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自由主義思潮論述論文

導語：蔣夢麟自由主義思潮論述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論文摘要：蔣的自由主義思想，強調個體的自由、權利、平等、獨立，充分肯定自我實現、自我發展的個性價值；文化上提倡復合創新論；主張以和平漸進的方式推進農村的。其自由主義思想，為后人提供了一份極具價值的思想文化遺產。

論文關鍵詞：蔣夢辟；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民主

蔣(1886-1964)，浙江余姚人，中國近代著名民主教育家。他六歲人私塾，接受傳統教育，其后就學于紹興中西學堂、浙江省立高等學堂，1903年考中秀才，次年轉入上海南洋公學，1908年自費赴美留學，以學教育為主，1912年畢業后，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191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于同年回國后，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同時兼任江蘇省教育會理事。1918年蔣與陶行知、黃炎培等創辦《新教育》月刊，并任主筆，以“養成健全之個人，創造進化之社會”為旗幟，介紹西洋新思想，與北京大學教授們所辦的《新青年》遙相呼應，不久即任北京大學教育學教授。20年代中期起，蔣先后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浙江大學校長，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部長、北京大學校長等職，1945年任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主任委員。假如要對蔣進行知識分子分類的話，毫無疑問應歸為自由主義者，他以自由主義理念來改革社會，改革教育。

一、蔣自由主義思想形成的淵源

鴉片戰爭以后，在西方勢力的壓迫下，中國逐步淪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落后挨打、飽受欺凌、任人宰割的祖國是蔣刻骨銘心的記憶。在蔣的一生中，始終圍繞著他的思想主題就是實現祖國的強盛和現代化。

蔣的自由主義思想有其明顯的學理淵源，它是在中西不同的政治文化觀念熏陶和濡染下形成的。在蔣求學時期，中國社會經歷了古今中西、傳統與現代思想文化的沖突與交融。

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蔣，面對外國的侵略空有一腔愛國的熱情和忠誠的信念，在當時中華救亡圖存而中國傳統文化又無力回天的歷史條件下，蔣轉向西學，以期用西學來強國御侮。

他在美國留學期間，注意觀察美國的社會生活，廣泛接觸發達的物質文明，注重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他結合中國當時新舊思想交替的情況，認為在結束舊時代舊思想的同時，應積極建設新時代的新思想。而這種新思想，主要是指西方近代資產階級的民主、科學思想。具體地說，就是學習資產階級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制度、措施，加快我國現代化的步伐。蔣在《西潮》一書中說：“孔子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教訓，和孟子的民主觀念，都使中國適于做一個不愿欺凌其他民族的現代民主國家。中國在戰后必須強調的是現代科學和民主政治；科學方面應注重生產方法的應用，民主方面應強調國家的統一。科學和民主是現代進步國家的孿生工具，也是達成強盛、繁榮和持久和平的關鍵。”

在蔣自由主義思想形成過程中，蔡元培的影響可謂舉足輕重。蔣早年曾在紹興中西學堂跟隨蔡元培學習，兩人從此結下師徒之誼。無論治學還是處世，蔡元培對蔣的影響都非常大。在政治上，蔡元培主張建立民主共和政體，更確切地講是希望通過改良在中國建立起一個資產階級責任制(即議會制)的共和國。辛亥革命后，他一直主張以重實業、重教育來啟發民智，改良社會，推動民主政治。蔡元培十分重視德育。在擔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時，他提出德育是學校教育的中堅，“養成健全的人格”是普通教育的宗旨之一。把道德看作是建設美好共和國的需要。要有富強的國家，必須有合格的公民。他主張廢棄封建道德，而代之以新道德即自由、平等、博愛為道德之要旨。蔡元培以其特有的人格、學識深深地影響著蔣。蔣認為蔡元培具有“學術自由之精神”、“寬宏大度之精神”、“安貧樂道之精神”、“科學求真之精神”，“集兩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學足以當之，其才足以擇之”。二人的文化觀點也頗為相近，都從人類文化的宏觀角度著眼看待文化現象，主張學術自由，萬物可共育共存、并生不悖；應當努力學習西方的科學，用科學之道整理國故。

留美回國后，蔣又受到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提攜，先后擔任北大總務長和校長。他秉承恩師蔡元培“學術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以至他在繼任北大校長之后的許多舉措都延續了其師的風格。

