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體制轉換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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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領導蘇維埃俄國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中，列寧的體制轉換思路經歷了不斷的變化。實踐證明，他的變革能力是非凡的。

[關鍵詞]戰時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列寧；體制轉換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列寧第一次領導了蘇維埃俄國的體制轉換，即由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轉變的體制轉換，列寧在體制轉換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高超政治藝術和能力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一、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出現危機

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成立不久，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就爆發了，蘇維埃政權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實行余糧收集制；大、中、小企業的產品一律歸國家所有，由國家進行統一分配；取消自由貿易，實行實物化工資制；實行普遍義務勞動制，強迫資產階級參加體力勞動。

1920年底，布爾什維克黨贏得了國內戰爭的勝利并粉碎了外國武裝干涉。但蘇維埃政權卻面臨著新的不穩定因素，即農民的情緒越來越不穩定，對蘇維埃政權越來越不滿意，對蘇維埃政權推動的余糧收集制越來越反感。農村出現危機。危機狀態表明，蘇維埃政權與農民關系出現嚴重問題，共產黨的政策嚴重脫離農民，蘇維埃政權已經處于危機狀態。

事實上，國內戰爭勝利后，布爾什維克黨面臨的任務、環境和條件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遺憾的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對這些問題沒有及時著手分析，憑著決策的慣性繼續推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從而在任務、環境和條件都發生變化的態勢下造成了一系列危機現象的出現。到1921年初，布爾什維克黨決策高層面臨著困難的選擇：要么冒著與多數農民為敵的危險，繼續強制推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要么廢棄原有模式，選擇農民所能夠接受的政策。喀瑯施塔得事件對列寧產生了極大的震動。列寧看到，黨如果不改變政策，不進行體制改革，就會被人民群眾推翻，因此必須改變戰時共產主義政策。

二、向新經濟政策轉變

1921年黨的十大完成了決策層面的轉變，出臺了新經濟政策。這時期，列寧在經濟上實行糧食稅、國家資本主義、租讓制、開動市場機制；在政治上縮小肅反機構的職權和作用，初步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系列思路，成立了蘇聯。經過一系列政策性的調整和轉變，蘇聯平穩地遏制了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

實行糧食稅以后，共產黨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對待農民手里上繳糧食稅后的余糧。如果余糧上市則商品貨幣關系就會復活。而當時的布爾什維克黨將商品貨幣關系看成是同資本主義關系連在一起的東西。實行新經濟政策開始階段，列寧還想在糧食稅的框架內通過產品交換來阻止商品交換。但在1921年秋天產品交換失敗了。“所謂失敗，是說它變成了商品買賣。如果我們不想把腦袋藏在翅膀下面，如果我們不想硬著頭皮不看自己的失敗，如果我們不怕正視危險，我們就必須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應當認識到，我們還退得不夠，必須再退，再后退，從國家資本主義轉到由國家調節買賣和貨幣流通。商品交換沒有得到絲毫結果，私人市場比我們強大，通常的買賣、貿易代替了商品交換。”（《列寧全集》第42卷，第228頁）在這種情況下，列寧及時取消國家與農民進行的產品交換，讓農民走向市場。列寧號召大家“學會經商”。這時期列寧不再強調“國家強制”的方法，不再敦促使用最革命的手段，而是強調，俄國革命在經濟建設的一些根本問題上必須采取“改良主義的”、漸進主義的、審慎迂回的行動方式。在列寧看來，余糧收集制是一種革命辦法，而新經濟政策則是改良主義的辦法。在實行新經濟政策過程中，列寧不斷反思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比如列寧曾經明確說，“我們犯了錯誤：決定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當時我們認定，農民將遵照余糧收集制交出我們所需數量的糧食，我們則把這些糧食分配給各個工廠，這樣，我們就是實行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了。”“這種構想是錯誤的，是同我們以前關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論述相抵觸的，”（《列寧全集》第42卷，第182頁）“到1921年春天已經很清楚了：我們用‘強攻’辦法即用最簡單、迅速、直接的辦法來實行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分配原則的嘗試已告失敗。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勢向我們表明，在許多經濟問題上，必須退到國家資本主義的陣地上去，從‘強攻’轉為‘圍攻’。”（《列寧全集》第42卷，第225、226頁）列寧認為新經濟政策是共產黨糾正錯誤的正確方針，“我們現在正用‘新經濟政策’來糾正我們的許多錯誤，我們正在學習怎樣在一個小農國家里進一步建設社會主義的大廈而不犯這些錯誤。”（《列寧全集》第42卷，第175頁）。而“糧食稅，是從極度貧困、經濟破壞和戰爭迫使我們所實行的特殊的‘戰時共產主義’向正常的社會主義的產品交換過渡的一種形式。而正常的社會主義的產品交換，又是從帶有小農占人口多數所造成的種種特點的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種形式。”（《列寧全集》第41卷，第208頁）

