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面新聞對思政教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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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新聞是指那些聚焦于與現行社會秩序和道德標準相沖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現象，一般說來，犯罪、性、丑聞、事故以及自然災害等一類事件往往是它的報道重點，它強調‘變動’、‘反常’‘沖突’”[1]這一定義被諸多人所引用的，從這個定義可知，負面新聞所包含的內容是非常廣泛的，涉及主觀和社會的，如犯罪、丑聞，與主流道德相沖突等；它也涉及客觀和自然的，比如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本文所述的負面新聞，重點聚焦于“與現行社會秩序和道德標準相沖突的事件”。負面新聞受政策環境的寬松，民主法制的發展，新媒體的崛起等系列因素的影響呈現出不斷增多的必然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者，應采取科學、正確態度從容應對，妥善處理，緩沖和降低其負面影響，變壞事為好事，開發其思想政治教育資源的效益性。

一、負面新聞不斷增多的原因

1.社會轉型期各類矛盾的集中爆發，為負面新聞提供了大量素材社會加速向前發展，各類利益急劇分化，與此同時民生建設步伐滯后、群眾利益訴求渠道不通暢、基層政府對群眾權益漠視等等諸多因素結合一起，導致各級各類矛盾在勞資沖突、安全生產、警民關系、反腐斗爭、干群關系、城鄉關系、教育公平、貧富差距、環境污染、土地征用等各領域全面出現。眾多矛盾總是以個體或群體性事件顯現出來，據2005年中國社會藍皮書統計數據顯示:從1993年到2003年間,中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人增加到約307萬人。當矛盾以事件的方式出現后，都很容易成為媒體報道的首選，無疑，這是負面新聞海量出現的一重要源頭。

2.價值多元化為負面新聞增多提供了豐厚的思想土壤當前，社會結構、經濟體制、利益格局進入了深刻的變革、調整時期，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關系日趨多樣化。人們的價值追求、價值觀念、價值標準呈現出多樣化趨勢，拜金主義、自由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等等與傳統觀念、主流價值相沖突的人生觀、價值觀大行其道，深得部分人的追捧和膜拜。而負面新聞恰恰是聚焦于那些與現行社會秩序和道德標準相沖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現象，如此，與主流價值觀或道德標準相悖的思想和言行往往成為負面新聞的思想發源地。“寧愿坐在寶馬里面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車后面笑”的“寶馬女”；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等事例都是這方面的典范。

3.人們維權意識的覺醒、增長與優良法治環境的缺失為負面新聞增多提供了大量司法、涉法案例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和不斷完善，人們的主體意識、獨立意識、法律意識都得到空前的提高，與之相隨的維權意識也得以覺醒和強化，維權意識的增長的主要因素是：第一，法律觀念、公民意識不斷增強。人們的受教育水平越來越來高，社會越來越開放，人們對于屬于自身的權利也愈加明晰和重視。第二，人們的需求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由過去的要求生存與獲得溫飽轉而需要維護尊嚴和得到尊重，許多時候不求別的只求“給我個說法。”第三，鮮活的案例，喚醒了“沉默的大多數”和“習慣了逆來順受的人們”。受多種因素影響，當利益收到侵害時，許多人總是喜歡選擇沉默或者“算了”，可是近年來，說算了的越來越少，勇于爭取的越來越多，尤其受他人維權意志的影響，不管成功還是失敗都鼓舞、激發了不少跟隨者。張海超為證明職業病而“開胸驗肺”，唐福珍為抗拒強拆而點火自焚，這些對于人們維權意志的堅定都起到了巨大的“榜樣”激勵效應。與此不對稱的是，維權的成本過高，利益表達機制不暢，加之機關的衙門作風和社會的不良風氣，有的干脆就是投訴無門，欲哭無淚，于是各種以死抗爭的維權案例不斷上演，這成了負面新聞的又一重要來源。

