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政治發展動因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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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政治發展；經濟體制改革；階級階層；社會結構；黨的建設

〔論文摘要〕改革，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是推動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的基本動力；階級階層、社會結構和利益關系的重大變化為其提供了強大動因；外部環境變遷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它的進程；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改革與建設始終是其主要“帶動”力。我們應當更積極、主動、自覺地運用這四個方面因素，進一步推動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

改革開放30年，中國政治發展成就顯著，世人矚目，但其動因卻很少有人探究，相關研究更顯不足。本文擬在這方面進行嘗試，并力求從一個側面透視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歷程、問題及趨勢。

(一)

眾所周知，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這對矛盾要求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上層建筑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社會主義改革就是改革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及上層建筑。因此，改革無疑是推動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根本動力。正如馬克思所說：“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1)恩格斯也指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2)

30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我國的經濟獲得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大增強，已成為僅次于美、日、德的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人均GDP突破了2000美元大關。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我國在基本解決了13億人口的溫飽問題之后，又初步達到了小康水平，并開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廣大人民群眾衷心擁護并積極推動改革開放事業。這為當代中國政治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創造了良性的社會環境。與此同時，廣大人民群眾的教育、文化水平不斷提高，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大量減少，九年制義務教育大大普及，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逐漸轉入大眾化教育。與此相適應，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和參政議政的水平不斷提升，從而加速了我國的基層民主建設，為國家的政治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美國學者李普塞特認為：“把政治系統與社會其他方面聯系起來的最普遍的概括或許是，民主關系到經濟發展的狀況。一個國家越富裕，它準許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3)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發展決定政治發展。

社會主義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生產關系的深刻變革，即從生產資料的單一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逐漸發展到多種經濟共同發展，并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一深刻變革從根本上促進了國家的政治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政府管理體制面對的不僅僅是處于改革過程中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而且還面對著快速增長的非公有制經濟，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其管理模式和相關的機構必須進行改革。從農村來看，從包工、包產到組的責任制到包產、包工到戶的責任制，最后發展到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不僅使農業生產資料的使用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調動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推動了農業的大發展，而且直接導致了建立在政經一體化基礎上的的解體，促進了鄉一級政府機構的恢復與完善，也為村民自治和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從企業來看，從最初的擴大自主權、增強國有經濟活力，到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再到推進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建立和健全現代企業制度，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發展混合經濟，大大地推動了城市綜合改革。

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必然要求和推進政治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我國的經濟體制是建立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而經濟領域的改革除了生產關系的變革，更重要的就是改革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逐步地實行市場經濟，并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此為中心，從機構設置、管理模式到權力職責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必然要求政治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進行相應的改革，要求轉變政府職能。首先是實行政企分開，政企關系由領導與被領導變為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政府的職責轉向為企業提供技術、信息、資源、規劃、金融等方面的服務，以及在環保、衛生、安全等方面進行監督。政治體制和政府管理體制必須圍繞這一轉變進行改革，特別是精簡和調整機構。同時，也要實行黨政職責分開，改變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局面，并相應地進行機構的調整與改革。由此可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是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的必然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因此，鄧小平指出：“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于貫徹。”(4)“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5)只有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已有成果，并把經濟體制改革繼續推向前進。

(二)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推進，當代中國社會出現了三大變化：階級、階層的重大變化、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和利益關系的重大變化，而這三大變化都直接推動了當代中國政治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

