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黨意識形態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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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現實的政治中，意識形態沒有也不可能終結。在當代中國，執政黨意識形態的一項重大任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馬克思主義由革命氣質到建設氣質的轉化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轉化，使自己的意識形態始終保持開放性、兼容性和靈活性。

關鍵詞：執政黨；意識形態；多元社會；利益整合；轉化

1960年，哈佛大學的丹尼爾•貝爾（DunielBell）提出意識形態將走向結束；1989年，福山(FrancisFuku-Yama)也認為不但意識形態，而且歷史也將會終結。然而在現實的世界各國政治中，意識形態卻沒有而且也不可能終結。對于已經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來說，一個重大的課題，就是如何使自己的意識形態實現相應的轉化，以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狀況。顯然，這是關系到黨執政合法性的又一個重大問題。

一、執政黨為何要對意識形態進行轉化

意識形態是政黨用來吸引民眾、整合民眾力量的強大工具，主要用來維系政治建制的正常運作。它“是一種節省的方法，個人用它來與外界協調，并依靠它來提供一種世界觀，使決策過程簡化”［1］。另外，意識形態還對執政黨的合法性起支撐的作用。所以，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應當為保持強大的執政基礎、獲得廣大民眾的長期支持服務。但是，執政黨在其執政過程中總會遇到眾多矛盾需要解決，正是解決這些矛盾的需求，迫使執政黨不得不對其意識形態進行轉化，其原因主要有兩個。

首先，控制公共權力、對權力運行過程施加影響，是幾乎所有政黨都傾力追求的目標。所謂執政黨，指的就是控制公共權力，特別是控制了行政權力的政黨。但是，執政黨和公共權力又不完全是一回事。一方面，從政黨的一般特性上看，政黨代表的只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任何政黨都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利益都同時體現出來，反映一定階級、階層、集團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是政黨的一項基本功能。另一方面，政府作為公共權力機關，從理論上說代表的是全社會。政府即使被一個政黨所控制，也不能只為一個社會階級或集團服務。從這個角度上講，執政黨如果要繼續維持自己的執政地位，就有一個調整自己的意識形態以盡可能反映更多民眾要求的問題。

其次，社會的多元化和人們思想的多元化，是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我們看到，在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社會結構發生了并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社會分層日益復雜化。以西方國家為例，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大多數國家中間階層的人數已經超過了傳統的工人階級，整個社會的結構明顯呈現中間趨大、兩頭縮小的走勢。到今天，西方國家的傳統工人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不到5％。社會結構的變化使得人們的身份日益復雜，越來越多的人處于幾種身份兼而有之的狀態。從總體上來看，這就使得傳統意識形態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了。“很顯然，只要市場仍然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個基本手段，多元化就無法避免”［2］。與此同時，一個政黨的意識形態又不可能是多元化的。因此，通過一種能夠為社會上的大多數人共同接受的意識形態來把多元化的社會利益整合在一起，消解不同利益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這種現實的需要也將迫使執政黨的意識形態不斷進行轉化。

二、理想的意識形態應具備的特點

縱觀世界上許多執政黨的成功經驗或失敗教訓，理想的意識形態應具備以下三個特點，即：開放性、兼容性、靈活性。

意識形態的開放性，主要表現在一個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既要繼承本國的歷史傳統，也要借鑒吸收世界各國先進的文化觀念。因為，執政黨在執政的過程中，常常會面對一些新興的社會階級、階層、集團和社會思潮對“官方思想”、“正統思想”的影響和沖擊，執政黨不應簡單地與之對抗，而應取其精華，為我所用。

意識形態的兼容性，主要是指執政黨不應該片面地反對“左”或“右”，而應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又從不將自己的意識形態貼上“左”或“右”的標簽，而是繼承與發展自己的歷史傳統，使意識形態適應時代的發展，保持合理性與合法性。兼容性強的政黨，往往很少刻意強調自己的意識形態，它不但能夠根據實踐的需要靈活變換方向，而且善于迅速吸收各種對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有利的觀點和主張。在當今的西方國家，各政黨在綱領和政策上相互交錯，不同政黨之間在政策主張上往往不是那么涇渭分明，而經常是相互滲透，甚至相互抄襲，實行“拿來主義”，導致“左右共治”的現象。例如，在美國，盡管兩黨在競選中相互攻擊，但卻并不妨礙獲勝者把落敗者的主張變成自己的主張。在英國，保守黨和工黨在保護勞工利益和國有化問題上長期勢不兩立，而現在保守黨也打出了維護勞動者社會福利和公民權利的旗幟；工黨則放棄了建黨以來一直堅持的國有化主張，兩黨的立場因而大大靠近了。

意識形態的靈活性，最充分地表現在執政黨綱領的發展變化上，特別是要注意“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只有意識形態能夠及時主動地適應政治發展的實際需要，不斷發展演進，才能有效占領一切政治思想空間，使自己的思想領導和控制力量達到其他政黨所無法比擬的程度，為執政黨的長期執政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礎。

