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中美關系分析論文

導語：冷戰時中美關系分析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九十年代以來，中美關系進入一個充滿摩擦與坎坷的時期。目前，我們還看不到什么重大的跡象表明中美之間的這種關系會在短期內出現實質性變化。為什么中美關系會出現這樣一種狀態？這種狀態對于中美兩國和世界政治的含義是什么？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美關系會采取何種走向？這些問題，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

本文的一個基本設定是：目前階段的中美關系，是與世界進入所謂“后冷戰時代”直接相關聯的；我們必須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來理解當前的中美關系。簡言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蘇聯東歐巨變，把世界帶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這就是所謂“后冷戰時代”。相對于冷戰時代，后冷戰時代的世界戰略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兩個大國之間關系的變化，既受世界戰略格局的這一根本性變化的制約，又反過來影響著新的世界戰略格局的形成。

在這個基本設定下，我們將把中美關系的變化與世界戰略格局的變化聯系在一起來考察。首先，我們將簡要地回顧中美關系從冷戰時代到后冷戰時代的歷史發展，判定中美關系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其次，我們將考察這一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中美關系具有什么樣的特點。第三，我們將給出一個分析當前背景下的中美關系的基本層次構架，從而進一步歸納后冷戰時代背景下中美關系的內容。最后，我們會結合目下的情勢發展，來展望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

一、從冷戰到后冷戰：中美關系的背景發生了什么變化？

從冷戰時代到今天，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系經歷了長期的發展變化。簡略地說，可以把這些發展變化劃分為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這三個階段上中美之間的戰略關系是不同的，因此可以分別稱之為“戰略對立”階段、“戰略合作”階段和“戰略摩擦”階段。以下，試對此三個階段分別加以論述。

（一）戰略對立階段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馬上奉行所謂“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在國際上完全與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結盟，并成為這一陣營的重要一員，站到了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相抗衡的立場上。而美國則延續其支持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政策，扶持國民黨政權在臺灣穩住腳跟，隔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峙。因此，中美兩國當時的關系，主調是相互敵對和隔絕。特別是朝鮮戰爭的爆發和中國的參戰，直接導致了中美兩國軍隊在戰場上的對峙。同時，美國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中美對峙進一步擴大。所有這些，都進一步惡化了中美兩國關系，在兩國之間形成了看來難以逆轉的敵對局面。

東西方冷戰是當時世界的基本戰略格局，而中美之間的對立關系正是冷戰的一種具體表現。因此，當時中美之間的對立，具備了冷戰的所有因素：這包括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對立，也包括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差異；這包括地緣政治和戰略利益上的沖突，也包括領導者和民眾互不了解的因素；這包括外交結盟政策等方面的大異其趣，也包括軍事上的直接對峙。不過，這種對立關系的形成，卻不完全是由于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差異或對立造成的。事實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與初期，美國曾經試圖與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建立某種起碼是善意的關系。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卻由于意識形態等因素的作用，忽略甚至是拒絕了這種善意，而迅速地采取了靠攏蘇聯的外交政策。一旦靠攏蘇聯，中國在世界冷戰格局中的位置馬上定位，與美國的關系也就定位在隔絕與敵對的基調上，中美之間的戰略對立就此形成。隨著中國在朝鮮參戰，中國的對外政策就更從靠攏蘇聯而演變為直接對抗西方與美國，中國對自己在冷戰中的位置的界定就更加明確了。

六十年代初期中國與蘇聯交惡，在世界戰略架構上改變了中國依附蘇聯及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共產主義陣營這一重大關系。但是，由于中國靠攏蘇聯而在中美之間已經形成的敵對關系，在當時并沒有馬上發生改變。這里的重要原因可能有三個：第一，美國對越南的戰爭，促使中國人相信美國正在實行對中國本身（而不單單是對蘇聯）的戰略包圍；冷戰不單單是美蘇冷戰，也是中美冷戰。第二，中國內部正在奉行強硬的比冷戰還冷戰的政策，即同時反美反蘇，“反帝反霸”。第三，中蘇之間的爭吵最初還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上，摩擦還主要體現在經濟等領域，而軍事和外交方面尚未形成對峙，中國對于來自蘇聯的威脅可能還沒有強烈的體認。所以，雖然中蘇交惡，在當時卻并不馬上意味著中美關系的緩和；冷戰在中美之間依然繼續，雙方關系的基調仍然是敵對與隔絕。

