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穩定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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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體制轉型通常是各國從傳統政體走向現代政體過程中的必由之路。文章通過政治系統論的研究方法探討在體制變革過程中保持政治穩定的途徑，并以政治系統的子系統為單位考察變革過程中影響政治穩定的相關因素。

[關鍵詞]體制變革；政治穩定；系統論

近幾個世紀以來，政治系統發生重大變革的次數明顯增加，顯得不穩定而脆弱。系統論的觀點將有可能為我們提出一條解讀體制變革的途徑。

縱觀歷次政治變革，可以發現有如下三點特征較為普遍。第一，在出現劇烈社會動蕩之前社會已經矛盾重重。第二，政治系統都已經無力應對過多的要求輸入，而支持的輸入卻在減少。伊斯頓就認為過量的要求輸入會直接導致政治系統崩潰。第三，原有政治系統曾在劇烈變革發生前試圖通過發起一些漸進的改革來化解社會危機，最終卻反而加劇了變革步伐。并非巧合的是，在以后世界范圍內的歷次變革也通常是發生在現代化即將起步或經濟正快速增長時。政治系統內部所作出的各種改革措施，不論其是希望直接通過消解社會矛盾來消除危機還是通過拉動經濟增長間接獲得合法性支持輸入，最后都往往成為了革命的催化劑。

要求和支持的形成是不同子系統整合的結果。通過“反饋環”作用，政治系統可以以輸出的反饋來影響子系統。本文將分析變革過程中影響政治系統穩定的幾個重要子系統，包括社會內部環境中的文化系統、歷史系統、制度系統和經濟系統，以及社會外部環境中的國家間互動的國際關系系統。

一、文化系統

語言、宗教、民族性格是系統內文化作用于社會的主要力量，語言與宗教都是文化的最重要載體之一，而民族性格則是文化的必然產物，民族性格的形成必然伴隨著強烈的文化認同。區域內獨特的文化產生出獨特的政治文化，而這是影響變革穩定的重要力量。

利普哈特教授在試圖將民主國家劃分為多元社會、半多元社會和非多元社會時，作為首先考慮的因素就是語言是否存在差異。根據他的這一分類，英國被歸于非多元社會中。而蘇聯則分為四個不同的語系：斯拉夫語、烏拉爾－波羅的語、羅馬語和阿爾巴尼亞語。這種語言的多元導致不同加盟共和國之間語言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且其語盲中一部分是東方的，一部分是親西方的，它強調了地區間的差異。

英國自16世紀以來奉行的壓制天主教徒的政策在光榮革命中成功地起到了維護英國獨立和反專制王權的作用，但在此之后，壓制天主教徒就成為一種民族歧視和壓迫，對此幾乎所有愛爾蘭天主教徒都深惡痛絕，堅決反對。但極其幸運的是，宗教矛盾在英國非但沒有像在俄國那樣成為體制變革出現劇變的導火線，反而以一種奇特的方式作用于政治系統，促進了系統平穩的改革。1823年愛爾蘭成立天主教同盟，其首要奮斗目標是使愛爾蘭天主教徒獲得公民權，把天主教徒送進英國議會。1828年該組織在政府的巨大壓力下參加議會選舉并一舉擊敗對手，選出天主教徒議員，它導致了托利黨保守勢力進一步自我分裂并為和平的憲政改革打開缺口——保守派政府不得不為天主教信徒當選為議員制定了《天主教解放法》，其對英國憲政原則(天主教不得進入議會)的修改使得保守派“保衛傳統完美憲政”這一拒絕變革的借口不攻自破，為政治系統矛盾的釋放開辟了一條道路。

相關研究已經證明民族性格及其所產生的政治心理對于變革過程中出現政治不穩定可能性的影響程度超出人們通常所能預料。在變革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失控現象往往和群眾心理的失控密不可分。這種失控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民族性格越是激進而缺乏妥協因素，在變革進程中群眾的個人的判斷力和自持力也越容易消失，進而變成少數領袖手中狂暴的工具。勒龐認為，有時在某種狂暴的感情——如因為國家大事——的影響下。成千上萬孤立的人也會獲得一個心理群體的特征。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們聞風而動聚集在一起，從而立刻獲得群體行為特有的屬性。第二，變革進程中各派別的領導人物自身往往是非理性的，在他們所宣揚的理性背后實際上是受到一種非理性力量所控制。

