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投資發展新趨勢下我國國際投資機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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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經濟全球化和投資自由化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在這種趨勢的影響下，20世紀末及21世紀以來，以跨國公司為主要載體的國際投資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趨勢。對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而言，全球化既是機遇又是挑戰。本文通過對經濟全球化下國際投資發展新趨勢的梳理，進而對這種新趨勢下中國國際投資面臨的挑戰作淺要分析，并給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字：經濟全球化國際投資新趨勢機遇和挑戰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投資自由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國際投資也成為國與國之間經濟活動和聯系的主要內容，對國際間的政治、經濟關系產生深刻的影響。20世紀末及21世紀以來，以跨國公司為主要載體的國際投資又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趨勢，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投資(本文指直接投資FDI,下同)自由化的速度和程度都大大提高，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吸收國際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加快。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經過20余年的改革開放，其自身已與國際經濟融為一體并互為依存。面對經濟全球化這樣一個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歷史過程，我們只能順應而不能拒之門外。對中國國際投資而言，全球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一、國際投資發展新趨勢

國際投資分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其中二戰后對外直接投資占國際投資的主要地位且發展最為迅速。而跨國公司又是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載體，跨國公司通過靈活而多樣的直接投資方式不僅在國際投資運行過程中扮演了最為重要的角色，而又其影響力正日益滲入到世界經濟領域的各個層面。故本文對國際投資發展趨勢的分析主要側重與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新變化的分析。

1、國際直接投資總額中跨國公司直接投資所占比重進一步提高。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政府深刻認識到吸引國際投資對本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紛紛制定各種優惠政策以吸引跨國公司在本國的投資，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或消除國際投資的投資壁壘。相應地，各國跨國公司在其全球化戰略指導下，在高額利潤的驅使下，也紛紛加大向國外的投資。直接導致了跨國公司在數量、規模和對外投資總額上的大發展。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跨國公司數量為1萬多家，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機構為10萬多家；90年代初，世界跨國公司的母公司約有3.7萬家，它們在國外控制的子公司約有17萬家；1996年全球約有4.45萬家跨國公司,其海外的子公司和分支機構達27.6萬家；到2000年，跨國公司數量為6萬家，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機構增至82萬多家。國際組織估計的這一數字，僅包括在國外企業擁有50%以上股權的公司，而未包括各種非股權聯系的資產控制公司和那些通過締結戰略聯盟聯系在一起的公司。

與此同時,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也在急劇增加。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世界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從1990年的2090億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0億美元，即增長31倍。其中，1991—1995年平均增長率為20%，1996—1999年為319%。20世紀90年代初，在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中，有80%以上是由跨國公司完成的，到了90年代后期,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例甚至高達90%。國際資本速度的加快，帶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也使更多的國家重視引進外資,紛紛出臺各類優惠措施吸引跨國公司到本國投資，把引進外資與國內經濟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可以預見，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例將會進一步提高。

2、跨國企業并購是導致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增長的主要力量。

跨國公司的并購行為是發達國家間實現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和內容。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跨國公司規模的擴大與80年代初開始的數次全球性購并浪潮有著直接的關系，很多跨國公司已日益將收購兼并作為向新產業、新市場邁進的最便捷的一種方式。從上世紀8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的十多年來的發展來看，大部分國際生產的增長是通過跨國合并和收購，已經完成的跨國合并購的價值從1987年的1000億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7200億美元，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83.2%。1991～1995年間跨國公司的跨國并購年均增長率為3.3%，而1996～1999年的年均增長率高達50%。其中，1998年增長最為顯著，全球跨國公司并購總額比上年猛增了74%，達5316億美元,。2000年跨國公司并購交易繼續增長,其總額高達12000億美元，又比1999年增加了21.5%。跨國并購成為國際投資增長的主要力量。

跨國并購顯現出這樣的明顯趨勢：并購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與歐盟之間。據統計，1987—1993年，在發達國家企業間的相互投資中(包括所在國外資企業對本國企業的投資)，企業的并購總額平均占總投資額的66%。1998年美國和英國仍是最大的賣家和買家，兩國總共占全國跨國并購總值的一半左右。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的并購浪潮中，外國企業對美國企業的并購金額就已占其對美國企業投資的80%以上,這一比重在90年代又有進一步上升，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在1994年這一比重高達91.2%，大大高于創建企業投資在總投資中的比重。同時，跨國并購所涉及的資金量也越來越大，出現了許多巨資并購的案例。比如年在美國金融界的合并浪潮中，1998年,銀行業巨頭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集團合并組成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務公司,涉及價值700億美元的巨額資金；國民銀行公司和美洲銀行公司宣布合并組成全美最大的商業銀行,資產總計5700億美元等等。這些巨額交易占跨國并購總額的60%以上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FDI流動的規模和方向。