4.部分官員的不當言論而引發的負面新聞持續增多官員的言行不僅是其自身素養的表現，更代表了政府在百姓中的形象，絕大多數干部都能按照“革命化、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的要求，牢記黨的宗旨和使命，表現出一個中共黨員應有的水平和能力。但遺憾的是，總是有少數官員不斷冒出“雷人雷語”，“語驚四座”，點燃一個又一個的負面新聞事件。如鄭州市一塊經濟適用房用地被開發商建起連體別墅和樓中樓，面對記者采訪，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發出你是“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的質問；某省一位政協官員就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接受采訪時反問記者:“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財產？”在廣州市黃埔大道交通整治工作會上，記者就“封閉部分行車道是否應征詢市民意見”采訪當地交警時，新光快速路有限公司某部長梁某突然發火，并質問記者:“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訴你啊？”上述的每一次言論都引發輿論的熱烈討論，近幾年這類事件可謂層出不窮，不勝枚舉。官員群體中產生這類現象的主要原因有：一是部分官員罔顧黨的宗旨和使命，全然不理“權為民所用”“權為民所賦”“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真諦；二是不思進取，不愛學習，落后于形勢，無法應對和解決復雜的社會矛盾；三是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極其欠缺，面對記者和攝像機，驚慌失措，不知所云；四是習慣于威權管理，作風霸道，拒絕公開透明，排斥公眾監督。

5.網絡謠言制造了大量負面新聞假象謠言本是假的，虛構的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實”，它本不應成為占據媒體空間的新聞，但是互聯網的開放性、虛擬性卻為謠言傳播大開方便之門。謠言往往無視法紀法規，毫無理性，肆意蠱惑網民、欺騙公眾，他們挑戰公德，為所欲為，給我們的建設事業抹黑，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混亂。同時，我們還要意識到許多謠言都是在言論自由的幌子下進行的，他們或許不懂得“自由本就不應是沒有限制的，而對于自由的限制來至于我們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讓渡出來自己的一些權利以維護和平衡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2]所以對于各種以言論自由為名而罔顧事實，肆意傳播虛假消息的，必須嚴厲打擊。網絡謠言的標的一般是突發事件、公共領域、名人要員、顛覆傳統、離經叛道等。近來，“微博名妓若小安”、“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修訂征收個人所得稅問題的規定的47號公告”、“中國刑警學院95屆緝毒班畢業生已全部犧牲”、“重慶貪官外逃加拿大”、“江河州委某領導妙評高爾夫”、“浙江海寧癌癥村”等系列網絡熱點事件，經有關部門查明均屬編造。這也引起互聯網界和廣大公眾的強烈憤慨和譴責。

二、對待負面新聞的正確態度

1.冷靜觀察，理性判斷，嚴肅批判對那些完全違背社會良知，沖破社會道德底線的負面信息，不論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還是社會大眾，都應保持嚴肅、批判的態度。受市場經濟“惡”的方面的沖擊，道德滑坡是有目共睹的，“在一定意義上來說，正是對道德效力問題的忽略或者說刻意回避，讓道德的聲音日漸式微。道德因此而越來越淪為神龕上的裝飾，需要安慰時就祭拜一下，不需要時就棄之如敝屣。”[3]因此，高舉社會主義道德大旗，理直氣壯的與違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丑惡現象作斗爭成為當務之急。一方面，我們無須一看到這類新聞就暴跳如雷，感嘆世風日下，以為天下一般黑。須知這種人和事畢竟只是社會極少數，他不可能成為主干，也不可能引領主流價值。比如，藥家鑫的師妹說：“是我，我也捅”，汶川地震時，遼寧一女孩通過視屏對受難同胞破口大罵，這些都引起了社會一邊倒的公憤，我們不必因為有一兩個另類而而對整個青年群體失去信心，也不必因為有一兩個大學生的離經叛道而否定整個的教育成果。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對這類現象保持高度警惕，該批判的必須嚴肅批判，有觸及犯法的該法辦的應該法辦。對這類罔顧道德底線，踐踏人類良知的言行，如果任其發展、泛濫，他們將侵蝕社會的健康肌體，引起部分人尤其是不太明是非的未成年人的模仿，后果將會是非常嚴重的。

2.理解寬容，和諧共存，主流引導“思想觀念的價值，在競爭中才會彰顯，在實踐中才能檢驗。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是一種胸懷，更是一種自信。那種扣帽子、抓辮子的辯論方式，“不同即敵對”的思維模式，本質上都是狹隘虛弱的表現，無助于社會和諧的構建、健康心態的形成。[4]當前的中國正處于一個歷史性的轉型期，不同利益的調整與博弈，自然帶來不同訴求的表達；隨著開放擴大和全球化深入，傳統與現代、國外與本土，不同價值觀念也必然產生碰撞交鋒。所以對于與主流價值觀不相符的言行所形成的負面新聞，我們應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態，不必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對對方進行打壓，甚至以道德圣人的形象欲致對方以死地。我們堅持主流價值觀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但也并不強求千篇一律，應該辯證統一看待一元化的指導思想與人們價值觀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就比如對待網絡紅人“芙蓉姐姐”和“鳳姐”，作為堅守主流價值觀和傳統生活觀念的人肯定不會認同，更不會去模仿和追隨，但也大可不必與之“勢不兩立”。