（二）戰略合作階段

但是，中蘇關系的改變，畢竟是世界戰略架構層次的改變，它或遲或早會體現為中國的主要對外戰略關系的改變。美國是世界大國，中美關系就是中國的一種主要戰略關系。同樣，中蘇關系的改變，也會或遲或早地表現到世界主要大國對中國的關系上來。中國也具有不可忽視的戰略地位和戰略力量，對蘇冷戰中的美國也需要重新審視對中國的關系：昨天，中國是敵人的朋友，美國因此與中國的關系是敵對的；今天，中國是敵人的敵人，美國應該發展什么樣的對華關系呢？

我們看到，中美開始實行戰略接近，繼而實現了戰略合作。這就是中美關系的第二階段。這個階段，可以追溯到一九七零年代初期所謂的“乒乓外交”為止。不過，正式說來，中美關系的“戰略合作”階段應該以美國總統尼克松一九七二年的北京之行為標志。這一階段的中美關系，固然也有很多的摩擦與爭吵，但是，總的基調是戰略上的合作。所以，我們說，一九七二年之后的中美關系，基本特點是緩和多于緊張，合作多于摩擦。

很明顯，這一階段的中美關系與上一階段的中美關系有重大的區別，幾乎是完全相反的性質。但是，同樣很明顯地是，第一，冷戰的世界戰略格局并沒有改變；第二，中國內部的政治制度并沒有改變；第三，美國的政治制度也沒有改變。兩個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尖銳對立的世界大國，為什么能夠形成一種戰略伙伴的關系？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中美雙方關系的重大改變呢？我認為，我們只能從世界戰略的整體架構中去尋找原因，也就是從當時世界的冷戰格局中尋找中美雙方形成戰略合作關系的根據。

東西方冷戰的主要內容，是美國與蘇聯兩強爭霸世界。換句話說，在冷戰時代，美國與蘇聯的對立和競爭形成了世界的軸心戰略關系。相應地，國際上其他的雙邊和多邊關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一軸心戰略關系的影響和制約。在中蘇交惡之后，中國在冷戰格局中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正是這一變化，導致了中美最終能夠實現雙方的戰略接近和戰略合作。為了共同對付蘇聯，美國和中國找到了最大的共同戰略利益。中美之間的戰略接近、關系正常化和戰略合作，就是在這樣一種所謂“蘇聯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也就是說，是在冷戰時代世界戰略格局的架構下形成的。

由于這一因素的強大作用，中美之間自一九七零年代起形成的戰略合作關系，在當時的冷戰時代背景下，既沒有因為雙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而不克達成，也沒有因為美國或中國的內部政治變化而發生根本的改變。在早期達成這一戰略合作的時候，由于雙方內部的制度都沒有重大的變化，中美雙方要從戰略敵對走向戰略合作，都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沖破自身內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意識形態對于各自的國際戰略的制約。我們看到，在內部繼續推行極左路線的同時，在外交上作出了接近美國的戰略決定。同樣，在美國，強硬反共的尼克松在堅持其右派立場的同時，親自造訪北京以締造美中之間的戰略伙伴關系。后來，美國方面所出現的周期性政府更替，并沒有影響中美之間的這種戰略合作關系。人總統卡特繼續了共和黨人總統尼克松的路線，最終在外交上完成了中美兩國關系的正常化；里根總統在競選期間表現出強烈的親臺灣、反中國的立場，但是，當選之后，依然奉行與中國實行戰略合作的外交方針。同樣，在這一階段上，中國方面在內政上出現了重大變化，實現了由路線向鄧小平路線的轉折，開始注重于現代化建設，對外則實行開放政策。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的人事也大幅度更新。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國經濟變革的效應甚至開始在制度層面表現出來，促使中國原有的共產主義制度在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等各個層面出現重大變化。但是，這樣大幅度的內部變革，在冷戰格局沒有發生改變之前，并沒有影響到中美之間的戰略伙伴關系出現根本變化。這從反面證明了：中美之間戰略合作關系的基礎和根據，不在于雙方內部的政治或經濟制度，不在于雙方各自的意識形態，也不在于雙方的領導層之構成，而在于冷戰時代的國際戰略架構，在于蘇聯威脅這一因素的存在，在于中國在美蘇爭霸關系之中所處的戰略位置。

