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進式改革探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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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中國改革之所以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是因為走了一條漸進式改革之路。這條道路具有先農村后城市、先試點后推廣、先易后難、先做后說的四個特點，漸進式改革既形成了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激勵和競爭機制，又使無自生能力的企業在體制轉型過程中繼續得到保護不致崩潰。但這種改革也有不可忽視的阻力和潛在風險。因而中國改革的前景取決于改革動力和阻力之間的拉力，改革之路迂回曲折，但前景依舊燦爛輝煌。

[關鍵詞]中國漸進發展潛在風險改革前景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綜合國力日益增強的壯麗史詩。通過改革開放，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一、“有先有后”的漸進式改革助推中國大發展、大繁榮

中國改革為什么成功?改革的主要特點是什么?原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認為，中國經濟轉型的成功經驗主要有兩條：“1、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穩步推進。中國的經驗表明，一個合適的循序漸進的轉型過程能夠保持前一個發展階段所創造和積累的社會資本和集體資本，并且能夠將這些社會資本和集體資本轉移到可以提高經濟效率和生產能力的一些領域。2、邊干邊學，摸著石頭過河。在任何一項改革進程的初始階段，不管采取何種方法，人們都不可能預見到未來各個階段中將會顯現出來的所有問題。因此，改革一定是一個邊探索邊改革的適時學習的過程，而不是一個按照既定藍圖進行臨摹的過程。”無獨有偶，2008年2月4日新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也認為：中國最值得推廣和借鑒的就是“務實主義”，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中國通過一種漸進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一個完善的、現代的市場經濟。轉型經濟體的目標是明確的，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怎樣過渡到目標，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是重要的經驗。

由此可見，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人們大都認同中國改革的主要特點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因為，市場化導向的中國改革，不是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的“改造”，不是否定、拋棄社會主義的“改向”，而是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創造性破壞”——通過發展非國有經濟，大力培育和發展起一塊“新體制經濟”，推行“漸進式增量改革”，然后，再以“改革的增量”激活“存量”，從而實現整個體制的轉軌。

那么，“漸進式”改革的基本特點是什么呢?學術界大多語焉不詳。我認為中國漸進式改革具有以下四個“有先有后”的特征：

1、先農村后城市

新時期中國改革進程實際上是從農村開始的。改革開放30年來，農村改革經歷了四個階段：(1)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期(1978－1985年)。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首先歸功于農民的創造精神。1979年后迅速推廣也得益于中央連續五個“一號文件”的制定和貫徹實施。農民獲得了生產自主權，又得到了提高糧價等政策的好處，農村經濟形勢空前好轉。這是農民受益最多的時期。(2)農村工業化發展時期(1986－1992年)。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勞動力大量轉移到二三產業，農民進廠進城、務工經商，帶動了農村經濟持續發展。1984年鄉鎮企業產值1709.9億元，1991年11621.7億元。(3)城鎮化和小康社會建設時期(1993－2003年)。前兩階段的改革成本較低且有明顯的收益，既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農村的非農化又主要是就地進行，剩余勞動力主要由鄉鎮企業吸納。1991年后，農民工大量涌入城市，1996年后，農民收入增幅下降。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農村城鎮化和小康社會建設步伐加快。1991－1995年，中國的市鎮總人口從3.1億增加到3.5億，農業勞動力從3.5億下降到3.3億。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從1978年的18％上升到2002年的39.1％。(4)農村綜合改革時期(2004至今)。2004年中共中央“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1號文件，2005年28個省、市、區不再征收農業稅，同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廢止征收農業稅的法令。目前我們處于推進農村綜合改革階段，盡快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制度保障。

農村改革成功后再進行城市改革。“城市改革是在農村改革的啟示和推動下起步的”，1979年后以“簡政放權”和“減稅讓利”為基本思路，“以形成產品市場和搞活企業為戰略方向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并“取得了實質性進展”。1985年9月23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對中國改革的進程和特點進行了高度概括：“改革從農村開始……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的重點轉移到城市。在多年醞釀和農村改革成功的基礎上，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開。”

2、先試點后推廣

社會主義改革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馬克思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干過”，改革是有風險的，鄧小平認為，“改革沒有萬無一失的方案，問題是要搞得比較穩妥一些，選擇的方式和時機要恰當。不犯錯誤不可能，要爭取犯得小一點，遇到問題就及時調整。”。因此，中國的改革大都經過試點、擴大試點、全面推廣的過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先從安徽、四川的包產到戶開始，成功后向全國推進；價格改革首先從基本消費品以外的消費品開始突破，然后逐步向生活消費品和生產領域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從2000年開始，安徽進行全省范圍的農村稅費改革試點。2005年28省市取消農業稅，2006年全國免除農業稅；對外開放先是從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啟動，然后分階段地向內陸和邊遠地區推進。