3.獨立思維，了解真相，拒絕謠言信息化、數字化時代，各類信息借助各類媒體海量出現，尤其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對于信息的傳播更是起到幾何級數的增長，在這樣一種信息傳播的環境里，各種真真假假的消息充斥其中，謠言與真相一時讓人無從辨別。更嚴重的是當下還出現了較為嚴重的所謂“網絡水軍”，有的則專門從事非法的網絡公關，他們專職從事“抹黑、攻擊、造謠中傷”，以此制造大量的負面信息和新聞。另外，如上所述，網絡謠言從出現至今就從未停止過，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面對如此現狀，我們必須積極行動，采取有效措施防控各類謠言。第一，必須獨立思考，理性解讀，努力提高自身分析問題、判斷是非的能力。第二，加強先進文化建設，用主流先進文化占據優勢，擠壓謠言生存空間。第三，提高政務誠信，用黨和政府的的誠信來引領社會風尚。大力推行黨務、政務公開，尤其對于人民群眾特別關心的一些焦點、熱點、敏感問題應及時處理、回復或公布真相，要求政府官員講老實話、真心話，用正氣壓倒邪氣，用真實粉碎謠言。第四，完善相關法律制度。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使得社會管理和法律的創立相對滯后，許多謠言制造者心存僥幸，一入網絡就如入無人之境，肆意編造謊言，混淆視聽，誤導網民，禍害網絡。所以，完善法律對網絡謠言民事、行政、刑事等配套的規范，在保護公民言論自由的前提下，厘清言論自由與造謠中傷的界限、言論自由與侵犯他人隱私的界限、虛擬空間與現實生活法律責任的界限，已顯得非常必要和緊迫。只有這樣，才能主動掌握情勢，不至于被謠言迷糊我們的方向，也不至于被負面新聞給我們帶來負面判斷。

三、負面新聞的正面價值

1.有利于人們理性、寬容胸懷的培養思想多元，價值多樣，是當下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隨“四個多樣化”的進一步向前發展，思想將進一步解放，傳統的一些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將受到更大的挑戰和沖擊，因價值觀的差異而引發的負面新聞，也將越來越多。負面新聞增多是思想解放、社會開放的體現和印證，同時，思想和價值多元也是社會繁榮之奧秘。“一個社會越是向前發展，就越需要多樣的個性表達，越需要整合各種意見形成統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心對待不同聲音，在‘存異’中‘求同’，我們的社會就不會成為‘一袋各不相干的馬鈴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斷凝聚、升華。”[5]負面新聞對于寬容、理性胸懷的形成和培養的價值主要在于：第一，讓人正視多元價值和思想的存在。在主流、核心價值觀之外，存在各種不同的思想、聲音，其實社會從來就是如此，即使在極“左”的歲月，也不可能絕對避免“異見”的發聲。只是在過去封閉的社會狀態下，多元的聲音并不能完全的呈現在大眾面前，在這種情形下，人們很容易接受主流思想，也容易接受他人的接近主流的表達，對于異見甚少聽及，甚至聞所未聞，很難坦然面對“胡思亂想”的人和事。今天，因價值觀差異而引發的負面新聞大量出現，不管你是否接受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他都堂而皇之的出現在你眼前，有的甚至高調宣揚，招搖過市。如木子美的“身體寫作”，這在以往，斥其為傷風敗俗、腐化墮落，一點也不為過，可如今，不僅自覺不羞恥，還擁有眾多的追求者和所謂的“粉絲”，很多女性不是以其為恥而是佩服其膽量，更有甚者在其面前自卑。這些都讓堅守主流價值觀的人扼腕嘆息而又不得不無奈面對。第二，讓人接受不同的價值觀，豐富人們的思想。如果說有些觀點不管其怎樣大行其道，我們都永遠無法接受，那么有些非主流觀點，經過辯論、解釋，我們或許可以轉否定為肯定，轉排斥為接納。就如廣受詬病的“富二代”，他時常成為負面新聞的大號標題，但是據《廣州女大學生價值觀調查紅皮書》的調查結果宣示，卻有59.2%女大學生愿意嫁給“富二代”。第三，使人們對于許多負面信息和事件由最初的憤怒、抗拒轉為反思、探索和建設。以前，人們接觸的負面新聞是有限的，信息也是單薄甚至片面的，那時當我們看到這些新聞時很容易捶胸頓足，怒發沖冠。可如今，新媒體、新技術快速發展，負面新聞海量出現，還有很多“內幕消息”被大量“解密”，或許“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以腐敗為例，當人們接觸多了就開始思考：為什么同樣的事總是反復出現？除了道德、思想原因是否還有制度、體制原因？這是短期能消除的還是需要長期斗爭？我們對其零容忍還是可以接受灰色地帶存在？我們自身是否也存在讓腐敗蔓延的心理基礎？等等這些疑問，比起以前的憤怒和哀嘆，更顯理性和思索。

