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投資政治風險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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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因素

(一)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

二戰后形成的美國、蘇聯兩強并立的雅爾塔體系雖然結束20年了，世界已經全面進入了全球化時代，但是國家間的競爭和利益沖突依然存在。西方發達國家為了繼續保持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長期以冷戰思維來處理國家間關系，尤其是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更是千方百計地予以遏制。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西方始終視中國為價值觀上的異己，并慣于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維定勢來看待中國。盡管中國不厭其煩地對外解釋其和平發展道路，但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戰略不信任仍難消除。由于受西方國家長期負面宣傳的影響，“中國威脅論”不管在西方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仍然存在。2005年中海油競購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時，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民意測驗顯示，有73%的美國民眾反對這次并購，理由是“中國投資的目的是獲取技術、擴大影響力、腐蝕美國的政治制度”。中國國有企業現在到美國投資，美國政府一律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即便是由私人經營的中國企業，在對國外較為敏感的行業如金融、通信、能源等領域進行投資時也會面對來自監管的壓力。2010年4月，民生銀行對瀕臨破產的美聯銀提出全面收購，被美國的外國投資委員會迅速回絕，理由就是對民生銀行是否受到“足夠的監管”有疑慮。2010年，中國天津鑫茂集團試圖收購全球第三大電纜巨頭德拉卡、中國吉利收購瑞典沃爾沃、中遠集團獲得希臘比雷埃夫斯港35年特許經營權等針對歐洲敏感工業的海外并購案，也引發了歐盟的不安。歐盟工業專員塔亞尼表示，中國企業投資歐洲敏感技術領域是中國當局的政治戰略。中國購買歐洲債券被部分歐盟國家認為是在歐洲施加自己的政治影響。2010年中國企業并購日本企業的數額首次超過美國，而且大量購置土地和不動產，引起了日本政界的注意。2011年1月，日本國會議員召開首次有關“外國人取得日本土地的管制”研討會，意在限制中國人收購日本土地。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中國企業也會遇到同樣的情況。2011年1月，中國和塔吉克斯坦兩國政府簽署協議，塔國將2000公頃土地租給中國農民種植水稻，水稻將在塔國內出售。一些對中國懷有戒心的民眾就認為，這是中國的一種和平擴張手段。

(二)國際資源的競爭

由于中國的快速發展，所需的很多資源都得不到充足的供應。因此，資源領域成為近年來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熱點。2004年至2006年，石油和天然氣是中國的投資熱點;而在2007年至2009年，中國的投資重點轉向了金屬及采礦業。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的投資大部分是鐵礦、煤礦等戰略資產，引起澳方對中國企業控制澳洲資源的焦慮。2009年，澳大利亞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拒絕中國有色礦業集團有限公司買入Lynas多數股權的計劃，理由就是中國已經擁有了全球超過90%的稀土資源(其廣泛應用于各種技術設備的生產制造)以及澳大利亞民眾對中國投資該國資源的高度敏感。值得注意的是，對戰略性資源的關注具有全球性。在美國，只要是涉及能源、礦產、港口等具備戰略意義的資產，就容易引起美國人在政治和國土安全方面的焦慮，從而啟動嚴格的投資安全審查。在剛果(金)，反政府的圖西族武裝恩孔達部在2008年11月公開威脅，要“阻止中國政府和金沙薩當局聯手掠奪基伍省資源”。尼日爾的沙漠部族“FARS”在2008年6月9日公然對尼政府和中石油簽署的50億美圓石油勘探合同發出挑戰，并警告中石油“小心可能遇到的炸彈”。由于世界重要資源的分布不均衡，各國為了爭奪資源而發生的沖突也越來越多，甚至出現第三國針對東道國的戰爭、禁運等行為，來干預其他國家的投資活動。石油、天然氣豐富的國家能夠以此吸引外資來發展經濟，還可以作為政治籌碼與發達國家討價還價，來維持自己的發展和尊嚴。發達國家為保持優勢，通過對外投資方式獲取利益，甚至不惜發動戰爭(如兩次伊拉克戰爭)。中國在能源開發領域的投資幾乎都集中在非洲、拉美、中東和中亞地區，這些地區的部分國家存在政治集團之間利益的爭奪、種族之間的斗爭和宗教派系爭斗。如2010年12月，科特迪瓦大選結束后，出現了“一國兩主”的僵局，導致國內暴力沖突頻發，嚴重影響了中國在該國投資項目的正常運行。自2011年2月中旬開始，利比亞安全局勢出現動蕩，并迅速演變為反對卡扎菲獨裁統治的內戰。由于利比亞擁有巨大的石油資源，而歐美國家極不滿意目前利比亞石油的分配。以法國、美國、英國為首的北約組織國家對其進行了軍事干預。還有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朝鮮半島的沖突等威脅國際安全的因素，嚴重破壞了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環境。

