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研究邏輯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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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框架類似于形式邏輯的理想類型，是一項將關鍵要素關系理論化的努力，對社會轉型分析具有重要意義。分析框架具有多元及競爭性，代表著流派傳統(tǒng)，有多少分析框架，實際上就會有多少標準邏輯。這些邏輯往往影響著研究者對于具體事實的看法，在轉型研究中起到發(fā)現(xiàn)事實、評估價值、提供標準、組織證據(jù)的作用。如果沒有分析框架的幫助，很多差異特征之間的轉型就會隱藏于歷史視而不見。因為判斷何者為轉型的關鍵要素，并非是史料自動給出，而是由分析者從史料中選出。

關鍵詞:轉型研究;分析框架;形式邏輯

一、歷史觀

社會轉型一直是政治社會學關注的領域。由于轉型的長程性質，政治社會學者多采用歷史資料分析轉型現(xiàn)象。一些觀察稱此為面向歷史的“轉向”，但在我看來，這種“轉向”其實指的是資料和證據(jù)的來源，而鮮少涉及處理史實的分析框架問題。與其說他們把研究目標轉向歷史，不如說他們在尋找對后致社會轉型的路徑影響更準確。另一些觀察批評轉型研究的“歷史觀”呈現(xiàn)斷裂性———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停滯與發(fā)展，野蠻與文明，國家與社會，……諸如此類，而非連續(xù)性，這確實觸及分析框架，卻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歷史“觀”問題。何為歷史觀?我的看法，它不是指將研究目標限定為歷史。歷史觀屬于前提性預設，是無論采用什么分析框架、無論分析歷史還是現(xiàn)今材料的學者都須擁有的。如果一個研究者預設了———存在變動的進程事實，這些事實呈現(xiàn)不同的類型，可以進行認識和比較;在某些研究目的下，比如挖掘現(xiàn)今事實的起源，它們可以作為參照系提供經驗或者教訓———就可以說是具備了歷史觀。歷史觀給予研究者縱向及橫向的比較視野，如果看不見歷史的變動性及相互影響性，就未必可稱得上具有歷史觀。即使是處理當今的事實，如果充分注意到了來自歷史(縱向的自我歷史，以及橫向的他者歷史)的影響，特別是相較于這些歷史事實的新變動，明了現(xiàn)今事實在這些歷史局勢中的位置，就是具有歷史觀的體現(xiàn)。歷史觀具有的縱橫比較視野，有助于克服轉型分析中常見的局限:僅僅基于局部的已知經驗，或者僅僅基于審美、好惡及教化目標的關于過去的評斷。對于轉型研究來說，歷史觀不是指如何看待具體的歷史事實，而是指是否具備了上述前提性預設。如何看待具體的歷史事實，常常是分析框架問題。比如學界常言的線性或者多元的“歷史觀”，實際上是趨同演進還是趨異分殊的分析框架使然。我主張輕易不言分析框架的“轉向”，原因在于分析框架的形成代表著接續(xù)某種學術傳統(tǒng)，它們本身就是多樣的、競爭性的、相互影響或者挑戰(zhàn)的。在某一個特定時期，有些影響大，較為“主流”，有些影響較小，未引起注意。但主流的未必就是持久的方向，非主流也可能會慢慢變成主流，或者經過一段時間，再變成非主流……所以，分析框架并不是追求理論時髦。分析框架不是權威豎立，而是認識者通過思想市場進行選擇的結果。知識的進展，有賴于不同分析框架的交流甚至激戰(zhàn)，它們的交匯、論辯、甚至抵牾，是為研究的常規(guī)現(xiàn)象。流的多元其實就是分析框架的多元，流的變化其實就是分析框架的變化，知識是在多元分析框架的競爭中，通過相互影響及不斷的證據(jù)挖掘演變的。但演變不同于演進。如果知識(只能)“演進”，“轉向”說法就很容易讓人誤解為正確替代了錯誤，革新替代了守舊。然具有長年研究經驗的人，都明白見過錯誤替代正確、守舊替代革新的情況。所以分析框架的變化，與其說是轉向，不如說是常態(tài)。

