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權力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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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軟權力互聯網政治權力數字化信息革命國際政治

一、互聯網中的國際政治權力轉移

英國政治家兼歷史學家溫斯頓·邱吉爾曾經未卜先知地說過:“未來的帝國是智力的帝國。”隨著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信息革命的到來,“信息”和經過加工提煉的信息———“知識”,已經不爭地成為決定、甚至是界定權力的最重要因素。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戰的結束,是當今國際政治最深刻的變化。美國成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確立了它在國際政治中睥睨群雄的強勢地位。兩極國際政治格局的分崩離析,無疑是世界權力的巨大轉移。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AlvinToffler)早在其1990年底出版的《權力變移》(PowerShift)一書中指出:全球有三個巨大的權力轉移:第一個是“東方陣營的解體”;第二個是“南方國家的分裂”,一部分發展中國家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第三個是“日本和西歐的崛起,成為美國的對手”。“所有這三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權力轉移,與工業主義的衰退和新的知識驅動的經濟的產生有關。”托夫勒進而指出:“今天歷史性的力量轉移,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造成了權力的兩個最基本的來源—暴力和財富—愈來愈依賴于第三個來源:知識。由于以知識為基礎的技術推廣和相對自由的思想傳播,美國、歐洲和日本已能在經濟上把社會主義國家甩在后面。但是,同樣的技術也使軍事力量的巨大飛躍成為可能。”〔1〕托夫勒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知識實際上是一切事物的放大器,是未來權力變移的關鍵。”〔2〕

托夫勒的上述思想得到了廣泛的贊賞。羅馬俱樂部以最先倡導全球環境保護的遠見卓識而著稱于世。羅馬俱樂部成員、系統哲學家E·拉茲洛在1992年提交給羅馬俱樂部的報告《決定命運的選擇》中著重指出:“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規定世界上權力與財富性質的游戲規則已經改變。……一個比黃金、貨幣和土地更靈活的無形的財富和權力的基礎正在形成。這個新基礎以思想、技術和通訊占優勢為標志,一句話,以‘信息’為標志。”〔3〕

托夫勒出版那本書的時候,以微電子技術為核心、以計算機網絡和通訊技術為支撐的互聯網還剛剛在美國處于商業化和社會化的萌芽階段。而后互聯網的商業化和社會化發展日新月異,發展速度呈幾何級數增長,從而把信息革命推向深入。2000年3月22日,加拿大著名的AngusReid咨詢集團的一項調查報告稱:目前全球互聯網用戶已突破3億,預計到2005年,這一數字將高達10億,而1996年全球只有約4000萬互聯網用戶。不僅如此,互聯網已經深深地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個方面,例如,2000年4月美國著名的在線新聞研究公司ZatsoInc.的一項調查指出:23%的美國人每星期至少有四天通過互聯網獲取新聞信息,而在1996年這一比例只有3%。這就表明,互聯網正在逐漸成為美國人的重要新聞信息來源,互聯網以其新聞信息極高的靈活性和實時性而顯示了它對傳統媒體的競爭優勢。

從實質上看,互聯網是高效地運用、處理信息以及知識的綜合性結晶。它把本世紀70年代以個人電腦出現為標志的數字化信息革命推向了大規模商業化階段,從而觸發了一場新興知識經濟替代傳統工業經濟的革命。美國及時抓住了這一有利時機,實現了從傳統經濟向“新經濟”的轉變。

2000年2月,美國總統克林頓在其一年一度的《總統經濟報告》中指出:美國經濟已創下連續107個月增長的歷史記錄,目前的失業率是30年來最低的,并形容美國經濟是正處于“黃金時代”、“美國歷史上最長的經濟擴張期”。美國自1991年3月開始的這一經濟擴張,確實創造了一個新的經濟奇跡。一般認為,其原因是新技術,特別是互聯網技術給企業經營方式帶來了近乎革命性的變化。德克薩斯大學最近公布的一項研究報告說,1999年互聯網經濟給美國經濟增加了5070億美元的產值、230萬個就業機會;互聯網經濟已經超過了電信(3000億美元)和民航(3550億美元)等傳統產業的規模,并在追趕出版業(7500億美元)和保健產業(1萬億美元)。

