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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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政治學在中國恢復至今已近20年。在這20里，中國政治學在與中國政治發展的相互作用中相得益彰。發展至今，經歷了恢復學科、轉化范式、確定價值和發展學術這四個時期，其研究主要涉及到十二大主題。政治學發展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貢獻是一種復合性的和內在性的貢獻。事實證明，中國政治發展不能沒有政治學的貢獻和支持。中國政治學這20年的發展經驗，對其未來發展有積極的啟示和意義。

【關鍵詞】政治學政治發展中國

如果以鄧小平于1979年提出政治學要補課為標志，中國政治學恢復至今，已發展了近20年。（注：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到這個問題。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0頁。）中國政治學發展的實際歷史不是20年，而是半個多世紀，甚至可能更長些。（注：北京大學的前身，即京師大學堂，于1902年率先開設了政治學課程。辛亥革命后，國內各著名大學相繼成立政治學專業或政治學系。1932年9月1日，全國性的政治學會“中國政治學會”在南京成立。）然而，這段歷史不是完全連續的，而是斷斷續續的，充分映照出中國政治學發展的曲折歷程。中國的歷史表明：中國政治學發展的曲折歷程與中國政治發展的階段性和曲折性有關；而改革開放前中國政治發展所經歷的挫折以及所付出的代價，在一定程度上則與中國政治學曾經被嚴重忽視有關。與中國政治學發展的整個歷史相比，這20年的發展要順利許多。

20年前，長期被擱置的中國政治學在變革時代的呼喚中重新恢復，因此，中國政治學從其恢復的那一刻起，就與改革開放中的中國政治發展形成了密切的關系：20年的中國政治學發展得益于20年的中國改革開放和政治民主化進程；而20年的中國政治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又從中國政治學發展中得到重要的推動力量。當今中國社會發展的大潮表明：中國政治發展和政治現代化需要政治學發展，而中國社會變革和發展所展現出的蓬勃景象，則一定會給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帶來新的春天。

20年，對一門學科的發展歷史來說，不算長，但對一門學科從恢復到發展，并逐步走向興旺來說，卻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20年對未來的中國政治學發展會形成深遠的影響。因此，總結這一段發展，對思考和設計中國政治學的跨世紀發展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國政治學發展的歷程

中國政治學的這20年發展，基本上可以說是從無到有，再到豐富發展的過程。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就有一定的發展，但它畢竟是屬于那個時代的政治學，所以，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舊時代的結束，這種發展也就基本停止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各種原因，在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地位消失了，同時，它的教學和研究也停止了。在此之后的近三十年時間里，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幾乎是空白。所以，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新中國政治學，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被重新恢復后，才開始真正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這20年，既是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得以重新恢復和發展的20年，同時也是新中國政治學形成和發展的20年。學科建設和學術發展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是這20年間中國政治學發展的主題。從新中國政治學形成和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政治學這20年的發展經歷了以下四個時期：

第一，恢復學科（1977年—1985年）。70年代末，恢復政治學學科，不僅標志著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重新獲得了地位，而且標志著新中國政治學研究的真正開始。在這個時期，中國政治學發展主要集中于學科發展的基礎建設：（一）成立政治學會。于1977年最早成立的湖北省政治學會，為中國政治學的恢復和發展邁出了第一步。1980年，中國政治學會成立，為全面恢復政治學奠定了基礎。此后，政治學會和政治學研究會如雨后春筍在各地涌出。（二）成立專門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一些省市的社會科學院成立了政治學研究所或研究室。（三）開設專業，招收學生。1981年，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政治學專業招收了全國第一屆政治學專業的本科生，從此開始了政治學專業人才的培養。（四）培養專業骨干。1982年，復旦大學舉辦了第一屆政治學專業講習班，為在全國各地開展政治學教學和科研活動培養了基本力量。（五）開展研究，構建體系。從一定意義上講，是中國的全面改革開放呼喚出中國政治學，所以，政治學一恢復就面臨著許多需要研究和回答的問題，其中最核心、最現實的問題是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問題。在這個時期，中國政治學雖然還比較稚嫩，但還是以極大的熱情開展了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許多可喜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初步形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政治學學科體系。（六）創辦雜志。198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主辦的全國性專業期刊《政治學研究》發刊，“這是中國政治學發展史上一件大事，標志著中國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已獲得全面恢復。”（注：張友漁:《中國政治學的興起——刊詞》，見《政治學研究》，1985年，第1期。）