二、證據(jù)組織的邏輯

在政治社會學分析中，運用什么框架處理資料，比起從現(xiàn)實資料轉向歷史資料，是更重要的問題。換句話說，資料是當今的或是歷史的沒有關系，因為它們的真正作用都是論據(jù)，是產出論(知識)的據(jù)(根據(jù))。證據(jù)需要通過邏輯進行組織，分析框架不同，學者從史料中看到(或者他們認為值得重視)的東西往往不同。我們經常可見，針對同一史料，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不同的論點，這些差別，不完全是材料本身，而是研究者的分析框架決定的。這提示了，對社會轉型分析具有關鍵性意義的，不僅僅是史料，還有來自經驗現(xiàn)實、但經過人類認識活動抽象出的分析框架。是這些分析框架影響著研究者對于具體證據(jù)的組織邏輯。比如，對于資本主義轉型的分析，一種分析框架是:生產力的發(fā)展改變了生產關系，從而出現(xiàn)了新的社會形態(tài)演進，因此，生產力的發(fā)展是轉型之根本;另一種分析框架則是，產權關系確定，激勵了效率追求行為，于是生產剩余轉向投資增加，導致生產力的更新，因此，產權關系的變化是轉型之根本。那么，究竟是生產力推動了社會轉型，還是產權關系推動了社會轉型?與其說是史料本身，不如說是分析框架對于史料的邏輯組織給出的答案。還比如，“沖擊—回應”框架，將社會轉型看成是回應外部挑戰(zhàn)的方式及結果，在這樣的框架下，沒有真正遭遇外部挑戰(zhàn)的中國，似乎難以發(fā)生自動轉型，因為不存在動力。如果如此，凡是和西方沒有明顯聯(lián)系的史實都是不重要的，西方的沖擊或影響，成了歷史敘說中被凸顯的重點。①而以中國為中心的分析框架，則相信內因是變化的依據(jù)，轉型必定始發(fā)于中國自身的需要和情勢。在這樣的分析框架下，和西方無影響關聯(lián)的歷史事實，對于轉型解釋的重要性自然上升。中國自身是否會發(fā)生轉型的動力?這些動力是什么?歷史上發(fā)生的多次沖突、其作用究竟是鞏固了延續(xù)還是觸發(fā)了轉型?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顯然和分析框架密切相關。這兩個例子，提供了對于轉型基礎原因的不同(甚至相反)看法，是運用分析框架選擇史料、并組織化史料中的關鍵要素關系的結果。這意味著什么呢?何者為轉型的關鍵要素，并非由史料自動給出，而是由分析者從史料中選出。因而，選擇什么，忽略什么，如何將選擇的證據(jù)按照一定的邏輯組織起來并指向結論，無論研究者自己是否明確認識到，實際上都需要運用分析框架的指引。

