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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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學術界也開始重視對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研究。近年來的有關研究主要涉及名詞的演變與界定、政策發展的歷史分期、歷史事實及歷史評價等幾個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也還存在著歷史研究不完整、理論研究不深刻等缺陷，需要我們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重視。

關鍵詞：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研究述評

Abstract：Theresearchofthepolicy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aboutprivate-economyhadbeenpaidmoreattentionwiththedevelopmentoftheprivate-economy.Recently,theresearchwasmainlyaboutthechagementanddefinitionoftheprivate-economy,thehistoricalstagesofthedevelopmentofthepolicy,thehistoricalfactandhistoricalevaluation,etc.Eventhoughtherehadmanyperformances,therehadsomedefectessuchasthenon-integrity‘shistoricalresearch,etc.Weneedpaymoreattentiontothis.

KeyWords：private-economytheresearchofthepolicythestatementandevaluation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五大以來，非公有制經濟飛速發展，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地位也越來越重要。毋庸置疑，這種變化與黨的指導思想與政策的變化密切相關，因此，學術界也開始重視對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研究，近年來有許多的相關。縱觀這些研究成果，從研究形式上看，可以劃分為歷史發展過程研究和專題思想研究兩個角度，具體研究的內容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

從理論研究的方法來看，對基本概念或名詞的界定是所有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研究與探討也不例外。與此同時，我們還注意到，在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非公有制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以及名稱也不盡相同，在相關的研究中也不能忽略了這種歷史演變。

從“非公有制經濟”這一名詞的發展過程來看，在建國以前，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還不存在，當然不可能有非公有制經濟這一名詞。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要最終“消滅私有制”，因此，在黨的早期文獻中有關政策多是針對私有制。另外，由于中國經濟還處在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階段，當時的經濟形式劃分主要為農業、手工業、工業，而工業主要是資本主義經濟形式，主要形式有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因此，當時黨的有關政策與文獻中只有資本主義經濟而不可能出現非公有制經濟這一名詞。從近幾年有關研究成果中出現的名詞來看，對建國前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有關研究涉及到資本主義經濟、私營經濟、民族資本主義、合作社經濟等等名詞，顯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非公有制經濟”這一名詞以不同的形式出現，這種歷史的演變與當時國際、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形勢以及我黨對政治和經濟的研究水平和政策水平都是密切相關的，也是我們在今后的有關研究中應該加以注意的研究角度。

“非公有制經濟”這一名詞從詞義本身來看，顯然是針對“公有制經濟”而言的，即除了公有制經濟以外的所有經濟形式，而從反義詞的角度來說，與“公有制經濟”相對應的應該是“私有制經濟”，因此，使用非公有制經濟而不用私有制經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我個人認為，主要是由于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國經濟領域新的情況不斷出現，特別是涉及到所有制問題：各種新的所有制形式不斷地涌現，如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等，使得對各種經濟實體的所有制界定越來越困難。而且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理論界對私有制這個名詞比較敏感，因此，在所有制理論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時代的進步而得到進一步的完善以前，不能再簡單地用公有制、私有制的形式來具體劃分某一個企業的所有制性質。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對非公有制經濟則是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角度來界定的。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把非公有制經濟表述為：個體、私營經濟與合資經濟。其后的大多數學者都沿用了這一界定，但涉及到一些具體問題時，還是有一些分歧的，其中較為引人注意的是關于非公有制經濟與民營經濟的關系問題。

總體來說，眾學者對“非公有制經濟”含義的界定有以下幾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非公有制經濟就是個體、私營經濟。持此觀點者不同意把非公有制經濟界定為民營經濟，其理由是：一是中央沒有民營經濟的提法，提民營經濟有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之嫌；二是民營經濟內涵小而外延大；三是民營經濟缺乏法律的規范，工商企業法只承認個體、私營企業。另一種觀點認為，非公有制經濟就是民營經濟。具體地說，民營經濟就是非國有、非公有制的經濟形態。它的主體是個體、私營經濟，但個體、私營經濟不等于非公有制經濟，還有中外合資企業的外資部分，混合經營企業重的私人經濟部分，國有民營和集體經濟私人承包、租賃的經濟形式都屬于非公有制經濟的范圍；第三種觀點認為，從狹義上講，人們習慣上把以個體、私營、獨資為代表的經濟活動稱為非公有制經濟。從廣義上講，所謂非公有制經濟泛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范圍內各類集體公有制經濟、合作經濟、股份制經濟、個體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經濟組織和自然人經濟活動的總稱。