3、先易后難

中國經濟改革首先采取體制外突破，在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的同時，積極發展非國有經濟和多種經濟成分。因為非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其存在和發展都以市場為導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不存在政企不分、大鍋飯的問題。以此人手進行改革成本小、收益大。

“放權讓利”是中國改革前期的鮮明特點，1978－1993年，中國改革的基本政策是中央向地方、企業、個人“放權讓利”。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干得好的農戶獲得更高收入；在城市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讓干得好的企業和個人獲得更高收入。這種實行“松綁放權”和“給好處”的做法，使微觀主體擁有一定的自主權，極大地調動了勞動者、企業、地方的積極性。與此同時，為了減少改革的阻力實行“雙軌制”，也就是在保持計劃價格的同時，允許一部分市場價格的存

在；允許集體、私營、合資企業進入原先受抑制的輕工業部門等，“雙軌制”對中國改革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

隨著改革的深入，中國非公有制經濟在GDP中的比重不斷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漸加大，使所有制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1980－1995年的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經濟的比重從76％下降到34％，集體工業的比重從23.5％上升到36.6％，城鄉個體工業的比重從0.02％上升到16.5％。1997年黨的十五大后，非公有制、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逐步由體制外的“增量改革”轉入“存量改革”。2003年，我國市場化指數接近74％，非國有經濟對GDP的貢獻接近70％，價格完全由市場確定的產品比重達90％，初步構建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經濟改革完成了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全面置換和替代，現已進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

4、先做后說

“摸著石頭過河”，可能深一腳淺一腳，有時甚至會摔一跤，自然存在不少錯誤。改革可能存在最優路徑。路徑選擇錯誤，沿著錯誤的路徑走得越遠，回到最優路徑的難度越大。在試和闖的過程中，哪是“異端”哪是正途?哪條路徑最優?在改革的各種主張中哪套方案最佳?哪個方案可行?判斷優劣的標準是什么?

首先，“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要勇于開拓創新。一條思路、一個觀點、一種政策，是否正確，要靠實踐來檢驗。鄧小平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是檢驗路線、方針、政策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

其次，人們的思想認識有差異，觀念轉變有先后，改革積極性有高低，我們的做法是“允許看”，不搞強迫，不搞運動。農村改革開始的時候，有些地區根本不予理睬，有的觀望了一年，有的觀望了兩年，看到凡是執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來了，他們就跟著走了。中國改革的經驗是“拿事實來說話，讓改革的實際進展去說服他們”。

最后，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提升理論，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在實踐過程中改革難免犯錯誤，試驗難免失敗。對此，鄧小平強調兩方面：一是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的試，大膽的闖。”二是要總結經驗。“每年領導層都要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緊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

正是因為我們在改革中堅持邊走邊看，邊實踐邊總結，鄧小平提出了判斷改革和發展的“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和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二、漸進式改革的阻力和潛在風險可能斷送中國的前程

漸進式改革是中國改革的顯著特點和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形成了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激勵和競爭機制，加速了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和部類的流轉而優化資源配置；另一方面又使無自生能力的企業在體制轉型過程中繼續得到保護不致崩潰。但是，漸進式改革也存在一些阻力和缺陷，甚至有學者警示：久拖不決也可能窒息發展的活力和動力，可能滑向發展的“中國陷阱”。

1、改革理論準備不充分易導致實踐上的盲目

改革不可設計也不需設計的想法是幼稚的、錯誤的。改革需要理論指導，但到底如何改革，改什么?怎么改?30年來各種爭論從未停止。大的爭論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爭論在1982－1984年，圍繞著要不要改革、能不能改革的問題展開，集中體現在對商品經濟的認識上。針對改革所催生的包產到戶、商品經濟、深圳特區等，一些人思想上懷疑、動搖、否定。諸如“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水田旱田責任田其實不甜”。當時，以薛暮橋為代表的經濟學家主張以建立商品經濟為改革取向，而堅守極左立場的人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特征，搞商品經濟則是復辟資本主義。1984年10月“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寫進《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后，這次爭論才劃上句號。