第一，階級、階層的重大變化。其基本趨勢是階級、階層多元化和新社會階層的崛起。首先，階級、階層基本構成多元化。傳統的說法，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中國社會可以劃分為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改革開放以后，這兩個階級、一個階層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的工人階級由于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市場經濟的沖擊，其人數在逐漸減少。隨著新科技革命的興起、對外開放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一些傳統行業走向衰落，企業關停并轉，工人下崗待業。而一些“新工人階級”，鄉鎮企業、私人企業、三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工人卻大量增加。雖然我們整體上可以把他們定位為工人階級，但其所處的生產環境、社會環境，包括加入黨團組織、組織工會的條件同傳統的工人階級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其社會地位和政治訴求也不完全一樣。傳統的農民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數以千萬計的農民轉入鄉鎮企業和城市農民工行列。我們顯然不能簡單地把他們視為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二者之間在生產環境、生活環境、教育等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大，其政治訴求也不完全一樣。其亦農亦工、亦鄉亦城的處境，使傳統的階級劃分方法和定式面臨沖擊，也給我們的城鄉行政管理體制、管理模式、教育、醫療、衛生等社會福利、保障體系，提出了全新的課題。圍繞農民工及相關的城市流動人員的戶籍改革、選舉方式創新和基層民主建設，正成為我國政治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力之一。知識分子階層從政策層面已被劃入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早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明確強調了這一點)。面對社會階層的復雜化和多元化，再簡單地使用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劃分方法顯然對我們準確地認識社會階層的分化問題是不利的。因此，社會學家們主張使用社會階層的劃分方法，并把當前的中國社會劃分為10個階層：社會上層(包括高層領導干部、大企業經理人員、高級專業人員及大私營企業主)、中上層(包括中低層領導干部、大企業中層管理人員、中小企業經理人員、中級專業技術人員及中等企業主)、中中層(初級專業技術人員、小企業主、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中高級技工、農業經營大戶)、中下層(個體勞動者、一般商業服務人員、工人、農民)、底層(包括生活處于貧困狀態并缺乏就業保障的工人、農民和無業、失業、半失業者)。(6)傳統的階級劃分方法和社會階層分析，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將其結合起來，才能更加科學地認識當代中國社會的階級、階層變化，從而把握住由此而帶來的政治發展的風向標。

其次，新社會階層的崛起。伴隨著所有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特別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建立，我國出現了一個逐漸龐大的個體勞動者和私營企業主階層。其人數不斷增加，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社會影響力不斷擴大，政治訴求也逐漸明顯。由于第三產業以及金融、信息、通信、網絡、交通、家政等廣義服務業的興起和發展，其就業的人數大量增加。與此同時，新中間階層不斷壯大。它以專業技術和專業知識的創造與使用為謀生手段的人群為主體，包括白領階層(主要是國有企業、三資企業和部分私營企業的中高級管理者)、科技人員、高校教師和一些自由職業者。此外，掌握或運作經濟資源的階層正在興起和壯大。這個階層既包括掌握實際權力的決策者和管理者，也包括私人企業主以及一些在能源和煤礦產業進行違法違規投資的政府官員。有的學者認為，中間階層的收入在一個相互接近的水平上，對消費有大致趨同的傾向，對于民主政治有積極參與意愿。他們對中國的消費、民主政治、商業規則的確立及文化改造，都將承擔先鋒作用。(7)經理人員從干部隊伍和企業主中分離出來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階層。(8)由于市場化和管理科學化的要求越來越高，企業和各種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對經理人員的需求越來越大，特別是受過良好教育、有豐富實踐經驗包括有海外背景的經理人員，幾乎是供不應求。

中國社會階層分化是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程相適應的，是社會進步的表現。這種變化對中國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念和政治體制無疑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和挑戰，并對中國的政治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首先，促使社會政治意識出現變化。政治意識是在特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形成的，并隨著這些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社會各個階層都希望在日益變革的政治體系中找到自己適當的位置，通過合法的途徑來維護和擴大自身的權益，從而大大增強了公民政治參與的意識。政治參與擴大是政治現代化的標志。沒有公民的政治參與，就沒有政治民主，就談不上政治發展。其次，推動中國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發展。社會階層的多元化和新社會階層的崛起，使各階層之間相互關系特別是利益關系復雜化，也使公民與政府、社會與國家的關系面臨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實踐告訴人們，只有依法辦事，包括政府依法治國、各階層依法維護自身的權益、公民依法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才能處理好相互的關系，解決好各種問題，從而增強公民和政府的法治意識，推動國家的法制化建設，而這恰恰是政治發展的基礎和主要內容。同時，社會階層的分化，新社會階層的崛起，引起了政治權力結構的變化。各階層尤其是新興階層的代表人物，包括私人企業家、工商界人士和農民工的代表相繼進入各級人大、政府和政協，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和管理人員也陸續進入各級決策機構。除了“官方”渠道，社會各階層還通過工青婦、工商聯等社會團體、行業組織以及其他各種非政府組織參政議政。這都擴大了公民政治參與的渠道、范圍，增強了公民的民主意識，推動了中國民主化進程。

第二，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首先，城市化進程迅速。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尤其是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地向城市轉移，大中城市人口不斷膨脹，新的市鎮陸續形成，全國的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城市化進程不僅是一項重大的經濟建設工程，同時也是一項重大的社會發展工程，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推動了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和政治建設。城市化推動了城鄉二元經濟體制的變革以及行政管理體制特別是戶籍制度的改革。(9)與此相聯系，基層民主制度，包括民主選舉和參政議政的方式也要進行改革和創新。