(三)企業治理結構的差異

長期以來，中國的國有企業是政府的附屬，沒有獨立的經營管理權，治理結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有很大差別，往往承擔著政府的各類政治任務。最典型的就是2007年成立的中國主權財富基金(即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簡稱中投公司)，政府有關部門將其定位于戰略投資者，賦予了較多的政治內涵。比如，中國國資委要求中投公司對大型國有企業的海外投資提供更多的支持，中國人民銀行也希望中投公司能夠對沖巨額外匯儲備帶來的流動性過剩，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這些部門的訴求有違主權財富基金的純粹商業動機，使中投公司的對外投資活動不自覺地帶有某種程度的政治色彩。因此，中國的國有企業往往被視為政府的代表。英國經濟學人信息部2010年的《勇闖新天地:縱觀中國的海外并購》指出，2004年以來，5000萬美圓以上的中國海外并購案81%是由國有企業進行的。這種情況使得東道國不僅擔憂自然資源的控制權，而且還警惕中國企業的國有身份，認為并購是中國政府的決策而非商業決策，從而采取抵制態度。2002年12月，中石油收購俄羅斯的斯拉夫油田，俄羅斯國家杜馬通過決議，不允許任何外國政治控股的實體參與競拍斯拉夫油田的股權，迫使中石油退出競拍。2004年加拿大某報紙就中國五礦公司欲收購加拿大Noranda公司呼吁加拿大政府必須嚴密監控這一金額達到70億美圓的收購行動。2004年聯想收購IBM公司個人電腦業務時，美國政府部門也對這一收購行為是否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進行了專門的審查。

(四)缺乏溝通

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大型企業，在國內的行政級別很高，掌控的資源和人脈很多，靠國家政策和壟斷地位經營，盈利非常豐厚，缺乏融入社區的動力和經驗。到海外經營不可避免地帶有國內“老大”的習氣，妄自尊大。一些國有企業將對外投資作為響應政府“走出去”的政策號召，外在推力大于內在動力，缺乏長遠的投資規劃，對外投資只是權宜之計而非企業發展戰略規劃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這些短期和政策行為造成企業對外投資思想準備不足，往往使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時功利性太強，沒有很好地承擔起當地的社會責任，也未與當地社區生活密切融合，自然不能獲得當地社會的政治支持。東道國的政界、學術界、企業界對中國的現實情況了解也非常少，主要從書本、新聞媒體、第三者的介紹或網絡等間接途徑來了解中國及其企業，這些間接信息大多數停留在對中國建國前或者改革開放之初的簡單介紹。受到西方國家反華勢力、敵對勢力的惡意誹謗，再加之西方某些媒體的推波助瀾和某些國家對中國遏制的需要，很多企業、學者、機構有意識地在誤導國際輿論和東道國民眾，丑化中國和中國企業、中國人民，以達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當然，中國企業被誤解也有自身的原因:有些海外企業還沒有完全遵守市場規則，在財務等方面還未實現公開透明;中國意識形態中長期以來形成的報喜不報憂的“慣例”也“傳染”到海外企業中，更增加了外界的猜疑，也容易給外國媒體抓住把柄;中國很多大型企業的管理往往帶有政府的特點，不能尊重東道國的法律、制度、習俗，也沒有動力去防范一些不確定性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對中國企業的誤解和偏見也就不可避免了，成為阻礙和破壞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的一大消極因素。因此，幾乎任何海外學者在談及中國經濟時，都會專注于國有企業，進而將中國經濟中的幾乎所有問題都歸因于國有企業自身的缺陷上，導致中國企業在部分海外媒體中常被國家化和政治化，諸如國有企業對外投資是在執行中國政府的政治策略、試圖控制他國經濟命脈、企圖恢復“天朝上國的朝貢貿易體系”等。