三、提問方向

由于分析框架是一項將關鍵要素關系理論化的努力，學者很多關于歷史事實的不同意見，實際上是分析框架的分歧導致。或者更明確地說，是不同“理論”引導并回答提問的結果。分析框架不同，意味著背后學術傳統(tǒng)的理論所提供的理由不同，研究提問總是走向理由，所以提問的方向不同。在不同目標問題的引導下，基于分析框架的強調或者忽略，在轉型研究中十分常見。比如基于現(xiàn)代化的分析框架，對于后發(fā)國家的社會轉型，研究者提出的問題是———它們的現(xiàn)代性生長為何遇到障礙?是什么障礙?此提問的基本邏輯在于———為什么沒有……?為什么這個國家的發(fā)展偏離了(現(xiàn)代化設置的)標準?基于再分配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分析框架，對于中國的市場化轉型，研究者提出的問題是———為什么市場體制會在中國出現(xiàn)?在仍然由國有企業(yè)占主導地位的轉型經濟中，是什么制度“允許民營經濟行動者與之展開競爭與合作”?①此提問的基本邏輯是———(本不應有，但)為什么有……?這些問題邏輯把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向不同的重點。在某種意義上，重點就是選擇點，面對大量的資料，確定何者更為基本和重要，在不同框架的影響下，實際上不得不存在必要的彰顯和忽略。這一點在社會學分析中尤其明顯。由于社會學對于轉型分析的目標不僅在于闡述過程，還在于說明轉型發(fā)生的動力、機制和形態(tài)，社會學對歷史資料的處理，關注點就不僅是事實記錄———故事、階段、成敗、人物命運、甚至單個事件的前因后果，而是群體行為的動力來源、及其和規(guī)則(制度)演變之間互相構造的關系，還有，描述它們的“結構生成”———社會學的語言叫作機制———的變化。社會學把新結構關系的形成視為轉型。從這一立場出發(fā)，顯然不是所有沖突與變化都具有轉型的意義。在社會學的轉型分析看來，并非所有的活動都起著同等重要的作用，大部分的人類活動，結果不過是在延續(xù)或重復社會和文化結構②，并未帶來顯著和有意義的變化。所以，轉型的意義是研究者基于特定目的賦予的。轉型的證據(jù)素材當然是歷史告訴我們的，但挖掘證據(jù)素材的研究者同樣重要:他需要區(qū)分無關緊要的日常活動，與改變或者延續(xù)社會結構、社會觀念的系統(tǒng)化力量，區(qū)分長時態(tài)經濟政治社會關系變化的關鍵時刻，區(qū)分個人關系與社會關系、個人選擇和公共選擇、個人思想與社會觀念、人際間的遠近關系與社會勢力分布的格局、偶然變化與必然變化、不可能出現(xiàn)與尚未出現(xiàn)的變遷，真正的前進與循環(huán)往復……也可以說，研究者需要把撼動社會結構的變化，從紛繁的一般變化中辨識出來。這些區(qū)分是人類智力活動的結果，沒有分析框架的處理，它們就混雜于歷史資料中難以顯現(xiàn)。

四、對材料價值的敏感

選擇和區(qū)分需要辨明，究竟哪些是顯著和有意義的變化。比如對于經濟轉型分析，為何民營經濟的出現(xiàn)對于轉型十分重要?為何多元組織類別的出現(xiàn)有意義?為何新的經濟行動者加入是不能忽略的主題?對于這些要素的價值評估，需要事實的證明，也需要分析框架發(fā)揮標準設定的作用。學者實際上依賴它挑選和組織他們認為是重要的材料。這可以解釋為什么在面對同樣材料時，不同的分析者會“發(fā)現(xiàn)”不同的東西。哪些令其敏感，哪些值得深挖，哪些可以忽略，需要依賴分析框架做出選擇。在生產力推動的框架下，分析者勢必注意有關生產力進展的事實，在產權關系推動的框架下，分析者肯定不會忽略任何正式或私下(非正式)的產權規(guī)則的改變。很多轉型的材料是在特定分析框架下發(fā)現(xiàn)的，沒有分析框架，就無法敏感到它們的重要性。比如，只有運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分析框架，才可能“發(fā)現(xiàn)”社會行為規(guī)則中，不同于傳統(tǒng)關系的現(xiàn)代性要素。如果不使用這一框架，就不會覺得這些所謂的“現(xiàn)代性要素”有多么了不得，因為在延續(xù)性的框架中，它們不過是傳統(tǒng)的自我生長而已，并不具有推動社會轉型的革命性價值。所以，對于拒絕這一分析框架的研究者來說，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社會轉型”根本不能成立，理由是它不是社會事實的轉型，而是分析框架帶來的結果。分析框架可以幫助轉型分析注意并高度重視一些現(xiàn)象，暫時忽略另一些現(xiàn)象。人們運用分析框架對資料的價值進行評估，對資料的邏輯關聯(lián)進行組織，篩選或產出核心的分析概念。比如，韓國多數(shù)信眾為何從本土的信仰體系、“轉型”為信仰外來的基督教體系?以地緣政治關系作為分析框架，就會十分重視韓日歷史關系激發(fā)的民族主義思潮、以及基督教在其中的角色，把這些而非別的史實和影響，看作關鍵轉折的動力因素。①運用地緣政治的分析框架，學者發(fā)現(xiàn)了上述特定的歷史活動對于信仰轉型的作用:它們消除了外來信仰體系的文化及政治威脅性，是基督教成功獲取信眾、導致廣泛信仰轉型的社會原因。在缺乏特定分析框架的情況下，我們也許能記錄、但無法分析，也許能看到平常，但看不到變革，也許能看到沖突，但無法辨別哪些沖突對于后來的轉型具有關鍵性意義。

