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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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探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理論和現實，對于我們更好地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關于“社會主義現代化”概念的解析

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出現的歷史現象。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視野中，它總是與一定的生產方式或社會經濟形態相聯系。換言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純粹的、抽象的現代化。從現代化的起源及其發展的一定階段的角度看，資本主義和現代化恰恰是一種“重合”的世界歷史進程。(參見葉險明：《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現代化及其發展趨勢的理論初探》，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01年第2期)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世界現代化或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最終結果。因此，他們確實不曾提出過“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概念。

資本主義現代化在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進步的同時，也賦予人類社會以種種前所未有的巨大災難。與19世紀50年代初期把英國對印度的破壞行為稱為一場“社會革命”相反，馬克思后來改變了原來的看法。他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對東方公社制度的破壞，將很快在東方社會形成“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這場戰爭無疑將使東方社會進入一個漫長的痛苦的過程。由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堅決反對用西方社會發展的道路作為唯一的尺度來衡量東方社會的發展道路，反對把世界歷史簡單地機械地擠壓到歐洲模式中去。在給查蘇利奇的復信中，馬克思提出了避免俄國重蹈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苦難的設想和要求：“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可是要使它能發揮作用，首先必須排除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后保證它具備自然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頁)在《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相互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頁)在《共產黨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和1894年的《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恩格斯又予以重申。他們強調：“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頁)由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了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有不通過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可能性的思想。

歷史的事實是，列寧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并不是按照馬克思原先設想的要求取得勝利的，并且，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提出了這一設想，但始終沒有改變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現代化結果的思想。他們一直認為，人類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現代化的歷史使命也告終結。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設想，俄國若不經過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必須在直接占有資本主義創造的肯定成果基礎上過渡到社會主義才能實現。但俄國革命勝利后，實際上并不存在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歷史條件。這在客觀上就使得通過占有資主義的肯定成果過渡到社會主義，從而不遭受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成為奪取政權的工人階級面對的歷史課題。撇開關于這一歷史性課題的種種論爭不言，我們之所以說他們具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理念，其根本的理論依據在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堅持歷史觀與價值觀相統一的基礎上，提出了經濟文化落后國家有不通過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而直接占有資本主義現代化一切肯定成果的可能性。在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馬克思的這一精神被賦予了實踐的意義。綜合有關學術觀點，并按照我們的理解，“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思想可具體明確為，在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一定歷史階段，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取得政權，運用社會主義的方式和途徑，限制、克服和避免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的苦難和屈辱，而繼承和發展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在鞏固和發展已經取得的現代化成果的基礎上，全面實現社會主義世界歷史時代對資本主義世界歷史時代的取代。

當然，社會主義與現代化決非是簡單的手段和目的之間的關系。社會主義現代化是高于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現代化形態。兩者之間存在本質的區別：

首先，兩種現代化各自所依托的社會基本制度不同。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基本特征。恩格斯曾說過：“社會主義的任務，勿寧說僅僅在于把生產資料轉交給生產者公共占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頁)這里說的社會基本制度就是指生產資料所有制。資本主義現代化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而社會主義現代化所依托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

其次，現代化的實現方式不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方式有兩個本質的特征：一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社會各階層的每一個成員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普遍享受到每一階段現代化所實現的文明成果，而不是以部分社會階層眼前和長遠利益的相對喪失為前提。二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可以限制和克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的嚴重扭曲、各種社會公害的普遍流行等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災難。(參見葉險明：《對馬克思現代化觀的一種讀解》，載《哲學研究》2000年第2期)正是這兩個基本特征確立了現代化在實現方式上的社會主義社會屬性。不通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吸收資本主義所創造的一切肯定的文明成果——經濟文化比較落后國家之所以選擇社會主義的根本意旨應該在此。倘若忽視這個方面，也就違背了歷史的辯證法。

再次，現代化的目標不同。我們說社會主義現代化是高于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現代化形態，還在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方式本身就內在地包含著它所要實現的目標，即在保證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努力促進每一個社會成員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執行的歷史任務并非是向“人對物的依賴關系的轉化”——以物的依賴關系為基礎的社會是“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向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發展的轉化，這種轉化體現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全部過程之中。社會主義現代化從它起步之時起就必須承擔起實現人的現代化這一社會主義現代化最終目標的歷史重任。(同上)

二、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歷史的必然

中國選擇社會主義是歷史的必然。中國的現代化選擇社會主義現代化也是歷史的必然。對此，鄧小平曾精辟地概括道：“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歷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頁)他鄭重強調：“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