越來越普遍的跨國并購提高了發達國家對外投資的績效，產生這一變化趨勢的原因在于跨國公司在經濟一體化和投資自由化的背景下，面對全球化和新技術變革帶來的日趨激烈的競爭壓力，各國為政府吸引外資發展本國經濟而逐步解除產業管制，進而在市場開放和投資壁壘降低的環境中，為了生存和發展，更好地充分利用世界市場的不同生產要素和全球市場巨大的容量，竟相擴大公司規模和進行多元化投資。同時，追求財務、管理、經營的協同效應以及規模經濟也推動公司去追求更大的規模。跨國并購無疑是實現上述目標的捷徑,并且大大降低了研究、開發、管理成本。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投資自由化的迅速發展,跨國并購在新世紀將呈現出更好的發展態勢。

3、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呈現出以“大三角”為特征的三足鼎立投資格局。

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日本和歐共體成員國跨國公司的大發展打破了戰后美國跨國公司一統天下的格局，形成了日本、美國和歐共體成員國“大三角”國家的三足鼎立之態勢。進入新世紀，跨國公司直接投資依然以發達國家間的相互投資為主,并形成了十分明顯的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圈、以美國為中心的北美圈和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圈，三大圈內部及其相互間的直接投資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大三角”內部的國際直接投資比重較大。在歐洲圈中,1992年歐盟內部成員國之間的相互投資量占其對外投直接投資總量的72%。1995年以后由于歐盟成員國的增加，新成員國和原成員國經歷一段時間的調整期，這期間歐盟內部成員國之間相互投資比例有所下降，但到了1999年，成員國間的相互投資達到了3180億歐元，2000年又增加到4360億歐元，占歐盟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60%以上；在北美圈中，主要是美國和加拿大兩國間的直接投資異常活躍，1993年加拿大吸收的外來直接投資總額中有2/3來自美國，1996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中有9.4%是投向加拿大的；在亞洲圈中，不同國家之間的交叉投資成為該地區吸收外資的重要組成部分，1990—1992年，東南亞聯盟國家吸收外來FDI的總量中有25%來自本地區內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到1993—1994年這一比率增加到40%。而在亞洲國家的FDI總流量中，絕大部分集中在日本、中國（包括香港和臺灣地區）、韓國、新加坡幾個國家。

其次，“大三角”之間的相互投資也十分活躍。從絕對美元數額看，作為最大的FDI接受國，美國的FDI主要來自日本、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的投資。英國、法國吸引外國投資也主要來自美國和日本。1996年美國吸收外來直接投資846億美元，其中2/3來自歐盟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中43%流向了歐盟各國；日本的對外投資大都流向亞洲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和美國，對歐盟的投資由于經濟衰退，近年來相對有所減少，由1990年的70億美元跌至1996年的20億美元。據聯合國貿發會議資料統計，在1998-2000年間，以美國、日本和歐盟三極所主導的國際直接投資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入總量的75%和流出總量的85%。

由于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個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事國際投資研究的學者普遍認為在未來十年內，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這個“大三角”格局還會繼續存在,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強。

4、國際投資行為日益多樣化，并加快向服務業的拓展速度。

為了適應日趨復雜的國際市場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順利貫徹公司的一體化戰略和全球戰略，跨國公司的國際投資行為日趨多樣化，除了常見的獨資經營和合資經營方式外，合作生產、技術轉讓、分包、許可證生產、特許專營等形式正得到廣泛地運用，甚至還出現了跨國公司間主要從事研究開發合作的戰略聯盟。同時，由于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服務業(主要是運輸、商業、銀行、通訊、保險、旅游等)在各國經濟總量中所占比重的不斷提高，在世界經濟和對外直接投資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跨國公司投資也與母國的產業轉換和升級相呼應并開始加快向服務業拓展的速度。高新技術產業也已成為跨國公司全球范圍直接投資的熱點,特別是電子技術、信息技術、光纖通信技術、生物工程技術和航天技術等更受跨國公司青睞。美國對國外服務行業的直接投資比重，由1970年的12%上升到1980年的28.2%和1985年的28.3%；據資料統計，美國、德國、日本跨國公司產業部門5的分布，屬于服務業的子公司占其總數的60%左右，遠高于制造業只占36%的比例。跨國公司國際投資行為多樣化及向服務業的快速拓展，實際上是跨國公司經營戰略轉變的必然要求，也是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主導地位的重要體現。