2.有利于推動社會管理和法制建設的進步記者在西方被稱為無冕之王，輿論監督權與行政權、司法權、立法權并列為“第四”大權力，媒體通過輿論監督，曝光各類丑聞，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從而促使事件當事人或者機構，改正錯誤、修改制度、賠禮道歉、引咎辭職等等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負面新聞的出現，往往都是公眾知情權和輿論監督權的體現，負面新聞對于事件主角來說帶來的打擊可能致命性的，他完全可以讓一個平時看來風光無限的政府官員，謙謙君子的社會名流轉瞬間就身敗名裂，也可以讓政府部門或其它社會機構就某項錯誤的管理法規或行政行為做出道歉或修改。負面新聞這種不論對個人還是組織的影響，都可在一定程度上推進社會管理和法制建設的進步。有一個標志性事件，那就是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孫志剛之死是警察和收容所濫用權力導致的悲劇，經過媒體報道發酵后迅速影響全國，尤其廣大網名表達了強烈的道德義憤，隨后有法學家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收容遣送制度提出質疑，結果是兩三個月的時間就廢除了實施了半個多實際的收容遣送制度。另外像2005年的佘祥林案，經報道后不僅其人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也直接促使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要求遏制刑訊逼供和超期羈押；像2009年的周久耕案，因被媒體報道抽“天價煙”而最終當啷入獄，成為網絡反腐的典型教材。近年來類似案例非常多，每一個事件都或多或少的為社會管理和法制建設的進步做出了一定貢獻。

3.有利于加深對國情的全面、深刻了解受體制、技術、觀念的束縛和影響，我們的新聞媒體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用單向的形式傳播單一的信息，報喜不報憂，人們對于政情、民情、社情的理解往往是片面的，要么過于悲觀要么過于樂觀，要么“左”要么右。負面新聞的增多，盡管給人們的價值觀帶來一定的負面沖擊，有時甚至帶來比較嚴重的社會混亂，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同時給人們以觀察世界，了解社會的不同視角和立場。當前最大的國情是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目前大量出現的負面新聞，可以給這個特定的階段及其特征以豐富的實情注釋。第一，“目前的改革攻堅面臨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以國企改革為例，近年來，中石油、中石化等為代表的一批大型國企的所作所為頻頻遭到媒體和公眾的質疑，以他們為標的的負面新聞也讓人們認識到要將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到底，滿足公眾對改革的最終期待絕非易事，確實有許多根本問題亟待破題。第二，“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后的局面尚未改變，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任務艱巨”。對于這個特征的佐證，可以在農民工維權，農村土地征用，村干部選舉，農村留守兒童等等領域的負面新聞中隨意找到，這些領域幾乎每天都有負面新聞出現，這些新聞和信息讓人們可以清醒意識到當前的“三農”問題是嚴峻的、眾多的、復雜的，他們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最好例證。第三，“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繼續深化”。因為民主法制建設的落后導致的負面新聞也是層出不窮。關于趙作海案，是刑訊逼供的結果；浙江湖州德清血鉛超標事件，是執法不嚴的結果；江西撫州連壞爆炸案，是司法機關對群眾合法訴求沒有公正處理的結果；湖南郴州腐敗窩案，是一把手權力過大無從監督的結果。如此種種案件無不要求繼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民主法制建設。負面新聞讓人們看到，國家有城市的繁榮，也有鄉村的落后；有民主的巨大發展，也有法制的相對落后；有經濟發展的高歌猛進，也有社會管理艱難蹣跚；有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也有生態環境的惡性污染。負面新聞讓人冷靜、讓人思考，讓人不被一葉障目，讓人對國情有更真實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