英國國民和蘇聯國民在民族性格上的差異達到了令人驚奇的程度。雖然變革派的努力被保守勢力一次次鎮壓，甚至出現流血鎮壓，但英國民眾保守性格所產生的對憲法原則的尊重使得試圖訴諸暴力革命的集團始終是少數派，有些時候中產階級因為懼怕變革演變為暴力革命。相反蘇聯民族性格中的極端因素使得國民在利益紛爭面前很少試圖去尋求一條和解的道路，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成為解決紛爭的最常用手段。

二、歷史系統

歷史系統從直接和間接兩個方面影響對政治系統的輸入：直接方面來說，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制度、法律、習俗等直接輸入并影響著政治系統。即所謂的“路徑依賴”特征。從間接來看，影響系統輸入的不僅僅是制度，整個政治體的歷史演變都會對政治系統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十月革命前的羅曼諾夫王朝自彼得大帝統一以來一直是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加上這一制度設計在當時曾經給俄羅斯民族帶來過前所未有的輝煌，俄羅斯民族在歷史上大國沖動的影響下有著重振國威的強烈愿望，而一個強有力的中央專制則是有歷史先例的成功選擇，加上原有村社制社會結構的影響，于是對這樣一個國家來說擺脫對原有制度的依賴走上民主化是困難的，中央集權的制度設計使得政治系統的矛盾不斷積累而無法通過自上而下的制度重構來消解，一旦這一矛盾達到政治體能夠承受的臨界點時，政治系統的變革措施就很容易產生過激現象。反之英國人對歷史的依賴表現出強烈的保守性、妥協性傾向。專制王朝給人們留下的回憶是短暫且不像俄羅斯帝國的輝煌那樣是值得留戀或向往的。

民族矛盾時常在體制變革過程中爆發出來加劇政治不穩定。從系統論的角度來看，歷史作為一個輸入政治系統中的子系統，必須先經過一個形成要求與支持的過程。英國在這一問題上的幸運之處就在于其作為歷史系統的民族問題并沒有形成相應的要求輸入到政治系統當中。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如1832年憲政革命主要是一場民主革命，以及英國當局在民族問題上執行較蘇聯相對緩和的政策。反觀蘇聯，其本身歷史遺留下來的民族問題就是錯綜復雜的。從1547年沙皇俄國建立到1917年被推翻，沙俄先后征服的民族多達120個。為鞏固其野蠻統治，歷代沙皇均對被征服的民族實行殘酷壓迫與奴役，激勵煽動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情緒。蘇聯建立后民族矛盾更加復雜，主要表現為俄羅斯民族同其他民族之間，加盟共和國內民族之間，加盟共和國之間，加盟共和國與聯盟中央之間矛盾的相互糾結。不可彌合的國家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和民族統一主義(Irredentism)本身就成為了體制矛盾的一部分。這種民族矛盾與體制矛盾之間的重合所直接導致的就是政治系統在進行變革的時候民族矛盾作為子系統的一部分產生大量的要求輸入政治系統，而對于對政治系統原有的支持，無論從當局，還是共同體的角度來看都有嚴重瓦解作用。

三、制度系統

盡管制度在形成的過程中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但從總體來說，制度，尤其是那些具體可考察的制度設計，如成文法、規則、政策等主要還是由政治活動參與者或是政治權力的擁有者主導，即，制度系統作為一個子系統可以看成是政治系統的一種反饋，而作為反饋環中的一支，二者始終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筆者試從制度的創造機制、反饋機制以及創新機制這三個控制點切入進行考察，這三個控制點代表了制度設計的三個基礎過程——設計、實踐反饋與應對創新。

