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西哲學文化思政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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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中的生活使葛蘭西開始對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進行艱苦卓絕的哲學思考。通過反思，他洞察到現實政治實踐活動的情況：抽象的理論宣傳和意識形態教育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牢不可破的堅固壁壘，如果要改變這一局面，必須從文化和政治批判的角度來高揚知識分子和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使他們在現實政治實踐中認識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進而用他們所代表的有辯護力的意識形態來確保本階級對全社會的領導權。

一、政治與哲學的關系

具體而言，葛蘭西認識到當時政治斗爭的失敗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牢牢掌握住維護和美化統治的話語權，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自身沒有形成更高級的反映自身利益的哲學。針對這些情況，葛蘭西指出，政治斗爭不能采取自發主義的態度，必須有正確的世界觀引導。在他看來，“哲學是一種世界觀，哲學活動也不要看成只是‘個人’對于系統的、融貫一致的概念研究，而且也要并首先把它看成是改變群眾的‘心態’，傳播哲學新事物的一場文化上的戰斗”。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政治離不開哲學。從哲學本身來講，葛蘭西認識到“實踐哲學是以過去的文化為前提：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德國哲學和法國革命……它是一種政治的哲學，又是一種哲學的政治”。而以往的思辨哲學在純粹的精神領域思考歷史發展的過程，把歷史引向神秘主義，使被統治階級無批判意識地自愿聽從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宣傳。以往哲學滿足于進行純粹的邏輯推理和先驗假設，這種狀況使葛蘭西認識到“應該特別注意批判地審查思辨性質的歷史理論。從這一觀點出發，可以寫一部新的《反杜林論》，并且大可稱之為《反克羅齊論》”。葛蘭西反對脫離一定的社會條件和關系來看待哲學。他高度肯定實踐哲學并稱贊實踐哲學是擯棄了一切先驗論和神學痕跡的“最高的‘歷史主義’，它完全擺脫了任何一種抽象的‘觀念論’，它是歷史的世界之實在的成果，它是新的文明的開始”。在此，葛蘭西所強調的哲學是指向現實政治斗爭、遠離思辨王國的，它要求回到人的現實生活世界，它要找到分析和解決現實社會深層矛盾的理論基礎。

葛蘭西認為政治本身就是哲學，因為政治是一個由現實走向理想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政治體現了群眾提高自身文化和道德水平及社會地位的目的和意愿，所以政治不是價值中立的，也不僅僅是技巧和手段，它還體現了哲學所追求的價值與事實的統一。另外，他還指出哲學為政治提供倫理基礎，實踐哲學不僅僅是反映現實，更重要的是為改變現實提供實踐和邏輯論證。葛蘭西上述思想表明：實踐哲學是對政治實踐活動的理論總結，政治實踐是實踐哲學的現實基礎，二者在本質內容上反映的都是社會歷史的辯證動過程。

二、知識分子理論

葛蘭西創造性地指出，實踐哲學直接指向的不是建立一套解釋和反映現實的理論體系，而是尋找到積極變革歷史的主體以扭轉在意大利和其他發達國家工人運動失敗的局面。所以，從歷史主體及其政治實踐活動出發來構建整個哲學思想是葛蘭西實踐哲學的一個突出特征。在歷史的實際運動中能真正意識到和引導這一辯證歷史活動的是知識分子，能真正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力量是由知識分子和群眾組成的歷史集團。馬克思依據的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區分，在更為狹隘的傳統意義上使用“知識分子”這一術語，與此相反，葛蘭西則是以寬泛得多的方式來使用“知識分子”這一概念。在葛蘭西看來，以往對智力活動標準所作的定義過于狹隘了。“在我看來，方法上最普遍的錯誤是，從智力活動的內在本質去尋求這種區分的標準，而不從這些智力活動（以及人格化地體現這些活動的知識分子集團）在社會關系總復合體中占有其地位的整個關系體系中去尋求這種區分。”他繼續寫道“：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會上都具有知識分子的職能。”

由此，葛蘭西得出結論說：“最終，每一個人在他的職業活動之外，還從事某種方式的智力活動，就是說，他是一個‘哲學家’、一個藝術家、一個有鑒賞力的人，他對世界有自己的獨特見解，有自覺的道德行為準則，從而對維護或改造某種世界觀，即為造就某種新的思想方式作出貢獻?！币栏鹛m西的看法，每一個社會階級都是這樣：“都有組織地親自參與創造一個或幾個知識分子階層，其中每個階層都具有同質性，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社會和政治領域都對自身的職能有一種自覺。”葛蘭西把“傳統的”和“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區分開來。傳統的知識分子是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錯誤地認為自己獨立于社會各階級之外，他們看似體現某種超越社會政治變革的歷史連續性。這類知識分子大都是作家、藝術家和哲學家，特別是牧師。雖然造就他們的生產方式已經消亡，但他們一直存活著、世代相傳。他們與歷史上垂死的階級有聯系，卻又自稱具有某種獨立性，這一事實就包含了一種思想意識形態（通常具有某種唯心主義傾向）的產生，借以掩飾他們實際已落后于時代。如果說傳統知識分子的概念主要是一個歷史的概念，那么，有組織的知識分子的概念則具有更多的社會學含義。衡量一個知識分子有組織的程度如何，是以他所在的組織與該組織所代表的階級的聯系緊密度來確定的。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在政治、社會和經濟領域明確表達出他們那個階級的集體意識，同時他們又具有一定的獨立性。這些有組織的知識分子的任務（葛蘭西尤其依據他在《新秩序報》的經驗）是把工人階級活動中所固有的潛在斗志和潛力挖掘出來，并使之協調一致。由此，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同他們的階級的關系成為這樣一種辯證關系：他們從工人階級的經驗中汲取養料，同時又向工人階級灌輸理論意識。在此基礎上，葛蘭西認為哲學和道德倫理的發展與群眾自覺意識的發展及知識分子和群眾政治實踐活動的深入是辯證統一的。強調群眾也是追求和實現價值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葛蘭西還強調“是”與“應該”的統一，即歷史的發展只存在于群眾的批判精神和自我意識中，存在于知識分子積極把理論付諸實踐進而改造現實社會的政治實踐活動中。展開來講，在葛蘭西看來，群眾能認識到自己的歷史地位，一方面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另一方面是知識分子或政治哲學家啟蒙教育的結果，如果沒有二者的有機結合，所謂改變社會只是空話。因為在“通常情況下，普通群眾能感受到卻無法認識或理解，知識分子能認識到卻接觸或感受不到，所以存在著兩個極端，一方是庸俗而又賣弄學問的知識分子，另一方是擁有盲目熱情和帶有宗派主義性質的普通群眾……任何人或團體如果沒有革命的熱情、沒有把知識分子和民族國家聯系起來的行動，就無法創造歷史”。