（三）戰略摩擦階段

既然中美之間戰略合作關系的根據在于當時世界的冷戰格局，那么，當世界冷戰格局最終解體、后冷戰時代開始的時候，中美關系也不可能不隨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我認為，自九十年代起，中美關系已經進入一九四九年以來的第三階段，即目前這一充滿摩擦和緊張的階段。與此前的摩擦與爭吵不同，中美目前的爭吵、摩擦和沖突具有戰略意義。換句話說，中美雙方目前的緊張關系，根據在于雙方戰略上的摩擦。因此，我把這一階段叫做“戰略摩擦”階段。

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把中美關系開始明顯惡化的起點，追溯到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在后來的中美關系變化中，發生了多個方面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第一，凸現了中國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與美國的差別乃至對立；第二，凸現了中國的人權問題，加劇了中美關系中的“人權戰”；第三，改變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國內環境，美國民眾和輿論從對華友善轉而為對北京政權采取敵對的態度；第四，在美國開始形成中國政治反對力量的獨立政治活動，其中他們的國會游說活動直接著眼于人權等問題，對于美國對華政策形成一定影響。

但是，在中美關系中的意義，主要不是在于它對中國內部政治的作用，而在于它是世界共產主義陣營解體的先聲，是冷戰格局即將發生根本變化的一個先兆。與北京的相接續，東歐發生巨變，蘇聯最終解體，世界共產主義陣營崩潰。這帶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戰略格局的根本變化，使冷戰時代走入歷史。蘇聯因素的消失，使得冷戰時代中美蘇之間的戰略大三角關系解構，中美關系的基本背景因此產生了根本變化。具體地說，前蘇聯的解體改變了中國在美國全球政策中的戰略地位，直接給中美關系帶來了兩個重大的負面因素：首先，中國不再成為美國遏制蘇聯的戰略伙伴，中美關系對于美國不再具有冷戰時代那樣重要的政治和軍事意義。其次，中美之間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立變得突出起來，中國成為世界大國中唯一一個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與美國對立的國家。一句話，中國作為美國伙伴的因素大大降低，而作為美國對手的因素卻同時大大凸顯。只有這一變化，才最終決定了后冷戰時代的中美關系的基調。

從這一全球戰略結構的觀點看問題，我們因此不難理解兩個現象：第一，雖然中國發生了，美國政府當時的對華政策仍然主要是合作而非敵對；第二，雖然中國在一九九二年開始重新實行大幅度經濟變革，中美關系依然不能走出頹勢。這兩個相反相成的事例都只表明一個事實：中美關系并不單純決定于雙方的內部狀態，而主要決定于世界戰略格局。設想之后沒有迅速發生世界共產主義陣營解體的情況，美中關系應該還會在增加爭吵的情況下保持戰略合作的基調；設想冷戰結構依然存在，則中國無論是否發生市場化變革，都不會從根本上影響中美之間的戰略伙伴關系。反過來，正是由于冷戰結構的變化，導致了中美兩國關系無可避免地走上從戰略合作到戰略摩擦的變化之路。

