耀先生在國際儒學聯合會成立大會上的致辭中說：“從治理新加坡的經驗，特別是1959到1969年那段艱辛的日子，使我深深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過儒學價值觀的熏陶，我們是無法克服那些困難和挫折的。”[5](P7)許多海外華人企業家，

正是秉承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才不僅贏得了事業的成功，而且積極回報社會，大力資助祖國的文教事業，成為當代華人仁富合一的道德典范。在國內，有些地區通過中華道德優秀傳統的宣傳教育，已很好地凈化了社會風氣，這說明中華道德在我國當代社會依然具有極強的歷史滲透性和現實感召力。不僅僅華人社會人們正日益感受到中華道德的時代價值，許多國際上的有識之士也日益看到中華道德的獨特價值。1993年，由日本國立大學和三井集團聯合創辦的日本現代商學院，要求就讀該院的學生每天上午背誦《大學》、《中庸》、《論語》中的片段。上述情況表明，中華道德有可能也有必要通過現代的轉化，發揮其價值導向的作用。

開發中華道德的時代價值，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當代中國道德建設的過程中大力弘揚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這是一件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大業。

首先，弘揚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必將有助于改善當今中國的社會道德風氣。中華道德優秀傳統就是要人們時時事事都要講道德。然而時下中國社會的道德環境確實有不少值得憂思的問題，當物質生活條件不斷改善的時候，人們正在頻頻使用“滑坡”、“失范”、“失缺”、“低下”甚至“淪喪”等詞匯來表達對道德現狀的感嘆。確實，現實生活中明目張膽的坑蒙拐騙、與日俱增的假冒偽劣、形形色色的違法亂紀、肆無忌憚的貪污腐敗，乃至于無所不在的對道德的不屑一顧，所有這些的確令人觸目驚心。如果我們能夠把現實的道德問題放到更大的時空背景下考察，如果能夠以辯證的眼光審視中華道德的發展脈絡，可能會更多的化憂思為啟示，變焦慮為探索。當前從國家“以德治國”方略的提出，到《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的頒行，以及教育界越來越對傳統美德教育的重視，無一不顯示著講道德的優秀傳統正在逐步得到恢復。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如果能在社會生活中重新得到激活，可以預見中國的道德環境必將會有令人振奮的改觀。

其次，弘揚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是當代中華民族道德進步的必由之路。道德作為民族特性的一個重要標志，從來都是有民族性的，只要世界上還有不同的民族存在，就有不同民族道德的存在。眾所周知，不同的民族有不同民族的基于長期的發展而積淀下來的特性，有所謂的英國人紳士風度說、德國人精確高效率說、美國人開放說、日本人善采異邦說、中國人勤謹中庸說等等。民族特性的差異反映在道德上也必然表現出道德主色調的異彩紛呈。因而，道德建設需要因“族”而異，當代中國道德建設必須注重弘揚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

最后，弘揚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必將有助于振奮民族的精神，提高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蔡元培曾經說過：“倫理學宜若為我國惟一發達之學術矣。”[6](P2)這句話意味深長。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急劇下降，泱泱大國沒有了往日的從容和高貴，面臨著被西方列強瓜分豆剖的危險，最終定格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新中國成立以來，雖說我國的綜合國力有明顯的提高，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遭到了嚴重的挫折。我們應該認真地反省一下：我們有什么可以作為本民族的根本特色或優勢來發展的呢？答案就是蔡元培所說的“倫理學”。應當說，中華道德歷史之悠久、體系之博大、內容之精深，沒有哪一個民族能與中華民族相比。如果在這個屬于自己長處的地方也“一哄而上”地學西方，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恐怕真的難以重塑了。所以，我們說，當代中國道德建設注重弘揚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必將有助于增強我們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助于挺立中華民族的脊梁。