五、分析工具

不少學者對分析框架擔心，他們拒絕脫離具體經驗的理想類型引導，理由是分析框架有形式邏輯之嫌，它不能也不應替代豐富多變的實際。這是一個棘手問題。但，研究工作是否可以、或者應該免除分析工具?我十分懷疑。作為一種抽象化的認識手段，分析工具通常由核心概念或者一組概念關系組成。沒有這種工具，基本上，轉型研究就只能停留在現(xiàn)象層面描述，無法進入事實間關系的分析。分析必須依賴概括和抽象。比如，角色是一種抽象，群體是一種抽象，行動者是一種抽象，掮客是一種抽象，法人是一種抽象，組織是一種抽象，它們是對處于某種關聯(lián)、發(fā)揮某類作用的群體行為的特征概括，我們在經驗中看不到它們，看到的只是張三、李家、父親、三舅……但可以通過分析看見他們:角色、群體、行動者、掮客、法人和組織確實存在。沒有它們，轉型就只能見諸個人，無法分析公共社會，或者只能見諸個人動機，無法分析系統(tǒng)化行為。還比如對制度的分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它們都已經高度抽象，作為分析工具用于概括一類差異性的社會特征。作為通識性知識，學者在運用它們的時候，不必每次都再給出定義。沒有這些抽象概念指涉的特征，轉型分析甚至連基本的類別區(qū)分、差異比較也無法做到。更重要的，關于條件和結果，動機和行動的區(qū)分，也屬于脫離某一經驗的形式類型。在面對具體材料時，沒有這些分析工具，我們如何判斷哪些社會事實屬于條件，哪些是結果，哪些是動機，哪些是行動?轉型研究與結構分析具有內在的親和力。在某種意義上，社會轉型甚至就是一個結構分析術語。結構具有類型差異是一項社會科學的看法，基于這種看法，“轉型”意味著出現(xiàn)了不同于原來結構的新角色、新組織、新關系的形態(tài)。這些形態(tài)如果概括為知識產品，確實暫時脫離了具體的經驗，類似于哲學由特殊到一般的抽象。但是，“結構的隱喻意味著穩(wěn)定，結構只能解釋社會生活怎樣變?yōu)榕c之協(xié)調的組成部分，而對這些部分如何變革不予討論。結構論往往認為，變化在結構之外，例如歷史中的終結、衰落的觀念，是施予系統(tǒng)外部的影響。當談論從有關穩(wěn)定的問題轉向變遷問題時，往往涉及棘手的認識論轉向。②認識論轉向，就是改變分析框架，引入新的分析工具。學者區(qū)分不同社會類型的時候，必須依賴潛在的邏輯標準，這些標準實際上是分析框架給予的。于是，可以理解地，會有這樣的疑惑產生:怎么能用先入為主的框架關照事實本身?為何非要用形式結構“剪裁”經驗史實?這不是把它們強制“組成”別的模樣嗎?這些所謂抽象的結構是社會的真實嗎?不幸的是，如果沒有分析框架，確實就看不見一些社會真實。就像醫(yī)生借助了一臺顯微鏡，沒有顯微鏡，看不到現(xiàn)象背后的紋路關系。同樣，沒有分析工具，學者的認識活動就難以發(fā)現(xiàn)一類特征與另一類特征的差異，無法辨別材料之間的作用和關系。社會轉型是帶有確定目標的認識過程，它借助分析框架辨明意義。社會上大量的沖突不具差異類別的意義，但有些沖突具有轉型的意義，因為不同的原則出現(xiàn)，如何辨別它們，依賴的是新要素引入了分析框架。它賦予了歷史事件的轉型意義:新的行事原則出現(xiàn)。舉例法律史上的一件事。有一條河流，河流的周邊有很多先在地主，他們世代都是周邊土地的主人。隨著電力設施的發(fā)展，需要利用河流建一個發(fā)電站。發(fā)電站造了水壩，導致下游周邊的土地產量下降，人們發(fā)現(xiàn)原因是有了水壩后，有些季節(jié)走向下游的水流減少了。于是下游的地主起訴電站開發(fā)商侵犯了他們的產權，要求對方拆除或者補償。這個訴訟的判決之所以經典，是因為法官引入了新原則，他要求雙方———土地所有者和電站運營者各自拿出證據(jù)，比較誰的資產使得社會獲益面更廣，誰能帶來更大的公共受益性。結果是電站贏了，因為發(fā)電使更多的產業(yè)使用上電，包括周邊地主的土地灌溉獲得了新能源。人們廣泛從中受益，但是土地所有者的糧食產出，受益面沒有電站帶來的多。為何這個案例在轉型分析中有意義?因為它啟動了新的行事規(guī)則:改變了歷史上———以先來后到為據(jù)提供法律保護的邏輯。從時間衡量到加入受益面比較，法官引進了一個新的行為標準:當兩個產權人具有沖突的主張時，法律面臨選擇———保護在先的產權還是新到的產權。此時，具有更大公共受益面的產權得到保護，等于確立私人產權和公共利益的結合規(guī)則。試想，如果沒有區(qū)別于特定利益(個人或家戶)的公共利益或共享利益，作為新的分析工具引入，法官的認識不會發(fā)生改變，這一行事規(guī)則的“轉型”也難以出現(xiàn)。