5、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投資關系逐漸具有互補趨勢。

國際投資發展的現實表明，國際直接投資一直以發達國家為中心并由發達國家所主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決定著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根據2000年聯合國貿發會議《世界投資報告》統計，20世紀90年代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始終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流入發達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所占比例最低為57.1%(1994年)，最高比例達83.1%(1990年)，90年代后期發達國家所占比重趨于穩定,基本保持在70%以上；與此同時，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逐年增加，且有時增幅很大，但從其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來看，最高年份1994年也僅為40.5%，不足一半，進入9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21世紀之初，發展中國家所占比重趨于下降，而發達國家所占比重卻呈現出回升的趨勢。英國《經濟學家》屬下的經濟情報中心最近發表了一份分析報告，該報告認為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的比例在未來會有所上升，估計到2005年將達到29%,而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為59.2%。

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出，發達國家雖然主導著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但顯然不能忽視發展中國家的作用，發展中國家正逐漸成為國際直接投資舞臺上的一股新興力量，雙方日益形成一個緊密的互補型投資關系，并且這種強弱并存的格局在短期內不會改變。

二、中國國際投資面臨的挑戰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由于當時不利的國際環境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與國際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聯系都很少，實行“關起門來搞建設”的經濟建設方略，對外國資金和技術的利用和引進幾乎為零。經過多年的建設，到改革開放以前，雖然建立了一整套比較完備的國民工業體系，但產業結構水平低、結構不合理、效益低下、經濟發展緩慢，總體上與世界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進一步加大了。改革開放后，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本國市場，大力引進外資加速我國經濟建設和產業結構調整，順應了全球經濟一體化和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大趨勢，經濟建設取得長足的發展，經濟持續多年高速增長，綜合國力不斷提高，產業結構趨于合理化且技術升級換代加快，加速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經濟建設成就的取得是與大量外資參與國內經濟建設所密不可分的，中國也由于自身資源、市場、勞動力、外資投資政策等各方面的優勢而成為國際投資最為活躍的地區。但是，我們也應當清醒地看到，經濟全球化和投資自由化就如同許多新生事物一樣具有兩面性。它在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給中國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嚴峻的挑戰。由于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與發達國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在經濟全球化和投資自由化趨勢中，中國面臨著以下幾方面的挑戰。

1、在經濟全球化和投資自由化趨勢下外資的大規模進入對中國民族工業的健康成長和國家產業安全提出了挑戰。

上世紀70年代末，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中國開始進行改革開放。從一定意義上說,改革的實質就是在國內經濟體制中引入競爭機制,開放的實質就是積極地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過程同時也是民族資本面對外國資本在工業領域日趨激烈的競爭的過程。同時，外資的大量涌入，也威脅著中國的產業安全。

（1）、對我國民族工業來說,主要是受外資的壓制效應的影響,即外資憑借其技術、規模等壟斷優勢,通過兼并、收購和新建企業，擠壓我國民族企業,擠占我國國內市場，使我國的產業發展缺乏動態比較優勢而成長乏力。中國的民族工業經過改革開放二十余年的發展，具有了一定的實力和規模。但相對與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而言仍處于發展的幼稚期，無論在資金、技術、人才、管理及規模等諸多方面處于絕對的劣勢，經過激烈的市場競爭，許多本國的名優產品、老品牌要么被國外品牌吞食，要么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自行消失。外資對我國民族工業的打壓具體在以下幾方面表現出來：

首先，外資對我國一些行業的控制，逐漸采取并購的手段，在取得了經濟支配權后，形成對這些行業的壟斷。如我國的機電、輕工、化工等行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被外資控制的局面。跨國公司高高筑起的技術壁壘和規模經濟引致的成本壁壘,使我國民族工業無法在這些行業得到相應的發展。

其次，對產品核心技術的控制。由于跨國公司普遍掌握著其投資產品的核心技術，在技術轉讓問題上，跨國公司往往采取有條件、分步驟地先轉讓一些過時的或不太先進的技術，而對產品的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嚴加封鎖。例如我國有許多VCD生產廠家，由于沒有生產解碼芯片的核心技術，每年要向國外企業支付大量的費用購買芯片，自己只能獲得少量的組裝費用，產品利潤的大部分都被國外企業占有。另外，還經常存在外資與我國企業合資后，由外資方提供技術，這從另外一個角度削弱了我方原有的技術開發創新能力，加大了我國民族工業對外國的技術依賴。