(五)文化的差異

對外投資不僅僅是資本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間的流動，也是不同文化、不同習俗、不同價值觀的交流、融合和碰撞。由于中國人愛好和平、節儉、勤奮，在東道國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相對于當地人來講更容易致富，引起當地人的不滿或仇視，認為華人掠奪了他們的財富。一旦有機會，有些人就會采取暴力行為侵犯華人的財物，這種情況在東南亞更為明顯。習俗的差異更是時時處處存在，中國企業把工作重點放在了對主要官員的公關方面，而不是科學的經營管理，甚至采用非法手段，無形中輸出了國內的腐敗風氣，引起了當地民眾的極度厭惡。而在西方國家，則更多的是出于對華人嫉妒和歧視的心理，政府官員、企業、利益集團常常有辱華言論、行為、政策，挑起不明真相民眾的利益紛爭，給中國企業的投資活動帶來不利影響。一些對外投資企業不遵守東道國法律規定，違法經營、偷稅漏稅、賄賂官員，給當地的民眾造成了不良影響，致使中國投資者的商店、工廠、工地多次被當局查抄，商品被當地民眾和當局銷毀，一些工作人員被拘捕。有些公民不尊重當地風俗習慣，言行違背當地宗教、風俗禁忌，引發爭執，造成當地民眾對中國投資者和商品產生排斥和仇視情緒。此外，在部分發展中國家，中國投資者和管理人員對當地員工的態度非常惡劣，工作條件很差，經常讓員工加班，但不付額外的工資，為當地種族主義者煽動民眾情緒提供了借口。致使一些反政府勢力、當地的利益受損群體、民族主義者經常采取綁架、暗殺、打砸搶等暴力手段威脅中國企業員工人身安全。

二、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形式

(一)國家歧視性干預

隨著中國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增多，與眾多國家的經濟糾紛逐漸增多。出于對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考慮，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經常以國家安全為由干預中國企業正常的投資行為。比如，2003年，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和聯邦調查局以香港和記黃埔公司與中國政府有關、可能對美國的國家安全產生威脅為由反對其并購美國環球電訊公司;2005年，中海油斥資185億美圓收購美國第八大石油公司尤尼科，因國會的阻撓而失敗;2010年5月，50名美國國會議員以“美國鋼鐵市場遭到中國企業的掠奪并危及美國的國家安全”為由，阻撓鞍鋼入股美國鋼鐵企業;華為公司在收購美國網絡設備制造3Com、競購摩托羅拉無線網絡部門、競購美國私有寬帶互聯網軟件提供商2Wire中，也因為相同的原因，多次遭遇失敗。由于歷史和地緣政治的原因，印度在與中國企業打交道的過程中，往往把傳統安全放在第一位，而把經濟合作放在次要位置，對中國的產品、投資設置種種障礙。2010年7月，印度政府禁止印度電信運營商與聯想、華為、中興等25家中國電信設備商合作。在中國政府和企業配合其條件而解禁之后，又開始針對電信設備商的商業行為進行各種調查。