回眸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我們對鄧小平這一論述會有更為深刻的感知。一百多年來，試圖通過走資本主義道路來挽救民族危機，復興中華民族的民族精英不乏其數。當各種資本主義的努力和試圖都以夭折和失敗告終之際，中國的先進分子放眼世界發現，在資本主義世界歷史時展到一定階段，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暴露出種種弊端和不足，給人類帶來了種種災難和屈辱。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和危機進一步尖銳化和表面化。使得某些激進的民主主義者開始產生對中國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懷疑和困惑。這樣在中國實現現代化，就有了試圖避免資本主義現代化弊端的思考。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賦予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以新的前途。他們發現，那些在中國按照資本主義國家為樣本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問題，在俄國經過十月革命已經得到迅速、徹底的解決。走俄國人的路——是當時各種歷史條件交匯的結果。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而作出的正確選擇。這樣，就“標志著中國現代化的理論開始發生根本變革——超越走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舊框框。”(靳輝明、羅文東：《人道主義與現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頁)

盡管我們說，社會主義現代化無論從形態還是實現方式上都高于資本主義現代化，但對于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包括中國來說，在歷史實踐中要充分體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優越性，還是具有相當大的難度。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由于這些國家在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之前，經濟文化相對落后，一般都面臨著在經濟社會綜合指標上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艱巨任務。因此，既要完成逐步吸取資本主義現代化所創造的一切肯定成果，同時又要限制、克服或避免資本主義現代化弊病，無疑增加了實現的難度。其次，無產階級在奪取國家政權后，所首先承擔的是努力構建作為既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同時又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制度保障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樣一個艱巨而復雜的任務。這是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沿著無論從形態上還是從途徑上均高于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方向努力的制度基礎。如何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本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出合理科學的制度基礎也是這些國家需要完成的歷史任務。再者，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是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進程在時間和空間上同時存在的。在很長的一段時期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直并將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在整個20世紀中，盡管資本主義遭遇了幾次重大的危機，但資本主義通過自我揚棄不斷進行調整和改革，仍然表現出較強的生命力。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現代化仍然存在著發展空間。面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威脅，資本主義必然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手段和途徑來限制、制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上述種種，必然大大增強了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復雜性和難度。(參見葉險明：《對馬克思現代化觀的一種讀解》，載《哲學研究》2000年第2期)

20世紀社會主義現代化曲折發展的歷史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總結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社會主義現代化在解決這一歷史難題方面確實有許多值得反思的地方。這其中有許多客觀因素的制約。我們在這里總結的主要是主觀方面的問題。

首先，生產資料所有制無疑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在社會屬性上的本質區別。但在探索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上，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現代化的實踐中往往存在著脫離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實際，片面追求過于純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失誤。這一結果使這些國家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產生了一種新的不適應的狀況。在經濟運行機制方面，這些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往往片面地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發，忽視具體實際，簡單地否定市場配置資源的歷史作用，將計劃與市場對立起來，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其次，在實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方式方面，存在著犧牲一些勞動者階層如農民的利益的做法，而沒有能夠全面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在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協調方面，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忽視可持續發展的指導原則。還有，在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方面，在對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這一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追求過程中，存在著片面追求某一個方面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而忽視其他方面的做法。

當然，看待這些由于主觀失誤而產生的問題，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之置于當時一定的歷史環境中加以分析和考察，而不能簡單地、片面地否定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過程中的積極努力。但20世紀社會主義現代化歷史實踐的經驗總結，卻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的發展道路所必須依托的基礎。

三、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

正是依據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經驗，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新探索。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探索這一道路的哲學基礎。鄧小平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初步構建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論框架，并以初步的實踐成就驗證了這一理論的科學性。以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堅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繼續進行新的探索。經過20多年的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具備了比較完整、科學的體系。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對這一科學理論作出了比較全面的科學概括。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現代化所依托的社會基本制度方面，改變了過去片面追求純粹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做法，而是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之上，適當恢復和發展部分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并進一步探索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以滿足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在這一改革原則的指導之下，經過20多年的探索，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根據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論斷，在堅持宏觀計劃調控的基礎上，逐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優勢。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并“完善國家計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發揮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在現代化的實現方式方面，一方面，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讓一部分人通過合法勞動先富起來，帶動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從而在理論上提出了防止兩極分化的政策主張。另一方面，逐步推行可持續發展戰略，注意協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努力限制和克服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的各種弊病，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這一舉措既可以看作是現代化的必須經歷的環節，也是體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方式的具體努力。

