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與唐代政治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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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岱岳觀碑所刻題記記錄了唐朝一百多年間多位皇帝派遣道士以道教禮儀祭祀泰山的基本情況，體現出道教與唐朝皇室之間不同尋常的關系，同時也透露出許多關于唐朝國家政治生活的歷史信息，為我們了解當時泰山的道教活動及其與唐朝政治生活的關系，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關鍵詞]岱岳觀碑；泰山道教；唐代政治

一

唐朝是道教發展的重要時期，由于皇室的大肆崇道，道教進入興盛時期。唐朝皇帝一方面將道教的始祖老子尊為自己的宗祖，設機構將道士作為族親來加以管理；另一方面又將道教與國家的政治生活相聯系，將道教儀式引入國家祭祀(如山岳河瀆的祭祀)的禮儀之中。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道教的地位，促進了道教的發展。

泰山既是封禪的發源地，又是道教的發祥地之一，所以當時備受推崇。不但皇帝臣僚紛紛來祭拜，許多高道大德也紛紛來建道場做法事，著實為泰山道教增色不少。雖然由于史料的缺乏，現在已無從知曉當時泰山道教的具體狀況了，但在屈指可數的唐代泰山石刻中，卻有一處與道教密切相關，為我們了解當時泰山的道教活動及其與唐朝(包括武周)政治生活的關系，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這處石刻就是岱岳觀碑。

岱岳觀碑原立于泰山東南麓王母池西北之老君堂，即古岱岳觀遺址。碑由兩塊條石并合而成，下有碑座以為基礎，上有碑蓋以束雙石，故又稱雙束碑或鴛鴦碑。碑前后左右四面刻字，多為題記，亦有題名和題詩，共計30余首，除3首刻于宋代外，其余均刻于唐代，其中近20首關于道士奉敕在岱岳觀修齋、建醮、投龍、造像的題記最為引人注目。這些題記記錄了從高宗顯慶六年(661)到代宗大歷八年(773)的100多年間多位唐朝皇帝(包括武則天)派遣道士以道教禮儀祭祀泰山的基本情況，體現出道教與唐朝皇室之間不同尋常的關系，同時也透露出許多關于唐朝國家政治生活的歷史信息，尤其在武則天時期的題記中表現得最為典型。岱岳觀碑所載的題記中，武則天時期的最多，共有7條，而唐高宗時期的2條，也是在武則天參政之后，所以這里以武則天為代表來加以論述。

二

岱岳觀碑是為什么而立的呢?碑上最早的一首題記說：“顯慶六年二月廿二日，敕使東岳先生郭行真，弟子陳蘭茂、杜知古、馬知止，奉為皇帝皇后七日行道，并造素像一軀，二真人夾侍。”從文字來看，這只是一次普通的為皇帝皇后祈福的齋醮活動，似乎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其實不然，這次行道造像的目的絕非如此簡單。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主持這次齋醮的道士郭行真，題記中稱東岳先生。《金石萃編》卷53說：“郭行真稱東岳先生者，道士而主東岳也，未有賜號，但謂之先生。”有人據此以為郭行真是當時主持岱岳觀的道士，顯然是太想當然了。岱岳觀碑所記載的在泰山主持齋醮的道士，無一例外都是來自其他地方的知名道觀尤其是皇家道觀的著名道士，沒有一個出自岱岳觀。郭行真來自長安的西華觀，即后來題記中多次提到的金臺觀，是垂拱三年(687)因犯武則天祖諱而改的。龍朔三年(663)，郭行真曾被唐高宗流配遠州，但很快就回到了長安。麟德元年(664)，郭行真又出入禁中，為武則天行厭勝之術。由此可見，郭行真是當時活躍在政治舞臺上、深得武則天寵信的一個宮廷御用道士，屬于武則天的私人勢力。

第二，這次齋醮的直接后果，是岱岳觀碑的建立。岱岳觀碑雙石并立組成碑身，共用一個碑蓋和一個碑座，這種特殊的形制是包含深義的。碑蓋代表天，碑座代表地，碑身二石代表唐高宗和武則天，表達了武則天要與唐高宗并駕齊驅、共治天下之意。所以岱岳觀碑這種特殊的形制，肯定不是立碑人的突發奇想，而是頗費了一番心機的。而這次齋醮表面上是為皇帝皇后祈福，實際上則是別有用心的。這次齋醮的時間是在顯慶六年，就在此前一年，即顯慶五年(660)十月，唐高宗因為身體狀況日益惡化，甚至到了不能處理朝政的地步，于是出于對武則天的信任和倚重，就把大部分的朝政交由武則天來處理，從而使武則天實際上把持了朝政，所以時人將武則天與唐高宗并稱為“二圣”。