其次，傳統的單位社會逐漸松動。新中國成立后，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了高度集權的社會管理體制和政治體制，形成了特有的單位社會。一方面，黨和政府通過單位對社會進行管理和控制，以確保國家的安全、社會的有序運轉以及中央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就此而言，單位是行政管理體制和政治體制的基礎，單位與黨和政府之間形成了事實上的上下級、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也可以說，單位是國家的附屬，并不能完全代表傳統政治學意義上的“社會”。另一方面，就公民個人而言，只有進入某一個單位才算加入整個的社會體系當中。適齡青少年要進學校學習，畢業后或者繼續升學或者到某一個具體單位就業。由于戶籍、檔案、人事管理制度和資源配置等方面的原因，一個人進入某一個工作單位就很難再離開，除非組織調動，這樣就事實上形成了個人和單位之間的長期的人身依附關系。個人的工資、資源供應、職位的升遷、社會資源和政治信息的獲取、參政議政的機會、對上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的訴求都必須通過單位。對個人而言，離開單位可以說是寸步難行，因種種原因沒有進入單位的公民一般都被視為“社會人員”。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單位社會逐漸松動。從黨和政府層面來說，對單位的管理和控制的方式發生了變化，相關的用人機制和人事管理制度、醫療衛生保障制度、住房等福利制度都進行了改革。單位和國家的管理職能逐漸分離，單位享有更多的自主管理權。同時，個人對于單位的依賴大大減少，長期的人身依附關系不復存在，代之以雙方自愿簽署的具有明確時間限定的合同。雙方雙向選擇的自由度大大增強，個人可以較為自由地選擇職業，大批的人員脫離傳統的單位而進入社會。他們更多地從社會獲取經濟、社會和政治資源，也通過各種社會保障制度來尋求自身的福利與安全。這樣，必然對傳統的國家、單位和個人的關系提出重大的挑戰，促使國家對“單位”和“社會”管理的理念、體制、模式進行改革和創新。隨著“單位”的松動和“社會”的不斷壯大，“社會人員”的政治獨立意識、政治參與意識和政治價值取向也必然呈現多元化的趨勢，當然也為政治參與的擴大創造新的契機，這些都成為推動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動力。

此外，社區的興起和發展。伴隨著單位社會的松動、新興階層的崛起以及住房制度的改革，社區開始興起和發展。最初的社區僅僅是以商品房的開發和居住為基礎形成的，后來一些成片開發的商品房規模越來越大，乃至超出了居委會、鄉鎮和街道的管理范疇，逐漸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生活區。為了保證居民的利益和正常生活，生活區內逐漸建立了業主委員會、物業公司、生活、醫療等服務機構，乃至在生活區成立了獨立的居委會，這就是新興的“社區”。進入新時期，社區發展迅速，其功能越來越健全，社會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一些基層民主選舉也往往以社區為基本單位。居住在同一社區里的業主并不一定是工作在同一個單位的，而是具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收入水平、經濟能力、生活觀念的群體。由于社區的成員相互都是平等的，沒有來自所謂上級和組織的約束和控制，民主選舉產生自治的管理機構(業主委員會)，通過民主討論決定與自身相關的重要事項，因而社會和政治獨立意識都比較強。他們的維權意識都比較強，并逐步地學會了依靠法律、通過合法途徑來維護自身的權益。不言而喻，社區的發展無疑會大大推動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擴大，推動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設，加快政治發展的步伐。

第三，利益關系的重大變化。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社會的利益關系相對比較簡單，主要表現為城鄉關系、工農關系，以及國家、集體和個人關系。我們強調的是正確處理和平衡城鄉、工農關系，但實際上存在著輕視農村和農民乃至損害其利益的現象。在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三者關系時，往往強調個人服從集體和國家利益，而反對強調個人利益。改革開放以后，傳統的利益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于階級、階層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化，社會利益關系出現了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各社會階層尤其是新興社會階層更加注重本階層的群體利益，并依據法律，通過各種合法的途徑維護和謀求自身的利益。這種利益同整個國家的利益大體上是一致的。但在具體的問題上也難免產生利益的沖突，這就需要建立新的利益協調機制，調整這種利益沖突。社會各階層和各利益群體之間也會產生新的利益關系，例如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當中的勞資關系、農民工同工廠主及當地政府的關系，各類私人企業同稅務、環保、安檢、衛生等部門也會產生利益沖突，需要相應的機制加以協調。同時，公民的主體意識和獨立意識不斷增強，也把個人利益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地位。他們在處理個人、集體和國家三者關系時，更多地強調集體、國家不能任意地侵犯個人利益。而國家也通過立法的形式強調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在法律面前，利益的相關者，包括國家、集體和個人是平等的，不能再違背法律，以個人服務集體和國家為名義，侵害個人的合法權益。