六、形式邏輯

上述情況表明，隱藏在分析框架中的形式邏輯———比如公共利益和家戶利益的區(qū)分，成為一種可以獨立于特定材料的先驗標準，必不可少。人類向未知前進需要借助形式邏輯。形式邏輯的先驗性構想作用，可以幫助人們超越自身的歷史經驗，對某些前提性的問題進行設問。沒有形式邏輯，廣泛而深入的探索就變得更困難:“在(某)些文明中，對本體性現(xiàn)實的基本定義，和強烈的推行超驗愿景模式的彼岸世界觀念，沒有像在歐洲、或者一定程度上像伊斯蘭那樣，產生一種強大的，社會和政治秩序的替代性觀念，以及從原則上按照根本上先驗的取向，對政治(或經濟)領域的意識形態(tài)進行重建(的力量)。”①沒有形式邏輯，人們難以運用特征或者性質這類抽象的類別定義，形成不同于自然時間的分析時間———比如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或者形成不同于自然空間的分析類別———比如國家與社會;或者形成不同于自然經濟的分析形態(tài)———比如再分配經濟與市場經濟;或者形成不同于自然統(tǒng)治的分析形態(tài)———帝國與民族國家。顯然，如果沒有形式邏輯的幫助，這些差異之間的轉型就會隱藏于歷史視而不見。沒有形式邏輯，人們更難以揭示客觀事實背后的因果聯(lián)動機制，因為這種揭示必須有觀念架構的參與———讓敘事擺脫單純的編年順序，服從分析框架設定的解釋順序:“機制探索要求對事實的敘述，服務于對關鍵時序動因的挖掘。比如，托克維爾對于法國革命歷史的敘述，就服務于他對法國社會關鍵局限條件的發(fā)掘:絕對專制、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觀念的抽象性、和政治經驗的匱乏。他使用史實是為了揭示這些關鍵變量、(及其)在塑造革命具體進程中的持續(xù)和變化作用，而不是為了書寫史實本身。可以說，他摒棄了編年的秩序，讓敘事服從于觀念的秩序”。②當然，形式邏輯既給予研究者自由，又給予他們認識限制。而突破限制依賴新的分析框架和事實資料，因此，轉型研究為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的相互學習及合作提供了難得的空間。