武則天前一年剛剛參政，第二年就派她所寵信的道士到泰山去主持齋醮、行道造像，而且立起了深具象征意義的岱岳觀碑，這之間絕對不是偶然的巧合。這次齋醮很顯然是與武則天參政有關，其目的就是要將此事詔告天下，為之進行輿論宣傳。這次齋醮的命令雖然是由唐高宗的，但整個過程顯然是由武則天導演的。武則天雖然是女流之輩，但她的政治野心非常大，而唐高宗的體弱多病和對她的無限寵愛，恰好為她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提供了可能性。但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是大逆不道的，于是通過這樣一種方式，武則天不僅為她參政找到了合法性，而且使她取得了與高宗平起平坐的崇高地位。為她最終奪取李氏江山、登上皇帝寶座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

根據岱岳觀碑所記，顯慶六年之后，唐高宗只在儀風三年(678)派遣道士葉法善等到泰山祭祀過一次。但事實上并非如此，唐高宗至少還有過兩次類似的行動。據《舊唐書·隱逸傳》記載，在乾封元年(666)封禪之前，唐高宗曾命道士劉道合先行登上泰山祈求福祐。而據《山左金石志》卷11所錄石刻《王知慎等題名》所記，就在封禪大札之后，唐高宗就又下令在封禪之所，即泰山之巔的介丘。舉行了一場投龍儀式。盡管題名中沒有出現道士的名字，但投龍致祭是道教科儀，其中必定有道士的參與。

不過總的來說，唐高宗雖然尊崇道教，但對祭祀泰山似乎并不熱衷。而武則天以周代唐、登上皇位之后，對祭祀泰山的熱情則更加高漲。她在位15年。就7次派遣道士去泰山建醮投龍，而且越到后來越是頻繁，八年間就有6次之多，最后兩年甚至一年兩次。

后來這六次祭祀都與武則天年老多病卻又渴望長生不死有關，這從岱岳觀碑的題記中就可以看出來，如“庶茲景福，永奉圣躬，聊紀其年，因傳不朽”，“伏愿我皇萬福，寶業恒隆，敬勒昌齡，冀同礪而無朽”，“用能天地清和，風云靜默，神靈效祉，表圣壽之無窮者也”，等等。武則天晚年不斷尋仙訪道，求取長生丹藥，而且確曾服食；她曾將年號改為“久視”，取《老子》“長生久視”之意；她還在其他地方建醮投龍以求不朽，如久視元年(700)投龍嵩山。她在金簡上寫道：“上言：大周國主武曌，好樂真道，長生神仙，謹詣中岳嵩高山門，投金簡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望罪名。”這些可與岱岳觀碑所言相互印證。

不過，武則天在天授二年(691)派馬元貞等人到泰山舉行的那次齋醮，卻具有明顯的政治目的，那就是為其宣傳造勢，宣揚大周革命的正當性。岱岳觀碑記曰：“大周天授二年歲次辛卯二月癸卯朔十日壬子。金臺觀主中岳先生馬元貞，將弟子楊景初、郭希玄、內品官楊君尚、歐陽智琮，奉圣神皇帝敕，緣大周革命，令元貞往五岳四瀆投龍作功德。元貞于此東岳行道。章醮投龍，作功德一十二日夜。又奉敕敬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鋪，并二真人夾侍，永此岱岳觀中供養。”天授二年是武則天登基的第二年，而題記直截了當表明了在泰山行道投龍的緣起就是大周革命，并且指明是往五岳四瀆投龍作功德，可見這樣的齋醮活動不止一次，也不止一處。查《道家金石略》等書，目前可知馬元貞投龍作功德的地方還有：天授二年四月，在唐縣淮瀆廟；天授三年(692)正月，在濟源縣濟瀆廟；天授三年臘月，在嵩山中岳廟。另外，在泰山齋醮結束后，馬元貞等人還順便到曲阜去拜謁了孔廟。并勒石以記。這些齋醮與顯慶六年那次一樣，都是為武則天作政治宣傳，只是活動內容稍有不同而已。

眾所周知，武則天是以佛教徒炮制的《大云經》和《大云經疏》為其登基的理論根據的，作為回報，武則天就大力扶植佛教，相應地，就要貶抑道教。永昌元年(689)，廢黜老子的玄元皇帝尊號，仍舊稱老君；天授二年，下令由于佛教開革命之階，所以地位升于道教之上；長壽二年(693)，停貢舉人習《老子》，改習她所造的《臣軌》；等等。這對道教毫無疑問是重大的打擊。不過，在武則天登基前后，道教也是為之盡了力的。比如，武則天所用的圖讖中，就是既有佛教的又有道教的，而且有的佛教圖讖是將道教圖讖加以改造而成的。同時，道士馬元貞等還受武則天之命到處章醮投龍，為其革命大作宣傳。所以武則天在大力尊崇佛教的同時，并沒有將道教完全拋棄，而是仍然在籠絡和利用道教，畢竟道教的許多功能是佛教所不能替代的，而道教在失去了舊王朝的維護后，也在努力爭取新王朝的支持。