除了利益的沖突，利益的差距逐漸擴大，多元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這就使原來建立在相對比較簡單的基礎上的政治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很明顯，傳統的政治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是無法應對這種多元化的利益關系的。從消極方面來看，利益的多元化沖擊了長期培養和形成的、也是高度一致的價值觀念和利益觀念，由此產生了不少利益沖突和社會矛盾。從積極的方面來說，利益的多元化有助于公民的自主意識、平等觀念和妥協合作精神的發展，從而在新的利益關系的基礎上構建新的價值觀念和利益觀念，這對于擴大公民政治參與，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

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推動一個國家政治發展的，不僅有該國內部的動力，而且也有各種外部的因素。經濟全球化，蘇東劇變，民主化浪潮，西方國家西化，分化中國戰略的推行，以及香港、澳門的回歸，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和推動了當代中國政治的發展。

第一，經濟全球化的推動。經濟全球化加強了各國之間的相互聯系，也擴大了相互之間的影響。所謂經濟全球化，是指在不斷發展的科技革命和生產國際化的推動下，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相互滲透日益加深，連成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有機整體，所有國家、地區和國家集團的所有經濟部門和經濟環節都成為這個整體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10)經濟全球化大大密切了各國之間在生產、貿易、金融、投資、信息與科技等方面的聯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面。對中國而言，加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大大提升了本國經濟的國際化水平，獲得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著多方面的嚴峻挑戰，經濟發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風險和脆弱。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全球化并非一個純經濟現象，也會對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產生重大的影響。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始終伴隨著文化、價值觀念、政治制度的相互滲透，因此，經濟全球化必然會對中國政治發展的目標、價值傾向和戰略選擇產生一定的影響。中國的“開放政策不僅在經濟方面取得了超乎尋常的成功，刺激了國內經濟的增長，而且激發了關鍵部門和地區對改革的支持，正因如此，在其后15年內，盡管阻力重重，中國的改革得以持續進行”(11)。

經濟全球化進程直接或間接地促使我國建立一套更加民主和有效的政治機制。(12)在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政府相應出臺了許多順應國際潮流的政策，改革了原有的管理體制，建立了與國際接軌的運行機制和操作模式。經濟全球化促進了中國的法制建設。經濟全球化在國際商貿、市場準入、證券期貨、商務稅收、信息交換、環境保護、人口和移民、國際犯罪等許多全球性法律問題方面，對我國提出了新要求。要在這些方面進行國際合作，我國就必須加快相關領域的法律法規建設。透明度原則是世界貿易組織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客觀上給中國政府的政務公開和透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進了管理體制的轉型和政府改革。強化對政府行為的制約是世界貿易組織對其成員國的另一項基本要求，也是現代民主化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客觀上給中國政府對強化自身行為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約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3)西方國家利用在經濟全球化中的主導地位，向發展中國家推行其民主觀念和政治制度。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認為：“全球經濟正在跨越國家邊界推動思想和觀念的傳播，并導致世界上的許多地區出現更加積極的公民。”(14)這樣，西方的價值觀念、道德理念乃至思維模式，都會產生多維度的影響。這也會從另一個角度推動中國政治發展第二，蘇東劇變的影響。蘇東劇變使世界社會主義事業遭受嚴重挫折，也對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最重要的經驗教訓有兩條：首先，中國政治的發展必須堅持正確的方向。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不能全盤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否則就會重蹈蘇東國家的覆轍。其次，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改革。蘇東國家的失敗，說明蘇聯模式存在著嚴重的弊端，不改革就難以為繼。中國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都是在學習乃至照搬蘇聯模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也必須進行改革，否則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同樣會半途而廢。從這個意義上說，蘇東劇變的教訓為中國的政治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警示，為我國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第三，民主化浪潮和西方國家戰略的壓力。蘇東劇變后，全球范圍內掀起了一股民主化浪潮，蘇東各國和不少發展中國家都建立起西方式特別是美式的民主制度，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了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和多黨輪流執政。這股民主化浪潮既是相關各國內部要求民主改革的結果，但更重要的是西方大國推波助瀾所造成的。西方大國在全球的政治戰略就是使西方的民主觀念和政治制度全球化。為此，它們不遺余力地演變和顛覆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對中國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盡管不同的政府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或實行遏制戰略，或實行接觸戰略，但歸根結底都離不開演變和顛覆這一根本的政治戰略。從消極的方面來看，這必然惡化我國的國際環境，增加對我國不利的國際因素。我們必須堅決抵制。從積極的方面來看，壓力也可以變為動力，在和平與發展的大環境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實際上處于激烈的競爭當中，要抵御西方大國西化和分化我國的戰略，既要增強社會主義制度的安全性，維護政治穩定，同時也要激發中國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自主創新的信心和勇氣，通過改革促進我國民主化的進程和政治發展，增強政治制度的競爭力和優越性。因為中國政治的發展既不能簡單地傳承蘇聯模式，又不能全盤照搬西方的政治體制，只能走自主創新的道路，即實現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努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和政治發展模式。