(二)

現在人們通過改革、發展的實踐和對十五大報告及新憲法的學習，對非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認識漸趨一致，但一談到它們的社會性質，即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理論界仍是歧見紛呈，各執一說。

一種觀點認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其理由有兩個，一是黨的十五大明確了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二是從我國現階段基本國情出發，公有制經濟是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成分，非公有制經濟史補充成分，二者都是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第二種觀點認為，非公有制經濟從總體上來講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具體來說則具有二重性和可變性，關鍵在于公有制經濟的優勢地位與主體作用充分發揮，控制力加強。否則，就有可能發生變化。第三種觀點認為，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私人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其理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在未來社會要著重建立個人所有制，未來社會就是指的社會主義社會。私人企業是私人所有制的表現，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資本主義成分。第四種觀點認為，非公有制經濟是中性的東西，哪一種所有制占統治地位，就依附哪一種所有制形式。

第五種觀點認為，非公有制經濟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其理由是：1、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社會主義經濟是指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經濟，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是指國家實行一種經濟體制，因此，從“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出發，不能得出“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的結論。2、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指的是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指非公有制經濟的社會性質，組成部分和性質是兩個不同的問題。3、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前者是指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經濟，闡明的是它的社會性質。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則是指建立在此初級階段中的各種具體經濟形式，其中既包括建立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形式，也包括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非公有制的經濟形式，二者不能混同。4、用社會主義本質來判斷，非公有制經濟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因為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剝削，并且以私有制為基礎，這與社會主義本質是矛盾的。（三）

在史學研究中，歷史時期或歷史階段的劃分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研究手段。這里面不僅涉及到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與階段性的關系，還暗含有研究者的價值尺度和評價標準。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歷史起點的選擇和歷史階段的劃分有多種多樣，這說明在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歷史思考上分歧較多。

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與邏輯是統一的，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就從哪里開始。因此，對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歷史研究顯然應該以黨的成立為起點。但是，事實并非如此。目前有關的研究的起點主要有兩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革開放。相應的歷史分期也不盡相同，下面就以這兩個起點為兩大類，分別加以介紹。

關于建國以來我黨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歷史變遷的歷史階段，有兩段論、三段論、四段論、五段論等幾種觀點，而其中較為多見的是三段論。

其中一種三段論的劃分方法是：從建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階段為對立論階段，這一階段強調絕對公有，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形式，把非公有制經濟看成是資本主義的尾巴，是與傳統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經濟成分，因而急于消滅一切非公有制經濟成分，致使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所剩無幾，生產力的發展受到嚴重影響；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五大召開之前為補充論階段，這一階段由既不鼓勵也不禁止到允許存在、加強管理，由有益補充到鼓勵發展，表明我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已經進入了比較自覺的狀態；從黨的十五大以后為共同發展階段，黨的十五大報告第一次明確地把公有制和基本經濟制度這兩個概念嚴格區別開來，把非公有制經濟由制度外引進制度內，這個理論上的重大突破消除了我們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顧慮和障礙，從而使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有了堅實的理論上和政策上的保證。另外一種三段論的劃分方法為：把1949年到1953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作為第一階段，這一時期黨對非公有制經濟采取了“扶植、利用、限制”的政策；把1953年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作為第二階段，這一時期黨對非公有制經濟采取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改革開放以后為第三階段，這期間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為“鼓勵、引導、發展”。

兩段論的劃分方法為：第一階段是從建國初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這期間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經歷了從保護鼓勵、根本改造到排斥消滅的演變，對國民經濟起了促進、小挫、大銼、增速減緩等不同作用；第二階段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五大，這期間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經歷了從“允許存在”、“鼓勵發展”再到“共同發展”的演變，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四段論的劃分方法是：1949年至1953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是我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利用和限制階段；1953年至1956年為我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改造階段；在1957年至1978年間，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對立物而被消滅；1978年以后，我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又逐步得到調整，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五段論與四段論的區別不大，只是把四段論的最后一個階段再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而已，這里就無需詳細介紹了。