實際上，武則天所針對的目標并不是道教，而是李唐王朝，她貶抑道教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李唐王朝。如果不是道教與李唐王朝有著特殊的關系，如果不是有人要借助道教來阻止她登基，可能她就不會去如此貶抑道教了，而她選擇佛教做她篡位的幫手，原因也正在于此。武則天所采取的一系列貶抑道教的措施。都是與李唐王朝所采取的一系列尊崇道教的措施針鋒相對的，而李唐王朝的某些崇道措施實際上就出自她自己之手。比如唐高宗將《老子》引入科舉，就是來自她的建議。上元元年(674)，武則天在上奏給唐高宗的建言十二事中提出：“伏以圣緒，出自玄元，五千之文，實惟圣教。望請王公以下，內外百官，皆習老子《道德經》，其明經咸令習讀，一準《孝經》、《論語》，所司臨時策試。”這一建議很快被唐高宗采納，從而大大促進了道教的發展。但她登上皇位后，又親自將其廢除。這種對自己過去的否定，更能反映出她對李唐王朝的革命性。

武則天對道教的打壓政策主要存在于她統治的前半期。從岱岳觀的記載來看，從天授二年以后，她有六年時間沒有派遣道士到泰山修齋做醮。同一時期，在其他地方的同類活動也甚為少見。在這其間，佛道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張，矛盾也更加激烈。但在這場日趨尖銳的佛道之爭中，武則天并沒有一味地偏袒佛教，或是一味地打壓道教。天授二年，她在宣布釋先道后的同時，還下了一道《禁僧道毀謗制》，禁止佛道之間相互毀謗，違者即予責罰。這表面上是針對佛道二教，實際上主要是針對佛教徒的，目的是為了禁止佛教徒對道教徒肆無忌憚的毀謗。萬歲通天元年(696)，她又下了一道《僧道并重敕》，指出“老釋既自元同，道佛亦合齊重”，顯然是意在提高道教的地位。

由此可以看出，武則天是主張佛道并存的，這與唐初三帝(高祖、太宗、高宗)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佛道在這兩個時期的先后次序，唐初三帝主張道在佛先，而武則天則正相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武則天的興趣又開始慢慢地向道教轉移，而且越來越傾向于道教。于是在萬歲通天二年(697)，她再次派遣道士到泰山行道，為其祈福。并且此后一發而不可收，頻繁地派遣道士到泰山、嵩山等地建醮投龍。這一方面有她個人祈求長生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她平衡佛道的因素。所以，武則天對道教的態度是有一個曲折反復的變化過程的，而且從總體上來看，她的崇道比其佞佛在時間上更早也更持久。明白了這一點，就不會對她在位期間如此頻繁地派道士到泰山修齋作醮，而在時間上又如此不均衡感到奇怪了。

五

顯慶六年的那次齋醮拉開了李唐王朝以道教禮儀祭祀泰山的序幕。除了在泰山的近20次外，在其他山岳河瀆舉行的齋醮也不在少數。這表明道教禮儀在當時的國家祭祀中已經占有了重要的地位，甚至在封禪中也出現了道教的因素，有了道士的參與。通過將道教禮儀引人國家祭祀，李唐王朝將道教納入其統治秩序，一方面提高了自己的門第名望，另一方面也加強了對道教的有效控制。而道教通過與李唐王朝的密切合作，既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也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可以想見，在頻繁的國家祭祀的刺激之下，泰山道教在唐代一定是很興盛的，而岱岳觀應該是其活動的中心。岱岳觀始建于北魏，據酈道元《水經注》卷24引《從征記》，泰山當時建有祭祀泰山神的上、中、下三廟。到了唐代，中廟被改作道觀，即為岱岳觀，成為皇室派遣道士以道教禮儀祭祀泰山的重要場所。處于這樣的一個地位，其觀主也應該不是一般的道士，不過當時主持齋醮的道士卻都來自他處，都是當時活躍在政治舞臺上、深受皇室寵信的道士。相比之下，可能岱岳觀的道士們距離當時的政治生活太遠了。岱岳觀碑題記中提到的岱岳觀道士，有觀主倫虛白和趙昌元、上座董太虛、三洞法師尹某等，但均只舉其名而不記其事，無法從中了解更多關于當時泰山道教的狀況。對現在的人們來說，他們的知名度還不及當時的女冠張煉師和隱士王希夷，這實在是非常遺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