“去國原為救國謀”，即為了挽救祖國的危亡，為振興中華，而向西方尋求真理。在留學期間，蔣廣受歐美自由主義思潮的洗禮，其中對他的思想影響較大的當屬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杜威認為，美國式民主社會之所以能達致民眾的聯合統一，其原因主要在于美國社會之物質的聯絡、國家觀念的發達、私人自由組織之團體的發達、以及教育與社會之統一的關系。民主制度的優點，在于能聯合個性與社會性的發展。民主制度的責任，即在于聯合自由與博愛。自由不但是外界束縛的解除，也是精神事業。自由第一的要素，是精神，或心理的特性。自由的真義，是使人人有創造的能力，自思、自行、自決、自裁，不靠旁人絲毫的幫助。蔣追求個性自由的現代教育理念基本依循杜威的思路展開。他把個人置于社會之首，認為改造社會得首先解放個人、塑造個性，個人強健是社會進化的基礎和前提，個人的發展既是社會發展的前提條件又是其終極目的。

二、蔣自由主義思想的內容

(一)個性主義教育

蔣以教育家聞名于世，他的自由主義理念，集中體現在其教育思想與實踐中，個性主義教育觀念即為其教育自由主義的核心觀念。

深受西方個人主義教育理念影響的蔣，清醒地看到了我國傳統教育的弊端：中國傳統的教育是培養統治者，諸如“學而優則仕”，“秀才，宰相之根苗”之類的俗語就是引導人們走讀書做官道路的證據。這樣的教育，只能成為政治的附庸，而不能“為民眾謀利益”，“不能從民族的和社會的經濟獨立及一般的繁榮與文化上著眼”。蔣認為，個體是國家的最終基礎，強有力的國家最終取決于強有力的個人。國家要強大，中華民族要擺脫貧窮落后的局面，就要突破向來忽視個體存在的封建舊教育，打破傳統的家族觀念，建立新的社會本位主義，注重個性的發展，強調個人的自由。他聯系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歷史與現狀，提出了以“養成健全個人，創造進化社會”為宗旨的個性主義教育思想。蔣在《個性主義與個人主義》一文中對個性主義與個人主義這兩者作了比較。他說：

“何謂個性主義?以個人固有特性而發展之……何謂個人主義?使個人享有自由平等之機會，而不為政府社會家庭所抑制是也。”接著，他對二者又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對社會國家而言，是個人主義，即主張自由平等，保障個人。對文化教育而言，是個性主義。

在蔣看來，教育的目標首先在于養成健全的個人，其途徑有三：第一，為了糾正我國青年萎靡不振、依賴成性的不良習慣，應養成獨立不移的精神；第二，為了改變中國青年只注重讀書而輕視身體健康的傳統陋習，應養成健全的人格；第三，為了彌補中國青年不善于思考、遇事武斷、奴于成見或感情用事的弱點，應該養成精確明晰的思考力。這就要求充分發展個人的才能，把自己鑄造成自由獨立的人格，在思想信仰上，具備清楚的頭腦，獨立思想，獨立評判，不迷信權威，不固執己見。同時，做事要敢于擔當責任。只有這樣，才能造就健全的個人，以改造腐敗的中國社會，有了良好的社會，也才能有個人的幸福。蔣主張培養健全的個人，其最終目的在于“創造進化的社會”。何謂進化社會?進化的社會有三個條件：一、社會所儲蓄之文明，能日日加增；二、社會之度量，能包容新思想；三、大多數之人民，能享文化之權利。作為一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蔣眼中的進化社會，是以美國為樣板的民主政治。民主制度在民國成立之后得以建立，但是要讓它運作卻不容易。因此，蔣將個性主義教育作為培育民主政治的基礎。

(二)政治自由

新文化運動時期，蔣主張的個性主義教育，強調個體積極進取，參與社會，在個人與社會的互動中實現人的價值。他指出，個人之價值，存在于爾、我、他天賦秉性之中，新教育之效力，即尊重個人之價值。“所謂‘自由’，所謂‘平等’，所謂‘民權’，‘共和’，‘言論自由’，‘選舉權’，‘代議機關’，皆所以尊重個人之價值也。”不尊重個人的價值，就會視萬民如群羊，用牧民政治也就夠了，也就沒有必要有“選舉權”、“言論自由”之類的東西了。蔣稱中國和平之基礎一向建筑于并不牢靠的牧民政治之上，“讀吾國歷史，一治一亂相乘續者無他，羊肥而食，食者暴也；羊瘠而牧，牧者仁也。牧而食，食而牧，循環不已。政府以民為羊，而民亦自甘居于羊之地位。”在牧民政治之下，個人沒有自主權，人只是群羊而已。而在民主共和的政體之下，選舉權都操縱在個人手上，“政治因尊重個人，故日共和，日民權，教育因尊重個人，故日自動，自治，個性。