關于改革開放以來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變化的歷史分期，主要有兩段論和三段論兩種觀點。其中兩段論認為，從1979年至1990年為初步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的主要特點為：生存空間狹小；總體規模發展速度快；單個規模小，經營管理不規范，存在問題多。從1990年至1999年為迅速發展階段，這一時期有兩個突出性的標志，一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確立的“三個有利于”標準；二是1997年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這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在這一時期無論是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速度、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還是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都已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確立，為非公有制經濟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改革開放以來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三段論的劃分是：第一階段為1978-1981年，其特點是在理論上的“利用論”與實踐中在高壓下艱難起步；第二階段為1982-1991年，其特點是在理論上的“補充論”與實踐中在夾縫中生存；第三階段為1992年至今，其特點是在理論上的“重要組成論”與在實踐中的高度發展。

由于研究的視角不同，還有從中共三代領導集體、三次歷史性飛躍、三次思想解放等等角度的劃分方法，但其實質內容與以上的觀點大同小異、多有重復，這里就不一一加以介紹了。

（四）

對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研究中的歷史事實，指的就是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歷史階段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以及這些政策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客觀結果。這里面包含兩大部分的內容，一是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綱領、章程、政策、宣言，其中以各個時期的黨章、每次黨的代表大會的報告為主線。二是黨的領導人的思想、觀點，其中以三代領導核心的指導思想為主線。

眾多學者用來對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進行研究的歷史事實主要集中在三個階段的政策上：一是以中共“七大”報告為基礎，一直延續到建國以后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對于這一階段，多數學者的研究結果是：由于我們黨實行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充分利用和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使得我國經濟穩定、迅速地發展。其中涉及到的有關政策有：1945年黨的七大報告，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1950年七屆三中全會，1953年《人民日報》正式公布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等等。這些政策的共同點是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但是允許它發展多長時間、發展到什么程度，卻很難從這些政策中找到答案。二是以1955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擴大）全會為起點，以消滅私有制為主體政策，一直延續到結束。在這一時期，盡管也有一些領導人在特定階段實行了比較正確的政策，如劉少奇、、鄧小平等，但從總體上說，由于指導思想的錯誤，黨的政策是不利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的，而且確實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阻礙、起碼是減速的作用，因此，幾乎所有的學者對這一時期的有關政策都是持否定的態度。三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這一階段是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主要階段，這一時期黨的有關政策非常豐富，涉及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等歷屆黨的中央代表大會的報告，黨章、憲法的修改，鄧小平、等重要領導人的講話等等，在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從理論層面上看，這一時期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經歷了從“允許存在”到“有益的補充”再到“共同發展”的發展過程，其中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二大、十五大的有關決議和報告是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理論突破口，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是研究的重點與中心。

（五）

對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對其進行歷史評價的問題，這種歷史評價既是研究的內容與視角，又是研究的結論與結果，沒有歷史評價的研究顯然是不全面的。

在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發展史中，有兩個階段的政策是所有的學者有定論的，那就是期間和改革開放以后。期間，由于“左”的錯誤思想占了上風，形成了“一大二公三純”為鮮明特點的社會主義模式，“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把非公有制經濟視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對立物和異己力量，實行了排斥和消滅非公有制經濟的錯誤政策，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了阻礙和破壞的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黨開始認真總結所有制問題上的經驗教訓，全面糾正“左”的錯誤，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開始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方向和環節進行改革，逐步認識到非公有制經濟也是推動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一種重要形式，并在十五大實現了對非公有制經濟認識的全面突破，給非公有制經濟一個客觀的、科學的定位。

眾多學者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對建國初期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評價上，主要研究內容有兩個方面，一是對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的評價，另一個是對“三大改造”的評價。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以來實行過三種經濟體制：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和正在建立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般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征為：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發展的所有制結構；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與市場調節三者并存的運行機制；“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基本經濟政策。從總體上看，這種經濟體制似乎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體制有很多共同之處，因此有學者認為這是“初級社會主義的雛形”，或者說“新民主主義就是初級社會主義”，還有人認為，當前改革中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在向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的“復歸”。批評者則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不僅從理論上看上不是一種完整的理論形式，而且在實踐中也沒有擺脫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