三、領導權理論

在明確理論與實踐、知識分子與群眾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的基礎上，葛蘭西進而指出，變革社會的過程就是破壞已有世界觀和建立新的世界觀的過程?！叭绻y治者失去民意，也就是說它不再是‘領導階級’而只具有純粹強制性力量的‘統治階級’，那么這意味著群眾已脫離了傳統的意識形態控制?！边@時，危機就會發生，它體現在舊的東西已經死亡，但新的東西尚未誕生。所以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運用歷史辯證法，引導歷史主體摧毀舊的世界觀亦即文化領導權。當然前提是弄清領導權的具體內容，以便為無產階級建立新的更高級的反映民眾意愿、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和能在民眾和知識分子之間互動的文化和政治領導權提供理論基礎。論及領導權的內容，葛蘭西主要指的是政治、思想與道德的領導能力，它的原則是同意和說服，即指處于統治地位的階層通過進行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信仰體系的擴大宣傳來鞏固自己的主導地位，并且，他們的宣傳教育能被普通群眾接受和認同，通過這種方式達到他們維護自己統治秩序的目的。首先，領導權意味著特殊知識結構和價值評價體系的建立。社會集團能通過道德的宣傳、文化的滲透和意識形態影響等方式形成自己的知識結構和價值評價體系，并把它們在現實中普遍化，使它們成為被普遍接受的世界觀。此外，領導權還意味著統治階層建立的獲取“永久同意”的體系，它使現存的社會秩序合法化，這種由錯綜復雜和逐步加強的觀念組成的保護網絡是由知識分子來加以論證和清晰的表達，由群眾與知識分子辯證運動所組成的歷史集團來推動它從理論走向實踐。

具體表現為在傳播和發展新領導權的過程中，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組織者和教育者，他們擔負著聯結處于主導地位階層和處于從屬地位階層的重擔，并且作為立法者，他們能解決發生在上層與下層之間的矛盾，通過這些使下層社會接受現存的權力結構。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之所以能穩定就在于知識分子發揮著組織和引導文化并把統治階層的價值觀念普遍化的職能。葛蘭西寫道，“要是你研究一下意大利從古到今的全部歷史，你就會發現：一個小的領導集團有條不紊，把群眾運動所產生的政治人物成功地吸收到自己這方面來，而這些政治人物原來就具有破壞性”。后來，葛蘭西認為，第二國際的失敗根源在于工人階級運動無力抗拒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滲透。就這樣，領導權的概念解開了資本主義何以能在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下繼續存在之謎：“在今日議會制的傳統領域，‘規范地’行使領導權是以強制力同自愿相結合為特征的，二者相互平衡，強制力的一面并不過分地蓋過自愿的一面。的確，社會總是想辦法讓人確信，訴諸強制力似乎是建立在所謂輿論機構（報紙、社團）所表達出的多數人同意的基礎上。因此，在某些情況下，輿論工具就人為地膨脹起來。”只要資產階級繼續行使這種文化領導權，無產階級革命就是不可能的。而工人階級為了建立自己的領導權，就必須超越為自己狹隘宗派利益而進行的斗爭，必須使自己能夠以全社會利益的捍衛者身份出現。無產階級要建立與資產階級對立的領導權，而沒有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則是不可能的。在這個問題上，黨也是一個根本因素。葛蘭西非常重視理論批判與政治實踐活動的結合，他認為新領導權建立的過程也就是作為文化和道德力量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群眾緊密合作進行理論批判、政治斗爭的過程，他主張黨在試圖奪取政權之前，應該是一個教育機構（而不是一個直接的政治組織），由它提供一種“反（資產階級的）文化”，其目的是在市民社會的大多數方面取得支配地位。葛蘭西說道：“一個社會集團在贏得政權以前，可能而且確有必要已經在行使“領導權’了（這的確是贏得政權一個最基本的前提條件）；而在行使權力時，這個集團隨之便成了統治力量。但即便它牢牢掌握了政權，也必須繼續‘領導’下去。”當然，這不是說葛蘭西輕視了必要的暴力因素，他倒是把暴力同奪取市民社會的領導權斗爭辯證地結合起來。他認為，說服和暴力這兩者在任何革命過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特別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觀已長期滲透在社會中的西方，奪取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斗爭有時至關重要。葛蘭西已意識到，如果不具備那些已掌握經濟、政治權力的人所擁有的全部手段，這一斗爭會是異常艱難的；因而，有時他暗示，要造就一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否則市民社會的領導權也只有奪取政權以后才能正式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