第二，轉換范式（1985年—1988年）。當中國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得以全面恢復后，它所面臨的最現實問題是如何盡快實現政治學研究的專業化、規范化和科學化，從而縮短中國政治學在學科發展和研究水平上與世界政治學發展，尤其是發達國家政治學發展之間存在的客觀差距。這個問題不僅來自政治學發展本身，而且也來自現實的政治民主化發展對政治學所提出的要求。由于時代和條件的限制，我國的政治學很大程度上是以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教育學科體系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學科體系為基礎恢復起來的，所以，中國政治學在其發展的早期，在學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上都帶有這些傳統學科的色彩。（注：學科范式是指由特定的學科研究對象所決定的學科構成；研究范式是指范疇體系和基本的理論邏輯結構。）這個現實決定了中國政治學發展要實現專業化、規范化和科學化，縮短與國際水平的差距，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轉換其學科范式和研究范式。為此，這個時期的中國政治學發展主要在這兩方面進行了努力。

從學科范式轉化來看，這種努力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明確學科研究對象，完善學科體系。政治學研究對象的確定直接取決于對“政治”含義的認識。政治學剛恢復時，由于受傳統的階級斗爭觀念的影響，人們對政治含義的理解比較狹隘，因此所確定的研究對象也比較狹隘。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人們對政治的含義和政治學研究對象的認識趨向科學，并在這基礎上，開始建立更加完善的學科體系。在這個時期，我們引進的以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為代表的比較政治學，為學科范式的轉換提供了實際的幫助。（注：80年代中期，政治學界就開始比較系統地介紹比較政治學，其中比較多地介紹了阿爾蒙德的比較政治學理論和戴維·伊斯頓的政治系統分析理論。1987年上海譯文出版社翻譯出版了1978年版的阿爾蒙德的《比較政治學》、達爾的《現代政治分析》，在政治學界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二是拓展學科研究領域，充實學科研究內容。這一方面的努力與前一方面的努力是聯系在一起的，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表現之一是細化學科研究領域，如政治制度研究細化為比較政治制度、中國政治制度、地方政府、政黨政治等；表現之二是逐步涉獵政治學的一些邊緣學科、交叉學科和前沿學科，如政治社會學、政治心理學、政治文化學、政治發展學、政治倫理學、政治人類學等。

從研究范式轉換來看，這個時期的研究逐漸從傳統的政治思維范式走出來，開始用政治學的理論邏輯和范疇體系來思考政治學問題，并在具體的研究中運用規范的政治學概念來分析和說明問題。與此同時，政治學對中國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研究，已從一般的分析研究，開始逐步形成具有政治學特色的研究，提出或闡明了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有重要意義的概念，如主權與治權、權力與權威、政治參與和政治秩序、決策民主與政治制度化、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公共權力與公共利益等。1987年底，黨的十三大把政治體制改革全面提上議事日程，從而大大推動了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并使其達到一個高潮。

第三，確定價值（1988年—1992年）。黨的十三大把政治體制改革全面提上議事日程后，現實的改革熱情大大促進了我國的政治學研究，出現了大量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的論文和論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在兩個目標下啟動的：一是簡政放權、完善管理體制；二是擴大民主，實現政治民主化。前者出于改革和現代化發展的現實要求，后者出于中國政治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政治發展要求，因而，相對來說，前者是改革的近期目標，后者是改革的長遠目標。1980年，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一文中比較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構想，但由于種種原因，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具體化，因而也沒有得到有效展開，直到“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于貫徹”的80年代中期，政治體制改革才開始全面提上議事日程（注：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從第159頁到第180頁之間的各篇文章。）。黨的十三大設計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是以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一文為指導思想的，其目標是近期目標和長遠目標的有機結合。但是，由于這場改革是在政治與經濟關系比較緊張、經濟問題比較突出的背景下提到日程上來的，所以，改革一開始，人們對其的期望就出現了嚴重的近期目標和長遠目標的沖?唬庖壞閽?988年前后圍繞“新權威主義”而展開的爭論中體現得最為明顯。（注：在這場論爭中，關于中國政治發展戰略形成了兩種鮮明對立的觀點：一是被稱為政治現實主義的觀點，即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必須通過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來推動；二是被稱為政治浪漫主義的觀點，即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必須通過全面的政治體制改革，政治民主有了保障，中國經濟才能得到有效的發展。）由于當時改革正處于體制轉軌的艱難階段，經濟和社會問題比較多，于是人們比較多地把改革發展的希望寄托在政治體制改革上。過高的期望使人們普遍以政治發展長遠目標來要求現實的政治體制改革，直到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人們才逐漸意識到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要達到長遠的目標需要有一個比較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國政治民主化只有在實實在在的改革和發展中才能實現。1989年之后，隨著整個經濟和社會發展進入調整時期，中國政治學發展也進入了一個調整時期