正是由于抓住了以信息和知識為基礎的信息革命,美國才自90年代初期起又逐漸恢復了其對日本和西歐的經濟優勢,在80年代被轉移出去的國際政治權力又重新轉移回到美國。在世紀之交的國際政治版圖上,美國重又確立了它對其它大國的優勢地位。

據前述加拿大AngusReid咨詢集團的那份調查報告,僅美國一個國家就占全球互聯網使用量的39%。這種全球互聯網使用量分布的不平衡,意味著極有可能出現下述情況:美國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能夠繼續保持甚至強化它的優勢地位。

二、互聯網中的軟權力

由于互聯網深刻地改變了或注定要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國際政治的一些體制和規范(即國際政治的權力使用方式),也正在相應地發生深刻的變化。

西方的一些政治學家們熱情地歡呼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認為互聯網上奔跑的信息和知識具有親“民主”的天性。曾任美國里根政府經濟政策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沃爾特·賴斯頓(WalterB.Wriston)在《外交事務》上發表了《比特,字節和外交》一文,認為“信息技術消除了時間差距和空間差距,因而自由思想能夠像微生物一樣,借助于電子網絡毫無障礙地擴散到世界的各個角落;……不分性別、種族和膚色的幾百萬人在互聯網上交談,這種全球性交談如同一個村落中的交談一樣容易,其影響是深遠巨大的。一個地球村將形成全球性的規范。否定人們的人權和民主自由不再意味著否定他們從未體驗到的一個抽象概念,而是違背了地球村已經形成的規范”。不僅如此,“全球性交談對主權政府的政治決策過程也能夠施加壓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主權政府的政治結果。〔4〕可見在他看來,互聯網的大規模商業化和社會化發展,無疑有助于美國在全世界推廣它的民主和自由觀念。基于此種態勢,“軟權力”的概念得到了戰略性的重視。

“軟權力”的概念是前美國克林頓政府負責國際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約瑟夫·奈(JosephS.Nye,Jr.)的精心之作。早在1990年,他在《注定領導:美國權力的本質變化》一書中經典性地指出:“軟權力就是在國際事務中通過誘導而非強制來實現期望結果的能力。……如果一個國家能夠把它的權力合法地鑲嵌于他人的觀念之中,并建立鼓勵他人引導或限制他們行為的國際機制,那么這個國家也許就不必要花費如此之多的昂貴的傳統經濟或軍事資源。”〔5〕一言以蔽之,美國要在國際政治中建立其一言九鼎的霸權,不僅要依賴于軍事權和經濟權等硬權力,而且也要依賴于軟權力。正如前文所說,信息和知識是界定權力的最重要要素,美國建立其在互聯網上的領導地位,無疑就是建立這樣一種軟權力。

美國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美國控制了互聯網的核心技術。中央處理器CPU、操縱系統Windows、基本瀏覽器IE和Netscape,都是美國包攬制造的;美國把它主創的域名注冊標準和ICP/TP傳輸協議等作為全球性的互聯網工業標準,向全世界推廣應用;1999年美國出版的《電信地理學-1999》披露:在全球數億網民賴以“生存”的全球13臺頂級域名服務器中,僅有3臺部署在美國以外的地方,即倫敦、斯德哥爾摩和東京。可見,美國通過它控制上述互聯網技術層面而形成的互聯網“高位勢”,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著互聯網信息的內容、流動方向以及傳輸速度。例如,美國可以把搜集到的全球信息進行有利于它的加工、處理,然后通過先進的信息技術迅速傳播到千千萬萬的網民中,呼風喚雨,左右國際輿論的走向。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沃爾特·賴斯頓為互聯網能夠幫助美國在全世界推廣它的民主和自由觀念而歡呼了。相反,處于互聯網“低位勢”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就很難把它的價值觀念傳播到美國等處于互聯網“高位勢”的國家。舉一個最簡單的日常生活事例,英語是互聯網的通用語言,如果發展中國家某網民向美國某網民發送非英語的電子郵件,對方計算機如果沒有裝配特別的應用軟件,就會常常面臨著郵件亂碼的問題。