三、新經濟政策是通向社會主義的最佳模式

列寧最初是將新經濟政策作為反危機政策加以實施的，但隨著新經濟政策的不斷推進，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決策高層也不斷地反思和探索，導致全黨戰略思想和整個體制的變化。在不斷反思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過程中，列寧對新經濟政策的認識產生了飛躍，他要騎著新經濟政策這匹駿馬跨入社會主義，認為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應該看到，由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到新經濟政策，絕不僅僅是政策性或策略性的調整和改變，而是一個模式性、戰略性的重大決策轉變。在列寧看來，新經濟政策是通向社會主義的最佳模式和道路。在國際革命推遲爆發的情況下，共產黨同農民保持正常的關系是非常重要的。列寧給黨規定的任務是：不要拉著農民走，推著農民動，而是同農民一道前進，使用農民最熟悉的語言，照顧到農民切身利益，運用無產階級特有的悟性，將農民引向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同農民在一起，與農民一起前進，這是無產階級事業取得勝利的保證，是新經濟政策的主題。

列寧說：“新經濟政策＝（1）檢驗同農民經濟的‘結合’。（2）檢驗同資本主義的（既同商業的、也同工業的）（既同俄國的、也同外國的）競賽。”（《列寧全集》第43卷，第397頁）在這里，列寧實際上道出了新經濟政策兩個最重要的功能：其一，新經濟政策容易同農民結合，易于被農民接受；其二，黨通過這種政策可以同資本主義展開經濟競爭。社會主義需要熱情，但僅靠熱情是建不成社會主義的，還要將革命熱情與文明商人的本領結合起來。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蘇維埃政權完全可以通過合作社途徑建設社會主義。

到1922年歐洲已經很難看到革命高潮。在歐洲革命沒有爆發的情況下，俄國一個國家能夠建設社會主義嗎？如果說能夠在蘇聯這樣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需要采取什么樣的模式和道路呢？列寧的回答是，在歐洲革命推遲爆發的情況下，蘇聯完全可以獨自走向社會主義，但必須經過長期的、曲折的、漸進的、緩慢的特殊道路。新經濟政策就是這樣一個道路。列寧對世界格局的看法是，蘇維埃政權在一定時期內能夠與西方社會和平共處，蘇維埃政權可以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達到削弱對手、壯大自己的目的；而且列寧認為，蘇聯的經濟潛力和市場會使西方國家與蘇聯發生密切的經濟聯系。

可見，列寧體制轉換的思路演進是循著具體的政策層面、反危機的層面進而提升為體制層面，再到黨的戰略層面，最后達到十月革命道路的延伸層面。列寧的思想之所以不斷發生變化，是因為他追求自己的思想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其決策要最大限度地與人民群眾的要求相一致。從實踐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列寧的上述改革取得了成效。到1925年，蘇聯工農業生產都基本上恢復到戰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