三、中華道德的發展升華

中華道德是中華民族值得珍視的一筆古老的思想精神財富，其優秀傳統至今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時代價值。但是應當指出的是，要使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依然能夠成為當代中國人的價值支柱，使其在當代社會依然能夠熠熠生輝，就必須對它加以發展升華。也就是說，必須將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有機地融會到當代中國道德建設的整體框架中去，從而使其在當代社會有一個與時俱進的大發展。

中華道德的發展升華，十分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把“古”和“今”兩個方面很好地結合起來。這種結合點就是現實的實踐活動。我們應當從現實實踐的特點和需要出發，對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進行富有時代特色的詮釋和闡發，使之成為當代中國道德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加以應用和發揚光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必須正視當代中國道德生活的新挑戰，對中華道德優秀傳統加以適當的調整和拓展，從而在對應挑戰的過程中開拓前行。

挑戰之一來自于中外文明的交流和碰撞。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會在更廣泛更深刻的層面上參與全球化的浪潮，中外文明的交流和碰撞會更加突出。這勢必會給當代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帶來影響，給當代中國人道德生活帶來許多新的情況和問題。面對這種形勢，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就應當與時俱進，積極吸取世界各

國優秀的道德文化成果，特別是當達國家的先進道德觀念。事實上，歷來中華文化的發展都離不開中外文化交流的大環境。中國古代漢、唐兩代號稱盛世，就是由于漢、唐時期先后開通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在與外來文化的交流中擇善而從，從而充實、發展了自己。當代社會尤其如此，經濟全球化、信息一體化、科學技術國際化已成事實，任何民族封閉式的自我發展早巳成為歷史。歷史的經驗和現實的狀況，要求我們在注重發揮好中華道德的優秀傳統的時代作用的

同時，更要有海納百川的寬廣眼界。要善于吸收世界各國先進的道德文明，以充實中華道德的時代內容。與此同時，要特別強化民族自尊自主自強的道德意識，謹防滋生民族自卑情緒。這就要求我們要適當調整中華道德的內容重心，在當前就是要突出為民族為國家的道德精神，突出國家主權觀、國家利益觀和國家安全意識。

挑戰之二來自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不是沒有市場，但基本的經濟方式是自然經濟。所以說，中華道德及其傳統基本上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觀念，有些是過去沒有而需要新生的，有些是過去有但必須要有新發展的。比如說，市場經濟要穩定的發展，就要求講信用，這是其道德前提。中華道德過去也十分強調信用觀念，有所謂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一言九鼎、一諾千金等等說法。但是為什么現在人們普遍感到市場信用的不足呢？就是因為中華道德長期以來所謂的信用是就自然經濟狀況而言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什么是信用，怎么講信用，中華道德在這方面理論和規則的準備都是不足的。這就表明，中華道德及其優秀傳統要在當代社會繼續發揮作用，就必須認真地迎接市場經濟發展的挑戰。

挑戰之三來自于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是一種進步的社會現象，社會進步就會帶來道德生活的許多新問題。比如，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勢必引起社會的變動，社會變動大了，新一代人和老一代人的道德觀念差異就大，于是很自然地就有了道德代溝問題。又比如，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導致知識更新速度的加快，老一代人不一定比新一代人更有知識上的權威性，中華道德及其優秀傳統的傳遞一直靠的是老一代人的道德權威，知識權威的喪失就直接威脅到道德權威的建立，因而道德傳遞就產生了大問題。這些問題預示著這樣一種信息，那就是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中華道德及其優秀傳統無論是其規范體系還是其傳遞方式，都應當相應地更新和改造，只有這樣才能在新的形勢下繼續發揮好其社會價值。

中華道德的發展升華，是時代賦予每一個炎黃子孫的歷史責任。中華道德是中華民族道德智慧的結晶，從“為仁由己”、“自強不息”的道德自主性，到“為萬世開太平”、“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社會使命感，無數道德箴言積淀成了泱泱的大國風范和民族的浩然正氣。中華道德雖然是民族古老智慧的結晶，但只要我們做好發展升華這篇大文章，它依然可以在新的世紀光彩耀人、澤被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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