第二次爭論在90年代初前后。1989年蘇東劇變后，一些人對改革產生懷疑，發表了一系列評論表明對改革的態度。例如，改革必須以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不能不問姓“社”姓“資”問題；發展生產力必須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結合起來；對改革的后果必須有充分的認識，不能夸大改革的作用；市場化把改革引向了資本主義道路等。1991年2月15日至4月22日，《解放日報》發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文章，認為改革是強國富民的唯一道路；改革必須以發展市場經濟作為導向；計劃和市場只是配置資源的兩種手段，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志；把改革推向深入需要有大批德才兼備的人才。文章發表后，北京理論界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駁，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后，爭論才塵埃落定。

第三次是近年來對改革的種種批評。2004年的“郎顧之爭”實際上并未隨著2005年的顧雛軍鋃鐺入獄而結束，“郎咸平的刺激性言論撥動了公眾敏感的神經，引起他們對10年來國企改革、腐敗和貧富分化等嚴重社會問題的強烈共鳴”。。近年來對改革的議論甚囂塵上，表明對改革的爭論仍未成為過去式，盡管爭論的主題參與者各執一詞。如林毅夫覺得，“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窮人太窮”，“窮人大多數在農村，于是城鄉差距擴大；因為城里也出現了窮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張維迎認為，“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談得上補償。”孫立平則斷言：“改革的過程已經基本被一些利益集團所左右和扭曲。”皇甫平堅信“改革不可動搖”，但改革的根本點在于解決“體制轉軌中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所產生的不公平問題”。

知名學者莫衷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改革共識”的消解，又表明我們的理論研究滯后，不能很好地指導改革。實際上，我們誤解了鄧小平的“不爭論”，鄧小平講的“不爭論”，實際上指的是尊重實踐，不能紙上談兵，并不是說不去思考理論問題。改革“邊設計邊施工”，短期內可能干得轟轟烈烈，但是由于改革沒有整體設計，各項改革措施之間不相銜接和協調，難免產生摩擦和漏洞，增大改革阻力。改革不僅涉及人們的利益調整，而且觸及人們的理念。改革理論準備不足，遇到困難和挫折時，可能思想不清醒、政治不堅定，容易導致實踐中的盲目性。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不改革沒有出路，亂改革則是死路。改革不能改改停停，要在理論的指導下不斷推進。中國改革盡管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正如鄭永年所說的“知道‘河’的彼岸是什么，那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中國的發展實際上是有一張路線圖的”，“改革大體可分為經濟、社會和政治三方面，但在各個階段，改革的重點可以是不同的”。實際上改革的目標和方向是明確的，改革是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分階段有步驟實施的。鄧小平理論為我們的改革做好必要的思想、心理和輿論準備，而實行私有化、自由化的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休克療法”被我們所屏棄，主張改革為“改向”的思想障礙被我們清除。改革過程中的爭論是正常的，真理越辯越明，通過爭論凝聚共識，使人們對改革有更全面的認識，政策調整更加科學，從而避免、減少改革中的失誤，使我們堅定地沿著改革的理想目標邁進。2、既得利益集團的坐大容易使改革誤入歧途

改革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利益調整的過程，不同利益集團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在1978－1984年的改革早期階段，政府對農民為主的自發改革實行“默認”態度，計劃經濟體制內的各種利益主體采取觀望立場，改革處于“市場誘致推動”階段，可能帶來的利益調整還沒有完全顯現，因而改革的早期獲益者主要有兩類人：一是被中國傳統就業體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富家庭者或本人是勞改釋放犯等；二是憑借一技之長投身于市場競爭的科技知識分子與技術工人。何清漣分別把二者稱之為“半人半鬼”的人和“凡夫俗子”。1985年推行價格雙軌制以后的“下海”者迅速發財，尤其是1992年“南方談話”之后，不僅隨著市場化進程而發展的新興資本集團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坐實了改革中的地位，而且部分身居要職的官員也開始以個人利益為導向、以其幾乎不受約束的權力為資本、以各種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獲取收益。他們通過企業承包、價格雙軌制、炒原始股、炒地皮、國有資產股份制改造等方式獲取巨額財富。這些既得利益集團，或者借用何清漣的話，改革的獲益者是一些“半人半神”，所謂“神”，既表明了他們的活動能量，弄錢不花力氣且數量巨大，又表明對前兩代獲益者的鄙視和邊緣化。因為在20世紀80至90年代中期，各社會群體間的流動頻繁，階層之間的界限不明顯，前兩代富人變換的概率較大。90年代后至今，階層結構出現定型化的傾向，富人階層的門檻越來越高，既得利益集團越來越大。