三、互聯網中的國際政治斗爭方式變化

西方的政治學家們十分明白,互聯網并不能改變國際政治的本質特征,而只能是改變國際政治的斗爭方式。羅伯特·基歐漢(RobertO.Keohane)和約瑟夫·奈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信息時代的權力和相互依賴》一文中指出:“信息革命大大增加了世界政治中的交流渠道的數目———個人通過互聯網進行相互之間的交流,而非以前那樣個人被束縛于等級的官僚體制里。可是,信息革命是在現存的政治結構的框架里活動的,……信息并不是在真空里流動,而是在業已存在的政治空間里流動。……傳統的政治基本問題———誰來統治和誰以什么樣的方式來統治,對于互聯網造就的虛擬世界仍然是至關重要的。”〔6〕根據這種判斷,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把互聯網上的信息分為自由信息、商業信息和戰略信息三種基本類型,并強調互聯網上的信息質量的重要性。

互聯網對傳統的民族國家構成了挑戰,非政府組織(NGOs)借助于互聯網的低成本聯系和協調而成為國際政治中的活躍力量,國際政治中的行為體因而比以前多樣化了。賴斯特認為:“信息革命增加了個人的權力,打破了等級組織結構,使得誕生于工業時代的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國家主權、國家經濟和軍事力量面臨著嚴峻的挑戰。”〔7〕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也指出:“互聯網有助于跨國界的協調行動;低成本的互動有助于新的虛擬社區的發展:人們想象自己是一個單一小組的成員,而無視他們互相之間的空間距離是多么遙遠。”〔8〕

1999年11月底在美國西雅圖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第三次部長級會議開幕式,由于受到了近三萬人的游行示威和大規模騷亂而被迫延遲了五個多小時。可以認為,這是NGO借助于互聯網,影響國際政治斗爭進程的一個重要事件。抗議的發起者是美國的一些勞工、人權和環保組織,例如美國勞聯—產聯。示威者們相隔千里、互不相識且具有不同的信仰。然而,他們能夠在短短的時間里萬眾一心地聚集在西雅圖,完全得益于費用低廉且傳播迅速的互聯網絡。早在1999年3月,游行發起者就通過互聯網上的新聞組(一種通過電子郵件進行的長時間交談)來組織這次抗議集會。隨著世貿組織會議的臨近,示威者們建立了眾多的網站來進行宣傳鼓動,進行各種信息的交流,對這次游行示威進行了周密策劃和安排,甚至連示威者在西雅圖住什么飯店、抽什么煙、喝什么酒等等,發起者都在互聯網上做了精心調查和安排。

由于互聯網的無所不在和極端重要性,一種新興的戰爭方式應運而生。這就是網絡戰,即利用互聯網打入敵方電腦系統中的秘密“程序”,獲取敵方情報,散發惡性病毒破壞敵方系統或使之超載癱瘓,以提高己方的軍事和情報能力。可見,在網絡戰爭中,比特同子彈一樣具有強大的殺傷力。網絡戰爭已經被運用到1999年春季科索沃戰爭的實戰之中。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亨利·謝爾頓1999年10月承認,在科索沃空中戰爭期間,美國軍隊曾利用計算機網絡攻擊南聯盟。這位陸軍上將拒絕透露細節,但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你們可以設想我們使用了某些計算機系統。”

注釋:

〔1〕托夫勒的上述思想觀點,可參見阿爾溫·托夫勒著:《權力變移》(PowerShift)中文譯版,361—364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2〕同注〔1〕,16頁。

〔3〕E·拉洛茲:《決定命運的選擇》(DestinyChoice:SurvivalOp-tionsfor21stCentury),6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中文譯版。

〔4〕沃爾特·賴斯頓:《比特,字節和外交》(Bits,Bytes,andDiplo-macy),載于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1997年9—10月號。

〔5〕約瑟夫·奈:《注定領導:美國權力的本質變化》(BoundtoLead:TheChangingNatureofAmericanPower》,BasicBooks出版社,1990。

〔6〕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信息時代的權力和相互依賴》(PowerandInterdependenceintheInformationAge),載于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1998年9—10月號。

〔7〕同注〔4〕。

〔8〕同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