在這個時期，中國政治學發展主要解決了一個問題，即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價值定位。這里所說的價值定位，實際上包括兩個方面的價值定位，一是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價值所在，即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最大價值是什么；二是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價值取向，即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價值判斷取向。顯然，這種對學科和學術生命的關懷，只有在把學科或學術真正作為對社會發展有益的科學，而不僅僅是解決現實問題的工具來冷靜思考的時候才能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時期的出現，并不表明中國政治學發展的衰退，相反，它表明中國政治學的一個新發展，只是這種發展不是體現在量的增長上，而是體現在質的變化上。從這個時期中國政治學學科發展和學術發展的總體趨勢和內在精神走向來看，政治學者對中國政治學進行價值定位的思想基礎，一方面是基于對政治學本身更深入的認識和把握，以及對中國政治學恢復以來發展的反思；另一方面則是基于對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現實、發展趨勢及其理論意義的進一步認識和把握。因此，這種定位在總體上是比較科學的，具體來說：（一）把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價值所在，定位于關注中國政治，研究中國政治和推動中國政治發展。這種定位不僅符合政治學發展的基本規律，而且也符合中國社會發展對政治學發展的要求。（二）把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價值取向，定位在“民主”與“發展”上。民主本來就是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價值取向，但在政治學研究中，民主所關懷的主要是政治發展本身，因而，如果僅僅以民主為價值取向，政治學研究就可能脫離現實的社會發展，而趨向理想化、甚至空想化。中國社會發展的國情以及改革現實，使人們意識到政治學研究必須充分關懷社會總體的發展，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把政治發展作為社會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從社會發展中尋求政治發展的動力和進程，從政治發展的規律中思考政治作用于社會發展的形式、途徑與力度。這樣，我們就能把政治研究置于整個經濟、社會、歷史和文化的大系統中，科學地思考和尋求政治活動和政治發展的內在規律。對于在中國這種社會背景下成長的政治學來說，選擇“發展”為政治學研究的價值取向，不僅有其學術上的理論意義，同時也有其學科發展上的現實意義。在中國社會，民主和發展的內在目標是社會主義民主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

第四，發展學術（1992年——）。作為社會科學，政治學和社會科學的其它學科一樣，都需要社會變革與發展提出的發展要求和提供的發展空間。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中國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在新的社會發展推動下，中國政治學發展也就從調整時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由于有此前十多年的發展和積累，中國政治學在這個時期的發展，不是對以往發展的簡單重復，而是在一個新起點上的發展。如果說此前十多年發展的起點是恢復和發展科學，那么這個新的發展起點則是發展學術。與恢復發展學科相比，發展學術無疑是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進行，因為，發展學術必須有比較完善的學科體系、規范的概念系統、比較豐厚的理論積淀和科學的研究方法。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這個新的發展起點的出現，標志著中國政治學開始走向成熟。從這個新的發展起點出發，中國政治學在這些年主要進行了這樣幾方面的努力：一是在研究態度上，開始逐步重視研究的規范性和科學性，主要表現為政治學學術研究開始用規范的概念性語言代替政策性語言，開始用有據可查的資料論證代替想當然的主觀分析，開始用理性的理論分析代替簡單的理論套用。二是在研究的選題上，在注重選題本身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同時，開始注重選題本身的學術意義，如在“九五”國家項目中出現了一些學術性很強的科研選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史、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等。三是在研究成果上，出現了一些具有長期學術影響的學術著作，如多卷本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劉澤華主編）、《中國政治制度史》（白綱主編）。四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開始從概論性分析和一般的介紹走向專項的深度研究，如對中國古代政治和政治制度的專項研究，對中國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的專項研究，中國農村基層政治與社會發展專項研究，對西方各國政治制度和政治經驗的專項研究。這些專項研究十分重視現實狀況的調查和歷史資料的充分占有，力求用第一、二手資料說話，以保證研究的科學性。五是在研究的方法上，開始重視從單純的規范研究走向規范研究和經驗研究并用，出現了一些以經驗研究為基礎的規范研究研究成果（如王滬寧撰著的《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和一些主要以經驗研究為主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完善化為政治學研究學術性的整體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礎。

