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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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一國遭受的貿易救濟逐漸增多時，企業會通過對外直接投資(FDI)這一途徑繞開貿易壁壘進入東道國市場，說明貿易救濟引致了對外直接投資。國內外學者對貿易壁壘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研究。眾多學者的研究僅限于反傾銷方面，由于反傾銷調查一般會伴隨反補貼調查，特別是2006年美國對中國首次實施反補貼調查以來，“雙反”調查更加頻繁。本文對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救濟措施進行綜合研究，利用2005～2017年美國對中國的“雙反”數據和中國歷年對美國直接投資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證明，貿易救濟措施引致了投資規避行為。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貿易救濟;實證分析

一、問題提出與相關文獻述評

當一國遭受的貿易壁壘逐漸增多時，為減少貿易摩擦所造成的損失，企業會通過對外直接投資(FDI)這一途徑繞開貿易壁壘進入東道國市場。國內外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Horstman和Markusen(1987)、Motta(1992)、Kenwood和Lougheed(2002)對FDI跨越貿易壁壘的動機進行了研究;Haaland和Wooten(1998)、Drake和Caves(1992)則對日本、歐盟對美直接投資的“跨越壁壘”行為進行了實證研究。杜凱、周勤(2010)實證分析了以反傾銷和關稅為代表的貿易壁壘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誘發因素。徐世騰(2011)認為，中國的海外直接投資不具備避開貿易救濟措施的功能，很多投向了前期貿易救濟措施少的國家。史本葉、李秭慧(2017)實證發現，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與避開反傾銷壁壘密切，但自身的GDP是決定對美FDI的重要變量。韓劍、徐秀軍(2014)發現，美國的黨派政治影響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本文通過構建數理模型并計量實證分析，證實了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具有較強的貿易壁壘跨越動機，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救濟措施引致了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

二、美國對中國實施的主要貿易壁壘

1995～2017年，美國對中國商品共啟動“雙反”調查221起，實施“雙反”措施152起，占比約為68.8%。美國對中國商品立案調查案件不僅數量多，涉案產品種類增多，涉及行業更加廣泛，實施的貿易壁壘也多，導致中國出口貿易環境惡化，出口行業發展受阻。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從2003年的0.65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294億美元，增長450倍。在2003～2017年主要部門的投資存量中制造業占比最高，為25.1%;其次是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房地產業、信息傳輸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分別占比17.3%、11.5%、9.4%和9%。

三、理論模型

我們使用Belderbos(2004)線性需求反應函數來分析和比較東道國市場上存在貿易壁壘和FDI兩種不同模式。東道國企業和外國企業的需求反應函數為:q=1－p+kp*(1)q*=1－p*+kp(2)東道國企業、外國企業在東道國市場上的價格分別為p和p*、銷量分別為q和q*。在自由貿易階段，由于我們上述設定的價格優勢，p＞p*。參數k(0!k＜1)是衡量國內外產品差異化程度的指標，k與產品的相似程度成正比，且k越大東道國企業和外國企業間產品的價格競爭越激烈。參數c表示東道國企業的邊際生產成本(常數)，外國企業在其本國的邊際生產成本用c*表示。假如單位運輸成本用s表示，c*+s就表示外國企業通過出口方式到東道國市場的邊際成本。1.在自由貿易條件下的利潤函數為:πFT=(pFT－c)(1－pFT+kp*FT)(3)π*FT=(p*FT－c*－s)(1－p*FT+kpFT)(4)2.在貿易壁壘下的利潤函數為:在征收反傾銷稅的情況下，t=c－c*－s為兩國企業成本間的差異，東道國政府通過對外國產品征收t單位的反傾銷稅，使得國內外企業間的產品價格相同。此時，在東道國市場上東道國企業與外國企業的利潤函數分別表示為:πAD=(pAD－c)(1－pAD+kp*AD)(5)π*AD=(p*AD－c*－s－t)(1－p*AD+kpAD)(6)3.外國企業采取FDI方式跨過貿易壁壘我們現在考慮外國企業采取FDI模式跨越東道國的貿易壁壘。外國企業在東道國進行FDI，FDI模式下的本身具有不變的固定投資成本(F)以及投資風險成本(δ)。設c*FDI=c*+γ(c－c*)，γ(0!γ!1)，FDI引致的邊際成本增量恒定，即Δc*FDI'q(*)=0。因此，隨著總產量的增加，外國企業的邊際總成本仍然是遞減的，即c*FDI'q(*)＜0。在東道國市場上東道國企業與外國企業的利潤函數分別表示為:πFDI=(pFDI－c)(1－pFDI+kp*FDI)(7)π*FDI=(p*FDI－c*FDI)(1－p*FDI+kpFDI)－F－δ(8)對于外國企業，對比一下FDI與存在反傾銷貿易壁壘兩種情況下的均衡價格和均衡產量:p*FDI－p*AD=2γ(c－c*[)－(s+t)]4－k2(9)q*FDI－q*AD=γ(c－c*[)－(s+t)](k2－2)4－k2(10)因為0!k＜1，所以4－k2＞0，k2－2＜0。根據推導可知，γ(c－c*)!s+t是外國企業做出FDI決策的條件，即邊際生產成本γ(c－c*)只要小于運輸成本s和反傾銷關稅t是外國企業做出FDI決策的條件。