七、適用性標準

既然轉型研究離不開分析框架，分析框架又是多元競爭的，那么一個棘手問題必然出現(xiàn):哪些分析框架是適用的?根據(jù)什么判斷它的適用性?一個流行的標準是國家差別。這個問題目前的爭議，焦點主要在政治方面。但政治問題和知識問題存在差別:政治有國界，知識是跨國界傳播的，政治事關(話語)控制權，知識的擴散則不在于生產者或生產地，而在于受眾的選擇。知識一旦產出，就被看成是公共可用的，可以用它地的經驗證實或者證偽的。知識作為一套解釋系統(tǒng)，既可以被政治性使用，也可以被知識性使用。政治性使用關注話語控制權問題，適用性的標準就成了國界:產生于A地的分析框架不適用于B地，指A地的知識不應對B地形成話語控制。知識性地使用則是另一番景象。比如，前述提及的地緣政治分析框架，并不是產生于韓國，但是否適用于韓國信仰體系轉型的分析?還比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分析框架，也不是產生于中國，它是否適用于中國的經濟轉型分析?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一項知識系統(tǒng)，從知識的角度看合理，但是從政治的角度看是為錯誤?或者反過來，一個話語體系，從政治的角度看合理，但從知識角度看是為謬誤?這些問題純粹從單一的立場出發(fā)得不出全面答案。但有一途徑也許可以使棘手變得簡單:看其是否能解釋實際事實，有多大程度的解釋概率。如果不能解釋，無論它來自哪里(即便是本地)都是不適用的。即使從政治角度考量，一個解釋力低的話語系統(tǒng)，也無法贏得真正的控制權地位。比如，有研究者發(fā)現(xiàn)，早在經濟轉型發(fā)生之前的歷史時期，中國全民所有的低技術企業(yè)中，就存在著一種混合式的工資體系。在1952年及1956年的兩次工資改革中，計件工資都被認為是先進的工資方式，得到推廣。經過1956年運動式推行之后，國務院統(tǒng)計的工廠計件工資率已經超過45%。不過，這種推廣并沒有持續(xù)很長時間，不久以后，計件工資就作為資本主義的工資形式，成為時期的批判目標。在政治掛帥的環(huán)境中，計件工資減少了，甚至(至少在名義上)被完全取消。但在后期，不少工廠又恢復了計件工資制。而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寫道，計件工資是“最適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工資形式”，如果計件工資制與資本主義相關聯(lián)，為什么這種工資形式，會在社會主義國家得到推行?①這個問題對轉型研究的重要性，不僅在于有關資本主義分析框架提供的標準特征在新環(huán)境下的不適用，還在于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在和政治意識形態(tài)互動時發(fā)生的搖擺現(xiàn)象，有助于理解社會變革的發(fā)生、以及之后的政經關系走向。如果這項制度安排在變革發(fā)生前就具有長期歷史，就可能解釋變革中經濟雙軌制、甚至一國兩制思想的由來，還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四十年以來的國企改革進程，為何相對于其他國家更容易，一系列市場規(guī)則的出現(xiàn)，為何沒有激發(fā)強大的階級反對力量出現(xiàn)，以及比較而言，中國的社會轉型，為何基本避免了巨大的社會動蕩。實際上，在西方學術界的社會轉型分析中，即使是最強勁流行的分析框架，也不得不在新的事實面前發(fā)生變動，這是知識更新的內在動力所為。比如，傳統(tǒng)落后解釋不了亞洲的飛躍性發(fā)展，現(xiàn)代化無法解釋拉美社會產生依附結構的事實，威權體系難以解釋體制在變革中的韌性，制度滯后難以解釋意識形態(tài)名實分離下的發(fā)展現(xiàn)象，民主選舉難以解釋公共品提供的差異……在面對一系列新現(xiàn)象時，努力尋找或者建立適用性更高、更嚴謹?shù)姆治隹蚣埽撬修D型研究者的工作。但所有修正或替代性的新框架，都不得不接受來自他國經驗事實的檢驗，這意味著任何分析框架都不是特指或專用的，自我限定適用區(qū)域或者排斥外來分析框架，不僅對他人的影響更少，而且還阻止了自己的進步。對分析框架適用標準的另一個疑問，來自古今差別:當我們面對歷史材料時，這個分析框架是否是史人的?確實經常不是，因為當時還沒有現(xiàn)在這樣的觀念。古人的看法不可能是今人的看法，古人重視的問題不一定是今人重視的問題，古今運用的概念、概念中的含義都不一樣。對于古人而言，教育是教化而非求知;治國重安而非富強;社會重位序差等而非平等;家庭重責任倫理而非個人權利;財富重土地房產而非流動金融;戰(zhàn)爭重輸贏而非正當;國家重疆土拓展而非政治關系的制度化;女性重家庭隸屬和保護而非獨立……對于這樣的歷史材料，用今人的眼光、框架、概念和標準來提問是否適當?如果結論是不適當，那么轉型研究何以進行?如何才能對歷史提供新認識?對此我沒有答案，只是提出問題。

作者:張靜 單位: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