既得利益集團是對公共資源享有支配權的一部分人或社會階層，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殊利益而結成的利益共同體。當下既得利益集團已成為一股可以與國家公共利益進行博弈的勢力，一定程度上具有干預和把持改革的能量。社會上流行的“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集團化，集團利益個人化”的說法，形象地說明了改革以后集團利益對公共利益的扭曲、侵蝕和對改革道路的干擾。2005年，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相當于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移動通信業職工的年薪均值達到5.577萬元，居各行業之首。根據美林集團的《2004年度全球財富報告》，中國擁有超過100萬美元金融資產的富人為23.6萬，這些富人擁有的總資產已經超過9690億美元。而2003年中國的GDP是1.4萬億美元。尤為嚴重的是，既得利益集團獲得利益靠的不是正當競爭。他們或者以行政壟斷獲取超額利潤；或者一些國家公職人員靠權錢交易獲得不合理收入(不合法或灰色收入)，形成部門、地方和利益集團的利益非正式同盟；或者一些群體通過偷稅漏稅、制假售假等非法手段攫取社會財富。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對200余名官員和學者的調查表明，有五成專家認為，制約中國改革攻堅的主要因素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掣肘。只要既得利益集團長期強大，民生問題就很難解決。如果任由既得利益集團發展，收入分配、勞動就業、養老保險等領域的改革就很難突破，破除既得利益集團成為改革的第一難題。吳敬璉先生認為，權貴集團的控制已使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資本主義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后者的來勢咄咄逼人。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潮流對于我們民族前途和未來的威脅。”

3、漸進式改革導致勞動和資本等結構性矛盾長期累積

中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時性轉變中，存在一個“雙軌并存”的共時性過渡形態。這種漸進式改革的最大好處是能夠避免激進改革使問題聚集突然爆發而帶來的社會震動過大的通病，但漸進式改革并不是沒有弊端。中國市場化程度進展不一，盡管不同區域的市場化程度均在提高，但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程度顯著滯后于一般商品的市場化程度，東部、中部、西部的市場化程度存在依次遞減情形。重要的生產要素不能在市場機制下形成流轉和對接的通道，導致勞動和資本雙重過剩的格局。資本是否過剩經濟學家有不同看法，但大家普遍承認：我們已經度過了資本相對稀缺的時期，流動性過剩已成為當前的主要問題。

漸進式改革加大了工業化中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經濟、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難度。近幾年來，區域之間、城鄉之間、行業之間、階層之間、勞資之間的矛盾加劇，貧富分化更為明顯，社會結構緊張的局面比較嚴峻。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同步變化是市場化發展規律，但中國就業結構不合理，不僅農業勞動力應隨著農業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向第二、三產業轉移，還存在許多制度性障礙，而且總的就業形勢相當嚴峻。盡管統計上的城鎮失業率從未超過4.5％，但據馮蘭瑞的估計，2000年失業率高達21.4％，全國失業總人數達1.53億人。失業率不斷攀升是不爭的事實，同時，貧富差距、城鄉差距越來越大。1978年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是2.57:1，1985年縮小到1.8:1，2000年擴大為2.79:1，2004年擴大為3.21:1。中國統計局的統計表明，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140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43.1％，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36.3％。按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標準低于785元測算，年末農村貧困人口1479萬人。按低收入人口標準786－1067元測算，年末農村低收入人口2841萬人。

社會分化嚴重，甚至兩極社會的直接后果可能是社會沖突和對抗的發生，特別是社會底層對上層社會的敵視和反抗。當前我國勞動關系總體上是協調穩定的，但一些職工的勞動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權益受到侵犯的現象屢有發生。2005年全國各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立案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達31.4萬件，是1995年的9.5倍。社會沖突愈益激烈，2004年全國發生各類突發事件561萬起，造成21萬人死亡、175萬人受傷。群體性事件呈持續增長態勢，1993－2003年間，中國群體性事件已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人增加到約307萬人。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改革步履維艱，曲折多變，處理不慎，甚至會斷送改革的前程。

4、非平衡推進易衰竭改革動力

中國要改革的體制是一種權力高度集中的全能型體制，任何政治、經濟、社會組織在發揮本組織特殊功能的同時，又不得不負擔幾乎是社會生活所有方面的其他職能。社會呈現下級服從上級的層層管理層層依附的“金字塔”式等級結構。改革在總體上表現為一個從經濟體制到整個社會制度全面變遷的歷史過程。因此，中國改革到底是激進的還是漸進的?學術界存在爭議。我認為，中國的改革內容是激進的，“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但改革的形式是漸進的。由于中國經濟發展不均衡，改革的主客觀條件存在差異，因此中國改革一開始采取先易后難、單項突進方式，從三個方面進行：