四、實證分析

目前，學術界對影響FDI的因素，主要歸納為經濟和政治兩大類，其中經濟因素主要是東道國市場規模、投資貿易壁壘、勞動力成本和技術水平，政治因素主要為東道國政治社會的穩定性、政府與東道國的經貿合作及投資協議關系以及東道國對外國投資者的政策鼓勵和法律保護。從實際角度來看，選取中國對美國實物商品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作為市場規模的度量比較合適。進一步對市場規模、勞動力成本、勞動生產率、貿易壁壘、匯率、政治情況的代表變量進行相關分析，部分備選解釋變量與中國對美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RIXP)的線性相關系數均在0.85以上，為避免計量分析時多重共線性的發生，這些變量均不納入到計量模型中。而美國對中國發起的雙反調查當年數(Cinvst)、美國對中國實施的雙反措施當年數(Cexe)以及在眾參兩院席位占比過半的州數(STAES)與中國對美國進出口貿易總額(RIXP)線性相關系數均低于0.3，并且兩兩之間的線性相關系數介于0.33～0.37，因此都可以納入到模型中。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中國對美國FDI影響的初步的計量模型如下:FDICt=β0+β1*RIXPt+β2*STATESt+β3*CINVSTt+β4*CEXEt+Ut(11)考慮到雙反調查和雙反實施的當年數雖然線性相關性不高但是累積數高度線性相關(相關系數0.9945)，因此考慮三種處理方式，分別來進行模型擴展:(a)選用當年調查數作為貿易壁壘的代表，不考慮當年雙反實施數;(b)選用當年雙反實施數作為貿易壁壘的代表，不考慮當年雙反調查數;(c)對當年的雙反調查數和實施數進行加總求和(CTB)，作為貿易壁壘的代表。對相關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得知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在5%顯著性水平下是一階差分平穩的，確定是同階單整后進行協整分析，對應上述(a)(b)(c)三種情況進行實證檢驗。考慮到市場規模、政治因素、貿易壁壘可能會有交叉效應，因此加入兩者的交叉變量納入模型進行計量分析。經過嘗試發現，貿易規模和政治因素、貿易規模和貿易壁壘的交互效應并不十分顯著，僅保留政治因素和貿易壁壘的交叉項，最終得到計量模型:FDICt=β0+β1*RIXPt+β2*STATESt+β3*CINVSTt+β4*STATESt*CINVSTt+Ut(12)以(12)式作為最終的中國對美國FDI影響因素的計量分析模型是比較理想的。使用Eviews8.0軟件采用OLS對方程式(12)進行參數估計的輸出結果見表1。表1是中國對美國各行業的直接投資額按美國國內物價水平平減(OFDI)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分析結果輸出表，可知參數均在5%水平顯著，而可決系數R2在0.9左右，F統計量對應的P小于0.01，說明回歸的整體擬合優度較好，并且對每個參數而言擬合效果也不錯，參數均5%水平顯著。DW統計量為1.737649，查表可知4個變量和16個樣本下1%顯著性對應的Du=1.664，可以認為不存在自相關。對回歸分析后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分析(ADF檢驗)，以確保回歸分析后變量間協整關系的顯著性。殘差計算的方程為:RESID=RFDIC+16750.67－18.52812*RIXP－574.4797*STATES－1838.976*CINVST+71.18892*STATES*CINVST(13)求得對應的ADF檢驗中t統計量的值為－3.969982，對應的P值為0.0007，這說明協整分析后所得的殘差序列不存在單位根，因而是平穩的隨機過程，說明協整關系顯著。協整回歸分析的結果表明: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中國對美國的實物商品進出口總額增加10億美元，可以促進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增長1852.812萬美元，投資的增加源于貿易聯系更加緊密，市場規模擴大。而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在兩院獲多數席位的州數增加1個可平均帶動中國57447.97萬美元的直接投資，雙反調查案情每增加一起平均促使中國對美增加183897.6萬美元的投資。這說明一般情況下，反傾銷調查會促使中國企業跨越貿易壁壘進而選擇直接投資的方式進入美國市場。但在獲多數席位的情況下，發起反傾銷調查傾向于減少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因為在政治上，強調照顧大多數人的民生生活問題，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領域恰巧因為限制的原因在契合解決普通人就業上會受到鼓勵和促進，而如果是發起反傾銷則緣起于保護相應的產業就業從而造成中國直接投資的減少。