在我看來，與冷戰時代相比，中美關系在后冷戰時代的基本特點是：一方面，中美之間在冷戰時代基于針對蘇聯而架構的戰略伙伴關系已經解構；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的國力在市場化改革中迅速增強，但是依然維持其共產黨的政治制度，因此被美國視為對現行以美國為霸權的世界體系的最大潛在威脅，從而在中美之間正在逐漸形成新的具有戰略軸心特征的緊張關系。基于這種戰略關系的變化，中美關系自九十年代開始，進入了一個摩擦多于諒解、緊張多于緩和、競爭多于合作的新時代。在諸多的競爭領域和摩擦議題之中，經濟、安全、人權與臺灣問題等都在事實上對全球戰略格局具有重要意義，究其本質都與美國霸權的衰落和中國國力的崛起相聯系。二十一世紀初期的世界戰略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將圍繞中美之間在上述領域的爭吵或合作而形成。

二、從戰略合作到戰略競爭：中美關系出現了什么新特點？

在前蘇聯崩潰之后，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霸權。與此同時，中國則在實行市場化經濟改革并堅持共產黨壟斷政治權力的情況，國力正在迅速發展。美國的獨霸和中國的崛起，因此成為后冷戰時代世界戰略格局的兩個突出景象。在蘇聯因素消失這一基調主導下，美國獨霸和中國崛起這兩個因素，不僅沒有緩和兩國關系的作用，而且也都促使中美關系變得嚴峻起來。

我們首先來看美國在后冷戰時代的國際戰略。美國雖然贏得了冷戰，但是，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在后冷戰時代，美國能不能保持其贏得冷戰而帶來的世界唯一超級強國的地位，成為美國后冷戰時代的國際戰略所最為關注的問題。在政治上，在共產主義陣營崩潰之后，美國國內和世界上對于美國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迷信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民主制度的意識形態因素大大增加。無論在情緒上還是在戰略上，美國都希圖抓住冷戰結束和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機遇，在世界上迅速推廣民主制度，擴大西方式民主國家的陣營，從而在政治鞏固美國對于世界的領導地位。與這種政治上的雄心相比較，美國在經濟上的處境則相對要困難的多。冷戰對美國的經濟實力也有巨大的損耗作用；美國經濟制度本身在經過長期的發展之后也開始面臨眾多的問題；美國在世界高度經濟競爭的情況下正在越來越不具有原有的優勢。在這個意義上，美國警覺到本身霸權的“衰落”，因此更加具有危機意識。在文化上，世界在迅速全球化、西方化的同時，也在各地開始產生強大的抗拒力量，全球不同文化、民族與宗教之間的差別與沖突越來越突出，并投射到不同國家相互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系上來，特別是表現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與其他非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上來。能否適當處理這樣的文化沖突，對于美國在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保持領導地位，也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

如果說，美國在后冷戰時代所面臨的主要困境，表現為其空前鞏固的霸權地位與其逐漸衰微的領導能力之間的矛盾，因此其國際戰略的根本點乃在于提高其經濟與政治能力，以鞏固其霸權地位；那么，中國在后冷戰時代的基本國際處境，則也是由兩個又聯系又矛盾的基本方面所構成：一方面，通過經濟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綜合國力在迅速提升，加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介入世界事務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獨特性，使得中國國力的提高被鄰近各國和西方世界視為對自身安全和世界秩序的一大挑戰，從而為中國的開放、進而是為中國的進一步經濟發展帶來了國際環境上的制約。這種處境，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認識：第一，世界冷戰格局的解體，暫時消彌了大國之間直接軍事沖突的可能，反過來因此進一步突出了大國之間的國際經濟競爭。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各國之間的國際競爭并沒有隨著冷戰的結束而結束，而是更加在經濟領域本身體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加快和國力的迅速提高，對緊張的世界經濟競爭是一個強烈的刺激。第二，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在人口眾多、資源相對貧乏的條件下通過部分市場化而實現的，其進一步發展的邏輯應該是外向的，即：市場化本身的擴張力會推動中國向世界范圍尋求經濟發展的要素，而人口與資源之比的沉重壓力也會推動中國逐漸具有外向的擴張性。第三，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改變了周邊國家之間和亞太地區范圍的國際政治、經濟與安全的本來格局，增加了周邊國家的不安全感，加強了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未來經濟競爭和安全沖突的強度。第四，中國的不同于西方的獨特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形成了對于世界既存秩序的嚴重挑戰。在這樣四重因素的背景下，中國國力的迅速提高，不僅形成了后冷戰時代國際格局的一大特點，而且構成了后冷戰時代的國際格局中一大變數。