二、中國政治學研究的主題

20年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是與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政治體制變革和政治發展為政治學發展提供了研究空間，而政治學的研究也在相當程度上為推進中國政治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因此，在這近20年的時間里，中國政治學研究所圍繞的主題，除了學科發展本身提出的研究主題外，絕大多數研究主題都是來自現實社會變革和發展所提出的課題。從這個意義上講，盡管中國政治學發展的時間有限，但是在發展的整個過程中，它始終都以比較大的熱情關注著現實提出的問題，并努力回答和解決這些問題，體現了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所應具有的社會責任感。總結這近20年的研究，中國政治學研究所涉及的主題主要有以下十二項：

1、范疇與體系。范疇與體系是一門學科發展的基礎。中國政治學恢復后，為了學科健康發展，對學科的范疇和體系進行了系統研究，不僅澄清了政治的含義，而且明確了政治學研究對象和研究體系。（注：王滬寧：《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新趨向》(1980—1986)，見《政治學研究》，1987年，第2期。）這項研究工作為學科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與此同時，也有力地改變了中國社會對政治和政治研究的傳統偏見，為政治學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和文化環境。盡管有關這方面的問題，目前還有人在討論，但這已屬于學科發展中的問題。

2、國家與社會。這個主題的研究貫穿中國政治學發展始終，但在不同時期，其側重點有所不同。在80年代初期，主要是對國家職能再確定的研究，強調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后，社會主義國家應充分發展社會管理職能。到了80年代末，隨著改革的發展，尤其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全面推行，國家全面管理社會的傳統局面開始動搖，社會自主性日益增強，于是，研究的焦點轉向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研究，探討了市民社會、國家相對自主性、政治管理等理論問題。

3、民主與法制。民主與法制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的主題，同樣也是政治學研究的主題。在這對關系中，政治學研究主要關注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發展；關注如何通過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提高其代議功能、立法功能和監督功能；關注憲法在政治生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高對民主政治發展的意義。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后，政治學關注的焦點從原來的法制建設擴展到如何在完善法制的基礎上建立法治國家的問題，這其中涉及的問題有：依法治國的政治基礎、制度條件、實踐機制和政治文化背景。

4、發展與穩定。在中國社會，政治和社會穩定至關重要，它是保障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條件。這種要求從一種簡單的政治要求變成社會變革和發展本身的內在要求，是在80年代末。就是在這個時候，這一問題成為政治學研究的主題。中國政治學主要從政權體系的建設、利益關系的協調、權力結構的調整、政府與社會關系的理順、政治參與的發展、社會調控體系的健全等角度來研究這個主題。在“八五”和“九五”國家社會科學研究規劃中，國家對這方面的研究給予比較大的重視。（注：“八五”期間，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的這類項目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的政治穩定研究”、“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村政治穩定與發展研究”、“中國政治穩定研究”、“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穩定與反滲透”等，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歷年立項課題匯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5、人權與主權。這是中國在開放條件下政治發展面臨的一大主題。政治學對人權的研究主要在兩個領域展開：一是在政治學基礎理論領域，即主要研究人權理論的政治哲學基礎和理論意義；二是在國際政治理論和實踐領域，即研究人權外交的理論與實踐。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中，人權與主權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因為，主權有了保障，國家才能獨立和發展，從而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權。政治學對主權的關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主權的一般理論；二是國際關系中的主權問題；三是國家統一中的主權問題，即“一國兩制”中的主權問題。在這三方面，中國政治學研究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6、政黨與政權。黨政關系問題，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的一個核心問題。鄧小平在設計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時，將其置于改革的首位。（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7頁。）因而，它成為中國政治學恢復后首先觸及的三大現實政治問題（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政府機構改革和黨政關系）之一。政治學在這方面主要研究了這樣一些問題：黨政職能分開；黨實行政治領導的制度途徑；黨與國家權力機構的關系；黨的組織建設與黨的領導；中國此帖為廣告帖！！！！！！點擊后出現病毒后果自負！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黨的領導與基層政權建設；黨政關系與中央政府權威；黨的治國方略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等。（注：由聶高民、李逸舟、王仲田編的《黨政分開理論探討》（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是比較早系統探討黨政分開中各主要問題的論文集。）