制度設計是政治系統實現對子系統反饋的主要手段之一，合理的制度能夠有效延緩、消解社會矛盾的積累，對于蘇聯來說，制度的設計往往不是通過歷史發展反復驗證、積淀、適應得來。而是官僚們“深思熟慮”的結果，但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必然決定了這種制度設計是頻繁失敗的。一方面，一些具有超凡魅力和巨大影響力的領導者作出的決定往往成為僵死的教條，隨著時代的發展已經嚴重不適應于環境變化，造成對政治系統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這種形式的制度設計機制缺乏連續性，每個當權者在當選后憑借對社會形式的個人解讀往往全盤推翻前任的制度安排。在英國，議會內的兩黨實現了不同利益影響下權力的博弈，成熟的文官制度也能起到這一作用。他們共同促進了制度設計的合理化和社會矛盾的消解。同時英國憲政改革之所以沒有最終演變為法國式的激進變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雙方通過議會進行和平斗爭，這種斗爭其前提正是得益于英國憲政制度中的軟性成分，它使得通過議會達到和解的大門始終無法被貴族保守力量關死。而在斗爭達到白熱化程度時托利黨內部溫和派的倒戈也為化解矛盾鋪平了道路。于是兩系統在對待體制創新的問題上，同樣面對即將爆發的革命形勢，同樣作為保守力量，蘇聯的官僚特權集團試圖通過拒斥變革來保全既得利益，英國的貴族寡頭集團則不反對通過變革來保全既得利益。

反饋機制方面，蘇聯由于其外生型政黨環境下“議行合一”體制缺乏外部監督，內部監督脆弱，官僚結構臃腫龐大，政治系統的輸入、反饋過程復雜低效，政治系統的有效反饋因種種原因無法作用于子系統。而英國由于內生的兩黨制下外部監督與黨派內部的不同派系(共同立場下溫和或激進的不同態度)形成的權力監督與制衡作用，政治結構較為簡單，能夠對子系統作出快速的反饋。創新機制方面，蘇聯超穩定的官僚特權集團為保護既得利益拒絕制度創新，無法對深層次矛盾作出反應。制度的變革往往以不觸及小集團利益為底線，官僚集團控制大量政治資源，制度創新阻力重重。而英國的貴族特權集團在面對即將激化的社會矛盾時試圖通過制度創新化解矛盾。反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處境日益孤立，所掌控的政治資源越來越小，改革阻力隨形勢發展而減弱。

通過對制度設計的三個關鍵點的比較，很陰顯地可以看出作為政治系統子系統的制度系統對政治系統本身的強烈影響力。低效、反應遲鈍的制度設計無助于維持甚至削弱輸入政治系統內的支持，同時由于其無法準確而及時地反映社會矛盾而造成社會矛盾積累，進而轉化為要求輸入政治系統中。具體來說，蘇聯制度設計的問題在于系統內部，輸入系統的要求由于聲音(即利益代表機制)不足夠大而被低效的官僚集團所忽略。要求在積累過程中不斷被混縮、增強，一旦政治系統本身開始試圖變革，被加強的要求紛紛涌入政治系統內部。其中有很多要求已經強到政治系統無法對其作出反應而被直接輸出，要求紛紛“繞過”政治系統而直接進行博弈，在帶來社會動亂的同時人們對系統有效性將會產生懷疑。

四、經濟系統

英國在1760年到1820年這段時間處于國家實力迅速上升階段。在此期間人口由650萬驟增至1200萬，這極大地歸功于死亡率的下降。具體到個人來說，低死亡率來自于“環境的改善，如住宅的改良、飲水的清潔、垃圾的處理、衣著的舒適，尤其營養的注意等等”。對于農民來說。農業技術的引進改良極大地提高了農作物產量和勞動生產效率，在滿足了英國大量增加的人口對于糧食的需求之外還解放出大量勞動力從事其他產業的勞動。另一方面圈地運動帶來的農村雇傭勞動關系所產生的一個額外效應也應注意，那就是農民這時已經不是簡單地依附于土地的自由元素，而或多或少地依附于采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大農場主。歷史證明，處于松散、自由狀態下的農民在變革發生時更有可能倒向激進變革派，而資產階級革命要求的相對溫和性使得依附于其上的農民在變革發生時竟也保持了相對的克制。這一時期的英國，其綜合國力已經位于歐洲首位，而其近鄰法國在大革命中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這種相對富足感使得守舊派得以借機麻痹人民，他們拿法國革命引起的饑荒、混亂與“自由”、“平等”劃上等號，并反襯英國的相對溫飽和平靜，為政府辯護，諷刺英國激進派的改革活動。這些在客觀上也對過熱的革命形勢起到了降溫作用。