最后，表現在對產品市場的控制上。由于我國產品的技術含量和先進程度與國外產品差距懸殊，加之加入WTO后，國內市場的開放度進一步提高，致使國內相應產品市場大部被外國產品所占有或為外國品牌所主導。如轎車、計算機、數碼產品、化妝品、移動電話等產品市場大部分被國外品牌和合資企業產品占有。盡管近幾年來，國內企業通過引進先進技術，制定相應的價格政策和加強營銷等策略的運用，在家電產品、計算機、移動電話等產品市場上不同程度恢復了曾經一度被國外品牌所占領的份額，但這些產品的高端市場仍然被國外品牌所主導，大量的高額利潤仍被國外企業占有。外資企業在與我國企業合資的過程中普遍實行對我國民族工業品牌的控制，通常是合資企業產品大都使用外國商標，利用中方的銷售渠道推銷外國商標的產品，逐步減少直至停止對中方商標的使用，導致我國原有品牌的無形資產逐步喪失，使我國民族工業遭受巨大的損失。

（2）、外資進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我國產業結構的不合理狀況，并導致國家對產業的宏觀調控能力下降。

首先，外資投向方面的結構失衡問題非常突出。主要是外資大都集中于加工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由于外資大都看好中國具有勞動力資源優勢，加之這些產業資金回收期短、見效快,能夠保證獲得穩定的投資收益。外資流向不合理不利與我國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使產業結構低度化、趨同化和重復建設問題日益嚴重。

其次，外資投入的地域性差異也客觀上拉大我國地區經濟差異。由于我國對外開放格局的影響，外資實際投入向東部沿海地區集中。據統計，1996年以前，在實際利用外資的總額中，投向東部沿海地區的占85%以上，近幾年有進一步提高的趨勢。而投向中西部地區的比重很小。這種投資格局導致沿海與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不斷擴大。在加上中西部地區受到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吸引，其本來就缺少的資金、人才難以遏制地向東部沿海流動，造成中西部產業的競爭力日益下降，地區間GDP差異無論在相對數還是在絕對數上都進一步擴大，對整個國民經濟可持續協調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在投資自由化的條件下,由于外資一般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制定其發展戰略,并不以東道國的利益為重，所以其活動經常會與我國一些產業政策的主旨相悖。而且我國加入WTO后許多產業政策受WTO條款限制，對跨國公司在世貿協議框架下進行的國際投資，我國在控制其活動方面往往處于弱勢，導致產業政策的效力減弱。不僅如此，投資自由化還可能使國家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下降，加之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國際匯率變動的影響，使得我國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難度增加。

2、經濟全球化和投資自由化對我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前景和我國國際投資戰略提出了挑戰。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全球范圍內相繼發生了拉美債務危機、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亞洲金融危機等重大經濟事件，引起全球性的金融震蕩。在國際投資方面，一方面，發達國家間出于經濟安全等方面的考慮，強化了相互間進行投資的趨勢，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比例相對有所減少。而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政府由于認識到引進外資對發展本國經濟的重要性，紛紛制定有利于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加之許多金融危機的受災國及地區為吸引外資走出本國經濟發展困境，紛紛貶值本國貨幣，降低投資成本，其吸引外資的要素價格優勢增大；另一方面，中國外資投資的主要來源地香港、臺灣、澳門、日本、韓國、東盟等國家和地區，受金融危機影響，對外投資能力明顯下降。兩方面的因素，增加了我國外資直接投資的壓力。

同時，經濟全球化也對我國目前的投資戰略提出挑戰。一直以來，由于我國建設資金短缺，我國國際投資戰略是偏重吸引外資，而限制發展對外投資，這種戰略造成我國外資投入規模不斷擴大，對外投資卻是嚴重不對稱的偏低。據資料統計，1997年我國吸引外國投資額為453億美元，對外投資僅為25億美元，吸引外國投資和對外投資的比例為1:0.06;同期世界發展中國家吸引外國投資額為1489.44億美元，對外投資僅為611.38億美元，吸引外國投資和對外投資的比例為1:0.41。表明中國的對外投資比例大大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與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和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趨勢不相適應；也與中國的經濟規模和發展速度是不相稱的。中國經濟經過多年的持續發展，已經積累了幾千億的外匯儲備，外匯儲備量在世界上居于前列。相對與改革開放前我國的對外投資能力已經大大增強，在保證國家金融安全的基礎上，利用節余的大量外匯儲備進行國際投資，不僅可以獲得可觀的投資利潤，而且可以有效避免由于發達國家匯率變動造成的外匯儲備貶值。同時也可以防止由于國際投資嚴重不對稱導致的經濟增長的潛在危險。