在現代化的目標方面，在堅持不斷推進社會全面進步的同時，努力推進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本質要求”。“我們要在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礎上，不斷推進人的全面發展。”(：《論“三個代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頁)不難發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既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般要求，又具有顯著的中國特色。這一特色是針對我國作為不發達、不夠格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國情而體現的。

盡管經過建國30年的不懈努力，我國的工業化進程有了長足的進步，生產力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但對于我國而言，在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事業。鄧小平立足于這一具體實際，確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三步走”戰略，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實現溫飽；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經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們勝利實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黨的十六大報告又進一步描繪了實現第三步目標的戰略步驟。提出，在21世紀的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這是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必經的承上啟下的發展階段。經過這個階段的建設，再繼續奮斗幾十年，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2年11月8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頁)

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曾經經歷的災難和不幸決不是我們一定要重復的悲劇。倘若承認這些災難和不幸是我們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必須付出的代價，那就從根本上背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客觀地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在努力限制、克服或避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弊病方面，在對實施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人和社會、人和自然全面、協調發展的制度安排和戰略選擇方面，應該說，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的。這一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國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基本國情雖然決定了實現高于資本主義現代化形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復雜程度很高，而且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應該檢討的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在實現方式上并沒有得到完整體現，這就必然影響社會主義現代化形態的最終實現。在歡呼改革開放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不無發現，僅僅20多年的時間，生產盲目性和生產過剩現象惡性發展、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嚴重、失業增多與貧富分化加劇、拜金主義思想和社會腐化現象回潮等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的弊病正越來越多地呈現。如何保證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健康發展依然需要我們繼續進行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探索。

四、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辯證分析

我們還不能不對現階段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外部條件予以重點思考。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僅僅是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開始，它的意義是多方面的。蘇東劇變標志著兩個平行市場的結束，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顯示這一時間的特殊意義。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西方資本主義確有要求合作的一面。這一面集中體現在經濟上，即西方對我國資源、市場和勞動力的需求上。而我國之所以融入經濟全球化就是在利用這一優勢，通過廣泛學習先進的西方科學技術和利用西方資本來達到迅速提升綜合國力的目的。可以認為，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以加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新中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嘗試。

實際上，從第二次世紀大戰結束以來，社會主義的發展主題就是社會主義如何在與資本主義合作、交流和矛盾、對抗中發展和完善自己。(參見本刊記者：《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新境界——訪經濟學教授顧海良》，載《國外理論動態》2002年第9期)這一主題在今天的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尤為突出。20世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采取簡單對抗的歷史同時向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表明：僅僅通過政治斗爭和軍事對抗把對方置于死地的思維在實踐中是行不通的。這一點對于在經濟上處于劣勢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認識應當更為深刻。因此，在國際局勢趨于緩和的條件下，尤其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條件下，應該抓住機會，在堅持捍衛國家主權、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特征和價值目標的前提下，主動和積極地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展開經濟、技術和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和合作，吸收西方資本主義創造的文明成果盡快地壯大自身的力量。

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消滅社會主義的動機從來不曾放棄過。而且，20世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矛盾關系的歷史業已證明，“和平演變”已經逐漸代替武裝干涉、經濟封鎖越來越成為西方資本主義顛覆社會主義的基礎性手段和策略。所謂“和平演變”，實質是西方帝國主義在通過軍事和經濟的手段顛覆社會主義國家受挫后的一種新的戰略選擇。1953年1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突出強調了“和平演變”戰略的意義。他提出，應該使社會主義國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為“自由的人民”，而“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到”，“它必須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并把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對此早有深刻揭示：這表明美國是在利用更富有欺騙性的策略來推行它的侵略和擴張的野心，陰謀使資本主義復辟。(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8頁)