對比蘇聯國民收入的部門構成。1960—1980這20年間工業部門始終保持在53％到50％之間，農業部門自1973年后下降，從1973年前的20％-24％之間降至只有15％，社會總產值的部門構成也有類似情況。在同時代居民生活水平方面，蘇聯居民的相對被剝奪感尤為強烈，它來自于兩個方面，首先是蘇聯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按人均計算，1989年蘇聯的GDP為美國的30％，工業產值為42％，農業產值為38％。同時蘇聯內部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同樣明顯，這一問題長期存在且隨時間增長不斷擴大，以解體后俄羅斯1995年的情況為例，表1顯示遠東地區的工業總產值不到中央地區的四分之一。關于居民收入，1995年莫斯科市民人均月收入1804000盧布，而印古什共和國和韃靼共和國分別為11600和19300盧布，相差十倍左右。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已經令人信服地論證了相對被剝奪感是一個能夠極大加劇革命程度的危險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處于既得利益集團內部的蘇共官僚也沒有人認為蘇聯可以不通過變革而擺脫困境，這種悲觀的情緒隨著經濟改革的失敗逐步蔓延到政治系統內部，嚴重影響系統穩定。

五、國際政治系統

國際政治系統屬于社會外部環境范疇。它同樣會以要求和支持的形式輸入政治系統。伊斯頓認為：“國際系統和一般系統相比，只是組織水平不同而已，但在其他各個方面，國際系統同樣可以用適用于一般稱之為國內政治系統的概念模式加以分析和探索。”也即，政治系統可以通過反饋作用間接地影響國際政治系統對政治系統的輸入，達到在變革過程中控制其程度的目的，但這首先也是必須建立在政治系統對國際政治系統的輸入作用具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之上。

從蘇聯方面來說，世界范圍內意識形態的尖銳對立已經部分地取消了妥協性變革的可能性，出于不同意識形態及共同安全的考慮，西方發達國家迫切希望蘇聯能夠在此問題上有所松動，放棄以意識形態對立為形式，以世界霸權競爭為實質的對立。在蘇聯東歐劇變前的十年內，國際政治兩方面的條件日漸成熟，為西方更多的挑起、分化、干預蘇聯體制改革鋪平了道路。一方面，80年代后蘇聯僵化體制下的計劃經濟逐漸無法支撐龐大的軍事開支，加上蘇聯經濟基礎本來就不如美國扎實，故而在爭霸中日顯守勢。80年代中期擔任蘇聯最高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開始放棄爭奪軍事優勢的做法，轉而裁減軍備。1987年，戈爾巴喬夫和里根簽署了全部銷毀兩國中短程核導彈的條約，蘇聯在對外戰略上由擴張轉向全面收縮。另一方面，進入80年代后隨著新科學技術革命的不斷深入，全球化步伐顯著加快，世界聯系日漸緊密，政治系統試圖像原先那樣維持意識形態控制已經不可能。外部力量介入政治系統內部使得通過意識形態獲取的合法性進一步瓦解，而原本就已經脆弱僵化的政治系統如果失去基本的合法性來源，面對變革形勢時就已經基本喪失維持政治穩定的手段。

相比之下英國所處的17世紀中后期到18世紀前期這段時間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尚未擴展到世界各地區，全球性的政治經濟聯系尚未完全形成。國家間政治角逐中并沒有意識形態的成分，在19世紀初拿破侖挑起了席卷歐洲的拿破侖戰爭，這一國際政治上的重大影響對于英國來說卻并沒有造成如同蘇聯那樣的支持的瓦解，反而是起到了凝聚民心而增加支持和轉移國內矛盾而減少要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