50年代的“三大改造”與80年代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的兩次重大轉折，而這兩次轉折在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上是反向的。目前，對“三大改造”的評價有基本肯定、基本否定、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等多種不同看法。“基本肯定”的看法主要理由是將其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聯系在一起的。對于“三大改造”運動過程中出現的偏差與問題，分歧在于應該如何評價照搬“蘇聯的模式”，通過深入的分析不難發現，在“三大改造”的策略步驟方面具有較強的創造性，而目標模式基本上是照搬蘇聯模式，但即便是在對于這種照搬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與消極作用等等方面評價的側重點與結論均有很大差別。與此相關，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評價有三種：一是認為總路線的提出與實施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發展；二是認為基本方向正確，但搞早了或搞急了；三是認為這是戰略思想的重大變更。還有的文章談到，由于總體上忽略了個體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改造的本質差異，從而縮小了社會主義改造，尤其是小生產改造的內涵，從而導致了工業化主體地位的否定。甚至有學者將這項思考上溯到百余年的中外社會經濟思想史，認為當時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沒有擺脫民粹主義錯誤思想的影響（六）

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不難看出，對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研究中存在兩個缺點：

一是缺乏研究的完整性。目前還未見到有將黨的80年歷史進程中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進行完整分析與研究的論文或專著，特別是缺乏對建國前的有關政策的研究。可能多數學者認為，經濟政策與經濟建設的關系較為密切，因此，研究重點只在于我們掌握政權、領導經濟建設之后，忽視了歷史發展的連續性。這樣就使得研究缺乏邏輯上的完整性，對歷史原因的挖掘不深刻、不徹底，對歷史經驗與教訓的分析與總結的說服力不夠。

二是缺乏理論上的深刻性。目前的研究還是把重點放在了史料的挖掘與整理上，對歷史背景、理論淵源、發展過程的研究比重太低。這樣就使得整個研究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只是機械地總結歷史發展階段、描述歷史發展進程，使得各個歷史階段之間缺乏有機的聯系，難以進行深刻的理論分析，由此也影響到對各個歷史發展階段或具體政策與思想的歷史評價的客觀性與說服力。

因此，進一步的研究應該著重于在這兩個方面有所突破與創新。一是將80年來黨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看作一個不斷地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自我調整、自我完善的過程，描述出政策發展的一個整體的歷史軌跡，側重于政策發展的連續性、完整性，充分展示政策發展過程的內在邏輯；二是深入挖掘政策背后的歷史原因、思想淵源、理論基礎，充分展示歷史背后的深層因素，將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加以綜合，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揭示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規律，對今后的發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胡繩：《堅持三個“有利于”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瞭望》，1998年第33期。

2、蕭棟梁：《建國以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政策的變遷與思考》，《求索》，2000年第6期。

3、劉雪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私營經濟政策》，《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6期。

4、汪波、王曉燕：《黨對個體私營經濟政策的歷史演變》，《龍江黨史》，1999年第2期。

5、甘毛文：《中國共產黨人對“私”利用的曲折演變及成因探析》，《廣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

6、丁慧民：《關于鄧小平發展個體私營經濟思想的探討》，《華東經濟管理》，1999年第1期。

7、黃如軍：《論中共七大前后黨關于發展資本主義的思想》，《教學與研究》，1997年第11期。

8、鞏樹青：《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1999年第4期。

9、李力安：《對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再認識的認識》，《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5-6期（合刊）。

10、袁寶華：《50年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幾個問題的回顧》，《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5-6期（合刊）。

11、劉國光、董志凱：《新中國50年所有制結構的變遷》，《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5-6期（合刊）。

13、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50年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革論析》，《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5-6期（合刊）。

14、曹霞：《試析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曲折認識》，《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

15、王世誼：《劉少奇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思想探析》，《攀登》，1998年第6期。

16、譚曉鐘、龍岱：《關于非公有制經濟思想述評》，《思想研究》，1998年增刊。

17、陳平祥：《試論同志對鄧小平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思想研究》，2000年第4期。

18、宋子和：《對非公有制經濟若干理論問題的探索》，《廣東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

19、李杰：《中共第二代和第三代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的探索和發展》，《思想研究》，2001年第1期。

20、李鐵映主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前沿報告（19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