在冷戰結束后的經濟全球化這一新的歷史條件下，“和平演變”也必然會繼續成為西方資本主義顛覆社會主義的重要手段。1989年，鄧小平就強調指出：“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在加入WTO后不久，同志也明確指出了西方的這一企圖。(注：同志2002年在中央黨校省部級領導干部“國際形勢與WTO”專題研究班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從本質上看，我們加入世貿組織，美國不會放棄遏制我發展的政策，把我作為其潛在的對手的策略不會改變。它是有自己的戰略考慮的，我們還是不可天真。通過推行經濟上的自由化來推行所謂政治上的自由化，是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分化”、“西化”的一個重要戰略手段。美國與我達成世貿組織協議，是與其全球戰略緊密相連的。這一點，克林頓曾明確作了表露。他在《關于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問題致國會的聲明》中說：‘加入世貿組織只將給千百萬中國人以政府不可能控制的方式帶來信息革命。這將加速中國國有企業的瓦解。這一過程就是使政府遠離人們的生活，并催發中國的社會與政治變革。”)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根本對立的一面，依然集中體現資本主義在政治上試圖進行和平演變，在經濟上力圖維持“中心”與“邊緣”的關系，在意識形態上力圖用資本主義價值觀替代社會主義價值觀。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主導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就其狹隘的利己性而言，其本質是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范圍內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民主運動的反向清算和逆向報復。”(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理論動態》課題組：《關于經濟全球化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2年9月17日)它就不可避免地充當西方進行“和平演變”的工具。

通過辯證考察可以發現，中國在更為直接和方便地吸收西方一切肯定的文明成果的同時，也進一步增加了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削減社會主義制度特征和價值原則的可能性。這樣，就面臨著以往社會主義實踐所不曾經歷的新的風險。孤軍奮戰于西方資本主義包圍之中的社會主義中國若想堅持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所面臨的形勢更為嚴峻和復雜。具體表現在：一方面，由于蘇聯、東歐各國放棄社會主義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潮，中國作為幸存的為數不多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一成為西方資本主義的眾矢之敵。另一方面，中國選擇市場經濟作為迅速提高生產力水平的舉措，以及為更快地發展生產力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行動，也使資本主義進行“和平演變”變得更為直接可行，確實在客觀上增加了捍衛社會主義的制度特征和價值目標的復雜程度，也增大了被“西化”和“分化”的危險。如何在積極吸收資本主義文明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的同時，維護和完善社會主義的制度特征和價值目標就成為特別需要加以關注的課題。

從來沒有類似的歷史經驗可資借鑒。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的歷史基本是在與資本主義體系對立中，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進行的。我們當然也不能指望馬克思的具體支持，他給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理念就足夠了。而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依然高舉社會主義旗幟的中國的經驗表明，只要對西方的政治圖謀保持清醒的認識，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就能在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特征和價值目標的同時，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避免成為資本主義附庸的危險。盡管這一課題十分復雜，但有幾個原則卻是必須予以考慮的：

首先，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的制度特征和價值目標，充分體現現代化進程的社會主義屬性。我們固然需要追求較快的經濟增長。但對于社會主義來說，經濟增長并非全部。我們還必須考慮分配的公平、人的全面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等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我們雖然選擇了市場經濟，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方式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的市場經濟應與歐洲原發的市場經濟有著重大區別，它理應受到社會主義社會屬性的框定和限制。

其次，國家主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是密切相關的。在與資本主義相處中，“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頁)。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諸如主權演變論、主權弱化論和全球治理論等鼓吹民族國家及其主權過時的理論其實質是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大行其道張目。全球化起初就是和民族國家相伴相隨的。這個道理并非復雜。為了在國際競爭中擋住比自己強大的對手，以求保護自己，它必須依托國家、主權。只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當“資本成長為強大的跨國公司時，就把疆界和國家主權統統踩在腳底。因為此時，固定的國界(和主權)已經成為它擴大資本積累的消極界限了”(參見王銳生：《全球化的幾個哲學問題》，載《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事實是，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在深度和廣度上的進一步發展，我們所看到的根本不是民族國家即將消亡、國家主權有限等現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愈為凸顯了民族國家的主導作用。融入全球化只是為了獲取資本主義文明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決不能因此絲毫損害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

最后，要正確處理對外開放與獨立自主之間的關系。“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頁)我們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但必須強調，融入資本主導的全球化而不能“溶入”其中。不然，在喪失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社會屬性的同時，也必然會同時成為西方資本主義的附庸。在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必須堅持自身的獨立性，最大程度地減少對西方的依賴，這也是保證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方向的一個重要方面。

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必然，中國選擇社會主義來實現現代化也是歷史的必然。正視面臨的挑戰和機遇，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繼續進行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探索，我們一定能夠在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在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歷史使命的同時，迎接世界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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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三個代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2年11月8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靳輝明、羅文東：《人道主義與現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995年版。

本刊記者：《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新境界——訪經濟學教授顧海良》，載《國外理論動態》2002年第9期。

王銳生：《全球化的幾個哲學問題》，載《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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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險明：《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現代化及其發展趨勢的理論初探》，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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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永祥、豐子義：《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的歷史考察和當代意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