3、經濟全球化和投資自由化給中國的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帶來挑戰。

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經濟全球化正帶來一種新的全球性分工格局。發達國家在獲取產品高額利潤的同時主要發展知識密集型、資金密集型的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而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大量污染環境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

由于發展中國家普遍具有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的優勢，而跨國公司擁有資金、技術及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諸多的政治、經濟特權和強化的壟斷地位，使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利潤率遠高于在本國的投資利潤率。根據美國《現代商業周刊》的統計資料，上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國內制造業平均利潤為13%，而對海外直接投資利潤率為21.9%，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利潤率為32%。從投資利潤分配的角度看，發達國家通過資本占有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的局面沒有改變，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在利益分配格局上更加傾向于發達國家。在這樣的國際投資價值分配格局中，廣大發展中國家一方面獲得國際投資帶給本國經濟發展的諸多好處的同時，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付出了產業結構低度化且發展失衡、環境污染嚴重以及本國經濟獨立持續發展乏力的代價。公務員之家

從中國吸引國際投資的流向也可以看出，中國除了繼續作為原料、初級產品的供應者外，還逐漸成為工業制成品的供應基地。這樣的國際投資流向會給中國將來經濟發展帶來產業結構畸形、低級化，環境污染嚴重，社會成本加重等不良后果。

三、中國國際投資的政策建議

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投資自由化趨勢給我國國際投資帶來的挑戰，我們應當順應這一歷史潮流，充分利用外國投資來對我國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積極因素，趨利弊害，制定正確的國際投資戰略，進一步提高全球化下我國的綜合國力和競爭力。

1、適度保護民族工業，實施大企業集團戰略，改善我國的產業組織狀況。

民族工業是以民族資本為主所建立的工業和工業體系。建國后，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后20余年的高速發展，我國的民族工業具有了一定的規模和競爭力，但正如前面所談到的，目前我國一些行業幾乎被外資壟斷，導致民族工業逐漸被跨國公司所控制。這與我們利用外資發展民族工業的初衷相悖。所以，現階段我們有必要在國際投資協議框架內采取適當的措施對民族工業，尤其是一些幼稚產業、新興產業和具有高增長性的產業進行保護。具體措施包括：引導外資進入國有企業改造，增強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含量，使“市場換技術”的方針發揮實效，提高民族工業產品的技術含量和競爭力；在有關國計民生的經濟領域強化市場準入的限制，減少外資對國家經濟命脈的控制；保護民族品牌等民族工業的無形資產價值等。

由于我國企業普遍規模較小，不利于規模經濟的產生，在國際競爭中缺乏競爭力。加快企業間的購并聯合，提高產業整合度，促使工業結構從以中小企業為主向大型企業為主轉變，利用購并這一當今世界現代企業最主要的成長方式，通過購并實現“強強聯合”,形成民族工業的中堅力量，并借此培育我國第一批世界級跨國公司和組建大型企業集團，參與國際競爭，與實力強大的國外跨國公司抗衡。

2、制定適當的產業傾斜政策，調整利用外資的結構，合理引導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向。

近幾年來，外國國際投資出現了資金加速流向高科技行業和服務業的趨勢，我們應該順應這種新趨勢，指定相應的產業傾斜政策，調整利用外資的結構，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從以制造業為主的開放轉向以高科技和服務業為主的開放。統計資料顯示，1998年，我國的服務業占GDP比重為32.88%。遠低于發達國家75%以上的比例，也低于發展中國家45%的平均水平。政府通過制定產業傾斜政策,鼓勵計算機、生物技術、銀行、保險服務業、通訊服務業、旅游、教育、文化出版業、交通運輸也等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領域的跨國公司進入我國,通過合資經營、戰略聯盟、聯合技術開發等方式與國內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合資合作，進行新產品、新技術的合作開發,共同開拓國內外市場。這樣不僅可以我國新興產業的培育，還有利于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