對比來看，美國在后冷戰時代希圖維持世界霸權的國際戰略，與中國的經濟迅猛發展以及由此產生的外向力之間，必定產生新的多重對立。這些對立會在多個方面表現出來。在政治上，美國鼓動與推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戰略與中國堅持共產主義權威政治的方針形成尖銳對立；在經濟上，美國的相對衰落及持續維持自身經濟霸權的努力與中國的經濟崛起和持續發展的可能潛力形成了鮮明對照；在文化上，世界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和與之相伴隨的文化沖突正在加劇，而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具有獨特文化性質與悠久歷史文明的大國，與美國之間的差別與沖突也在日益凸顯；在地區層次，美國的目光有自東向西均勢發展的趨向，認為自己應該理所當然地在未來可能成為世界發展重心的亞洲太平洋地區扮演領袖角色，而中國則因為經濟和地緣政治的因素開始東向發展，走向海洋，也在日益成為東亞太平洋地區無可爭議的大國；在全球層次，美國希圖借助西方盟國和國際組織而加強所謂“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or”internationalregimes“），以通過這些因素來鞏固和加強美國本身的霸權地位和領導能力，而中國則借助其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可以成為上述運作中的一個有能力的”搗亂者“，進而聯合第三世界阻撓西方發達國家實現自身利益的企圖。

但是，這并不是說，美國的獨霸地位和中國的迅速崛起這兩個因素，對于中美當前關系所帶來的作用，都完全是負面的、消極的。美國的世界強國地位，決定了正在熱切尋求經濟發展的中國必然希圖從美國獲得多種多樣的技術、經濟和管理資源。反過來，中國的經濟起飛，則為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提供了一個進入中國市場的契機。因此，在上述背景下，經濟因素在中美目前關系中起著重要的良性作用。第一，一般來說，商界乃至整個經濟界，都是推動美國外交政策趨向務實的主要力量，在當前也是推動美國對華政策降低意識形態色彩、降低對抗調門并改取合作態度的主要力量；第二，中國作為一個巨大的市場，對于美國、特別是美國經濟界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這是目前中美關系中最有正面作用的因素。

考慮到后冷戰的時代背景，經濟因素本身正在分別給中國和美國各自在雙方關系上造成一種兩難處境。美國所面臨的兩難是：或者選擇完全打壓中國，“圍堵”中國，突出雙方的對立，回到當年的戰略敵對狀態，而這會使美國失去巨大的經濟機會，在激烈的世界競爭中美國只會因此加速自身的衰落；或者選擇與中國合作，這在客觀上會幫助中國的發展，從而幫助中國成為世界強國，但是美國本身也能從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得到機會來解決美國的經濟難題，在一段時期內維持美國的世界霸權。中國所面臨的兩難則是：或者加強與美國的合作，以取得美國的技術、資金和其他方面的有利經濟發展的資源，但是必須在非經濟方面向美國讓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承認美國的世界霸權；或者對美實行強硬政策，強力抗衡美國霸權，這會失去機會從美國得到各種有助于經濟迅速發展的資源，同時整個國際環境也會惡化，非常不利于中國的經濟建設。基于對上述兩難處境的考量，中美目前的關系并不是回到“戰略敵對”，而是具有新的特點，就是我們所說的“戰略摩擦”。即：在戰略層次充滿摩擦，在實際層次尋求互惠。這就是目前中美關系的基本特征。

總的來看，我們可以把目前中美關系的狀況概括為兩句話。第一句話是：中美之間有沖突，癥結可以歸為意識形態的對立和世界霸權的爭奪；其中，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是直接的，而對于世界霸權的爭奪在目前來說則是潛在的。第二句話是：中美之間又有相互需要，有合作基礎，這主要表現在經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