7、機構與職能。政府機構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都同時面臨的重要問題，但同時又是一個比較難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消除政府機構改革中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惡性循環，為此，政治學提出了以改變政府職能為核心的機構改革。（注：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政府機構和干部制度改革問題論文選》，是政治學恢復后第一本比較系統探討政府機構改革的論文集，有一定的影響。在謝林、方曉主編的《外國政府機構設置和職能》與譚健主編的《外國政府管理體制評介》兩本論著中，政府職能和機構改革的關系得到了比較全面的討論。）這個原則后來成為中國政府機構改革的指導性原則。在具體的機構改革上，政治學研究還在政府職能、機構的合并與調整、公務員制度的建立、編制管理和科學化以及人事行政的現代化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貢獻。

8、政府與市場。這是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提出的問題，其核心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職能以及管理經濟和社會的方式。這其中涉及到的主要問題有：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管理與市場調節的關系。在這些問題中，目前政治學研究的課題有：產權問題、政府職能轉化問題、政府職能實現方式問題、政府提供公共政策的問題、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管理和指導經濟的途徑與手段問題、經濟和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政府推動問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正與正義問題等。由于這些問題多與經濟有關，所以，政治學在這些課題研究中大量借鑒了經濟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從而豐富了政治思維、擴展了政治學研究的理論視野。

9、中央與地方。中國的改革是以放權為其邏輯起點的。放權包括多方面，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中央對地方的放權。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社會來說，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處理對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安定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但由于這其中涉及到權力與利益、集中與民主等重要問題，所以，這個問題的處理一向十分困難。改革初期的放權，是針對改革前的高度集權。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調控機制，到80年代中期，地方主義膨脹所導致的“地方割據”、中央權威弱化，使地方分權陷入危機，直到90年代初，實行分稅制后，中國的中央與地方關系才進入比較正常的發展軌道。在中央與地方關系變化的過程中，政治學研究在總體上一直堅持這樣的觀點：中央集權是必要的；財稅是調節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重要手段；應以法律的形式規范中央與地方關系，保障地方自主權力；地方政府應尊重中央權威，服從國家總體發展戰略；中央應在提供地方必要的自主發展空間的同時，通過發展社會大市場和對地方政策的有效調控，有效地消除地方割據。

10、決策與行政。決策問題，是在改革開放全面展開后提出來的。它一方面是針對改革開放前形成的以長官意志為特征的非理性決策的嚴重弊害，另一方面是為了適應變革發展對提高政府決策水平要求的日益提高，其核心是如何實現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政治學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就開始關注這個問題，并從推進中國政治民主化和政府管理現代化的高度來研究這個問題。（注：1986年，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在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發言強調指出：“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課題”。見《光明日報》，1986年8月1日。）在這方面，政治學研究涉及了這樣幾個問題：干部“四化”與科學決策、政治民主與決策、政治過程程序化與決策、政府智囊機構與決策科學化、政治參與與決策民主、法制建設與科學決策等。對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中國政治民主的發展，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政治生活中的家長制作風和長官意志，擴大了知識、人才以及社會輿論在政府政策形成中的影響作用。