第四，香港、澳門回歸的要求。香港、澳門回歸是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一件重大事件。如何既堅定地使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又保持香港、澳門的繁榮穩定，并為臺灣問題的解決探索一條新的道路，是擺在黨和政府面前的一項重大使命。當然，也正是這一重大事件，催生了“一國兩制”偉大構想。“一國兩制”是政治理論和政治制度的重大創新。從制度層面上看，傳統的國家均為一國一制，而我國自香港、澳門回歸之日起即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允許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并存，并以基本法的形式保證。這實際上已經涉及國體的創新與發展。從權力結構的角度看，特區政府的權限要比省、市、自治區一級政府的權限大得多，而且實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這種特殊的形式，突破了單一制國家內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力結構。因此，“一國兩制”是當代中國政治的重大創新與發展。

香港、澳門的回歸，既維護了國家主權的統一與尊嚴，又保持和促進了香港、澳門的繁榮與穩定。當然，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之間難免相互影響。香港、澳門所實行的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制度能否得到人民的擁護，順利推行，將引起內地社會各階層的關注。其成功的經驗甚至失敗的教訓，可能成為內地政治發展的可以吸收的政治資源。從一定意義上說，會推動內地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另一方面，人民也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既然都在中國，香港、澳門成功運行的政治模式，以及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關系模式為什么不能推廣到內地來。當然，他們所指的并不是抽象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是行之有效的具體的管理制度和運行機制，這從另外一個側面也推動著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毋庸諱言，香港、澳門的某些政府運行模式已在珠三角地區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推動了當地民主政治的發展與創新。那么，今后這些具體的制度和做法，或許也會對內地的其他地區產生同樣的示范效應，這是我們不能規避的現實問題。

(四)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也是中國政治發展的領導力量和政治體制改革、民主化建設的主要推動力量。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政治發展的領導和推動作用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通過撥亂反正、深刻反思確立了正確的思想路線。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和政治發展模式基本上是照搬前蘇聯的做法，再加上黨內極“左”思潮的泛濫，使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和政治發展產生了嚴重的弊端和問題，直至出現了十年的混亂局面。與此同時，唯心主義和教條主義嚴重束縛著人民的思想，從根本上影響了人們對是非曲直的基本判斷。因此，在結束以后，黨中央在撥亂反正的同時，推動全黨、全社會展開了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重新明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念。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而為我們正確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為改革開放事業奠定了思想基礎，也為當代中國政治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動力。在這一思想路線的指引下，通過深刻地反思和民主討論，人民看到了我國政治體制、行政管理體制、政治領導的方式和方法、民主化建設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對長期存在的權力過分集中、黨政不分、政企不分、以黨代政、領導職務的終身制、領導干部的家長制作風、法制觀念淡薄、權力配置不合理，缺乏監督制約機制、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機制不健全、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優越性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等問題及其嚴重的危害性，有了清醒的認識。這無疑為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二，制定了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及中央其他領導人多次論及政治體制改革，既指出了舊體制的弊端，也為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他們強調，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好的，應該堅持并不斷地加以鞏固，改革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能背離正確的方向，不能簡單地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全盤“西化”。同時，他們積極主張，要改革同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上層建筑、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要改革不合理的舊的體制，克服舊體制所帶來的過分集權、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政企不分等問題。在這一進程中，形成了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理論。這一理論的突出特點是：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要加強黨內民主、國家民主和基層民主建設；強調依法治國，要加強法制建設，強化各級領導的法制觀念，共產黨要在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并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強調制度建設，反復重申制度帶有長期性、穩定性，要努力建設并不斷完善各項基本制度和具體制度，依靠制度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用制度來約束各級領導干部。堅持并不斷發展鄧小平理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要加強政治文明建設，為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進一步明確了方向，充實了新的內容。黨的十六大以來，以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任務，使當代中國政治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與此同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各次代表大會和重要的中央全會都把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作為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提出來。黨的十三大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規劃，明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重點、方法和步驟。黨的十四大強調，必須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緊密結合的要求，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黨的十五大指出，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黨的十六大強調，必須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穩定和諧的政治局面。黨的十七大強調，要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15)