蔣所贊成的個人主義，是不為政府社會家庭所壓制的個人，應享有自由和平等。但蔣反對老莊學說、西方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以及德國與日本的國家學說。老莊認為社會仁義、道德等標準束縛個性，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政府為萬惡之源、社會為萬惡所歸而戕賊個性，二者皆欲解除、掙脫外在的束縛，以實現個人的絕對自由。蔣認為它們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在當今世界是行不通的，會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蔣指出，“我們談自由，當以法律所賦予的為范圍，所謂放棄較低級自由，以求較高級的自由。”可見，蔣所提倡的“自由”，指的是在法律保障下的自由，或者說是法律規定的自由、法律制約的自由。是指在近代法治社會中基于“天賦人權”、“社會契約”，通過立法的形式對國家權力做出明確界定后而形成的個人活動空間。一方面，法律制約并限制政府的權限與行為方式，這就是憲法的主要目標。另一方面，法律以民法及刑法的方式規定個人行為的界限，防止一些人以專斷的方式侵越他人的事務。法治原則在政治上最重要的體現就是憲政。憲政按其字面意義來理解就是依據憲法進行統治。個人自由是天經地義的，國家權力僅是用來保護個人自由的工具而已。因為，國家權力來源于公民權利，前者只是人們為了更好地保障大部分權利而讓渡一部分權利所形成的一種制度建構。而德國與El本的國家學說以國家為無上尊嚴之所寄，個人應犧牲一己以為國家謀強力，“國家有存在，個人無存在，是極端反對個人主義者也。”蔣認為以上這些趨勢都不符合自由主義關于個人主義的本意。真正的個人主義，應取中正、和平之義，即英、美的平民主義。蔣提出了平民主義的概念：牧民政治之反面，即平民主義是也(或日民權主義)。平民主義，首以增進平民之能力知識為本，使人民咸成健全之個人，倡造進化的社會。于是一方以健全之個人，進化的社會，而為和平之保障；一方以個人之才智，社會之能力，而掃除強暴不良之政治。在蔣看來，平民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含義是相通的，都注重個體的自由、權利、平等。在個人與國家社會的關系上，個體與國家社會并不沖突，而是相互作用，共同導向進步，國家和社會要保障個人的平等和自由，而個人對于國家也有維持的責任，在其中個人的價值既獲得了肯定，國家的權益又得到了實現。

(三)文化多元觀

處身在西洋潮流沖擊中國的大時代，從中國傳統的私塾教育到西洋新式的大學教育，從老式的秀才到西洋的博士，這種學貫中西的經歷，使蔣不僅對本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了精深的了解，而且能用雙重視角去觀察、分析問題，形成了“亦中亦西”的文化多元觀。

在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問題上，中國近代的自由主義者大多贊成西化的主張。許多有識之士認識到傳統文化不足以救中國，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念不如西方的價值觀念合理，只有西方文化才是救治中國的良方。蔣認為，西方文化固然先進，但中國傳統文化中也確有優于西學的地方，不能像魯迅先生說得那樣，把小孩連同洗澡水一同潑掉。在他看來，中國文化不是單一的，是多元融成的。文化的進步，是新舊相通、固有的與外來相通的結果。中國社會的進步要靠文化的進步，文化的進步有賴于中西結合，尤其有賴于引入傳統文化中極其缺乏的科學文化。

中國在漫長的封建時代，重道輕藝，把科學貶之為“術”，只重視人倫道德的研究而忽視對自然規律的探討，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弱點，也是造成近代中國自然科學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要實現中國的現代化，要使國家強盛，就必須發展科學。對于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蔣很是贊賞并給予高度評價。他說：“以實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于19世紀與資本主義攜手而產生科學的技術。這技術經百年不斷的進步，至今成為世界生產激急增加的大關鍵。”為此，他把20世紀稱為科學的時代、工業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中西文化的融合就要求把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精神與中國文化相結合。一方面，保存和發揚中國優良的傳統文化；另一方面，虛心學習西方的科學方法、工程技術及現代文明的成就，蔣希望中國能適應世界潮流，迎頭趕上。可見，蔣主張中西文化復合論，立足于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以現代化為主要目標，以中國文化為載體，融合西方文化的精華，創造出現代中國自己的新文化。中西復合的新文化實質上就是中國文化現代化。

(四)和平漸進的

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從自由競爭轉向社會公道、社會公正，轉向社會主義。蔣也受到了這種思想傾向的影響，因而頗關注社會公道問題，尤其是其晚年在臺主持農復會期間頗費心力于和平漸進的。