11、權力與腐敗。隨著改革所帶來的體制轉軌、資源分配方式變化、利益重新組合和價值觀念變化，以權力為核心的腐敗開始滋長和蔓延，并逐步演化為嚴重的政治問題。為此，鄧小平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頁。）政治學對腐敗問題關注比較早，比較系統的研究始于80年代末，并很快形成熱潮。（注：王滬寧著的《反腐敗：中國的實驗》，是中國政治學界系統研究中國反腐敗問題的第一部論著。該書出版于1990年。）政治學的研究主要從權力制約、法律約束、體制完善和政府職能轉化等角度探討防止和約束腐敗的途徑和方法，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理論觀點。在這其中，對如何通過權力制約來限制腐敗的研究最為活躍。在反腐敗的研究中，政治學者還把腐敗作為一種在各種政治體系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的政治現象進行比較研究和理論分析。

12、自治與民主。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及社會管理方式的變化，以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包括各種社區管理組織）為代表的基層群眾自治問題凸現出來。這個問題表現為兩種情況：一種是這些基層自治組織由于沒有必要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支持，嚴重渙散，不起作用，以至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調控最基層社會的機制和基礎，這種情況主要出現在部分農村；一種是由于有比較好的政治力量、經濟力量和社會文化力量的支撐，這些基層群眾自治不論在民主的形式還是在自我管理的功能上都得到了良好發展，展現出獲得自主性的社會和社會主體的新的發展趨向。這兩個極端對中國政治發展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政治內涵，前者關系到中國社會調控和政治穩定問題，后者關系到中國民主發展基礎和前途問題，這樣，基層群眾自治問題很自然地成為90年代中國政治學關心的重點問題。雖然，這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從總體上講，還僅僅是個開始，方興未艾。

三、中國政治學發展的貢獻

以美國學者華勒斯坦為主席的重建社會科學委員會在近年出版的《開放社會科學》一書中，分析了社會科學發展與社會變革之間的內在關系：“若要對社會變革進行合理的組織，那就必須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種種規則。這就不僅為我們后來稱為社會科學的那一類學科提供了發展空間，而且還對它們產生了深刻的社會需求。”（注：華勒斯坦等：《開放社會科學》，中文版，第10頁，三聯書店，1997年版。）從這個意義上講，基于中國社會和政治發展深刻需要而恢復和發展的中國政治學，在其發展中對中國政治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政治發展本身的要求。這也就是說，中國政治學發展所貢獻給中國政治發展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國政治發展本身的客觀要求，而且這些貢獻是在政治發展與政治學發展的相互推動中實現的。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這種貢獻是復合性的和內在性的，而不是體現為簡單的一對一的因果關系，因而，很難確定政治學研究的某一項具體的研究或成果對中國政治發展形成的實際作用和影響是什么。所以，這里就中國政治學發展對中國政治發展貢獻的考察，不是從中國政治發展所取得的實際成就出發，而是從中國政治學發展本身為中國政治發展所創造的積極條件出發。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政治學發展的貢獻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中國政治學發展為中國政治發展提供了具體的發展目標。1985年，鄧小平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發展時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中，“就國內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兩條，一條是政治上發展民主，一條是經濟上進行改革，同時相應地進行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顯然，民主化是改革開放中的中國政治發展的核心目標。圍繞著這個目標，我國展開了政治體制改革。1980年，鄧小平在其發表的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中，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指明了原則和方向。在這個指導性文件的指導下，政治學研究深入探討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內容：如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加強人大制度建設、完善選舉制度、決策民主、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完善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健全監督體系、加強基層政權建設、發展社會主義法制、反對腐敗等。1986年前后，為了把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具體化，并全面提上議事日程，鄧小平提出了三大改革目標和三大改革內容。但是，鄧小平認為政治體制改革要比經濟體制改革更復雜和艱難，需要謹慎，需要認真研究，所以，認為這些目標和任務還必須具體化，以便使改革做到有計劃、有步驟。（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6—180頁。）這個要求，既是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的，同時也是對政治學研究提出的。為此，政治學研究對以往已提出的具體目標作了進一步的充實和豐富，提出更為具體的改革目標和方案。例如黨的十三大報告在法制建設方面給出了十分具體化的發展目標：黨、政權組織同其他社會組織關系制度化，國家政權組織內部活動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層之間的關系制度化，人員的培養、選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層民主生活制度化，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化。（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47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顯然，這個具體目標體系中包含了不少政治學研究成果。目標與手段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所以，當政治學為政治發展提供具體發展目標的同時，實際上也提供了各種可選擇的改革手段，這實際上為具體的改革和發展提供了途徑。