三、我國執政黨意識形態的轉化

當今中國正處于一個非常關鍵的發展階段：一方面，30年的改革開放成就舉世矚目，中國處于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另一方面，改革過程中也積累了許多亟待解決的矛盾，如：社會公平、腐敗、產權改革、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等等，這一切都有賴于作為這場改革領導者的中國共產黨自身在與時俱進中不斷加以解決。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的奮斗歷史中積累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在不同歷史時期，黨必須把握潮流、審時度勢，依據時代主題的轉換而調整自己的意識形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所統領的政治建制的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問題，其原理表達主要有：第一，特征層面的表現是社會對意識形態所倡導的價值的認同程度在降低；意識形態的實踐品格在削弱；意識形態籠罩社會的涵蓋度在縮小，穩定性受到沖擊與質疑。第二，意識形態的功能方面，在政治體制的運作中，有相當一部分政治主體的政治行為在基本原則和基本精神上與意識形態相違背；意識形態的社會整合作用在削弱，越來越多的社會活動超出了意識形態的整合范圍；有相當多的學者認為政治系統的合法性論證作用在減小。這些現象都提醒我們，必須對意識形態進行轉化，否則后果不堪設想。［3］

眾所周知，中國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歷史轉型的意識形態工具。但是，在革命成功以后，特別是在實行改革開放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要使這樣一種在革命時代曾經發揮過巨大作用的意識形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發揮作用，就必須在保持其內在延續性的前提下對其進行轉化。筆者以為，我們已經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進行這一轉化，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一是從階級分析向利益分析轉化。階級分析方法是根據人們對生產資料的不同占有關系來確定人們的不同政治態度和立場，并以此來認識社會沖突根源的理論方法，其理論依據是“勞動價值理論”，是與“剝削”與“被剝削”的觀念緊密聯系的。這種方法通過啟發被剝削階級的自覺意識，從而發動暴力革命、奪取國家政權，使自己上升為統治階級。利益分析方法的理論基礎，是以資源的稀缺性為前提，分析人們之間利益沖突興起的原因和社會秩序的建構，其價值取向是實現社會的基本“公正”。它希望通過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來保護合法的富人，扶助窮人，擴大中間階層；希望通過制定合理的分配制度對社會財富實施再分配來實現這種“公正”。也即是說，利益分析方法是企圖通過緩和利益間的矛盾來保持社會穩定。在意識形態上從階級分析方法向利益分析方法的轉化，顯示出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目標、領導國家建設的執政黨，與以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政權為目標的革命黨的根本區別。以利益分析的方法為指導，必然堅持以法制為基礎，通過利益協調來促進社會的穩定，在持續的發展中實現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

二是由整體至上向重視個體轉化。在革命戰爭年代，革命黨的中心任務是通過暴力革命來取得國家政權，這就需要其他一切利益和要求都服從于這一中心任務。出于戰時需要的這一利益結構模式，在取得政權后得到延續，實質上確立了一種整體至上的意識形態。它以政治權力的強力控制為手段，在整體的協調與控制下實行個體間利益的平均化。這種對個人利益具有壓制作用的整體至上，可能會在短時期內帶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長此以往則會極大地挫傷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最終導致整個社會逐漸喪失前進的動力，使社會發展緩慢，甚至停滯不前。前蘇聯的情況就給我們留下了這樣的深刻教訓。

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國共產黨及時對意識形態加以調整，提出“調動積極性是最大的民主”［4］，從輿論引導和政策制定上，充分體現了對追求個人合法利益的肯定和支持。黨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單一的。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則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5］黨的十五大第一次把其他分配方式科學地概括為“按要素分配”，這實際上是對個人在社會分配機制中的合法地位的承認和肯定。這些都極大地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推動了社會的發展。

三是從“二元對立”向“務實中和”的轉化。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對社會進行的是二元對立式的階級劃分，用“以階級斗爭為綱”來體現人民的利益。但在今天，如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執政黨依然忽視已經變化了的時代主題和歷史任務，繼續奉行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就會阻滯中國社會的發展。建國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所經歷的波折以及“”所帶來的深刻教訓，一再證明執政黨迫切需要轉化意識形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及時將意識形態從革命的“二元對立”逐步向執政的“務實中和”轉變。特別是十六大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黨章，意味著共產黨將執政的合法性從傳統的“打天下者坐天下”，轉化到將合法性建立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實現了意識形態從強調“革命”和“斗爭”理念向強調“建設”和“創新”價值的全面轉變。

執政黨意識形態的轉化，對馬克思主義來說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從內在精神氣質來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革命的理論，而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政治的主題卻是建設，因此，二者之間存在某種內在的“緊張”。［6］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實現馬克思主義由革命氣質到建設氣質的轉化及創新上已作出了大量努力，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開放性、兼容性和靈活性，也展現了我們黨在實現意識形態轉化上的理性風格。□

參考文獻：

［1］道格拉斯•諾思，厲以平.經濟學史上的結構和變革［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50.

［2］王長江.現代政黨執政方式比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56.

［3］黃相懷，陳勝震.意識形態的現代性轉化［J］.社會科學家，2003（9）.

［4］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2.

［5］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李永清.我黨理論創新的根本任務：從奪權、革命思維徹底轉入執政、建設思維［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