(二)排華行為

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活動往往以經濟利益為首要目的，很少考慮當地的自然環境和人文風俗，較少與當地民眾進行溝通，很容易引起當地政府和民眾的反感。在某些反華勢力的鼓動和丑化下，給東道國民眾留下不良形象，久而久之在當地形成“排華”意識。2004年9月，西班牙鞋商打著保護民族產業的旗號，針對中國鞋發起了多起游行活動，埃爾切市的少數激進分子甚至燒毀了大批中國鞋，釀成了震驚世界的燒鞋事件。2010年8月，在中國援建蒙古國烏蘭巴托的項目工地上，發生了中國工人與當地極端組織成員、警察的嚴重沖突，令原本不佳的華人形象在蒙古國雪上加霜，民間的仇華情緒進一步升級。近年來，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擴大，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問題、南海領土爭端問題和中國非法移民問題也不斷增加，國際反華勢力以此為由煽動利益群體反對海外華人和投資者，使得海外華僑和海外投資企業的利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比如，2003年7月4日，大約1500名菲律賓民眾游行示威舉著“反對紅色中國”的橫幅，焚燒中國國旗。2006年4月，所羅門群島發生騷亂排華事件，華僑華人生命受到嚴重威脅。2008年11月，坦桑尼亞政府和移民局以查護照、查工作簽證為由，對首都達累斯薩拉姆的華人華僑進行了突擊抓捕，被當地華人稱為“排華事件”。2007年12月，印尼坤甸市發生數千人排華騷亂事件，華人廟宇、住宅和汽車遭到當地人打砸毀壞。2009年5月，巴布亞新幾內亞發生了排華事件，首都莫爾斯比港的中國商店遭到幾百名暴徒的攻擊和搶劫。

(三)暴力襲擊

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和參與國際事務范圍的擴大，承擔的國際責任也不斷增加。中國處理國際事務的經驗很少，國際反華勢力不斷干擾，面對的國際問題異常復雜，稍有不慎，就會引起某一方面的不滿和猜忌。由于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部分國家存在著嚴重的種族、民族沖突，進而引發了多種暴力襲擊事件。在非洲和中東、南亞等地，這種情況普遍存在，如發生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蘇丹等國針對中國人的襲擊事件，基本屬于這一類。盡管巴基斯坦與中國有著傳統的友誼關系，但其國內民主制度不完善，民族和宗教勢力都比較強大，各方利益關系錯綜復雜，長期仇恨西方國家及其企業和人民。國內針對親西方的恐怖主義襲擊不斷增加，并殃及在當地工作的中國勞工。一些極端勢力或民族主義者將矛頭對準中國投資者，特別是在一些工程合作和勞務輸出項目中，工作人員主要是沒有任何武裝的技術人員和工人，更容易遭到暴力襲擊。僅2007年就發生了10余起涉及80多名中國公民的重大惡性案件。近年來，涉及中國公民和機構在海外的人身、財產和利益的領事保護案件大量增加，每年都在3萬起以上，平均每天大約100件，遇襲的頻率越來越高，傷亡的人數也在上升，遇襲地點從非洲轉移到了亞洲、歐洲。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三、東道國政治風險對中國跨國企業的影響

(一)負面影響：跨國公司的經濟利益損失和人員安全傷害

盡管海外投資的經驗不斷積累，中國企業在海外經營過程中的風險因素卻越來越復雜，帶來的危害也越來越大。1998年以來，俄羅斯發生查抄華商貨物事件上百起，被查抄貨物價值上億美圓，特別是在2004年的“埃米拉事件”中，俄羅斯警方與匪徒劫走貨物價值高達3000萬美圓。而內戰、邊境戰爭、騷亂以及恐怖主義襲擊事件給企業所造成的破壞程度更嚴重。企業因戰事或騷亂等所蒙受的經濟損失一般無法得到補償。即使企業事先投保戰爭險，能從保險公司得到補償，也只能得到直接經濟損失的部分補償，而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因遭受打擊所發生的間接經濟損失無從得到補償。1991年伊拉克戰爭之前，中國的企業在伊拉克的工程承包和供貨合同金額達到27億美圓(基本上是電站設備和工程)。為期一個多月的伊拉克戰爭給中國企業帶來44.74億美圓的經濟損失。2011年2月開始的利比亞內戰嚴重破壞了當地的社會秩序，一些不法分子趁機破壞中國企業的生產設備。35860名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不得不從利比亞撤出，中國企業在該國苦心經營30多年的成果毀于一旦。政治性事件除了給跨國公司造成經濟損失之外，還有可能使外資企業發生人員傷亡事件。特別是一些國家在發生戰爭、內亂、經濟危機等社會動蕩的特殊時期，不同政見的政治派別、利益群體或民眾往往將沒有武力保護的外國企業和管理人員作為發泄不滿的對象。例如，在東南亞各國，歷史上都曾發生過多次、大規模的殘害華人的暴行。在巴基斯坦、蘇丹等國的中國企業和工作人員經常遭到當地不法分子或政治勢力的劫殺。