其次，中國政治學發展為中國政治發展的戰略選擇提供了理論依據。中國政治發展是與中國全面改革和現代化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政治發展，尤其是體現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政治發展，直接關系到改革和現代化發展的全局。而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深厚、規模巨大、法制薄弱的社會中，政治改革所可能面臨的問題是十分復雜和艱巨的。這就決定了合理的發展戰略選擇對中國政治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如果戰略失誤，我們所要付出的代價，不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整個社會的發展。但是，正如鄧小平所說：我們干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所以，我們的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一樣，只有自己的和別人的經驗與教訓，而沒有現成的發展戰略，我們的發展戰略只能在不斷的實踐、探索和總結中逐步形成。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這樣走過來的，同樣，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也是這樣走過來的。中國的現實發展狀況表明：盡管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還面臨著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但是中國從自己的國情和社會性質出發、從中國社會改革和發展的全局出發，把握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政治發展戰略，在總體上是成功的。這種合理的發展戰略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的實踐和探索，另一方面則是基于政治學研究為發展戰略選擇所提供的理論依據。政治學研究在這方面的貢獻，主要體現為政治學研究對政治發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做了研究和回答。這些重大理論問題有：政治發展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辯證關系；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關系；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政治穩定與政治發展的關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征與內涵；中國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發展中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的重要性；強化中央權威與合理調整中央與地方關系；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中國民主政治；政治體制改革中的權力結構調整與制度創新；依法治國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作用和功能等。雖然從總體上講，政治學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回答還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學對這些理論問題的研究，對于形成合理的中國政治發展戰略還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中國政治學發展改善了中國政治發展的政治文化基礎。雖然政治發展的動力是經濟和社會發展，但是，體現為政治主體的政治認知、情感和價值取向的政治文化對政治發展也有一定的影響作用，在特定條件下，這種作用可能是決定性的。因而，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礎是政治發展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素。在這近20年的中國政治和社會發展中，政治學發展對促進中國政治文化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具體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中國政治學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傳統的政治觀念，傳播了新的政治意識。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年代，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人們的政治觀念被嚴重扭曲。因此，改革開放后，中國政治發展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改變人們舊的政治觀念，對政治和政治生活形成新的認識。中國政治學恢復后，在普及政治學基礎知識的過程中，也向人們傳遞了正確的政治觀念和新的政治意識，使人們不僅意識到作為公民所具有的權利與義務，而且認識到政治和社會發展的真正目標以及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和規則。這些觀念和意識上的變化和發展，為政治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心理和文化基礎。二是中國政治學發展培養了一大批直接從事政治學研究和黨政管理的人才。政治學之所以是一門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治學所研究的政治活動和政治發展有其內在的基本規律。政治發展的一個關鍵就是人們對其規律的認識和把握，對這種規律缺乏科學認識和把握的政治發展將不可能成功，甚至可能走向危險。“”的教訓從反面證明了這一點。從這個意義上講，建立專門研究政治的學科和培養專門從事政治研究的人才，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具有深刻的意義。與此同時，政治學學科體系和培養體系的確立，就使得政治學能夠不斷地向政治體系輸送具有現代政治意識和管理知識的黨政管理人才，而且隨著國家公務員制度的確立，政治學發展在這方面的貢獻還將繼續擴大。這些新生力量不斷進入政治體系，不僅有助于實現鄧小平確定的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個目標，即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注：鄧小平認為要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最關鍵的一點就是要保持領導層干部的年輕化。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9頁。）而且也為政治體系在政治發展中實現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提供了基礎。

在中國政治學發展對政治發展的貢獻問題上，雖然我們不能說沒有政治學的發展就沒有中國政治發展，但是我們能夠說中國的政治發展不能沒有政治學的貢獻和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政治發展需要政治學發展，需要政治學有更大的作為和貢獻。