為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健康有序地進行，黨中央不僅提出了路線和大政方針，而且制定了正確的戰略和策略。首先，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即各項改革必須在穩定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中推進；改革特別是涉及到廣大干部和群眾的改革，要充分考慮其承受能力，防止由改革帶來不必要的動蕩和麻煩；改革的結果必須是進一步營造出穩定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并為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的全面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其次，正確處理政治體制改革、政治發展與其他方面改革、發展的關系。堅持和維護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總體方針，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結果要進一步推動而不是阻礙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政治體制改革應當沿著這一邏輯順序螺旋式上升，逐步深化。強調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并不意味著我們先抓經濟體制改革后抓政治體制改革。同時，黨中央又強調，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要協調發展。再次，積極穩妥，漸進推行。黨中央歷來強調政治體制改革要積極穩妥地推進，也就是說，由點到面、由小到大、由個別到一般漸進地推進。重大改革措施的出臺，要經過反復的論證，先在局部地區進行試點，然后總結經驗教訓，再全面推廣。在操作程序上把震蕩小、收效大、廣大干部群眾能夠承受的領域作為切入點，步步為營，穩扎穩打。

第三，以黨自身的改革帶動國家與社會的改革。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思想路線和大政方針方面指導中國的政治發展，而且通過自身的實踐直接帶動了這一進程。這種帶動作用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通過黨自身的改革與建設帶動國家和社會層面的改革與發展。改革開放30年，中國共產黨始終不渝地推動黨內民主建設，包括廢除領導職務的終身制，實行領導干部的任期制，加強各級黨委會的民主決策和集體領導，完善黨內的民主選舉制度和代表大會制度，實行黨的代表大會任期制，試行代表大會常任制，完善黨的地方各級全委會、常委會的工作機制，尊重黨員主體地位，保障黨員民主權利。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所指出的：“要以擴大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以增進黨內和諧促進社會和諧”(16)。與此相適應，黨內體制進一步改革和完善。針對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加強了黨內監督制度，通過了黨員干部的監督條例，進一步完善了相關的監督機構，不斷充實從中央到地方的紀律檢查部門，加強其監督功能。在中央和省市一級黨委建立了巡視制度，派出由領導干部帶隊的巡視組加強對省地兩級領導班子，尤其是“一把手”的監督檢查。此外，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逐步地實現了革命化和年輕化。隨著一大批老干部退居二線，大批的年輕干部走上領導崗位，使黨充滿了新鮮活力。黨的干部管理體制、用人機制也不斷地改革和完善，對各級領導干部的遴選、考核、任用、罷免、處罰更加規范。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行政管理、國家政治體制改革。

另一方面，共產黨執政方式的轉變帶動了國家和社會層面的政治發展。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明確地指出和批評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過分集中和黨不管黨的弊端，反復強調要實行黨政分開和適度放權。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現象逐步得到了扭轉，黨政職能逐步分開，重疊設置的機構進行了精簡，黨的領導功能逐步集中在方針政策的指導和管干部方面，不再直接插手行政事務，從而初步形成了黨政合理分工、有序進行工作的局面。在處理黨與人大、派等部門的關系方面，黨中央強調要總攬全局、協調八方。黨的領導地位和功能的進一步明確，不僅便于共產黨更好地發揮領導作用，而且也使人大、政府、政協等各個方面，能夠在黨的統一領導下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進行體制和管理工作的改革。十六大以來，黨中央進一步加強了執政黨建設，即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著力建設高素質的領導班子，按照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要求改進領導班子思想作風，提高領導干部執政本領，改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健全領導體制。

綜上所述，改革，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是推動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的基本動力；階級階層、社會結構和利益關系的重大變化為其提供了強大動因；外部環境變遷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它的進程；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改革與建設始終是其主要“帶動”力。如果說，過去這個問題并未引起應有的高度關注，那么，今后我們應當更積極、主動、自覺地運用這四個方面因素，進一步推動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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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人民出版社，2007.2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