五、結論及建議

當一國遭受的貿易壁壘逐漸增多時，為減少貿易摩擦造成的損失，企業會通過對外直接投資(FDI)這一途徑繞開貿易壁壘進入東道國市場，說明貿易壁壘引致了對外直接投資。通過2005～2017年美國對中國“雙反”數據和中國歷年對美直接投資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證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中國對美國的實物商品進出口總額增加10億美元，可以促進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增長1852.812萬美元，投資的增加源于貿易聯系更加緊密，市場規模擴大。而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在兩院獲多數席位的州數增加1個可平均帶動中國57447.97萬美元的直接投資，貿易救濟調查案情每增加一起平均促使中國對美增加183897.6萬美元的投資。特朗普上臺后對中國產品實施了更加嚴格的貿易救濟，涉及鋼鐵、化工、機電等行業，其國內實施減稅、美元加息縮表、加大頁巖油氣生產等，通過綜合措施吸引資本回流美國。鑒于此，中國需要做好以下幾點:一是針對美對華貿易救濟政策要未雨綢繆，充分認識其對中國資本外流的壓力，適當時重啟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的談判進程。二是中國應因地制宜，對低強度貿易戰在“斗而不破”的現有規則之下“講道理”，對中等強度貿易戰應采取“以血還牙”式的非對稱式報復回應，對高強度貿易戰應剛柔并濟，在堅決拒絕無理要求的同時堅持自主開放路線。三是中國應通過完善稅收制度體系、實行稅費聯動和稅費一體化改革、構建混合個人所有制稅制、規范稅收征管，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助力“中國工業制造2025”，降低特朗普貿易救濟等措施帶來的資本回流沖擊。

參考文獻:

［1］BelderbosR，VandenbusscheH，VeugelersR.Antidumpingduties，undertakings，and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theEU［J］.EuropeanEconomicReview，2004，48(2):429～453.

［2］Drake，TracyA，RichardECaves.ChangingDeterminantsofJapaneseForeign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J］.JournaloftheJapaneseandInternationalEconomies.1992，6(3):228～246.

［3］杜凱，周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貿易壁壘誘發的跨越行為［J］.南開經濟研究，2010(2):44～63.

［4］韓劍，徐秀軍.美國黨派政治與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8):135～154.

［5］沈國兵.美國對華反傾銷對中國內向和外向FDI的影響［J］.財貿經濟，2011(9):63～70.

［6］史本葉，李秭慧.中國對美直接投資:跨越貿易壁壘的視角［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2017(1):54～62.

作者:孫彭 單位:山東省棗莊市財政局