四、中國政治學發展的啟示

自中國有政治學研究以來，這20年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最大的。我們總結這段歷史，一方面要肯定我們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認識我們的不足。因為，只有這樣，中國政治學才能繼續發展，才能有更大的進步。概括來說，中國政治學目前存在的不足主要有這樣幾方面：在學科建設上，我們的學科體系在總體上與國際水平還有一定的差距；在研究內容上，還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論問題沒有得到科學的回答和解決，政治學基礎研究還比較薄弱；在研究的效果上，政治學研究的理論創新性還不夠，因而突破性成果不多；在研究的取向上，對中國現實政治問題的關注還不夠全面和深入，有許多應由政治學回答的問題，政治學沒有去研究、去回答；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學研究對研究方法的創新重視不夠，因而，從總體上講，政治學的研究方法還不夠豐富；在研究的學術性上，政治學研究的總體學術水準和科學性還有待提高。

正像中國政治學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是總體性的一樣，中國政治學目前存在的不足也是總體性的。這種不足，除與其發展的客觀條件和政治學者的主觀努力有關外，更重要的還與政治學這門學科在中國還處于發展、成熟過程中這一客觀事實有關。顯然，對于發展一門成熟的社會科學來說，20年時間還略顯短了些。因此，要彌補或消除這些不足，除了政治學者的主觀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還有賴于政治學這門學科在整體上的不斷充實和發展。在中國社會，政治學要繼續獲得整體的充實和發展，從根本上講，有賴于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有賴于中國政治的進一步發展。

總結歷史是為了未來更好地發展，因此，對于歷史的總結，重要的不是在于整理過去，而是在于從整理過去中尋求能夠對未來發展有啟示的東西。本文在這方面作了一些思考和努力，筆者認為，這種啟示主要有以下內容：

啟示之一，必須把學科建設置于戰略地位，沒有學科的發展，政治學的總體發展就必將因缺乏后勁而自然萎縮。中國政治學的這20年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80年代政治學恢復后的學科建設和發展。但遺憾的是，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后，今天的學科體系并沒有比20年前發展多少。在當今時代，陳舊的學科體系是無論如何也產生不出一流的學術的。

啟示之二，政治學發展應堅持引進和創新并舉，不可偏廢。有分析地引進國外的前沿理論和先進方法，有助于中國政治學研究水平的總體提高，但是，這不是中國政治學的生命力所在。中國政治學的生命應是自己的理論創新。理論創新的基礎，一方面是對前沿理論的把握，另一方面則是對現實政治的深入研究和科學把握。因此，對于中國政治學的整體發展來說，引進和創新都具有重要意義，引進不能代替創新，而創新不能否定引進。只要有創新的精神，任何引進都將不是盲目的接受。

啟示之三，中國政治學走向世界的資本應是對中國政治的系統研究。中國政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歷史上的中國政治，二是發展中的中國政治。前者作為一種獨特的政治文明而對世界有意義；后者作為政治發展的經驗而對世界有意義。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政治是個世界性的政治學研究課題。中國政治學在這方面自然有“近水樓臺”的優勢。當然，把對中國政治研究作為中國政治學走向世界的資本，只是相對而言的，這個問題不是絕對的，也不能是絕對的。

啟示之四，中國政治學發展應走科學為本、學術為本之路。這20年來，中國政治學研究形成了不少成果，但這其中真正能支持學科或學術各領域發展的論著不多。這其中有許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政治學研究的科學性和學術性還不夠，不少論著缺乏生命力。學科和學術發展沒有高質量的論著支持和支撐，也就等于沒有發展的基點。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政治學要追求長期的發展，就必須走科學為本、學術為本之路。

啟示之五，中國政治學研究必須從“小政治學”走向“大政治學”在政治與經濟、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影響日益密切、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相互影響日益擴大的趨勢下，許多政治現象無法用純而又純的政治理論來分析和研究，必須借助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來分析和研究。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政治學研究的視野、研究的理論和研究的方法，就必須有比較大的發展，這種比較大的發展必須充分吸收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理論和研究方法。“大政治學”與“小政治學”的最大區別就在于它已不再僅僅局限于從單純的政治學概念和邏輯體系出發思考和研究政治問題。從世界政治學發展的趨勢來看，這不是新問題，但對于中國政治學發展來說，由于政治學的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發展比較有限，這個問題至今依然是個新問題，而且關系到中國政治學的未來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