合理引導外資投資方向，鼓勵外資進入中西部地區，特別是根據我國廣大中西部地區資源豐富但基礎產業薄弱的特征，積極引導外資流向中西部地區的農業、能源、交通等基礎領域。同時，引導外資和東部發達地區將加工業逐步向中西部轉移，不僅可以利用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和資源優勢加速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而且有利于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升級，有利于我國地區經濟發展的平衡，從而促進我國經濟的整體協調發展。

3、實行靈活的引資措施，加速引進技術的吸收和創新，

我國地域廣闊，經濟發展不平衡，地區間產業結構有很大的差異。首先，在引進外國投資時，不光要注重對大型跨國公司投資的引入，還要加強引進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中小企業。因為發達國家中小企業雖然規模不大，但一般也具有較高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其經營方式也比較靈活多樣。他們一般愿意與中方合作，便于我們爭取合作的有利條件，也便于我們學習其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的經驗，改造我國的中小企業。

其次，要加大引進技術的吸收和創新的力度，走引進資金同時也引進吸收先進技術的道路。從外商投資中國的角度考慮，他們無疑會盡量保持自己的技術優勢，以便使中國長期處于對他們的技術依賴。所以跨國公司對中國輸入的技術不會是最先進的，加之目前我國缺乏較成熟的吸收和再創新機制，還未能形成自己的研究開發體系使技術內生化，導致許多中外合資企業在技術上受到外資的控制。這就要求我們在制定引資政策時，一方面要盡量引進當今世界的先進技術，另一方面要加強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可以通過合同要求合資企業產品的國產化率逐年提高、或建立聯合科研機構共同開發新產品等具體措施加以實現。

4、更新觀念，擴大中國國際投資的范圍和方向，積極推動我國對外投資的發展。

在引資范圍上，過去中國大陸引進的外資多來自中國的港、澳、臺地區及東南亞國家，其中港、臺占很大比重。但這些國家和地區由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近幾年來對外投資的力度和廣度有所減弱。而發達國家對外投資勢頭保持強勁，今后我國應重點加大吸收北美、歐盟及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

在投資方向上，不光強調外資的引進，同時加強中國對外投資的力度，應逐漸弱化利用外資彌補國內建設資金不足的觀念，重視海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經濟平衡的促進作用，大力拓展對外投資的領域和范圍，改善現階段我國國際投資結構嚴重失衡的狀態。現階段我國對外投資的重點應當是：能夠獲得國內急需的資源和原料的項目。如：石油和我國缺少的礦產資源等；能夠提高我國產業技術先進性的項目。如：與外國合作開發航天、通訊、生物科技及芯片技術等；能夠獲得國外市場的對外投資項目。如：家電和紡織品等；能夠轉移國內成熟產業，有利于我國產業升級的項目。如：一般的加工、制造業等等。

5、健全和完善國際投資法律體系，推行國民待遇原則。

完善我國投資法律體系，將我國引進外資、對外投資法律與國際法和慣例相結合，從法律上保證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的健康發展。特別是應逐步推行國際通行的國民待遇原則，國民待遇原則實質是對等的原則，一直以來，由于強調吸引外資，現實上在稅收等許多方面外資享有本國企業無法享有的優惠政策，使內、外資企業間的不平等競爭加劇。推行國際通行的國民待遇原則，不僅保證外國投資者投資東道國在同等條件下享受東道國的國民待遇，為外商創造一個穩定、公平、有序的投資環境，也有利于我國民族企業與外資企業平等競爭和地區經濟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國際投資學楊大楷編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

2、產業經濟學教程楊公樸夏大慰編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

3、張志宏：《利用外資與我國產業安全若干問題的深入思考》中國工業經濟1998(3)。

4、宋泓：《世界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形勢以及對我國外經貿發展的影響》世界經濟第4期。

5、易娟：《論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國際投資的影響》經濟透視，2002（5）

6、史晨翌：《FDI：全球化的利刃投資與合作》2001(4)。

7、柳劍平張正平：《跨國公司直接投資與國際經濟關系發展的新特征》世界經濟，1998(9)。

8、劉昌黎：《國際投資的迅速發展與跨國購并》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1)。

9、夏興園王瑛：《國際投資自由化對我國產業安全的影響》中南財經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

10、和文華張瑾亢：《從國際投資發展現狀談中國引進外資的策略》云南財貿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

11、聯合國貿發會議：世界投資報告[M]，(2000)。

12、聯合國貿發會議：世界投資報告[M]，(1997)。

13、《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