第一，從體制外和微觀層面進行改革。繞開一些改革難點，用“撞擊反射”方式，較容易的在農業、輕工業、加工工業獲得成功。然后，由體制外向體制內、由局部改革向整體改革推進。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多樣化”，國有經濟的市場化改革成為“改革的攻堅”課題。至此以后，對金融、財稅等其他方面經濟改革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解決依次展開。

第二，政治體制改革服從于經濟體制改革，以經濟改革為先導，同時，改革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政治改革又“寓于”經濟改革之中。中國的改革是在市場化、民主化的總體導向下，經濟改革先是在計劃經濟邊界上鼓勵商品經濟成長修補舊體制，待體制外力量不斷增強之后，政府強制推進價格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貿易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逐步實現體制內的改革，以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或置換舊的制度結構，實現了由“市場誘致推動”向“政府強制推動”、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的兩個轉變。經濟改革任務也由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在改革的整個過程中，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中國在經濟上實行計劃經濟的同時形成了“單位”化的政治組織和動員體制，政治改革首要的是改革高度集權的傳統體制，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和運行機制。政治改革選擇了積極穩妥、有序推進的道路，漸進地增量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對“”進行了深刻反思，1980年他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嚴重問題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念確立后，對政治改革提出了新要求。1986年，鄧小平說，“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因此，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整體規劃后，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黨的民主是黨的生命”，要“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十七大進一步提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并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及其內容概括為，“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第三，改革不僅需要法律法規的支撐，而且表現為經濟活動的制度環境、意識形態和道德習俗等方面的變化。中國改革的過程實際上是擺脫貧困、加快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按照鄧小平的話說，“我們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掃除發展生產力的障礙。”改革首先是一個經濟發展過程，其次，改革表現為政治演變過程，最終則體現為社會變革過程。也就是說，改革是在政治過程的控制下進行的經濟變革和社會變化過程的統一，是市場化、民主化、社會化的統一。其中，政治過程的進退、民主化水平的高低對改革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實踐證明，經濟體制改革在一定范圍內是可以先行進行的，但就整體而言則不能單獨進行；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滯后，但長期無視或忽視人民的民主化要求則可能面臨合法性危機。因此，一味非平衡地推進改革，長期不能解決改革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長期不能打破許多體制性、機制性羈絆，則容易患上“改革疲勞癥”，使改革因缺乏內在動力而夭折。

三、中國改革的前景取決于改革動力和阻力之間的拉力

收入分配的扭曲、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競爭秩序的混亂、腐敗現象的蔓延、價值標準的缺失、社會矛盾的激化等使中國改革面臨的阻力越來越大。經濟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會改革等互相交織，改革逐漸由經濟體制向社會制度和社會生活層面拓展。

中國改革目前進入全面改革的深化階段，如何解決我們面臨的矛盾和問題，減少改革的風險，進一步深化改革?學術界眾說紛紜，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筆者認為，中國的改革存在張力。張力是指物體所承受的拉拽力，所謂改革的張力，實際上取決于改革的動力和阻力之間的拉力。中國改革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但也面臨許多困難和風險。這是不爭的事實。對于中國改革的經驗一直被一些人低估，對于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又被某些人夸大。改革的前途既取決于主導改革的領導力、執政力，又取決于國家的自主能力、制度創新能力。改革的過程是一個利益調整的過程，也是制度創新的過程。

無論理論界分歧多么大，我們仍有改革共識，這就是強烈要求中國改革“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優先”，要求改革的結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數人先富”，要求改革發展更加明確“以人為本”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長。無論改革多么艱難，但我們的信念并未動搖，這就是改革是一場革命，只有改革才能解決發展中的困難和問題。無論改革有多少失誤，但從來沒有所謂的“中國陷阱”。無論改革有多少挫折，中國從來不會以后也不會“崩潰”。無論改革取得多少成就，中國從來沒有以后也不會有“威脅”。中華民族有直面缺點的勇氣，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如果說改革開放30年，中國走的是一條“摸著石頭過河”的成功道路，那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日益成熟的今天，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說的“中國已經趟過河流”，今后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道路縱然如黃河般迂回曲折，但改革前景燦爛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