(二)正面影響:跨國公司從政治風險中獲益

因為其他國家的企業面臨同樣的政治風險，東道國國內的競爭對手就很少。而且，高政治風險的國家大都處于經濟轉型階段，擁有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廣闊的市場，這些會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政治性事件給跨國企業造成的損失。目前，中國跨國投資企業已經經歷了多種多樣的政治風險，積累了一定的防范經驗。盡管成功克服政治風險的案例不多，終究還是有華為公司、中石油等大型企業開始在投資方式、投資區域等方面慢慢轉型，并獲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華為公司以契約與綠地投資相結合的方式進入東道國，在海外進行收購、新建和共同研發等活動的同時，也在國內與西方跨國企業成立合資企業，與其建立學習型合作關系，在一定程度上為華為帶來了更多的海外合作項目，有效地減少了東道國市場的競爭。華為公司還參與了國際電信聯盟等組織的工作，參與新技術標準的制定，顯著提高了政治風險的防控能力。此外，華為公司非常注重利用技術優勢向客戶提供優質產品和靈活的服務，消除了外界對中國企業的不信任感，從而成功地在國際通信設備領域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經歷了諸多的“安全審查”事件后，中國企業開始轉變思路，放低姿態，不再力求獲得控股，也不再僅盯著國際大型企業和敏感地區，通過第三方中間人的舉薦，聯合其他國家的企業組成國際公司，再去收購東道國企業。不僅投資數額少，分散了一部分風險，最重要的是，中國這個“崛起中的大國”色彩有所淡化，降低了對東道國的威脅。比如，2005年中鋼集團先與澳大利亞的中西公司建立了合資伙伴關系，再于2008年全面收購了這家公司。2009年10月，中石油與BP聯手中標了伊拉克最大的魯邁拉油田服務合同，12月與道達爾等合作伙伴中標了哈法亞油田服務項目。2009年12月，中油勘探開發有限公司與哈薩克斯坦國家油氣公司聯合出資33億美圓收購曼格什套油氣公司全部股份。2010年3月，中石油和澳洲殼牌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35億澳圓收購澳大利亞Arrow能源有限公司100%的股權。2010年12月，中國南車與通用電氣簽署合作框架協議，共同投資5000萬美圓，在美國成立合資公司(雙方各持股50%)，競標美國佛羅里達、加利福尼亞兩州的高鐵項目。另外一種變化就是中國的“貸款換石油”策略。30年來中國積累了巨額的外匯儲備，無論是購買或是投資海外的戰略性資源，都會受制于其他國家，受政治風險的影響很大。近年來，中國和一些資源大國合作，吸取以往經驗教訓，調整具體操作手法，因勢利導，給其提供巨額貸款，以此作為交換條件，對方給中國提供長期、穩定的石油和天然氣等資源供應。這種策略有效地避免了直接投資所面臨的政治風險，如2008年，委內瑞拉獲得了中國40億美圓的開發基金，同時以對華出口石油量增倍的方式作為回報。2010年4月，中國與委內瑞拉簽署協議，中方將向委方提供約200億美圓融資。在25年合同期內，委方為中國提供29億桶左右的超重原油。2009年2月，中國與俄羅斯的協議涉及的貸款高達250億美圓，俄方則承諾今后20年內向中方供應3億噸石油。2009年5月，巴西國營石油公司Petrobras與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簽訂為期10年的100億美圓雙邊貸款協議，Petrobras承諾10年內每日向中國提供20萬桶石油。除此之外，中國還先后與厄瓜多爾、安哥拉、哈薩克斯坦等產油國簽署過類似的協議。

四、結語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活動日益活躍，對世界各國帶來了全方位的影響。國際間存在著民族、種族、宗教、習俗、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差異，導致各方的利益訴求也有很大的差異，中國企業的投資會給東道國不同利益群體帶來不同的影響。東道國政治風險的產生、表現形式及其危害都有其自身的必然性。因此，在當今世界政治格局走向不明朗、各種矛盾復雜交錯的情況下，中國跨國企業必須深刻地認識和分析政治風險，才能制定科學的防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