1945年8月蔣出任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委員。在臺灣主持農復會的15年中，蔣深入農村，接近民眾，積極推行資本主義性質的農村建設。農復會工作所循的途徑，為發展一種以民主為基礎的農村復興方案。他在《新潮》一書中提到：“農復會的工作，一方面要公平解決社會分配的問題，也就是所謂社會公道的問題；一方面要采用近代的科學技術來解決各種生產問題。我們從事農村工作的目的，是為大多數人謀幸福，而不是為少數人謀利益。”在致力于臺灣農村復興的諸項工作中，蔣始終把置于頭等重要的地位。在蔣的觀念中，“土地問題是我國歷史上改朝換代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因此實現社會變革的有效途徑也就是從土地人手，改革土地分配，實現耕者有其田。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蔣主張通過和平改革而不是暴力革命的途徑實現。“民主方式之，系根據公平的原則，逐步實行。”晚年的蔣對于這場他稱之為“不流血的革命”的臺灣傾注了極大的熱情。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安定農村社會需要，蔣兼顧各階級的利益，采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土地問題，以減租的方式來減輕農民的負擔，通過法律的途徑來維護社會公道。

蔣十分重視農民組織問題，認為強有力的農民組織不僅是推行一切農村革新工作及保護農民自身利益所必需，而且也是民主政治堅強的基礎。蔣指出，“民主，即在法律范圍以內的有組織的自由，即三民主義的民治民有民享。這要逐步推進，不能馬上成功。民主方式的進步，是慢的，不能一蹴即就。”為了推動農村建設的進行，蔣及其領導的農復會，協助當局修改農會章程，改組農會，使以往掌握在地主及權貴手中的農會成為民治、民有、民享的農民自己的團體，并發展為農村政治、經濟、技術、教育、社會活動的中心。通過改組農會、組織農民，“增強了各類農民團體的組織，經營效率，而且因為各類農民團體的集會和推選職員都依循民主方式進行，供給了農民運用四權的機會。凡此種種，對于促進產銷合作，發展農村經濟以及建立一個民主社會的努力，都將具有深遠的影響。”

三、蔣自由主義思想的評價

蔣的自由主義思想充分融合和展現了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論和現實主張。他強調個體的自由、權利、平等，充分肯定自我實現、自我發展的個性價值，并把個體自由價值的伸張與實現當作建立民主政治、推動社會發展的基礎。蔣就這樣為國人開出了一劑創造民主社會的藥方，將個性主義教育視為創造民主社會的利器。他希望通過培養健全的國民，使之具備改良社會的能力，擔負國家社會的責任。蔣和當時的其他先進知識分子一樣，極力以自己所接受的西方觀念試圖在混亂的國家現實中開辟一條新路。他期盼用思想的啟蒙、理性的拓展和科學的增長來消除社會危機，推動社會進步。然而，這對于在封建專制下生活了數千年之久的國人，要擺脫根深蒂固的舊文化、舊思想、舊習慣，談何容易!公務員之家

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蔣，以天下國家為己任，試圖融合儒家學說與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以建設一個民主、文明、富強的國家。他大力宣傳新文化新教育思想，把當時歐美先進的文化教育思想介紹到中國來，在介紹的同時，他注意對歐美的文化教育思想加以批判吸收，注意到哪些對中國有用，哪些不適合中國。而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他也沒有簡單地一概否定，也是采取辨證地態度，吸取精華，摒棄糟粕。

蔣認為儒家的學問是一種經世之學，歸納起來，只有兩句話，一句是有益于“世道人心”，一句是有補于“國計民生”，此外是旁枝末葉。小至個人的志向和人生理想，大至一個國家的立國之道，都不外乎“世道人心”和“國計民生”這兩大目標。蔣離開教育界后，在臺灣主持農復會工作，他本著科學的精神和社會公正的原則，探訪民情，調查研究，廣泛聽取科學家的意見，作出合乎實際的決定，在其領導下的農復會實施的各項政策，使中國臺灣的農民獲益甚大。公務員之家

解決了長期以來制約臺灣農村發展的制度障礙，既滿足了農民需要，調動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又兼顧了公平，妥善解決了臺灣農村社會的不穩定因素。農復會的改組使農民在建設中主體作用的實現有了保障，增強了農民參與農村建設的能力，保護了農民的利益。到1952年，臺灣農業已恢復到戰前最高水平，農村社會日趨繁榮。蔣氏逝世后，有臺灣學者撰文認為：他前半生致力于發展現代教育，是為了有益于“世道人心”；后半生獻身于振興農村，旨在有補于國計民生。

蔣沒有系統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他之所以選擇自由主義，并非為了深層次的制度建構，而更多的是基于救亡、啟蒙及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等工具性意圖。但無論如何，作為一個有著強烈經世意識與理想抱負的愛國知識分子，蔣的自由主義思想是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又一次理性探索，其思想和主張在當時社會環境中起到的啟蒙作用是不可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